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 楠

紅色——這種在中國人眼裏象征熱鬧喜慶的顏色,則被清教徒賦予了罪惡的含義。

提到清教徒,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反對陳規陋習的衛道士、倡導宗教改革的實幹家、堅持真理夢想的新教徒。在改革遭到傳統權威的鎮壓後,他們橫渡大西洋,來到美洲,依據上帝的召喚與心中的藍圖,建起了一片“新英格蘭”理想國。除上述此優點外,清教徒既不矜功自伐,也不放縱恣肆,過著一種清心寡欲的生活。他們反對奢侈浪費,有的甚至反對一切形式的娛樂活動,連聖誕節都免了。

霍桑(1804-1864)就是純正的清教徒後裔。祖上曾在新殖民地官居要職,其本人也曾在稅關供職。清教徒的傳統,給了霍桑家族顯赫的榮耀,也給予霍桑本人難以抹去的羞慚。這種心理促成了《紅字》的誕生,並貫穿本書始終。

《紅字》取材於真實的曆史事件,篇幅不長,內容可一言以蔽之:赫斯特·普林以有夫之婦的身份與他人相愛,誕下女兒,被判為罪人,並須終生佩戴標誌通奸的紅字“A”(Adultery“通奸”之意)於胸前。

雖然赫斯特堅決不供出孩子的生父為何人,但其精於揣摩人心的丈夫卻嗅出牧師丁美斯戴爾的異常,從此,她丈夫化名為齊林沃思,接近並伺機報複牧師。小說的最後,丁美斯戴爾不堪良心折磨,終於道明真相,死在赫斯特懷中,而齊林沃思不久也憂悶而死。

婚外情即便在自詡文明和法製的現代人看來,縱然算不上“罪”,也是種“過”,何況在故事發生的17世紀美國的馬薩諸塞新殖民地,清教徒會公開懲罰婚外性行為。霍桑選中這一題材來寫,並且賦予其厚重內涵,正是要抒發對清教徒自以為是的教義的不滿,以及藉此提出對祖輩武斷判決懲處“婚外性行為”所謂“犯罪行為”的異議。

霍桑一開場就將赫斯特逼入了絕境——佩戴恥辱的紅字“A”,並在刑台上曝曬三小時。這種經過總督和受人尊敬的牧師討論後一致同意的“仁慈”的處罰,已經斷絕了她為人的尊嚴與機會,使之置於無力反駁也無從解釋的境地。此後,赫斯特雖然活著,卻是人格缺失的殘廢。她呈現給世界的,則是一副不容侵犯的傲然態度。這雖表明她內心深處拒不認罪,但其身其心,都已被烙上了“罪婦”的印記,永無洗清的可能。她唯一的機會,就是用善行獲得人們的認可,打消社會的敵意。在這樣努力的過程中,赫斯特覺醒了,所以她愈加悲哀。如果說,從前的不幸來自於她不該開始的婚姻,後期的不幸,則來自於孤獨——舉世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她獨特的經曆,賦予了她超越時代的思想與要求——人格獨立與婦女解放。一個社會對待女性的態度,反映了這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一個社會女性的追求,則說明了這個社會普遍的追求。不幸的是,在書中描繪的清教徒社會裏,這二者不約而同地讓人失望了。

思考著的赫斯特看清了這一社會痼疾,同時也看清了這是一項希望渺茫的使命。於是,她把思維運用到另一項她認為自己義不容辭的任務上——拯救愛人丁美斯戴爾牧師。至此,書中二位主人公的對比——赫斯特的責任和勇氣與丁美斯戴爾的軟弱和神經質,達到空前鮮明的程度。

霍桑並不吝惜直接的批判與表態,但強烈的對比,更能激起讀者共鳴,霍桑深諳此道。“罪婦”赫斯特與世無爭的態度,與清教徒牧師們耽於享樂的對比;赫斯特對不斷加深自己痛苦的同胞付出的憐憫和引發的思考,與社會對她們的隔離與好奇之間的對比,讓人嗅到清教徒社會的陳腐,朽木不可雕,枯枝難為依。而小珍珠與生俱來的天真靈動,與社會歧視帶來的怪癖暴戾之間的對比,更硬生生地驗證了:在心智初開的世代,人們不是無法原諒罪犯,隻是更喜歡站在審判者的高度。

《紅字》另一偉大之處,在於它開創了心理分析小說的先河。霍桑不吝筆墨地進行了大段的心理分析,並通過環境描寫與氣氛渲染,或烘托人物性格,或闡明環境給人物心理帶來的壓力。尤其是丁美斯戴爾和齊林沃思之間你來我往的試探與防禦,活像在打太極,一招一式步步緊逼,卻都完美契合,讀者似乎能從字裏行間感受到丁美斯戴爾緊張的呼吸,看到齊林沃思魔鬼式的微笑。

《紅字》為霍桑贏得了極高的文學地位。愛倫坡稱其作品“屬於藝術的最高層次,一種唯有最高級別的天才方能駕馭的藝術”。所謂經典,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能夠穿越時空感染讀者,並催生更多的經典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