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超對音樂學院的探訪一開始並不順利。

學院現任黨委書記趙奇光接待態度倒是不錯,但他對梅老師幾乎一無所知。查過校史資料後,他告訴陳超,這位梅老師和她的丈夫明老師當時都在學院工作。“**”期間,明老師自殺了,而梅老師死於一場意外。至於梅老師作為模特兒拍攝的那張照片,趙書記表示完全不了解。

“我是五六年前才調到學院的,”趙書記解釋道,“大家都不願提及‘**’時期的事情。”

“是啊,都要朝前看的。”

“你可以去問問那些老人,他們或許認識梅老師,應該知道些什麽。”趙書記在紙上寫下一串人名,遞給陳超,“祝你好運。”

不過認識梅老師的人如今應該都退休甚至過世了吧。拿著紙條看了一會兒,陳超決定先去拜訪器樂係的劉正權教授。

“沒錯,這的確是梅老師!”劉教授看著照片說道,“不過我以前從來沒見過這張照片啊。”

“您能給我講講她的事嗎?”陳超問道。

“梅老師當年可以稱得上是校花了。隻可惜她死的時候還那麽年輕。”

“她是怎麽死的?”

“我也記不清了。當時她才三十四五歲,兒子才十歲。太悲劇了。”

“她兒子後來怎麽樣了?”

“我不知道,”劉教授說道,“當時我們在不同的院係,你得去問別人了。”

“那您給我推薦個人吧。”

“那個,你去找向子龍吧。他已經退休了,住在閔行區。這是他的地址。據我所知他錢包裏一直放著一張梅老師的照片。”

看來這位向子龍當年曾仰慕梅老師,要不然這些年也不會一直把她的照片放在自己的錢包裏。

離開劉教授家,陳超看了看表。他得抓緊去閔行區找向子龍,時間已經不多了。

那裏曾經是一片工業區,距離市中心很遠,所幸如今通了地鐵。陳超打車趕到地鐵站,然後坐了二十分鍾地鐵趕到閔行區,一路小跑出站,又攔下一輛出租車直奔向子龍的住處。

不一會兒他便來到一片居民區,走進了一棟居民樓。來到二層的一戶人家門前,他敲了敲門。一陣沉默之後,屋裏的人有些遲疑地打開了那扇仿木門。陳超掏出自己的名片,遞給這個趿著拖鞋披著棉袍的瘦高男人。那人看了一眼,滿是皺紋的臉上露出驚訝的神情。

“沒錯,我就是向子龍。閣下是中國作協的人?”

陳超才發現自己遞給他的是一張中國作協的名片。情急之下他掏錯了名片。

“不好意思,我把名片搞混了。我叫陳超,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不過我的確也是中國作協的成員。”

“哦,陳隊長。我好像聽說過您,”向子龍說著,將陳超讓進家中,“不過不知道閣下今日上門有何貴幹?是以詩人的身份還是以警察的身份呢?”

說著,他給陳超倒了一杯茶,給自己的杯中也續了一些水。他走路時一瘸一拐的。

“向教授,您的腳扭傷了嗎?”

“不是,我三歲那年得了小兒麻痹症。”

“不好意思今日貿然登門找您是為了調查一件大案,需要向您了解一些事情。”陳超在茶幾邊一個塑料折疊椅上坐了下來。茶幾看起來是定製的,比常見的長出一截。環視四周,他看到牆上有一個巨大的書架。除了這兩樣,房間裏就沒什麽別的大件家具了。“是關於梅老師的事,她是您的同事吧?”

“梅老師?沒錯,她的確曾是我的同事,可那都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你們問這些幹什麽?”

“您別誤會,我們要調查的案件並不牽涉到梅老師。但一些關於她的事情對我們的調查有幫助。您提供的信息我們都將嚴格保密。”

“您該不會是以她為題材寫詩什麽的吧?”

“您為什麽這麽問?”

“幾年前曾經有人向我打聽過梅老師的事,我當時拒絕了他。”

“那是個什麽人?您還記得他的姓名嗎?”陳超問道。

“我也忘了他叫什麽了。不過我記得當時他給我看過身份證的。他自稱是一位作家。估計是蒙我呢。”

“您能給我詳細描述一下那個人嗎?”

“好像三十出頭吧,要麽就是三十四五歲。很有教養,但說的話有點莫名其妙。我就記得這些。”向子龍喝了一口茶,“整個城市都沉浸在一種集體懷舊的氛圍裏,關於那些曾經是顯赫家族的故事特別流行,就像那部《上海的紅顏薄命》。我憑什麽讓別人拿著她的故事去換取名利?”

“向教授,您做得沒錯。那所謂的作家企圖拿著梅老師的遭遇去牟利,的確令人無法接受。”

“是啊,她當年受的屈辱夠多了!”

向子龍顯得有些激動。作為一名仰慕過梅老師的異性追求者,他此刻的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屈辱”一詞證明,他了解一些內情。

“向教授,我向您保證,我絕對不是為了編故事騙錢才來拜訪您的。”陳超說道。

“但是您說是關於一件案子……”向子龍還是有些遲疑。

“目前,我不方便詳細說案子的事,可以告訴您的是,凶手已經殺了很多人,如果我們不抓住他,他還會殺死更多的人。”說著,陳超拿出那本雜誌和其他照片,遞給向子龍,“您可能看過這本雜誌吧?”

“哦,還有這些照片,”向子龍急切地翻看著照片,臉色蒼白。他走到書架前,拿出一本相同的《中國畫報》,“雜誌我這也有一本,這些年我一直都留著它。”

向子龍保存的這本雜誌中間夾著一個係有紅絲帶的書簽,翻開正是梅老師照片所在的那一頁。書簽很新,上麵印著東方明珠電視塔。這座電視塔是九十年代才建成的上海的地標建築。

“都這麽多年了,關於這張照片一定有許多故事吧?”陳超問道。

“是啊,說來話長。‘**’開始的時候你多大?”

“還在上小學。”

“那您知道‘**’爆發的背景嗎?”

“當然。不過,您還是從頭說起吧,向教授。”

“在我看來,一切從六十年代初就開始了。當時我剛被分配到音樂學院,而梅老師己經在那兒工作兩年了。她集美貌與智慧於一身,是學校裏最出色的女教師。陳隊長你別誤會我的意思。對於我來說她更像是個良師益友。當時在學校裏不能演奏那些古典名曲,隻能吹吹打打一些簡單的革命歌曲。我為此感到非常苦惱。如果沒有她的鼓勵,我也許就放棄音樂之路了。”

“正如您所說,梅老師當年在學校裏是最出色的女人。那麽肯定有很多人仰慕她,甚至追求她。您聽到過這樣的傳聞嗎?”

“您什麽意思?”向子龍盯著陳超問道。

“向教授,我並不是要對梅老師不敬,請別誤會。為了調查,我需要了解各種情況。”陳超趕忙解釋道。

“沒有,我從未聽到過這樣的傳聞。像她那種出身的女人得夾著尾巴做人,一旦鬧出緋聞就意味著災難。當年那種政治氣氛你們這些年輕人可能很難理解。那個時候,全國都沒有一首真正的浪漫情歌。”

“那是因為當時毛主席希望人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和建設之中吧……我聽說她丈夫也在音樂學院工作,是嗎?”

“是的,她丈夫叫明德仁,也是學院的老師。他沒啥特別的。他們二人的婚姻在我看來就是父母包辦的。明老師父親曾經是個大財閥,而梅老師的父親是個努力討生活的小律師。當年的明府在上海灘也是顯赫一時的豪宅了。”

“嗯,對於那座豪宅我也有耳聞。他們的婚姻生活有什麽問題嗎?”陳超不明白向子龍為什麽要提到包辦婚姻。

“我不太清楚。不過大家都說明德仁配不上梅老師。”

“好吧,”陳超意識到,在向子龍眼裏,沒人配得上梅老師,“那麽,您是怎麽知道這張照片的?梅老師向您提起過嗎?還是說給您看過這本雜誌?”

“都不是。當時我們在同一間辦公室,有一次我偶然聽到她與那位攝影師講電話了。所以我買了一本那期雜誌。”

“照片上她穿了一件旗袍。您後來見過她穿那件旗袍嗎?”

“沒見過,而且拍那照片之前我也沒見她過穿。她有許多件旗袍,演出的時候常穿。但從來沒穿過照片上那件。”

“梅老師是因為那張照片惹上麻煩的嗎?”

“我也不知道,反正照片發表沒多久‘**’就爆發了。她公公去世了,丈夫也自殺了,罪名是反黨反革命。而她也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被趕出豪宅,住進‘牛棚’——一間小閣樓裏。而明府被一些‘革命群眾’占據了。當時梅老師遭受了最屈辱的迫害。”

“她就是因為這個死去的嗎?”

“關於她死去的那些情況,”向子龍喝了一口茶,仿佛在回憶著什麽,“我的回憶可能有靠不住的地方,畢竟過去這麽多年了。”

“我理解,畢竟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不過您不用糾結於細節是否準確。您所說的一切我都會去二次核實的,”陳超也喝了一口茶,“看看這張照片吧,真應了那句話,紅顏薄命啊。我們應該為她做點兒什麽。”

這句話讓老教授一驚。

“你是說真的?”向子龍說道,“是啊,你們警察也應該為她做點兒什麽了。”

陳超點了點頭。他怕打斷老教授回憶的思路,就沒說什麽。

“年輕人,你應該聽說過當年那些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大專院校裏的所作所為吧?”向子龍頓了一下,似乎在等待陳超的回應,“在那個時代,他們自稱代表正確的政治立場。我們學校也來了一夥,他們打著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的名義無惡不作。我們這些老師很快給那些人的頭目起了個外號,叫‘革命行動同誌’。為什麽呢?因為那家夥到處跟人宣揚他的那些‘革命行動’。其實他幹的無非就是批鬥、毆打、咒罵我們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可我們這些教書匠除了背後給他起個外號,還能做些什麽呢。”

“那梅老師是他‘革命行動’的對象嗎?”

“嗯,他一直在找梅老師‘談心’。有人說他找女老師談心的時候都是關著門的。不過說句公道話,我倒沒看出他有什麽不軌舉動。他每次找梅老師‘談心’時間都不長,而且門也不是一直關著的。梅老師見到他就像耗子見了貓一般。我意思是說,她一直盡全力想避開那個家夥。”

“您也在替他擔心吧?告訴過她嗎?”

“沒有,當年隨便懷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可是犯罪啊,”向子龍苦笑道,“後來發生了一件事,不是在學校,而是在她家。不知道誰在明府牆上用粉筆寫上了一串反革命標語。當時有十幾家‘革命群眾’住在那兒,但居委會卻堅稱這是階級敵人的‘又一次瘋狂反撲’。有個鄰居指認說曾經看到梅老師的兒子手裏拿著粉筆,還有人說梅老師是事件的‘幕後黑手’。於是居委會派人來我們學校,與‘革命行動同誌’碰頭。他們組成了一個聯合調查組,對梅老師的兒子進行了單獨隔離審查。什麽隔離審查啊,根本就是把孩子鎖到小黑屋裏,不認罪就不放出來。”

“這也太過分了,”陳超說道,“隔離審查的時候他們虐待孩子了嗎?”

“審查組具體幹了些什麽我也不知道。那個‘革命行動同誌’一直在她家附近活動。不過梅老師倒是沒被隔離審查,她每天還是來學校上班,隻是看起來愁眉不展的。有一天下午,她光著身子從閣樓跑出來,跌下樓梯,當場就摔死了。有人說她失心瘋了,有人說她當時正在洗澡,因為孩子回家太過激動。”

“就是說她兒子是那天被釋放的?”

“沒錯,那天下午回去的。可是他剛到閣樓門口就轉身跑下樓梯。按照他們家鄰居的說法,梅老師當時就跑出來追她兒子。”

“這說不過去啊,即便小男孩兒撞見自己母親在洗澡,也不至於那樣跑吧。再說梅老師也不至於就光著身子跑出來。”陳超皺起眉頭。

“她太愛自己的兒子了,可能是兒子回家帶來的喜悅讓她不能自己吧。”向子龍歎了口氣。

“關於她的死,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人怎麽說?”

“他們說那是一場意外,僅此而已。”

“難道當時沒人對她的死提出疑問嗎?”

“沒有。當時我也在受批鬥,罪名是‘用西方靡靡之音毒害青年學生’。說實話我那時都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向子龍說道,“‘**’之後,我曾經去‘革命行動同誌’工作的工廠了解情況,可他卻從來都不提當年每天在梅老師家附近轉悠的事。他是宣傳隊領導,應該在我們學校工作,而不是每天都去梅老師家附近轉悠。那他到底去幹什麽了?我也不敢確定,因為我沒有真憑實據,再說我實在不想在梅老師的痛苦上再添一筆。不過我聽說那個‘革命行動同誌’最後沒得好,遭了許多災禍,被工廠開除,也被懲罰了。”

“等一下,您記得那個‘革命行動同誌’的姓名嗎?”陳超問道。

“忘了。不過我可以找找看。你打算調查他嗎?”

“他還有什麽不同尋常之處嗎?”

“還真有。‘**’時期,通常派駐某學校的宣傳隊都是由同一家工廠的工人組成的。但是來我們學校的卻不一樣,‘革命行動同誌’和他手下的隊員來自不同的兩個工廠。”

“這的確很奇怪,”陳超拿出本子和筆,“他是哪個工廠的?”

“上海第三煉鋼廠。”

“當時他多大年紀?”

“三十八九、四十出頭吧。”

“好的,我會去調查的。”陳超說道。不過,不論這個“革命行動同誌”做過些什麽,他如今也得六十多歲了。可是按照於光明提供的情報,百樂門監控錄像裏那個人大概也就三十多歲,“梅老師的後事是怎麽辦的?”

“說到這事兒我就很生氣!我本想給她送個花圈什麽的,說實話我也應該這麽做。可是她的遺體當晚就被拉到火葬場燒了,骨灰被隨便撒掉了。她活著的時候我沒能為她做點什麽,甚至連她死後都不能!這是我的終生憾事。”

“您不必自責,向教授,當時是‘**’時代。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是啊,都過去了,”向子龍拿出一張唱片,“我把一首宋詞譜成曲子了,就是為了紀念她。”

陳超接過唱片。封套正麵印著一個身穿紅裙翩翩起舞的女子,背麵則印著晏幾道的那首《臨江仙》:

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梅老師若泉下有知,一定會很喜歡這張唱片的。”陳超說道。

“我會燒一張給她的,”向子龍忽然顯得有些尷尬,“不過我從來沒對我太太說起梅老師的事。”

“放心吧向教授,您說的這些我都會保密的。”

“我太太快回來了,”向子龍把唱片重新放回書架,“她有點小心眼兒。”

“最後一個問題。您剛才提到梅老師的兒子,他後來怎樣了?”

“關於那條反革命標語他們啥都沒查出來。總之那孩子後來成了孤兒,跟親戚住在一起。我聽說他‘**’之後好像上大學了。”

“您知道是哪所大學嗎?”

“不知道,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都已經是幾年前了。不過如果這個事情很重要的話我可以打幾個電話問問。”

“可以嗎?那太好了,太謝謝您了。”

“陳隊長,別這麽說。終於有一位警官願意為梅老師做點什麽了,該說謝謝的是我。”向子龍誠懇地說道,“我有個小小的要求。你們的調查結束後,能幫我複製一份那套照片嗎?”

“沒問題,我明天就洗一套寄給您。”

“十年生死兩茫茫啊……”向子龍說道,“哦,對了,去她鄰居那裏也許能打聽到些什麽。”

“您有她當年的住址嗎?”

“你知道衡山路上那個老洋房吧,離寶慶路不遠,你去問問就知道了。現在那兒已經被改成一家飯店了。我去過一次,手上有一張他們的名片,”說著,向子龍拿出一張名片遞給陳超,“喏,就這個,老洋房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