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飯店，沈文昌緩慢地走到路邊，彎腰坐進一輛出租車裏，那駝背的樣子活像一隻蝦。
揮手告別之時，陳超不禁感到有些自責。沈老先生原本是一位詩人，一位學者。或許他的學術成就主要來源於他那意象派詩人的氣質。在他眼中，服裝不僅僅是簡單的紡織品，而是融內涵與聯想於一體的美好意象。
那是一種富有生活感的原始意象，其中蘊含的東西遠非語言所能表達。
陳超想到多年前他在外灘公園讀過的那本《意外收獲》。女主人公初次登場之時，頭戴“土耳其式小皮帽”。文中這個“小皮帽”具有象征意義，因為主人公的侄女在其他場合也戴著同樣的帽子。陳超覺得這是對兩者之間相似之處的微妙暗示。當他第一次讀那本書的時候，並不理解“土耳其式小皮帽”這個概念。查閱資料後他才知道這是一種“帶黑穗的紅色圓筒形無邊氈帽”。
書中最感人的部分可能很難在電影中表現出來。所以看佩琴送來的影碟之前，陳超也曾試著說服自己別抱太大希望。隻是看完之後他還是感到有些遺憾，影片是黑白的，那美麗的帽子顯得根本不起眼。
可是眼下這起連環殺人案中紅旗袍又有什麽象征意義呢？
各種思緒再次糾結在一起。當他回過神來，發現自己居然還站在街邊揮手，而沈文昌乘坐的出租車早就開走了。
所謂成功的意象，通常包含著作者想要傳達給讀者的一些特定思想感情。在沈文昌的詩歌中，“殘缺的蚯蚓”生動地表達了他對於故鄉的熱愛。而反過來，失敗的意象隻有作者自己看得懂，讀者看來確實一頭霧水。
然而本案凶手並不是在創作文學作品，所以他不必去關心旁人是否能理解他的用意。別人越困惑，他就越有成就感。
忽然，褲兜裏一陣振動打斷了陳超的思考，是手機響了。來電顯示打電話的是李書記。
“陳超同誌，我希望你停止休假，別在論文上花那麽多時間了。必須在凶手再次作案之前抓住他，這點用不著我再多費口舌了吧？”電話那頭打著官腔。
“李書記，我一直在密切關注案情。”
這話倒是沒錯。不過對自己私底下進行的查訪陳超並未多說。他隱隱有一種感覺，本案凶手不僅智商頗高，而且有後台。陳超目前身在幕後，這是一種優勢。他想保持這一優勢。
“市政府領導非常關注這件案子，今早開會時一位領導同誌又點你的名了。”電話那頭的李書記依然喋喋不休。
“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經和於光明警官討論過案情了。”陳超說道。
“那今天下午回局裏來吧。”
“今天下午啊……”陳超對李書記這種吆五喝六的口氣很不滿，況且自己也還沒做好回局裏的準備，“您也許聽說了，我最近還在調查西九區房地產開發案，法製改革委員會的鍾主任讓我……”
“這就是說，你寫論文隻是個借口，”李書記插話道，“你怎麽不早說？”
言多必失啊，陳超原以為把鍾保國和西九區案搬出來就能暫時應付一下李書記，可他忘了，李書記會因為這件事而惱火。因為這位書記畢竟是局黨委一把手，卻在西九區案上完全被陳超蒙在鼓裏。
“不不不，那個，論文真的不是個借口。我必須得按時交上論文。至於那個西九區案，您可能也聽說了，政治上有點兒敏感。不過我目前還沒插手那件案子，所以暫時沒向您匯報。”陳超解釋道。
“陳大探長啊，咱們這座小破廟快裝不下你這尊真神了！”聽上去李書記很不高興。
“李書記您千萬別這麽說，我保證馬上回去和於警官討論破案的事。”
倉促結束了這段尷尬的對話之後，陳超把電話打給了於光明。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上午執行任務去了，沒見著沈老。”於光明在電話那頭表達著歉意。
“沒關係。我剛和他一起吃了午飯，沈老詳細地給我講了講旗袍的事。”
“你在哪兒呢？”
“離上海圖書館不遠。”
“那你下午有空嗎？咱倆見麵聊吧。”
“好的，我也打算找你聊聊。”
“好極了，在哪兒碰頭？”
“我想想……”陳超明白，在圖書館討論謀殺案挺不靠譜的。他環顧四周，看到街角有間陶藝風情咖啡廳，裏麵隻坐著一對年輕情侶。
“鳳陽路街角正對圖書館的那家陶藝風情咖啡廳怎麽樣？”陳超建議道。
“哦，挺時髦的地方啊。還陶藝風情呢。好，二十分鍾後見。”於光明說完，掛斷了電話。
走進咖啡廳，陳超發現裏麵的布局呈L型。較長的一邊跟普通咖啡廳差不多，而較短的一邊更像是手工藝作坊，擺著許多大桌子，桌上擺著陶土，桌子的盡頭是一座燒窯。顧客可以在喝咖啡之餘親自動手做一件陶器。也許現在是白天的緣故，店裏除了陶藝區坐著一對年輕情侶之外，沒有其他顧客。陳超走到休閑區坐下，叫了一杯咖啡。這裏的咖啡價格比普通咖啡廳貴不少。
他喝了一口溫熱的咖啡，看著那對做著陶藝的情侶，腦中浮現出一幅好萊塢愛情電影的場景，隨後又想起女詞人管道升的《我儂詞》：
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撚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撚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姑娘用沾滿黏土的小手抹著小夥子的臉頰。陳超聽不清他們說些什麽，隻聽到姑娘如銀鈴般的笑聲。這是一幅感人的畫麵，恰似詞中的描寫。
陳超滿足地喝了一口咖啡，開始試著解讀沈文昌提供的那些信息。他想到了沈老先生對旗袍本身及其意象的表述。懂得旗袍所包含意義的也許不僅限於本案凶手一人，隻是警方很難搞清楚這些意義罷了。因為，那些旗袍似乎都是比照著多年之前某位人物或是某種原始意象製作而成的。
佩琴大概就是想在電影裏找到類似的原始意象吧。
如果按照這種思路追查下去，他肯定能比佩琴走得更遠。不僅因為作為一名警察有著超凡的能力，更因為他的門路更廣一些。
想到這，陳超掏出電話本，查著中國作家協會王主席的號碼。這位王主席還兼任著中國藝術家協會第一書記，旗下會員包括時尚設計師、攝影家和導演等。不久之前，陳超曾以自己的方式幫過王主席的忙。
“王主席，您對上海的紅色旗袍殺人案有耳聞嗎？”長途電話費用頗高，所以陳超決定開門見山直入主題。
“哦，我在報紙上看到了。”
“我想請您幫個忙。您看，旗袍這東西可能有什麽象征意義。您能通過貴協會成員收集一些相關信息嗎？比如說向全國各地的分會發一個相關內容的傳真什麽的。任何相關線索對我們破案都會大有幫助的。”
“沒問題，我回頭就去聯係所有認識的人。不過陳隊長，誰沒見過旗袍啊？電影電視裏、現實生活中，到處都是啊。”電話那頭話音裏帶著疑惑。
“本案的旗袍有三點不尋常之處。第一，你可能也從報紙上讀到了，這旗袍是純手工高檔貨，卻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款式；第二，死者穿著旗袍卻光著腳；第三，死者也許與花壇和公園之類的場所有某種聯係。”
“這樣就能縮小範圍了，”王主席說道，“我會讓我的秘書聯係各省分會，不過我可不敢保證一定能查出什麽啊。”
“非常感謝您的幫助。我知道您為了幫我要多費心了，王主席。”陳超答謝道。
“你也幫過我啊，就像上一次。”
陳超心想，這次跟上次可不一樣，這次是要命的大事。
正當他掛斷電話打算點支香煙的時候，於光明進了咖啡廳，大步流星地走過來。
“這地方挺清靜啊，頭兒。”於光明發現他們倆是休閑區僅有的顧客。
“有進展嗎？”陳超一邊問，一邊把菜單遞給他的搭檔，“居委會那邊有動靜嗎？”
“沒有。沒啥有價值的線索。”
這時一位女服務員來到桌前，好奇地看著兩個人。於光明立刻板起麵孔，一頭亂發配上他那身棉製服，再加上腳上那雙蒙塵的鞋子，活脫脫一副滑稽模樣。他向對麵的陳超做了個噤聲的手勢。而上身穿黑色夾克衫、下身穿卡其布褲子、身邊放著一個皮夾的陳超倒更像是個來喝咖啡的普通顧客。之前那對年輕情侶起身準備離開，估計是被剛進來的警官打擾到了。
“來杯茶吧。”於光明把服務員打發走之後對陳超笑道，“老大，我還是喝不來咖啡啊。”
“我猜居委會也查不出什麽新東西，”陳超說道，“凶手在那些公共場所成功拋屍兩次都沒被看到，就別指望他的鄰居能目擊到什麽了。”
“廖國昌認為凶手應該有車庫，可李書記反對普查全城的車庫。”
“不，我覺得凶手沒有車庫照樣可以作案。”
“哦對了，第二名受害者的身份查到了，叫喬春燕。是個坐台女，經常在明河飯店做活。”
“三陪小姐？”
“沒錯，她就指望那個活著，也因那個而死。”於光明臉上流露出一絲不屑。
其實他也不必多說。三陪小姐是個新名詞，也是個新職業。所謂三陪，就是陪吃陪唱陪跳舞。雖然色情業在中國不合法，但總有人在各種掩護之下繼續從事著這一行當。三陪小姐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法律並未禁止年輕姑娘陪客人唱歌跳舞吃飯，即便有進一步“服務”，有關當局一般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而幹這一行的姑娘們也要麵對許多危險，其中也包括麵對變態殺人犯。
“就是說兩名死者都從事社會最底層職業。”陳超若有所思地說。
“廖國昌有些新的想法。他認為凶手可能對這類女子懷恨在心，所以才搞出這樣的連環殺人案。”於光明說道，“不過說句實話，我真沒覺得這兩名死者有什麽聯係。第二名死者可能是因為她自己的職業才碰到凶手的，可第一名死者不是這樣的啊。”
“是啊，那個田陌你也調查得很清楚了。”
“她就是個賓館打雜的，又不是三陪小姐。據我調查到的，她是個勤快的姑娘，為人正派。她是在賓館的食堂幫忙不假。你想啊，大款和三陪們怎麽會去那種地方吃飯。如果她做那種見不得人的皮肉買賣，又怎麽會混在那種低檔賓館呢？”
“我同意你說的。那你覺得兩名死者之間有什麽聯係呢？”陳超問道。
“關於她們之間的共同點，我列了一個表。”於光明邊說邊拿出一頁從筆記本上撕下的紙，“大部分廖隊長已經調查過了。”
“我看看。”說著，陳超接過那張紙。上麵寫著：
1.都是二十歲左右的漂亮姑娘，未婚，家境貧寒，文化水平不高，從事低收入職業，可能涉足一些不道德行業。
2.身穿精美高檔紅色旗袍，開衩被撕破，未係紐扣。**胸部和大腿，姿勢**。未穿任何內衣，不符合正常旗袍服裝搭配規則。
3.赤足。喬春燕腳指甲塗有紅色指甲油，田陌沒有。
4.兩者都未真正遭受性侵犯。雖然田陌身上有掙紮時留下的傷痕，但沒有檢出精液痕跡，而喬春燕身上沒有性侵犯導致的傷痕；田陌的屍身曾被清洗，而喬春燕的沒有。
5.拋屍地點均為公共場所。凶手拋屍時非常冒險，要想做到不被發現難度很大。
“你那有沒有更多關於她們身份和生活背景的照片？”陳超問道。
“有，主要是喬春燕的。她似乎很愛照相。”
“給我看看。”
於光明拿出一些照片，在桌上擺成一排。
陳超認真地觀看著每一張照片，就像是一位挑選良辰吉日的媒婆。也許是巧合，他發現這兩個姑娘各自都有一張夏天在人民廣場拍的照片。田陌穿了一條白色棉布裙子，而喬春燕穿的是黃色緊身背心和牛仔褲。陳超把這兩張照片擺在一起，看上去田陌個子更高一些，也更苗條。
“老於，你發現她們身材上的差別了嗎？”他盯著這些照片問道。
於光明沒說話，隻是點了點頭。
陳超找出兩處案發現場的照片，放在兩名死者在人民廣場拍攝的照片下麵。
“按照沈文昌的說法，好旗袍都是專門量身定做並貼身剪裁的，隻有那樣才能勾勒出女性的完美曲線。你看這兩處在案發現場拍攝的照片，這兩件旗袍都挺貼身的。我們應該分別量一量這兩件旗袍，看看尺寸上有沒有區別。”
“我會的，”於光明說，“可即便有區別那又能說明什麽……”
“說明凶手有許多類似這樣昂貴的老式旗袍。顏色、麵料和款式都一樣，唯獨尺寸可以選擇。”陳超解釋道。
“也許是因為他愛著或是恨著誰才弄了這些旗袍吧，可為什麽要做成不同尺寸呢？”
“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之處，”陳超說道，“這些旗袍至少在八十年代應該就已經做好了，樣子參照的是更早些年的款式。做好之後這麽多年一直都被凶手秘密收藏著，直到兩周之前第一次作案才拿出來用。”
“他幹嗎要等這麽久？”
“不知道，不過這大概能解釋咱們為什麽在旗袍上找不到任何線索。它們實在太古老了。八十年代初旗袍還沒時興回來呢，更別說批量生產了。這些旗袍估計都是一個裁縫做的，他也許已經退休了，也許回鄉下老家了，也許都已經過世了。”
“對，佩琴也是這麽想的。不過如果這些旗袍是‘**’時期製作的，我打賭那個時代肯定沒人會穿。佩琴說她隻記得王光美穿過，還隻是從照片上看到的，好像在受批鬥。”於光明說道。
“那時候旗袍就像是一種罪證。局裏還有什麽其他看法嗎？”陳超問道。
“老廖堅持從物證入手。小周的看法我跟你說了沒有？他覺得這案子是衝著滿族人去的，到現在他還在局裏宣傳他這沒頭沒腦的理論呢。”
“這說法太扯淡了。我們要抓住那些主要矛盾。比如說在上海這樣的城市，女子身穿名貴旗袍卻赤著腳這事兒就說不通。這種情況對於凶手來說可能是他變態殺人儀式的一部分。”
“可是無論我們現在談論的是什麽矛盾，我都不認為第一位受害者是老廖所說的那種三陪女。”於光明說道。
“老廖覺得紅色旗袍和皮肉生意有什麽關係嗎？”
“按照老廖的理論，也許凶手是因為曾遭身穿旗袍的三陪小姐拋棄，才起了殺人動機。所以凶手才會給每一位受害者都穿上這樣的旗袍，以宣泄不滿。”
“可這無法解釋這些旗袍精細的做工和古老的款式啊，我覺得三陪小姐穿不起這樣的旗袍。而且既然凶手費勁巴力地準備那些旗袍，說明他並沒把受害者純粹看做泄憤對象。”
“那隊長你對這些旗袍怎麽看？”於光明問道。
“這些旗袍也許是某種心理儀式或者性幻想的一部分，對凶手來說可能有著特殊意義。”
“如果他是個瘋子，我們怎麽能知道這些對他來說有什麽意義呢？”
“老廖手裏掌握的物證可能會幫到我們。不過既然他是個連環殺手，那我們還是要掌握他的心理檔案。”陳超說道。
“我向李書記提起過你翻譯了一些心理驚悚小說，可他根本聽不進去。”於光明一臉無奈。
“在他心目中連環殺人案隻可能發生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發生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陳超笑道。
“我也讀了一些偵探小說，不過沒有係統研究過這些。我不知道心理學能給破案帶來多大幫助。”
“在西方國家，心理分析法是常見的辦案手段。有精神問題的人多少都會有些病曆什麽的。醫生們可以給嫌犯作出心理評估。警察也可以接受相關培訓。我上大學的時候從來沒學過心理學，隻是為了完成論文才讀了幾本心理分析的書。至於偵探小說裏那些玩意兒你大可不必當真。”
“還是給我講講小說裏那些心理學應用吧，就像老廖所說的，這樣沒準兒能縮小調查範圍呢！”於光明顯得很好奇。
“呃，我想想啊。咱們把這些東西結合紅色旗袍案分析一下。”說著，陳超清了清嗓子。
“屬下洗耳恭聽！”
“你看，第二名受害者的情況就符合偵探小說中的某些描述。像本案中這種針對特定目標的殺手通常都有強迫傾向。他應該有著深刻的意**情結。這是一種精神疾病，但並非妄想症。他不由自主地要消滅所有他認為低劣和卑微的人，三陪小姐也許就屬於他要消滅的人。他這麽做也許是想要摧毀色情業，所選擇的作案對象也都是脆弱而易受攻擊的。要是能抓住凶手，我估計他應該會跟老廖掌握的那些物證相吻合。”
“那就是說，估計老廖已經查出點眉目了。”於光明點了點頭說。
這時服務員端來一盤點心。陳超點了一份檸檬派，而於光明點的是一份熏肉蒸包。這家店，至少在點心這方麵還算是中西合璧。
“所以，不管你信不信，那些偵探小說裏的變態殺手常常都是些**者。他們享受的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所以法醫未必能從受害者身上檢出精液痕跡。”陳超說道。
“沒錯，技術科的同事也排除了凶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因為受害人體內沒有安全套潤滑粉的痕跡。所以說，起碼到現在為止，凶手符合剛才你所說的特征。兩個受害者都被脫過衣服，但並非被赤身拋屍，似乎也沒被強奸。很可能就是那樣的瘋子。”於光明若有所思地說道，“你以前翻譯過一本書中說，通常這種人小時候受過性虐待。他們的童年是扭曲的，長大之後也很可能患有**。”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一個人的童年經曆對其一生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在多數案例中，這一類變態殺手都曾經曆過某些性虐待，而這些經曆影響了他們的行為舉止。”
“可這對咱們破案有什麽幫助呢？誰願意談及小時候被性虐待的事？承認這種事，比遭受性虐待本身更讓人痛苦。人可都是要麵子的。”
“是的，人們都忌諱這種事，因為實在太丟臉了。”陳超說道，他不知西方心理學體係中有沒有丟臉這個概念，“國外這些年漸漸開始流行講述自己童年的悲慘經曆。可在中國這還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上海這個地方，很多家庭祖孫三代擠在同一個屋簷下，目睹父母性行為之類的事情也會在孩子們心中留下陰影。又有誰會把這些東西說出來呢。”
“哎，這讓我想起我以前一位鄰居的事。那個小夥子結婚之後卻不能圓房，因為他家床鋪總是吱呀作響。他父母和他們住在同一個房間裏，中間隻有一層竹簾隔著，這邊任何風吹草動父母那邊都能聽得一清二楚。小夥子小時候就聽見過父母親熱時床鋪吱吱呀呀搖晃的聲音，隻是沒告訴過別人。不過人家可沒變成殺手，這麽住了兩三年之後，他和妻子有了單獨的房間，問題才解決了。”於光明笑道。
“但如果他去看看心理醫生的話，可能不用等上兩三年呢。”
“呃……起碼我認識那家夥啊，所以我對他產生心理問題的原因有一點了解。咱們對本案凶手可是一無所知啊。”
“但咱們知道他殺人和拋屍時基本遵循同一個模式。隻要他不被捉拿歸案，就還會繼續那麽幹。”
“那我們怎麽利用這一點呢？”於光明問道。
“如果我們不知道他如何挑選作案對象，那麽至少可以假定，他很可能到另一處公共場所再次拋屍，很可能是在星期四晚上。所以那就是我們需要加強巡邏的時間和地點。”陳超說道。
“可像上海這麽大的城市，不可能在所有嫌疑區域都派上人手啊。”
“我們人手不夠，可那些居委會有大把人手啊。不光是那些退休工人，現如今閑人可多了去了。咱們可以采取獎勵手段，每人發十五塊錢，隻需蹲守周四一個晚上。讓他們持續巡邏，盤查所有嫌疑車輛，特別是男人開車載著一個不省人事的女人，準備在公共場合停車，或者已經停下的那種。”
“嗯，可以這麽幹。我回去跟老廖商量一下。這老小子可能跟你脾氣不對付。不過隻要是有道理的建議，他還是能聽得進去的。”
“我暫時先不摻和了，”陳超把杯中的咖啡喝光，說道，“我得把論文寫完，之前都跟卞教授保證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