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我，評判同性戀，如墮五裏霧中。
在來斯坦福之前，我曾被美國大名鼎鼎寫《嚎叫》的詩人艾倫·金斯伯格邀請到他的紐約住家做客。我看到他家裏有個“男夫人”，心裏很不是滋味。這次在斯坦福同性戀雕塑前又一次被強化，渴望著問個究竟。通過留學生的幫助，我求教了兩位斯坦福學者—— 一位是哲學教授，一位倫理學教授。
我的提問是個二值判斷式的：“請問，你們認為同性戀對社會是有益還是有害？”
兩人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們完全避開了“好與壞”的判斷，滔滔不絕地隻對我講同性戀者的特點。
兩位學者平靜卻自信地輪流道來——
“聽說中國來的留學生，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香港來的，他們租房子時都喜歡找同性戀房東。他們說同性戀者很有善意，而且房租公道。為什麽？不知道。
“現在世界人**炸，前景堪憂，而同性戀者絕不會給人類增添這方麵的麻煩。
“遺傳生物學告訴我們，男人的染色體是XY，女人的染色體是XX。如果男人的染色體中多了一個X，就會是‘娘娘腔’。倘若女人的染色體中增加了一個Y，就會是‘假小子’。這些染色體異常者都會有同性戀傾向。這兩類人在人類中有一定的比例，因此自古至今都有同性戀者存在。
“從人體生理學的‘子宮效應’切入，1982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雷·布蘭查德有個驚人的研究結果：如果一個男子的哥哥很多，這個男子成為同性戀的概率很高。男性胚胎在母親體內引起的免疫反應一胎比一胎強。這個反應會與決定性取向的男性胎兒的下丘腦前部腦細胞表麵蛋白相互作用。到懷孕這個有很多哥哥的小弟時，母親強免疫反應抗體與胚胎的下丘腦前部腦蛋白分子結合，就會改變性取向，往後這個小弟會對男性更喜歡而成為男同性戀者。
“從社會學角度來說，有些同性戀者是在異性戀遭到嚴重挫折之後轉向同性戀的。弗洛伊德之後，西方掀起了一場性革命，性能力被認為是人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在西方，人們能容忍你罵他笨，但決不容忍你罵他‘性無能’。那些被異性戀對象看作‘性無能’而高度自卑的人，一旦轉向同性戀，性行為的方式變了，就不會有這樣的焦慮了。
“康德在政治哲學裏論述到，個人的權利或者說自由，要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前提。同性戀者是自願自主的選擇，這種選擇不妨礙他人的自由。
“性學家還告訴我們，人最熟悉自己的身體，因此同性戀的性行為快感往往比異性戀更強烈。
“進化論稱，生命進化到兩性繁殖才展開了生命無窮的多樣性。因此，異性‘戀’是生命界物種繁衍的根本策略，同性戀現象在除人類之外的生物界極為罕見。”
……
兩位教授從諸多學科切入，解析了同性戀，洋洋灑灑，各種立論都有理有據，但就是不肯做出同性戀是好還是壞的判斷來。
好生糾結了得！
然而，我卻在沮喪中突然省悟：如果說斯坦福大學的課程改革所內含的多元文化主義是要求消除文化歧視的政治訴求的話，那麽，斯坦福兩位教授在講述同性戀時的多元判斷卻與講述者的利害無關，而是當代越來越多的多學科所導致的思考混沌之必然。不僅是同性戀問題，當下在論述任何一個問題時，都可以從多種學科切入得出種種學理充足的判斷，而這些判斷卻又相互抵牾，無法做出傳統的好還是壞、真善美還是假醜惡的二值論斷。
這年頭如果有人發表見解時，語調是那麽斬釘截鐵，感覺是掌握著無可爭辯的真理，“文膽兒”特大，那麽，沒有別的解釋，因為他知道得不多。
妙哉！區別於人之初的地理隔離式的多元，如今是多學科孕育的“科學多元”。我當然禮讚多元，多元是對現代人精神的徹底鬆綁。幸運的現代人從裏到外**漾著“解放的快感”：個人空前自在了，審美空前豐盛了，創造力空前爆發了……
然而，當我又一次去了美國，這種“多元快感”卻受到了負方向的巨大撞擊，快感變成了不快感。
一位美國朋友帶我遊舊金山金門大橋時告訴我，這裏是著名的自殺者“一跳自了”的大橋。在橋欄沒有裝上高防護網之前，每周都會有多個美國公民從這裏以一跳畫上人生的長長的驚歎號。不言而喻的常理是，跳下去的人是那些活不下去的底層窮人。然而統計數字卻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從金門大橋跳下去的人，其比例最高的是主流社會的白人男人（WASP），而處於美國社會最底層的黑人及黑人婦女卻比例最小。
接著這位朋友帶我到她的母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去遊覽。在那裏她指著一座鍾樓告訴我，這是該校有名的自殺鍾樓。那麽，跳下來的起碼是考上世界第一流大學的本科生——有著錦繡前程的天之驕子。
我不無好奇地問：究竟是怎麽回事？
她淡淡地丟了一個全稱判斷給我：現在這個世界，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難受。
接著來了個振聾發聵：這全是多元價值多元文化作的孽！
她還套用並改裝了黑格爾的一句話：在這多元的時代，任何一件最混賬的事，如果找不到一百條最有學術性說服力的理由為它辯解的話，那就不算是“多元人”！
是嗎？我又墮入五裏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