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亞曆山大·赫爾岑偕母親、子女和愛妻娜達麗輾轉來到巴黎，年底又離開法國去了意大利。這位深受俄國十二月黨人影響的革命家此前已寫出了《科學上的一知半解》等著作，但終於在國內政治環境的壓迫下被迫遠走他鄉。次年二月，赫爾岑在法國革命的鼓舞下又趕回巴黎，然而，他卻成為一段腥風血雨曆史的見證人，《家庭的戲劇》敘述的故事也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後來成為赫爾岑那部著名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中的一部分。
赫爾岑兼具濃重的文人氣質和革命者的本色，世界各地每一場革命都牽動著他敏銳的心靈，因此，巴黎"六月起義"的殘酷現實給了他異常沉重的打擊。"覺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蘭西"，在他的心目中是可以寄托希望的地方，這種希望昔日在他的祖國、沙皇的絞刑架上破滅，今天又為巴黎全城的斷垣殘壁掩埋。然而，對於曾經遭到沙皇當局監禁、流放和驅逐的赫爾岑而言，真正的苦難才剛剛開始。
"六月的日子和以後的日子是很可怕的；它們造成了我一生的轉折點"，赫爾岑後來這樣寫道。法國革命的悲慘結局，似乎隱隱地預示著他生命中的陰暗歲月的來臨。當月，一個不速之客闖進了他的生活，寄居在赫爾岑家裏，用花言巧語騙取了娜達麗的同情，逐漸引起了赫爾岑的警惕。兩年裏，赫爾岑夫婦的平靜生活被這位名叫黑爾威格的有著一副反複無常的小人嘴臉的德國詩人徹底打破了，兩人陷入了感情危機，甚至直到他離去以後，無恥的誹謗和謠言仍然纏繞著這個家庭。1951年，夫妻的感情裂痕逐漸彌合，正當赫爾岑滿懷憧憬地開始新生活之際，他的母親和長子竟突然在一場撞船事故中罹難，同時娜達麗也一病不起。悲痛欲絕的赫爾岑到殯葬所去認領遺體，卻始終沒能找到自己的親人。
一位革命家也要擔負起作為丈夫和父親維持家庭生活的責任，如果拋棄後者，他的人格就是虛偽而殘缺的。而且，身在異國他鄉的赫爾岑還自覺地負有另一種使命：代表俄羅斯精神。當內心的悲傷和外來的淩辱同時傾瀉下來時，這個俄羅斯人頑強地挺了過來，未曾褻瀆任何一種使命。承受著常人無法想象的痛苦，赫爾岑默默陪伴在妻子的病榻前，直至她在鮮花叢中安詳地離開人世。想起家庭危機期間發生的種種誤解，赫爾岑沉痛地自責道："我雖然無限地愛她，可是我自己也參加了殺死她的罪行！"
從事革命和支撐家庭，原來共享著天地間同一種偉大。和革命家的人格相比，"詩人"黑爾威格的形象是如此的猥瑣醜陋。他在赫爾岑連遭不幸之際落井下石，在信中提出決鬥，語氣之刻毒令赫爾岑的朋友們忍無可忍。但是，赫爾岑以他俄國革命者的尊嚴傲然拒絕了對方的挑釁："有多少人帶著驕傲與勝利的麵容經曆了一切生活的苦難、監獄、貧窮、犧牲與受苦、宗教裁判所的拷問以及我所不知道的其他種種，後來卻死在某一個頑童或者壞蛋的無恥的挑戰上！以後再不應該有這樣的犧牲者了"，"一個俄國詩人（指普希金）給一個西方冒險家的槍彈殺死，這已經夠了，--一個俄國革命家不應該死在西方冒險家的手裏！"
磨難是尊嚴的試金石，渺小和偉大、卑瑣與崇高、虛偽和真誠，在它的麵前平等地接受檢驗。秉持著心中的一份信念，赫爾岑踩著血與淚的足跡摸索前行，留給後人一個光輝的背影。1868年，56歲的赫爾岑在瑞士蘇黎世追憶往事，平靜地寫下這樣的話：
"隻有堅強的人才承認自己的錯，隻有堅強的人才謙虛，隻有堅強的人才寬恕--而且的確隻有堅強的人才大笑，不過他的笑聲常常近似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