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集的出自懸泉的107件傳文書,具體的出土探方具有較強的關聯,根據簡號注明的探方號,製成下表(簡便起見,本表及後文引用諸簡除非必要,均僅注明文末附表一中的順序號,原出土編號請參附表一。探方Ⅱ0112至0116自南向北排列,0113至0313自東向西分布)①:
(接上頁)古製”與“過所”三條,台北:史語所,1975年,第21—23、42、107頁;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符、傳與出入名籍》,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19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7—35頁;薛英群:《漢代的符與傳》,《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159—161頁,後收入所著《居延漢簡通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10—444頁;唐曉軍:《漢簡所見關傳與過所的關係》,《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第87—90頁;汪桂海:《漢代官文書製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1—63頁;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72—276頁;程喜霖:《秦漢傳榮濡與過所製度的形成》,收入《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7—38頁;李均明:《漢簡所反映的關津製度》,《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26—35頁;王樹金:《秦漢郵傳製度考》,碩士論文,西北大學曆史係,2005年6月,第25—27、33—35頁;張德芳:《懸泉漢簡中的“傳信簡”考述》,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等等。20世紀有關研究的基本情況可參高榮:《本世紀秦漢郵驛製度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第2—10頁;黃兆宏:《過所製度研究述略》,《甘肅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第145—146頁。
共出土傳文書55件,超過目前已知懸泉出土的107件傳文書的一半。這一區域或是距離傳舍所在地不遠①,過時廢棄的傳文書多丟棄在這1100平方米的區域中,尤其以Ⅱ0114、0115、0213、0214、0215這500平方米最為集中,共出土36件。
目前懸泉發現的傳文書多出土在懸泉置遺址外,屬於廢棄物,大多已經散亂,不少更是殘斷,但當初應是編連為冊書。觀察傳信圖版,多數應是先寫後編,隻有附表一中的13、14字間留有空白,似為先編後寫。而此兩簡內容均為官員赴任而簽發的傳信,或許此類傳信的保管另有規矩。其他的傳文書當是隨到隨錄副,接待任務完成後,在錄副的空白處(如6就寫在兩文書之間,多數是寫在傳文書的文尾,即簡的左下角)注明離開的月份、日期的幹支乃至時辰(如22)與去向,然後編入冊書存檔。估計冊書的編排以時間為序,至於是否要按照傳文書的性質、內容分類,尚不清楚。
114件傳文書中懸泉以外出土的7件中,78出自敦煌T14N,是西漢玉門都尉治所,其餘6件均出自居延。27出自A35,被認為是肩水都尉府;62出自A32,是肩水金關;87出自A22布肯托尼,91出自A21,是卅井候官某隧,居延都尉所轄的懸索關大約就在附近①;93、94出自A8破城子,是甲渠候官所在地(上述各出土地的位置,見本書插頁圖一)。
如果說懸泉發現的傳文書是持傳者途經懸泉在傳舍逗留時,由接待官吏抄錄的副本(錄副)而殘存至今的,那麽懸泉之外的7件中78為玉門都尉簽發而發現於玉門都尉治所,或是當時存檔的傳。27為代行酒泉太守事的酒泉庫令與丞簽發的傳,持傳者要到金城、張掖、酒泉與敦煌四郡辦事,此傳或是持傳者在肩水都尉府辦事時留下的抄件(錄副)。62為居延城司馬行都尉事所簽發,當是持傳者南行經過金關查驗時所留的抄件。87可能是居延丞簽發的,亦應是南行過關時留下的抄件。91亦為居延縣令及丞簽發,應是持傳者自居延南行通過關口查驗時留下的抄件。93與94分別為甲渠守候和候簽發,發現於甲渠候官,與78一樣,應是存檔的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