如果從“縣”的角度觀察,外地官吏出差而使用傳舍的情形大體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上麵分析過的本郡官吏的巡行,除了上文提到的郡吏到屬縣巡視外,郡守亦要定期“行縣”,下到各縣檢查工作。此外,漢武帝設置“刺史”分部負責監察後,刺史及其屬吏亦需不時“行部”,督促郡縣工作,糾察違法行為。①二是朝廷派來到郡縣辦事的官員以及各類使節。三是過路的官員與使節,包括朝廷下派的,其他郡縣派出的官吏,西北邊地還有外國使節,這些官吏均要使用“傳舍”,一些時候也要利用“亭”來解決食宿問題。前麵分析尹灣漢簡《日記》中師饒到郡外出差使用傳舍的情況實際就是上麵提到的第三種類型之一種,下麵僅就前文未及的情形做些補充。

首先討論郡守“行縣”與刺史“行部”。行縣與行部是上級官員對縣道或郡國長吏工作的日常巡視與監督,是隨著官僚製度的建立而建立的對地方官員的監督機製。上古時期原本就有天子“巡狩”製度,戰國時期郡縣製建立後進一步發展成為“行縣”製度,秦漢時期得到繼承與發展。漢初《二年律令·賜律》有一條就規定“吏各循行其部中,有疾病習者收食,寒者段(假)衣,傳詣其縣”(簡286)②,所謂"吏"不僅指郡縣長官,亦包括縣以下的小吏,看來日常開展巡行的官員很多,具體內容不僅有監督工作,還有撫恤患病者與生活貧苦者,涉及麵很廣,表明西漢初年這一製度已經相當成熟。就官員巡行而言,不僅有郡守對屬縣的“行縣”,朝廷對郡國亦時時進行監察,武帝時形成刺史製度,這種監察亦落實為刺史每年八月對所部郡國的“行部”視察。①

《續漢書·百官誌》說“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郡守則“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②這種巡視已然成為刺史、郡守的慣例,如果不巡視,反而要受到屬吏的敦促。《漢書·韓延壽傳》載,宣帝時期延壽做左馮翊一年多,“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跡。”要求延壽行縣,延壽不過一年多沒有行縣,可見每年行縣已成慣例。延壽回答說:“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認為有縣令治理,又有督郵監督,行縣恐是煩擾屬縣,沒有益處,屬吏卻一再堅持,“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頂不住壓力,“不得已,行縣至高陵”

(76/3213)。又如《後漢書·崔駟傳》載王莽時期“(崔)篆為建新(千乘郡)大尹,……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52/1704)。以上兩例說明行部與行縣已成慣製,如果不進行,常常會遭到屬吏的反對。

州郡地方千裏至數千裏③,南北、東西界距離各在數百裏至千裏以上,屬郡與屬縣數量不少,巡視一遍絕非一日可完成。無論刺史行部還是郡守行縣均要離開治所,在外食宿,亦離不了“傳舍”乃至亭。此時“傳舍”不但是住地,也是臨時辦公場所。前《漢書·韓延壽傳》說到延壽行縣至高陵,遇到兄弟兩人爭田,延壽頗為傷心,於是“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76/3213),害得該縣官吏不知所措。此事說明郡守行縣是在傳舍住宿。另據《漢書·何武傳》,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86/3483),先摸底了解情況,再聽二千石匯報。刺史行部不但要住宿傳舍,還在其中召見當地官員,傳舍則成了臨時辦公室。東漢章帝時謝夷吾為荊州刺史行部,途中遇到章帝巡狩,章帝令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章帝在西廂南麵觀察,謝夷吾在東廂處理一縣三百餘事,意見與章帝相合①,這亦是在傳舍處理政務。《後漢書·劉寬傳》亦說寬為太守,“每行縣,止息亭傳”(25/887)。懸泉漢簡中也有郡守等行縣、行部的記載。②

其次,皇帝與朝廷派出的各種使者,一旦離開京師,亦需要在傳舍解決食宿問題。正如學者所指出的,秦漢統一中國,皇帝君臨天下,但皇帝深居宮中,與各級行政官員,尤其是郡國官員甚少見麵的機會,上下隔膜,不能親臨指導。為加強對各級官員的領導控製,以使其確實執行政策與詔令,皇帝常常派出使者,向各級官員傳達皇帝的旨意,或調查其執行政策的情形,或觀察其治跡,或采探民隱,或有某些特殊事件,為貫徹皇帝意誌,特遣使者辦理。③皇帝差遣的使者從事的工作概括而言有六類:1.幹預司法、治獄誅殺;2.封爵拜官、貶免賞罰;3.溝通上下、征召說降;4.視察救災、監督官吏;5.發兵監軍、領護外族;6.出使外國、祭神求書。④此外,中朝的諸機構,如丞相府、禦史大夫府、廷尉府、大司農府等,亦常常派遣屬吏到郡縣處理各種事務,如由丞相史去護送諸郡戍卒至邊地,並接回完成任務的“罷卒”,還要將在戍守期間死去的戍卒的棺材送回家鄉①,到郡縣調查各種案件②,等等。中朝官府遣吏至郡縣文獻所見不多,但在當時實際統治中應頗為頻繁,這裏僅舉過去很少留意的祭祀一項為例。

懸泉漢簡發現的“失亡傳信冊”保存了西漢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禦史大夫下發全國的追查使者遺失傳信的文書,其中抄錄了傳信原件的內容。具體如下:

永光五年五月庚申,守禦史李忠監嚐麥祠孝文廟,守禦史任昌年,為駕一封軺傳,外百冊二。禦史大夫弘謂長安長,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孝文帝的霸陵在長安城東南七十裏,孝文廟亦在陵園附近。④盡管如此,朝廷派遣官吏去監督祭祀亦需“舍傳舍”。更值得注意的是,按時製,對先帝廟的祭祀一年要進行25次。⑤諸先帝均如此,且各廟多在陵墓附近,不在城內,亦需“舍傳舍”。故立國越久,祭祀越多,“舍傳舍”的情況會越頻繁。其他祭祀如果地點在長安以外,若由朝廷派遣官吏主祭,亦應循此持“傳信”而“舍傳舍”。漢高祖二年(前205年)開始恢複山川等祭祀,要求祠官“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①,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再次重申,並令有關部門“以歲時致禮”,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又重申了這一命令②,到宣帝以後“五嶽、四瀆皆有常禮。……皆使者持節侍祠”,有的是一年五祠,有的四祠,更多的隻有一禱三祠。③這些祭祀常常是為百姓祈求豐年,亦是當時治國的重要手段。《漢舊儀》則明確指出:“祭五嶽,……乘傳車,稱使者。”④年複一年,因祭祀而使用傳舍的情況也相當頻繁。不唯朝廷如此,郡內祭祀地點如果不在郡治,前去時祀可能也要利用傳舍,祭祀華山或是一例。⑤總而言之,由於日常祭祀而使用傳舍的情形無論在朝廷還是郡都是十分常見的。敦煌懸泉漢簡中之所以沒有發現因祭祀而發的“傳”,大概與這些郡為新設立的,官方認可的地方性山川祭祀尚不發達有關。

因此,無論使者由中央哪個機構派出,隻要是公出(即《二年律令》所說的“官使人”),均要依靠傳舍提供食宿,有些還要使用傳舍中的傳車作為交通工具。《史記·陳丞相世家》載,高祖劉邦派陳平與周勃取代樊噲為將時說“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結果二人“既受詔,馳傳”而去(56/2058),所謂“馳傳”是傳舍中的一種車,拉車的馬為“四馬中足”⑥,需要在傳舍換乘,一站一站接力⑦,將使者送到目的地。由於存在上述情況,地守要道,即漢代所謂“空道”的傳舍接待過往使者頗為頻繁。懸泉漢簡中這方麵的記載頗多。

根據元康四年(前62年)十二月懸泉置下轄的廚的負責人名叫“時”的“廚嗇夫”所寫的一份向上級匯報的該年正月至十二月得到及消費雞的賬目(雞出入簿),該年經過懸泉置(亦即懸泉傳舍)且享用過“雞”的官吏中就有“使者王君”,“大司農卒史田卿、馮卿”,“丞相史範卿”,“刺史及從事史”等①,這些官吏都屬於使者,多數是朝廷各官府差遣的。這隻是元康四年一年享用過“雞”的官吏的統計,並非該年路過並使用該置(傳舍)的設施與食物的全部官吏的名單。盡管如此,亦可想象其他年份過往使者利用傳舍的頻繁。此外,懸泉接待外國使節相當多,這應是長安以西的郡縣傳舍(置)才有的特殊現象。

附帶指出,官員赴任、卸任,軍吏往返屯戍地與永久駐地亦可使用傳舍,文獻記載無多,尹灣漢簡亦不曾涉及,而敦煌懸泉漢簡發現的不少“傳信”與“傳”與此有關,這些事由多關係到王朝公職人員的遷轉調動,公職人員是王朝在各地統治的直接執行者,亦與維持統治密不可分。對此已另文討論,茲不贅述。此外,傳舍亦是表示郡縣長吏離任、赴任交代的重要地點,因與本文主旨無關,不擬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