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開始，霍格就全心投入到重建學校、招募教工以及招收新生的工作中去了。他還會去旅行，但不像以前那樣走得那麽遠，而且往往是為了供給或資金才出去。但他仍然渴望獲得學校生活以外的消息，在這消息閉塞的山村，連中國國內的新聞都沒有辦法獲得。

在寶雞時他還能聽聽BBC1，但他發現這些新聞就跟中國國內的其他新聞一樣，都隻是些無聊的宣傳而已。現在通過一個合作社的收音機能夠收聽英國電台新聞，不過這些新聞內容不是講炸彈就是講英式戰鬥機。出於某種原因菲律賓的廣播站居然也開始“報道”英國路透社的新聞，所以從那兒也聽不到什麽實質性的消息。“當然聽聽宣傳也不壞，但我更願意偶爾聽聽說明性的宣傳換換口味。”

他了解中國國內形勢的信息渠道僅限於當地的報紙。當然這些報紙也隻是一字不漏地重複重慶發布的那些虛偽的政府聲明。從路過的旅行者那得來的消息證實都不可靠。家裏寄來的信講的都是關

於家庭瑣事和戰時英國的生活，但這些信有時候要過一年才能收到。霍格在信裏表達了他對學校狂熱的興趣。他提交給《曼徹斯特衛報》的文章不是關於工業合作運動的動向，就是關於中國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故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導致了亞洲和歐洲戰略重心的重大轉移。戰略重心的轉移、美國參戰這樣的大事件，霍格注意到了，但他在書裏沒有做任何評論。他的書從不提及中國國內正在上演的***，或者跨國的戰略衝突。他所描述的世界是遭受著戰爭苦難的普通中國人民的世界。然而珍珠港事件注定要成為影響抗日戰爭結果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它同時也對和國民黨之間的鬥爭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從1937年夏天抗日戰爭開始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前，中國一直在孤軍奮戰。日本軍隊襲擊上海之後，蔣介石成立的統一戰線政府得到了西方勢力的輿論支持和限額貸款。西方媒體對日本的新聞報道始終充滿敵意。但是，唯一的實際支援來自蘇聯。

斯大林希望中國能夠拖住日本，讓日本深陷入與中國的長期苦戰，使得它對蘇聯邊境的威脅得以轉移。

珍珠港事件改變了一切。在英美政府眼中，中國的抗日戰爭突然就變成了全世界人民與軸心國勢力抗爭的一部分。同盟國建立了一個包括中國、緬甸和印度在內的新戰區，並把蔣介石放在了這個新戰區最高指揮官的位置上。

蔣介石從同盟國賦予遠東地區的戰略重要性中學習到了兩點。首先，他可以倚靠急速增加的美方援助。其次，他可以讓同盟國肩負起對抗日本人的擔子。這樣，國民黨高層就可以專注於它的死敵——。蔣介石從不掩飾他將領導的視為頭號敵人：“日本人隻是皮膚病，卻是心髒病”，他曾這樣說道。

國民黨曾經幾次派出15萬到50萬不等的精銳部隊包圍中央機關所在地延安的北方根據地，這導致了蔣介石與約瑟夫·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和摩擦。史迪威將軍是華盛頓政府派給蔣介石所領導的新戰區的參謀長，他因為態度粗魯，個性刻薄而被人稱為“醋瓶子喬”。由於曾經在漢口地區擔任過美國陸軍武官，他很為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和她那“一幫人”熟知和喜愛。他肯定曾聽他們講述他們對的國民黨政府有多麽反感，而他也很可能抱有同樣的態度。

蔣介石和他的這位美方高級顧問之間，從互有間隙最終發展為互相憎恨。蔣介石拒絕美方軍官訓練他的軍官，或參與他對抗日本人的行動。他害怕如果他的政府充斥著美國人新訓練出來的軍官，說不定哪天就會發生政變。所以他寧願死守著那幫因為封建愚忠或者利益關係而效忠於他的部隊，也不願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戰爭，因為他堅信真正的威脅不在於日本人。讓美國人去對付日本人，讓他們去鬥個你死我活，這就是蔣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後的主要策略。他就等著最後跟來個了結。

1942年，隨著國民黨政府再次清除其內部的親共分子，統一戰線政府的偽裝進一步剝落。蔣介石的策略就是不斷尋求美國增援，同時又避免與日方一決勝負，從而避免重大傷亡和損失。

在等待不可避免的決戰之時，國民黨和都在不斷鞏固自己的軍事實力。表麵上看，蔣介石占絕對的上風，他是國際公認的中國中央政府領導人。他幾百萬的軍隊都配備了美式裝備，並接受美軍訓練。他的對手卻被圍困在中國北方的貧困地區，而且，盡管戰爭的過程及結果基本由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主導，但是做為中國的領導人，他在談判桌上也算有一席之地，哪怕這隻是無足輕重的一席。

統一戰線政府內部關係的逐漸惡化，蔣介石政府的高層軍官們對於日漸壯大的力量越來越恐慌——這種恐慌最終證明是有理由的——終於在偏遠的青嶺山區的學校裏產生了實際後果。霍格在工業合作運動的身份，他跟路易·艾黎的關係，以及他在他的新聞稿中對中國民眾毫不掩飾的同情，讓他也成為了政府懷疑的對象。

1944年春，日本人又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地麵軍事行動。約有50萬的日本軍從中國北方跨越黃河向南行進，裝甲步兵師團從南方渡過長江向長沙這個已經付之一炬的湖南省會行進。從那裏，日本人和駐紮在當地的美國空軍部隊磨戰衡陽。至7月，衡陽淪陷。日本人在中國從南北兩麵插入中國腹地。

蔣介石和史迪威的關係在相互譏諷中最終破裂。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羅斯福憤怒地要求讓史迪威接管所有中隊；蔣介石也同樣憤怒地進行了回擊，10月史迪威被召回華盛頓。

日本人成功的軍事行動迫使政府軍隊向西撤退。他們在幾場勝利之後估計很快就會向西北地區的國民黨和發起進攻。西安、寶雞，甚至喬治·霍格所在的這個邊遠小鎮雙石鋪也受到了威脅。

1943年底的時候，當地國民黨指揮官給霍格不斷施壓。洛陽的培黎學校在各位負責人被捕入獄之後關閉了。學校裏一半的學生跑去參加了八路軍，留下來的一半轉移到了雙石鋪，安置在了霍格的學校。工業合作運動在寶雞辦的學校也遭遇了相似的命運。不過這所學校因為被轟炸事實上已經停辦了。

回過頭來看，霍格能把他的學校維持那麽久已經很驚人了：這所學校在日本人的攻擊範圍內；國民黨要求所有16歲以上的男孩應征入伍；而霍格本人的政治傾向也一直為政府所懷疑。

對國民黨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征兵。新兵接受的不人道待遇使得他們中間很多人沒有戰死沙場卻死於營養不良和疾病。盡管如此，在所有前線附近還是能看到大批國民黨部隊離開戰場，走上了返回家鄉的道路。

國民黨部隊已經對洛陽和寶雞的學校進行了搜捕。很明顯雙石鋪就是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在過去的18個月裏，國民黨軍官曾幾次視察培黎學校，試圖說服年紀大一些的男孩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團。他們隻對16歲以上的男孩感興趣。而在那個時候那樣的孩子大約隻有60來個。

每次軍官來視察時，霍格都試圖說服他們改變主意。他爭辯說訓練這些孩子做一些協助性的工作會對抗日戰爭更有幫助。那個時候各個合作社都在為部隊製造槍支彈藥，所以他的辯解多少有些分量。但隨著軍官的每一次到訪，一個事實越來越明確：這些年長點的孩子總有一天要被拉去上戰場。

1944年的夏天剛剛到來，這個不幸的時刻也終於到來了：10個年長點的男孩被要求離開學校去加入當地的部隊。霍格拒絕讓他們去。他被捕了，先是被帶到了國民黨在雙石鋪的駐地，然後轉到寶雞的一個軍營。

路易·艾黎為了讓國民黨釋放霍格而東奔西走。他充分利用了霍格的學校是由國際資金投入而建立，而且以一個美國著名傳教士的名字命名這一點。同時他也指出霍格擁有英國護照，而中國政府是美國、英國的戰時同盟。

一周後霍格獲釋，但從那時起他就開始秘密籌劃將學校轉移至安全地區，他這樣做並不僅僅因為來自國民黨的壓力。1944年夏，諾曼底登陸以後同盟國針對德國納粹開辟了第二條戰線，而日本軍隊更加深入中國西北地區。洛陽地區已經淪陷，這直接威脅到了當地的大量合作社。艾達·普魯伊特在美國籌集了資金用以幫助遣散合作社的人員和設備，但不出所料，這些資金到了重慶的工業合作運動總部就再沒了下文。這時日軍很有可能準備進攻西安。如果這座古城淪陷，雙石鋪也就撐不了多久了。霍格下定決心轉移，除了考慮到學校員工和學生的安危之外，還是因為國民黨已經宣布到時鎮內外所有建築都要被征用來做兵營。

問題是，能去哪兒呢？一個選擇是把學校人員和設備都轉移到八路軍控製的地區，但這就意味著他們要穿越國民黨的各條防線。考慮到學生和相關設備的數量，這將會非常困難。其實早在1942年時他就考慮過趁著日本人突破防線時將學校轉移到延安。路易·艾黎曾建議他們跟著周恩來轉移——周恩來當時在重慶。霍格當時對此不是很熱心。把學校轉移到的中央機關所在地就是明擺著證實了國民黨政府對他的懷疑，這會使整個合作社運動失去國際方麵的資金支持。

1944年中，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博士恰好要去甘肅西北部的玉門油田，途經雙石鋪。李約瑟博士是重慶一所中英科學合作機構的負責人，當時他正在為研究中國科學的初期工作而進行調查。他和霍格、艾黎一起在窯洞裏吃了晚飯；為了款待這位貴客，霍格特地拿出了玉米棒子、麵包和蜂蜜，然後他們一起研究了地圖。對他們來說，甘肅西北部似乎足夠遠離戰場，而且國民黨在那個地區的力量薄弱，這個地區基本上由一個叫馬步芳的穆斯林軍閥控製。

1944年夏末，艾黎離開了雙石鋪去偵察當地局勢，而霍格留下來繼續秘密計劃轉移事宜。他從來沒懷疑過孩子們願不願意追隨他，盡管這樣他們將要麵臨在冬天跋涉1000多公裏的艱辛。他寫的家信裏一直都表示他會讓孩子們自己決定跟他走或是留下，而事實上他也那樣做了。

在英國哈彭登老家的凱瑟琳·霍格總是無法克製地擔心這個最小的兒子。盡管家裏的其他人分散在英國各地教書，但至少他們都很安全。歐洲的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但遠東的戰爭似乎愈演愈烈。在1944年夏天的信中，她又提到了那些老問題：他在中國山區一個都是孤兒的學校裏工作開心嗎？他為什麽要生活在窯洞裏？他吃得好嗎？

霍格試著安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