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11月，為提高我國閥門設計製造水平，在我向機械部石化通用局的積極要求下，部裏決定組建由開封高壓閥門廠沈延新、關書訓、白力作，通用機械研究所練元堅和我，上海閥門廠桑兆庚，沈陽高中壓閥門廠張玉書，蘭州高壓閥門廠宋衛，天津第二通用機械廠冠國清，煙台機床輔機廠於政敏（翻譯）十人組成的赴日閥門考察組，由沈延新任團長，練元堅任副團長。
考察組在日本考察31天，走遍了分布在日本各地的主要閥門製造廠、電裝製造廠、填料墊片製造廠，電站、石化等閥門用戶，共30家多單位。回國後，考察組全體成員，在北京火車站邊的機械部蘇州胡同招待所住了一個月，編寫了兩本書：《赴日閥門考察報告》《赴日閥門考察技術資料》。這兩本書的內容，至今在閥門行業技術人員裏仍有較高參考價值，閥門業內許多朋友向我索要無果，還向我要全書複印件，但要複印兩本書談何容易？
同時，我們也順路遊覽了全日本箱根、富士山、奈良、廣島原子彈爆炸地——“和平公園”等主要風景、名勝、溫泉、古跡。在日本境內不但乘了飛機，還乘坐了火車“高鐵新幹線”，以及遍布日本境內的高速公路。這在當時與國內相比有天地之別，我深深感覺到：我這輩子在中國是不可能看到像日本這樣高度先進、發達的社會了！有誰能想到改革開放40年後，我當時的夢想成真。
20世紀70年代，中日之間每年來往人數屈指可數。我們赴日閥門代表團去日本，還驚動了日本駐華大使館，臨行前10月9日晚，日本駐華使館商務團還在北京西單“江蘇飯店”請了我們一次晚宴，氣氛熱烈。
20世紀70年代，國內物資匱乏，糧、油、肉、棉布及主要日用品肥皂、火柴等都要憑票供應，商業方麵，城市隻有一家百貨商店和一家副食店；廣大農村隻有一家供銷社；全國沒有一家超市。而日本物資豐富，應有盡有，商業經濟極度發達，超市遍布日本城鄉各個角落。兩國之間反差太大，令人難以置信。
當時在中國出差住的都是一個房間住多人的招待所、小旅館，全國也隻是幾個大城市，有少數幾個高級幹部出差住的賓館。而我們在日本全程住的都是五星級酒店，在東京住的是著名的“新大穀酒店”，豪華極了。
“吃”，就更別提了。當時中國僅是解決了溫飽問題，而我們在日本一個多月，天天、餐餐都是美食。
我們單位練元堅副總工程師回國時，帶回來一個電子計算器，當時在國內都沒見過，能進行神奇的數學運算……
回國時我帶回來一隻西鐵城女表和一把折疊雨傘，拿到國內是很新奇了。
1977年10月，赴日閥門考察組部分成員與日本石棉研究所相關人員的合影，前排左一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