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做人不能隻看眼前，尤其是在瞬息萬變的生意場上，一著不慎，便有可能滿盤皆輸。基於此，胡雪岩雖不懼冒險，但也謹慎得很，他時時為自己做著應變的準備。
人有必要學會給自己留一條退路。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置之死地而後生並不是適合所有人的。
一個人思考問題、處理事情，不但要顧及到眼前，並且還要考慮到長遠。隻有這樣，才能安排協調好方方麵麵的關係，不致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困擾。否則冒冒失失，顧頭不顧尾，說不定憂患就會一夜之間來到你的麵前。做任何一件事情，沒有一個長遠和近期的通盤性考慮是不行的。
在現實生活中，努力培養自己的憂患意識，提高自己對事物發展的把握能力，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生活每天都在進行，我們身處的環境也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們也應該積極地麵對這種變化，開拓思路，避開隱藏於暗中的危機，以獲得更大成功。
胡雪岩有著非常靈活的手腕，並且長於變通。胡雪岩曾說：“犯法的事，我們不做。不過，朝廷王法是有板有眼的東西，它怎麽說，我們怎麽做，這就是守法。它沒有說，我們就可以照我們自己的意思做，否則就無退路。”
錢莊做的本來就是以錢生錢的生意。不用說，胡雪岩與張胖子籌劃的吸收太平軍逃亡兵將的私財，向得補升遷的官員和逃難到上海的鄉紳放款的“買賣”，的確是一樁無本萬利的好買賣。得來的存款不需付利息，而放出去的款子卻一定會有進賬，豈不就是無本萬利？
可是張胖子不敢做這筆生意。張胖子有張胖子的道理，他認為，按胡雪岩的做法，雖不害人，但卻違法，因為太平軍兵將的私財，按朝廷的說法無論如何應該算是“逆產”，本來在朝廷追繳之列，接受“逆產”代為隱匿，可不就是公然違法？
然而胡雪岩卻不這樣看。胡雪岩也有胡雪岩的道理。在他看來，犯法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做的，但做生意要知道靈活變通，要能在可以利用的地方待機騰挪。比如朝廷的王法本來是有板有眼的東西，朝廷律例怎麽說，我就怎麽做，不越雷池一步，這就是守法。而朝廷律例沒有說的，我就可以按我的意思去做，王法上沒有規定我不能做，我做了也不能算我違法。他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替“逆賊”隱匿私產，自然有律例定規，做了就是違法。但太平軍逃亡兵將絕不會明目張膽以真名實姓來存款，必然是化名存款的。朝廷律例並沒有規定錢莊不能接受別人的化名存款，誰又能知道他的身份？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哪裏談得上違法不違法呢？
胡雪岩在他的生意由創業而至鼎盛的過程中，每樁生意的運作，就都既敢於冒險，也特別注意為自己留“後路”。
比如錢莊生意主要是通過兌進兌出來賺錢。兌進，自然是吸收存款以做資本，而兌出則是放款。兌出是賺借貸人的利息，自然是利息越高越好，兌進要付出利息，自然是越低越好，最好是不付利息。表麵看來這種生意隻要把握時機，隨銀價的起落浮動調整好兌進兌出的利率，就可以穩穩當當坐收漁利。這種將本求利、平平淡淡的運作方式當然也可以，但終歸不是做錢莊生意的“大手筆”。而要做出“大手筆”，兌進兌出都會有風險。
從兌出說，放出的款要高利收回，就要找大主顧。大主顧做大生意要大本錢，能有大利潤也就不在乎借款利率的高低，向這樣的主顧放款，自然收回的利也就高。但借貸者的生意獲利越大，所擔風險也大，款放給他們，自己也要擔風險。萬一對方生意失手，血本無歸，自己放出去的款也就可能無法收回，一筆放款也就等於放“倒”了。比如在朝廷與太平軍交戰的兵荒馬亂年月米商借款販運糧食，獲利就極大。獲利極大，風險也極大，放款給他們就不能不考慮考慮。
從兌進說，當然最好是有儲戶存款不要利息。這種情況不是沒有，但有些可以不擔太大的風險，比如胡雪岩代理官庫；有些則會擔很大風險，比如太平天國失敗之際，接受太平軍逃亡兵將隱匿私財的存款，太平天國被鎮壓之後，朝廷自然要追捕“逆賊”，按慣例也必要抄沒他們的家產。萬一追查“逆產”到錢莊，錢莊不能夠不報不繳，不說還有可能被以“助逆”治罪，如果被捕的太平軍遇赦開釋，來錢莊要取回自己的存款，按規矩錢莊必須照付，這樣一來，也就必然要雞飛蛋打吃“倒賬”了。
兌進兌出都有冒險，也就都要事先想好退路。向在兵荒馬亂年月販運糧食的米商放款，胡雪岩自然也做，但他確定了一個原則，那就是要先弄清楚，他的米要運到什麽地方去。運到官軍占領的地方，可以放款給他，但要是運到有太平軍的地方去，就不能放款給他。這就是為自己留下退路。因為放款讓對方運米到官軍占領的地方，萬一放倒，別人可以原諒，自己不至於名利兩失，還留有重新來過的餘地；而如果放款讓對方將米運到有太平軍的地方，萬一放倒，別人會說你幫“長毛”，吃“倒賬”活該，那也就一點退路都沒有了。胡雪岩也做了從太平軍逃亡兵將“兌進”的生意。做這生意時，他也想好了退路，那就是萬一官府追查，自己也有話可以對付：“他來存款時隱匿了身份，頭上又沒有‘我是太平軍’的標誌，我哪裏知道他是逃亡兵將？”這樣至少可以開脫自己，不至於走上連坐治罪的絕路。
胡雪岩一事當前總是很注意未雨綢繆，為自己留退路的。可惜的是，到他的後期，他在一些很大的事情上，卻一方麵由於客觀情勢的限製，另一方麵由於他管的事情太多而疏忽，也更由於他自恃實力雄厚，反而把這一條馳騁商場必有的原則忽略了，以至於最後在擠兌風潮來到之時，終因無救而徹底崩潰。
比如胡雪岩在為左宗棠西征籌餉而向商行借債，具體運作上就沒有為自己留好退路。為籌餉而向洋人借債實際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洋人課以重利，本就息耗太重，而此項借款又不是商款，可以楚弓楚得，牟利補償。但左宗棠為自己西征得功，卻誌在必成。光緒四年，他要胡雪岩出麵邀集商賈，同時向英國匯豐銀行借款，華、洋兩麵共借得商款達650萬兩用於西征糧餉。照左宗棠的計算，7年之中，陝甘可得協餉1880萬兩以上，以這筆餉款清償洋債足夠了。因協餉解到時間不一，因此要求不定還款期次。這隻是他的一相情願，這筆借債實際定半年一個還款期次，6年還清。到左宗棠奉調入京之前，為了替後任劉錦棠籌劃西征善後，左宗棠在近乎獨斷專行的情況下又借了匯豐銀行招股貸款400萬兩。
借洋債用於軍需糧餉，本來是國家的責任，但這兩筆計1000多萬的債務風險卻都落在胡雪岩一個人身上。光緒四年左宗棠為借洋債上奏朝廷，一個月以後接到朝廷批複，批複上就說：“借用商款，息銀既重，各省關每年除劃還本息外，京協各餉，更屬無從籌措，本係萬不得已之計。此次姑念左宗棠籌辦軍務，事在垂成，準照所議辦理。嗣後無論何項急需，不得動輒息借商款，至貽後累。”此批複中所說“京協各餉”即“京餉”，是京內的各項開支。因你們息借商款，以至於京內各項開支都無從籌措，自然還款也就不能幫你們了。朝廷是一推六二五，對這筆借款采取了“概不負責”的態度。這樣，借款的風險無形之中都加到了出麵商借的胡雪岩一人肩上。因為雖然這兩筆借款都由各省解陝的協餉還付，但協餉解到時間不能一定，而且原議解匯的協餉還有可能被取消。協餉不到，無法還款，洋行自然是找胡雪岩，而胡雪岩為了自己的信用，也必須盡力籌措還款。正常情況下，以胡雪岩的財力當然問題不大，但局勢如果發生變化，後果必將不堪設想。
在亂世之中要以一人之力而擔國家的債務，這是沒有為自己綢繆計劃。而在局勢已經發生變化，上海市麵已經極為蕭條，市麵存銀僅百萬兩的情況下，特別是此時李鴻章要整掉胡雪岩的端倪已現，他又接受為左宗棠籌集近50萬糧餉任務，更是沒有為自己留下一點退路。而在這種情況下，胡雪岩還決心在生絲生意上與洋人一拚到底，“打得贏要打，打不贏也要打”，不肯將囤積的絲、繭脫貨求現，則是不僅不留退路，甚至是自己將自己的退路堵死而背水一戰。這樣，風波突起之時，除了破產查封清償之外，別無它路。
“局勢壞起來是蠻快的，現在不趁早想辦法，等臨時發覺不妙，就來不及補救了。”這其中的道理，胡雪岩自然是極懂得的，但具體做起來，就連胡雪岩如此精明的人，也不免失誤，可見要真正善於未雨綢繆，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世上的路有千萬條，但最痛苦的是沒有退路。有些人勇往向前，直到摔進懸崖，才知犯下大錯，可又有什麽用呢？因此不論做人做事，都要有板有眼，這樣才能給自己留下一條退路。
掌握與運用機變與權變之理，在任何時候都注意給自己留下退路，這是一個高明的商人每一次出擊之前都深思熟慮的問題。
人的認識過程是無限的，但是人的認識能力卻是有限的。正因為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性，才使得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有限，使得人們考慮問題難以周全；另一方麵，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處境是不斷變化的，有些變化可以預見，可以把握，但更高更深的變化並非如此。因此，人在考慮問題時就應該多做幾手準備，為自己留下退路。
生意場上瞬息萬變，許多事情都難以預料，因此，再有本事、實力再強的人，都不敢說自己做生意從不會失手。生意場上幾乎沒有生意是可以不冒任何風險的，獲利多少與所冒風險的大小成正比，生意規模越大，獲利越大，風險也就越大。
承擔著風險，就要做好“萬一出事”的思想準備，因此，一件事在投入運作之前，要想著為自己留下退路。
我們做人做事，一定要給自己留下一條後路。譬如，話不要說太滿，太滿則易授人以口實；行動不要過激，過激則易招來最徹底的抵製，等等。正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想要成就大事，就要對有可能出現的“變故”做好應對準備，以防患於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