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出身於浙東一個沒落的鹽商家庭，9歲喪父，母親王采玉守寡26年，一門的希望隻有兒子一人。就是在這樣一個無靠山、沒背景的情況下，蔣介石東渡求學無成，回國投靠革命無功，在萬分痛苦中，聊以娶妾昏昏度日，以烈酒、女人消度時光……但是，從1922年後，在短短的幾年中，他趨炎附勢，潛心鑽營，一心撈權，步步爬升，終於奪取了國民黨黨權、軍權，迅速成為叱吒中國政治風雲的新軍閥。
毫無疑問，在群雄逐鹿的大革命時代，在轟轟烈烈的政治鬥爭中，蔣介石奪權的手段是一流的，他篡權的方法也是無人所能及的……尋找靠山，準備青雲直上
蔣介石認為，“革命的人生觀”隻需跟定自己的領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為此，要敢於冒險，犯大難，乃至殺身成仁。所以，年輕的時候，蔣介石就到處尋找靠山，期望青雲直上。
早年的蔣介石無權無勢，和許多有誌之士一樣，也加入到了留學海外的行列。1906年，他前往日本學習軍事。
來到日本後，蔣介石感到很失望：日本軍事學院隻接收中國政府陸軍部推薦的學生，而普通人要得到這種推薦隻能是一種夢想，當時可走的隻有一條路——進入日本中學學習日語。蔣介石最終不能如願以償，但是他卻結識了日後仕途上的恩師——陳其美，成為這次日本之行最大的收獲。
陳其美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者，在上海金融巨頭和幫會頭目中頗有名氣，此時正留洋日本。他比蔣介石大10歲，諳熟秘密幫會的運作，經商方麵的經驗也很豐富。與陳其美相識，在蔣介石這個年輕的浙江人心目中播下了希望的種子，他夢想能夠借此在生活中順利找到自己的位置，做一番事業。
得益於陳其美的幫助，蔣介石加入了孫中山先生組織的同盟會。在同盟會的會議上，蔣介石和其他預備會員宣誓忠於革命：“我宣誓要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而鬥爭!”
蔣介石在東京振武學校的三年時間裏，主要是作為陳其美手下的親信，在浙江籍的同盟會員的同學中活動。雖然當時進行的革命活動僅限於同學中交談革命形勢和理想、閱讀書籍等，然而這使年輕的蔣介石逐漸積累了從事秘密政治鬥爭的經驗，並與張靜江、陳其美結成了異姓兄弟。
1911年，武昌爆發起義，陳其美發電報給蔣介石，要他回國。由於怕學校不同意，蔣介石便耍了點花招，請假48個小時，和同學張群、陳星樞抵達東京，在同盟會支部換上便服，於10月30月回到上海，參與陳其美的革命工作。就這樣，蔣介石加入到慘烈的革命鬥爭中來，在陳其美的麾下受到重用。
1915年，袁世凱為了實現自己的皇帝夢，策劃摧毀共和政體，登上皇帝寶座。陳其美等革命同誌擬定發動一場總暴動，以削弱北京政府的聲勢，抗議袁世凱稱帝；然而，暴動慘遭失敗，陳其美和蔣介石奪命而逃。為了徹底消滅“叛亂分子”，袁世凱派密使李海秋到上海，刺殺了陳其美。
“壯誌未酬身先死”，陳其美含恨九泉。蔣介石聞訊後痛哭失聲，立即趕到出事地點，將陳的屍體載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入殮，並撰寫祭文悼念。陳其美死後，蔣介石失去了惟一的靠山，覺得好像天塌下來一般。
尋找靠山，是蔣介石奪權起家的第一步。透過蔣介石的個人成長軌跡可以發現，陳其美發揮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陳其美生前曆任上海都督，工商總長等要職，又是上海青幫的大頭目；這一靠山實力雄厚、勢力龐大，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蔣介石實現了早年的青雲直上。
正是有了陳的幫助，蔣介石才順利加入了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正是有了陳的提攜，蔣介石才成為中華革命軍軍士，以後又做了陳其美的團長、參謀長。難怪蔣介石在為陳其美送葬的儀式上說：“你那兩位白發蒼蒼的父母還健在，你的孩子還年幼……我一定照顧你的老人，撫養你的孩子，並在自己的心裏，永遠記住你。”
然而，蔣介石剛剛看到一點前途的曙光，就迎來了黑暗的時刻。在失去依靠的日子裏，他憂憂不得誌，痛苦萬分；為排遣內心的煩憂，他匿居蘇州納妾姚氏，企圖在酒色中獲得解脫，一段時間內走上了**的生活之途。這一方麵說明蔣介石不成熟、缺乏遠大革命理想，另一方麵也表明，當時陳其美這個靠山的確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陳其美的出現，讓蔣介石的青雲直上劃出了一道美麗的弧線；盡管這一希望轉瞬即逝，但是蔣介石嚐到了“尋找靠山”的甜頭。接下來，他把目標瞄準了孫中山，並為此累積雄厚的政治資本，以圖獲取更大的權力。
投靠主子，累積政治資本，厚積薄發蔣介石雖然出身於一個鹽商家庭，但是父親早逝，家道中落，蔣家孤兒寡母無權無勢，處境淒涼。
1903年，16歲的蔣介石進入奉化縣城的鳳麓學堂，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904年和1905年兩次轉學，1906年為學習日文又來到了奉化龍津學堂。1905年，蔣介石在寧波箭金學堂就讀期間，閱讀了《孫子兵法》，受到同情革命的老師顧清廉的影響，立誌當一名職業軍人，並決心去日本留學。第二年冬天，19歲的蔣介石懷著急不可待的興奮心情，登上了去日本的海輪。
但是，在日本的學習並非一帆風順，不久蔣介石返回祖國，不再指望繼續學習軍事。恰在這時，峰回路轉，陸軍部宣布為保定軍校短訓班招考學員。天賜良機，蔣介石參加報考，並榜上有名。在該校指導訓練學員的大多數教官都是日本人，蔣介石的日語學習正好派上了用場。1907年冬天，保定開始從學員中選拔去日本留學的預備人員。蔣介石毛遂自薦，說自己去過這個國家，學過日語；隨即，他和張群等40人被選中。
1908年，蔣介石第二次踏上了日本土地，進入東京“振武學校”。在振武期間，他給表兄單維剛寄過一張照片，照片的背麵，寫著一首血氣方剛的小詩：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誌豈在封侯。
這首詩正是他當時內心的真實寫照，其中既有對戰亂頻繁的憤慨，又有雄心勃勃的鴻鵠之誌。
在日本期間，蔣介石借助陳其美的幫助加入到革命鬥爭中來。接著，他參加了反抗袁世凱稱帝的暴動，這為他日後的崛起積累了軍事鬥爭經驗和革命的本錢。軍事革命充滿了風險，後來，陳其美被袁世凱刺殺，所率部隊解散，蔣介石一時間無處安身立命。
袁世凱死後，對蔣介石的追殺令終於成了一紙空文。蔣介石的性命無虞了，但是，盡管他四下尋找，茫茫然還是天絕人路，憂憂無處得誌。經過一段時間的痛苦掙紮，蔣介石開始尋找新的投靠對象。不久，他把目標定向了此時中國革命的領袖孫中山。
蔣介石與孫中山的接近，首先是通過陳其美的關係。陳其美從事政治活動以後，始終追隨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為嚴密組織紀律，要求參加者在誓詞上打手印，許多士家出身的老國民黨人如胡漢民、汪精衛等都不幹，黃興也堅決反對，而陳其美卻第一個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陳其美得到了孫中山的信任。
通過陳其美的介紹，蔣介石贏得了孫中山的好感；但是，真正得到孫中山的信任，卻是在1922年以後。這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變，圍攻總統府。孫中山脫險後，登“永豐”艦避難。蔣介石聽到這個消息，認為向孫中山效力的時候到了，便急忙趕往廣州。
當蔣介石登上“永豐”艦時，孫中山淚水盈眶，一下子竟說不出話來。從此，蔣介石與孫中山的關係日益密切起來。
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遣“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考察，讓蔣介石擔任了代表團團長，可見孫中山對蔣介石之信任。蔣介石在莫斯科住了三個月，沒有考察和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也沒有考察和學習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卻五次瞻仰拿破侖進犯莫斯科時的駐軍地點，模仿著拿破侖的姿態，昂首挺胸，俯瞰四方，儼然以一位了不起的大將軍自居。
11月27日，蔣介石麵見托洛斯基，托洛斯基臨別贈言：“忍耐與活動二者，不可缺一。”蔣如獲至寶，以此作為成功立業的秘訣，歡喜得不得了。“忍耐”可以用在革命勢力強大的時候，“活動”可以用在有機可乘的時候，這就是蔣介石赴蘇考察的“最大收獲”。另外，他赴蘇考察不曾學到革命理論，但到底還學到了一些革命詞句。回國後，蔣介石講話時滿口革命詞句，也就更加得到孫中山的賞識。從此以後，有了一個可靠的靠山，蔣介石心裏有了底，躊躇滿誌要幹一番“大事業”了。
蔣介石在獲取權力的道路上從無到有，頗費了一番心機。他先是借助陳其美，而後投靠孫中山，最終抓住了影響個人命運的救命稻草。除了“賣身投靠”以外，蔣介石還非常清楚厚積薄發的道理。因此，他注意累積政治資本，從而在未來某個時刻獲取更大的收益。
一方麵，蔣介石年輕的時候就立誌當一名職業軍人，反映出其政治嗅覺是很靈敏的。因為在革命戰爭年代，軍權是權力的核心。另一方麵，他在陳其美的帶領下參加反抗袁世凱稱帝的暴動，通過革命鬥爭鍛煉了自己。正是具備了相應的軍事背景，以及登上“永豐”艦表示慰問，蔣介石贏得了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
此後，蔣介石到蘇聯考察，加強與蘇聯方麵的聯係，通過給自己鍍金擴大了個人影響，這都為他日後一步步攫取最高權力累積了足夠的政治資本。厚積而薄發，蔣介石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緩急相間、張弛有致，在權謀方麵表現出高超的手腕。
有機會便進讒言詆毀
對手，必欲除之而後快
蔣介石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雖然表麵上堂堂正正，但是為了獲得晉升，他常常不惜進讒言詆毀對手，耍盡了手腕。
1921年，蔣介石和陳潔如婚後到溪口度蜜月，他們剛到了九天就接到了孫中山的來電。電報中，孫中山請蔣介石盡早前赴廣州，就任陳炯明麾下的一個職位。這正符合蔣介石期待已久的願望，於是他結束了蜜月旅行，攜陳潔如一同趕往廣州。
盡管已經啟程了，但是，蔣介石一路上還是不時盤算著這次廣州之行的得失。因為此前他與陳炯明積怨甚深，所以這次到廣州任職注定又將麵臨一種難以應付的局麵。
到達廣州後，迎接蔣介石的是孫中山的追隨者、第三號重要人物廖仲愷。不等蔣介石開口，廖仲愷就說：“孫先生已去梧州籌備北伐，你明日即可啟程前去。”廖仲愷還告訴蔣介石，陳炯明成功地收複廣東、趕走軍閥陸榮廷之後，就表示歡迎孫中山前來領導政府。但是，孫中山一心隻想籌辦北伐討逆之事，以求得將中國統一於一個政府之下。結果，陳炯明不同意這一計劃，雙方無法也沒有達成合作協議。
蔣介石了解到這些情況後，心裏涼了半截。他拜會了陳炯明，第二天就趕往梧州；在那裏，被任命為孫中山先生的軍事顧問及戰略官。在孫中山先生身邊工作，蔣介石認為這是一個扳倒陳炯明，報仇雪恥的好時機。於是，他一有機會便向孫中山進讒言，詆毀陳炯明，意欲除之而後快。
孫中山給陳炯明連拍四五封電報，查詢供應物資及軍火何時運來，都沒有回音。蔣介石借機說：“陳炯明將軍不可信任，他對你擔任領袖，隻有輕蔑之意而已!”但是，陳炯明是孫中山一手提拔上來的，孫中山仍沒有失去對陳炯明的信任和希望。雖然每天會議、談話、出遊不離孫中山左右，但是，蔣介石感覺到這位領袖進行北伐靠的還是陳炯明，並沒有把自己放在重要位置，這令他十分懊惱。
有一次會談歸來，蔣介石怒氣衝衝地對陳潔如說：“我知道陳炯明為人奸險，有一天會背叛我們的領袖。但是領袖卻聽不進我的勸告，我應當怎樣說服他呢?”當夜，他抑製不住自己的感情，向孫中山寫了封信：“我在寫這封信時，心情沉重，我不忍寫出它，但無法保持緘默。我已就陳炯明的奸險本性屢次敬告於您，但您卻總是一笑置之。我懇請您相信我，因為那個人是不可能懷有任何忠誠的。”
第二天，孫中山問蔣介石：“我收到了你的信。告訴我你心中究竟有何想法?你要我做什麽?什麽是應當做的最明智的事情?”蔣介石毫不遲疑地答道：“應當做的最明智的事情就是撤除陳炯明的總司令職務，借以削減他的勢力，下一道命令，使我首先快速離開這裏，然後強製他離開職務，接管他對軍隊的指揮。再轉回身消滅他手下駐守廣西、由葉舉指揮的部隊。這件事完成了之後，北伐就可付諸實施，再沒有什麽阻礙。”
“但是，陳炯明還沒有公開反對我，所以請不要製造事端。”孫中山先生對蔣介石的話並不在意，反而說，“我信任他。此外，駐紮在廣西的部隊都是我的同胞兄弟，曾經多年與我並肩奮鬥。你怎可提出如此的建議?”
接著，孫中山不慌不忙地告訴蔣介石：“達到和諧的第一要件，就是信任、容忍，願意了解對方的見解，在公開場合討論問題；而不是在心胸中懷有無憑無據的猜疑或痛恨，並且將這些虛無的東西當作確定的事實一般傳說出去。你如要好好地為我工作，就應當全心全力地合作，而不要逼我去同一位多年來顯然忠誠的軍官兄弟鬥爭!”
蔣介石受了孫中山先生一頓痛訓，心中很是不快。第二天，他突然離開孫中山，去了上海。在當時的革命陣營裏，蔣介石認為他是孫中山先生惟一可用的曾受日本訓練的軍事專家；然而，陳炯明當道，使他猶如困於淺水之龍，有才也無法施展。到了這時候，陳炯明已經成為蔣介石爭取孫中山寵信的強力對手。
回到上海後，蔣介石便發起函電攻勢，繼續反陳。
這時，蔣介石的謀略是造成聲勢，使陳炯明若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逼其反叛，造成既成事實，落入自己的圈套，促使孫中山先生改變看法。於是，他多次致函、致電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等陳述反對陳炯明的積極主張，並勸促他們馬上采取先發行動，驅逐陳炯明。同時，還繼續給孫中山先生寫信，力勸進攻陳炯明。
這些招式果然奏效，一時間謠言四起：“孫先生已決定逮捕陳炯明將軍，剝奪其職階，並摧毀其惠州本籍的基地。”就這樣，反陳成為街談巷議的重要話題。
三人成虎，這些謠言弄得人心惶惶，陳炯明本來也確實擁兵自重，想稱霸一方，所以他被蔣介石這一招式嚇壞了。然而，陳炯明也不是等閑之輩，他唯恐孫中山最終被人說服，於是及早采取行動了。
第一，不給孫中山任何軍火、經費和供應品。
第二，秘密刺殺了孫中山的軍火事務聯絡官鄧鏗。
第三，在孫先生回廣州之前，為了消除謠言的不利影響，表明自己清白，致函孫中山請求辭去粵軍總司令之職。
當孫中山到達廣州時，蔣介石人在上海，而陳炯明已經離職歸家。孫中山對蔣介石這種不妥協的精神感到困擾，於是去函一封，責備他要忍耐和諧；同時，給陳炯明三封邀請函。但是，無論是蔣介石，還是陳炯明都沒有答複。
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5月6日，直係取得了勝利。接著，北京政府的總統換上了曹錕，副總統是吳佩孚的傀儡黎元洪。吳佩孚曾經許陳以兩廣巡閱使的職位誘使他叛變革命，此時的陳炯明看到直係主政，認為發動叛變機會來了，於是粵軍發動武裝叛亂，並懸賞20萬元刺殺孫中山。
6月16日清晨2時，叛軍4000人圍攻孫中山總統府，並用大炮猛轟孫中山在觀音山的住所粵秀樓。後來，孫中山衝出包圍，號召討伐叛逆。經曆這場生死考驗，孫中山先生感受到了各路軍閥部隊的反複無常，於是給蔣介石去電：“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總統府。我現在白鵝潭外“永豐”號炮艦上，正準備發動反攻。事緊急，盼速來。”
身在寧波的蔣介石收到電報後異常激動，見到孫中山後，他被授予海上指揮全權。蔣介石受命後，根據戰情，立即掌管各炮艦的指揮，並借此充分顯示他的軍事指揮才能。他在孫中山身邊“日侍予側”，參與籌劃作戰。
蔣介石要搬倒陳炯明，不僅僅因為對方與自己有舊怨，還在於陳炯明一直得到孫中山的信任，是北伐戰爭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為了得到孫中山的倚重、獲取更大的權力，蔣介石把陳炯明這個政治對手看作眼中釘、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後快。
孫中山力圖通過北伐實現國家統一，但是陳炯明不同意這一計劃，並在物資及軍火供應方麵掣肘。蔣介石了解到這些情況後，便抓住機會進讒言詆毀陳炯明；但是，陳炯明是孫中山一手提拔上來的，根深葉茂，不是能夠輕易撼動的。為此，蔣介石到上海發起函電攻勢，繼續反陳，結果引起陳炯明恐慌，並最終發動了叛亂。
在反陳的過程中，蔣介石不遺餘力，當遇到困難的時候就采取靈活的變通策略，表現出一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氣勢。正是這種堅持和苦心經營，蔣介石才讓陳炯明徹底垮台，並贏得了孫中山的信任，乃至後來孫中山為《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作序，徹底把蔣介石作為信任的對手。
以退為進，在最需要自己
的時候辭職，從而提高個人地位
1918年3月3日，蔣介石依照孫中山先生的請求，離開上海去廣州參加桂係領導的一支新編軍隊。
抵達廣州這個南方大城以後，蔣介石發現當時的情況對孫中山非常不利，自己的領袖麵臨著很大風險。因為那時的北京政府仍是合法政府，認定孫中山為叛徒，計劃派出一支遠征軍去鎮壓他。而這時廣州的軍閥陸榮廷已經對孫中山有了敵意，於是孫中山急忙向當時駐在福建漳州的陳炯明求援。陳炯明同情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所以作出了積極的回應。
孫中山介紹蔣介石去陳炯明那裏，目的就是要他協助陳炯明研擬一項計劃，準備攻占廣州，用作革命基地。但是陳炯明一心一意在軍中隻安插廣東人，以實現“粵人治粵”的口號，並以此激發廣東人的愛鄉情緒，來驅逐當時**廣東的軍閥——廣西佬陸榮廷。由於孫中山的推薦，陳炯明難以拒絕已經到來的蔣介石，於是暫時給了蔣介石一個作戰科主任的職位。
在征粵作戰中，蔣介石不斷修改作戰計劃，並三天三夜到前線指揮作戰，取得了一項決定性勝利。但是，蔣介石不但沒有受到讚賞，反而被斥責貽誤軍機。一氣之下，他拂袖而去。
8月18日，蔣介石回到了上海，23日晚，到寓所謁見孫中山。蔣介石在對孫中山陳述自己辭職的理由時，並不談工作受阻、難有作為的情況，卻說是因為陳炯明縱容部下詆毀孫中山，而使自己憤然去職。孫中山勸慰蔣介石再回到粵軍中去，但是，蔣介石始終沒有同意。
事後，陳炯明於8月26日、29日、31日接連給蔣介石寫來三封信，鄧仲元也寫來信，邀請他回到粵軍中去。但是，這些信都被蔣介石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直到9月19日，粵軍在福建戰場取得了有利的形勢，攻克了北洋軍閥在閩南的根據地漳州市之後，蔣介石才重回粵軍，並且升任第二支隊司令官。
從“拂袖而去”到複職後升遷，蔣介石收到了“以退為進”的效果。此後，蔣介石經常有意采取這種做法，而且手段越來越高明。
在運用這一策略時，蔣介石往往選擇軍事上最需要他的時候提出辭職，或者幹脆不辭而別，以引起孫中山對他的刻意挽留。結果，孫中山也為了挽留這位“愛將”，不但函電交加予以勸慰，而且還出動黨內重要幹部去邀請，比如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等；甚至，有時候孫中山自己還要專程前往勸駕。
對於孫中山的勸慰，蔣介石往往采取三部曲：首先，陳述自己被迫去職是受到“小人妒忌”和“排擠”，標榜自己性格剛直，憤世嫉俗，自己參加革命不是為了追求個人的權位；所以，在意見不合時決不“戀棧”，一再聲言“合則來不合則去”的原則，以博取孫中山的同情和讚賞。
然後，針對時局向孫中山提出軍事方麵的種種建議，表示自己雖然去職，但仍然關心“黨中大事”，使孫中山更感到蔣介石人才可貴。
最後，則表示要勉為其難，把個人一切置之度外，服從孫中山的命令回到軍中工作。有時候，還表示最好不擔當任何名義上的職務，隻求在孫中山的身邊“參佐軍務”，這又使孫中山看到蔣介石對他完全是一片忠心。
從這次在援閩粵軍中第一次辭職，到1924年4月正式就任黃埔軍校校長的六年之間，蔣介石在軍中以各種借口辭職又複職，來來去去共達十三次之多。他在軍隊中實際工作的時間一共隻有兩年半左右，其中最長的工作時間為一年零十天(當中還請了兩個月的假)。其次是五個月，多數是一個月左右，最短的隻停留了四天便又走了。一次次的辭職、挽留、複出，都一次次地提高了蔣介石在軍中的地位，增加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和重用。
《三十六計》中有“走為上”的謀略，意思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為了保全自己，采取主動退卻的策略，以等待時機攻擊敵人。這種以退為進的用兵方法，並不違背正常的用兵法則，反而是一種高超的鬥爭手段。
蔣介石在獲取權力的道路上，不僅僅懂得積極進取，還明了以退為進的奧妙，真正做到了“走為上”。僅從這一點來看，他在權術方麵就棋高一招，超越同輩之人。但是，蔣介石的“退”並不是無所作為，不是投降策略；恰恰相反，他總是選擇最需要自己的時候辭職，從而造成一種“人才緊缺”的局麵，無形中提升了個人的含金量，造成一種奇貨可居的局麵。
這樣一來，蔣介石就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孫中山麵前的地位，突顯出自己的軍事才能和政治影響力。從這一角度來看，蔣介石的辭職實際上是一種進攻；在這裏，“退”成為“進”的一種形式，並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實現了轉化。
韜光養晦，欲擒故縱，吊人家胃口為了奪取權力，蔣介石除了**裸地要權外，還采取各種手段達到目的。欲擒故縱便是他韜光養晦的拿手好戲。
1920年，廣州被收複以後，蔣介石仍然擔任前敵總指揮，率領粵軍第二軍追剿粵西北一帶的殘敵。但是，許崇智因病不在軍中，第二軍中許多高級將領不以蔣介石為重，不聽他的調遣。蔣介石曾氣憤地兩次給許崇智寫信，並上書陳炯明，表達對這些軍官的不滿。然而，由於派係作崇，人事關係錯綜複雜，蔣介石的要求根本無望解決。
蔣介石由此深感以一個外省人去指揮地方派係的軍隊，決不可有所作為，必須有“自練可靠”的基本部隊。所以，蔣介石一生中都致力於培植自己的嫡係部隊。11月6日，蔣介石憤然離開正在前線作戰的粵軍第二軍，回奉化去了。
後來，粵軍把桂係軍閥驅逐出廣東。1920年11月25日，孫中山離開上海，重返廣州。29日，他在廣東軍民歡迎聲中重新組成軍政府，宣布繼續執行職務。但這時孫中山已進一步認識到僅僅舉起護法旗幟，“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護法隻不過矯正北洋軍閥政府的非法行為，實際還是承認它是中央政府。因此，要打倒軍閥統治，統一中國，促進國家的繁榮富強，必須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7日，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召開，參眾兩院聯合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撤銷了軍政府。5月5日，孫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總統職。
這是孫中山第二次在廣州建立政權。孫中山在廣州組成革命政府後，隨即頒布、推行了一係列改革吏治與保障人民權利的法令和措施。
不過，孫中山當時的主要目的，是要以廣東為革命根據地進行北伐。而為了鞏固革命根據地，免除北伐的後顧之憂，必須首先消滅在廣西的桂係軍閥的殘餘勢力。1921年6月27日，孫中山命令各軍分兵三路，討伐廣西桂軍。
自1920年11月間離開在前線作戰的粵軍後，蔣介石除了回家鄉探望母親、遊覽山水外，就到上海照料交易所的生意。1921年初，正當孫中山初返廣州重建政府之際，事業萬端，亟待用人。孫中山以及胡漢民、廖仲愷等人函電交馳，一再請蔣介石回到廣州來，但是蔣介石都以家母有病進行推脫，始終沒有答應。
這時，蔣介石采取的方法是人雖然不出山，卻不時給孫中山和陳炯明等人寫信，針對時局提出自己的建議。例如，1月10日給孫中山寄呈了軍事意見書；1月21日給陳炯明上書，縱論全局戰略。
蔣介石這樣吊得眾人胃口懸到了喉嚨，大家更加以為他是個千年難得的人才了。陳炯明更是急不可耐，一再來電催促，但是蔣介石還遲遲不點頭答應；於是，陳炯明在電報中委任蔣介石為援桂中路軍總指揮，這樣蔣介石才於2月6日抵達廣州。
可是，到達廣州後在召開平定廣西作戰的軍事會議上，陳炯明與許崇智為各自部隊進攻地點爭吵起來，鄧仲元又避而不出席會議。三位實力派人物意見不合，手中無一兵一卒的蔣介石在其間無從置喙，感到地位很窘迫。2月14日，蔣介石又離開廣州，回奉化了。
這時，孫中山正在廣州準備召開非常國會。選舉總統前夕，蔣介石於3月5日從奉化給孫中山寫信，建議緩選總統。因為他在私下裏了解到，許崇智和陳炯明都主張緩選總統，如果操之過急難免引起分歧，難以俯順各方，對孫中山不利。在回信中，蔣介石又表示他雖然韜養鄉裏，仍朝夕關注孫中山的行動和時局動向。
這時候，蔣介石的母親王氏患病，蔣介石靜觀局勢，以照顧母親為名，待機而沽。3月17日，“他就帶著母親上普陀山拜廟求佛，向上千的和尚施舍齋飯，祈祝母親康健”。
3月29日，孫中山給蔣介石來電，說出征廣西事關重大，盼他速來粵籌劃。蔣介石不予理睬，於31日去祭掃三代先人的墓地。4月21日，孫中山又給蔣介石來電，說出征廣西已下動員令，許崇智病未痊愈，軍事緊急，盼他接電速來。蔣介石在接到電報的當天，卻帶上兒子蔣緯國遊天童山去了。
蔣介石之所以遲遲不肯去廣州幫助孫中山籌劃平定廣西的事情，一方麵是因為他不願意再與日趨驕橫、以粵軍為私產、視廣州為領地的陳炯明共事，為陳“做嫁衣裳”；另一方麵，他當時已另有打算 ：一是想赴歐洲考察，並去看看蘇俄是怎樣粉碎內外敵人的聯合進攻而取得革命勝利的；二是想練成一支由自己掌握的軍隊。
但是，實現這兩個目標不是馬上可以做到的，蔣介石還要顧及到眼前的時局。5月10日，他勉強離開奉化的寓所，20日抵達廣州。蔣介石離家時，母親正在患病；來到廣州後，他在粵軍中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因此不願意供職。沒過多久，蔣介石又設法脫身。
1921年5月底，蔣介石從廣州回到奉化溪口家中，這時他母親病情已經開始惡化。6月14日上午，蔣母王采玉因患心髒病離開了人世，時年57歲。蔣母死後，蔣介石在家守孝，並自己撰寫了《哭母文》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兩篇祭文。這時，已經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完全被蔣介石擱置腦後了，他在奉化溪口大學薑子牙渭水垂釣，韜光養晦，靜待時機。
蔣介石獲取權力是從白手起家的，盡管他能夠找到可以借助的靠山，但是權力場上的爭鬥從來都是以實力為後盾的。因此，當許崇智、陳炯明等前輩掌握著兵權，而自己還勢單力薄時，蔣介石采取了韜光養晦的行動策略。
看到自己率領的粵軍第二軍不聽從指揮，蔣介石先是給許崇智、陳炯明上書，表達對這些軍官的不滿；看到上訴無門時，他憤然離開前線，返回奉化老家。這固然是一種無奈之舉，卻讓蔣介石冷靜下來，反思自己的作為、審視當時的時局。於是，他意識到：隻要自己有了部隊，就會有一切。這一認識，對蔣介石日後不遺餘力地打造自己的嫡係部隊、通過軍權穩固自己的政治權力是大有裨益的。
當孫中山在廣州重建政府，需要助手時，蔣介石都以家母有病進行推脫；同時，他又給孫中山和陳炯明等人寫信，針對時局提出自己的建議，這一欲擒故縱的手法吊足了大家的胃口，無形中提升了蔣介石的個人威望。
《鬼穀子·謀篇》中有"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的觀點，蔣介石在實力不濟的時候，行韜光養晦之法，通過欲擒故縱吊得眾人胃口，顯露自己是不可忽視的一分子，實在有權謀大家的風範。
不甘心隻做軍事幹部，
力圖擴大個人權勢從而大有作為
對權力的渴望是蔣介石最大的野心，為了達到目的，當采取韜光養晦，達不到目的時，他就從暗到明，公開地伸手要權了。
1922年，蔣介石與孫中山離開“永豐”艦，於8月14日回到上海。他隻在孫中山的寓所幫助辦事七天，就到普陀山海島，住在天福庵遊山玩水，靜養身體去了。
蔣介石在普陀山住了六天，到南天門去探過勝景，去般陀庵觀魚，剩下的時間就“泥塑”般地坐讀佛經。廖仲愷與汪精衛來信，請蔣介石到上海協助孫中山策劃軍事方麵的事情，蔣介石回信說：“連日腹瀉不止，回滬之期，不能如約。”
當時，孫中山正在積極進行聯俄、聯共、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活動。孫中山在上海“為一租界之亡命客”，認識到沒有一個革命根據地，要真正打倒軍閥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要建設廣州為革命的大軍營。因為身邊可信賴的人不多，孫中山迫切需要蔣介石到身邊來，為自己籌劃奪回廣州的軍事。
8月29日，蔣介石從寧波給廖仲愷、汪精衛寫了一封長信，對國民黨目前應實行的方略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信中絕大部分內容是談軍事的，圍繞如何奪回廣東，提出一個麵麵俱到的軍事計劃。汪精衛與廖仲愷收信後，連夜給蔣介石回信，要求他回來謀劃；而孫中山也給蔣介石回信說：“函悉……日本變局愈速，非兄來滬同謀不可。”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這封信中提到：“請孫先生注意，黨約不改，黨務終難整頓。乘此時機改正誓書，收容一般有為青年，則黨勢必能增大”。最後還建議，經費再困難，也應維持國聞通訊社和商報這兩個宣傳機關。
由此可見，這時的蔣介石已不甘心隻做一個單純的軍事幹部了，他要過問國民黨的改組、宣傳等“黨中大事”，涉足黨務事宜。從中也可以看出，蔣介石對孫中山隻在軍事上倚重他，自己在黨內沒有地位早就不滿了。
蔣介石認為，自己多年來不僅在軍事上有貢獻，他在陳炯明叛變後登上“永豐”艦、救孫中山於為難之間，就已經是“有功之臣”了。但是，蔣介石的要求並沒有受到孫中山的重視。在國民黨改組的各種委員會中，沒有蔣介石的位置；在各個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動中，也沒有讓蔣介石參加。
9月9日，孫中山和廖仲愷、汪精衛等人，好不容易在上海把蔣介石盼來了；但是，蔣介石隻在上海住了一宿，就又回寧波了，原因是他“心緒不佳，亦無所事”。蔣介石還在日記中寫道：“上海一天都不能住，人們罵北京是鑄造惡人的烘爐，則上海更是一個大烘爐，鑄惡人的範圍比北京更為廣泛。”
上海對於蔣介石，應該說是“發祥地”。因為他在這裏受到陳其美的栽培，參加了革命活動，登上了政治舞台。那麽，為何今天竟有“斯地不可一日居”的惡感呢?一個原因是蔣介石經營的交易所投機生意徹底失敗了；另一個原因是，蔣介石9月9日來到上海時，孫中山正召開有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參加的研究改組國民黨計劃的首次會議，但是蔣卻沒在受邀之列。要知道，蔣介石此前曾經給孫中山寫過信，對改組國民黨發表個人見解。因此，蔣介石到上海感到“心緒不佳，亦無所事”，第二天就走了。
蔣介石離開上海就直接到天童山去了，他在玉佛閣殿前“納涼”，在寺廟外的幽靜小路上散步，時時“作解脫塵緣之想”。此時的蔣介石，心情悲傷得竟想要出家去當和尚了。
9月12日，孫中山完全以知心朋友的心情，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到上海來，但是蔣仍舊按兵不動。直到10月7日，蔣介石才遲遲到上海見孫中山，卻也隻是請領袖為他所寫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作序。
1922年10月18日，孫中山將撤退到福建的北伐軍改名為討賊軍，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蔣介石為參謀長，準備討伐陳炯明。10月22日，蔣介石到達福州，來到了東路討賊軍軍部工作。在此工作初期，蔣介石擬訂作戰計劃、觀察地形、慰勞傷員，頗為起勁。在11月11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此次討逆殺賊，複仇雪恥之責，吾當以一身任之。招疑招忌，任勞任怨。以求達乎目的而已。”
但是剛來三天，蔣介石就給在上海同孫中山進行改組國民黨工作的胡漢民、汪精衛寫信，說“在這個部隊中也還是存在有派係鬥爭的苦惱”。在信中，他竟提出：“十日內如毫無進步，則無可如何。”這簡直是給孫中山下最後通牒了。孫中山見蔣介石信後，急回電請他無論如何不要離去，並告訴他，已經派廖仲愷前來福州，幫助他解除困難。
11月24日，廖仲愷急急趕到福州，但是，這時蔣介石已上輪船就要走了。廖仲愷顧不上喘口氣當即趕到船上，把孫中山的一封長信交給他。但是，廖仲愷一走，蔣介石還是回到上海。見到孫中山以後，他大言不慚地說：“任何工作，都不敢違命，惟望準我不再回閩……”蔣介石如此不願意到軍隊中工作，固然有派係鬥爭的苦惱和軍費拮據這方麵的問題，然而，更主要的原因還是蔣介石不滿意自己在軍隊中的地位。
孫中山雖然很重視蔣介石的才能，凡有重大軍事決策和行動，都要蔣介石參與計劃和執行；但是，孫中山卻一直沒有授蔣以實際軍權，讓他獨當一麵。因為孫中山早已看出蔣介石在軍中缺乏人望，他主觀好勝，脾氣暴戾，動輒與人爭吵，上下關係弄得很僵。所以，孫中山認為蔣介石做高級參謀工作較為合適。但是，蔣介石卻不甘心長期充當別人的副手，做一個沒有實權的高級幕僚。
此外，蔣介石是有更大欲望的人，他在努力尋找一條擴大個人權勢的道路，而當前最迫切要求的就是過問“黨中大事”。蔣介石非常清楚，隻有在國民黨內取得地位，才能有所作為。
軍權是政治權力的核心與基礎，蔣介石對這一點十分清楚。但是，他的終極目標不是成為軍務係統的過江龍，而是要成為政治權力中的弄潮兒。所以，在寫給廖仲愷、汪精衛的信中，蔣介石對國民黨應實行的方略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充分顯露出他不甘心隻做軍事幹部的願望，一心想力圖擴大個人權勢、大有作為。
事實上，即便在軍事工作中，蔣介石也不能充分按照個人意願行事。比如，他剛到孫中山組建的討賊軍軍部工作，就給胡漢民、汪精衛寫信：“在這個部隊中也還是存在有派係鬥爭的苦惱”。這更加劇了他進一步掌握核心權力，從而“大有作為”的渴望。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蔣介石的種種不滿，以及他為何對最高權力如此迷戀。
從暗到明，一步一步把
自己攬權的手從軍隊伸進黨務
一旦明確了自己需要什麽，蔣介石就會采取各種手段實現目標，表現出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韌性。為了掌握核心權力，蔣介石采取了進退結合、從暗到明的策略，逐步染指黨務活動。
1922年12月，孫中山聯絡了駐在廣西的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兩支軍隊，組成了西路討賊軍；配合在福建的許崇智的東路討賊軍，準備夾攻廣東陳炯明叛軍。直到12月28日，蔣介石才在孫中山的勸說下，重返福州討賊軍總部。
但是，這次回到軍中，他幾乎不理事。12月28日，孫中山下令東路討賊軍進攻廣東潮汕地區，蔣介石在這時卻跑到鼓山過除夕之夜了。新年過後，蔣介石回到軍中；但是元月7日，他又離開討賊軍總部，來到鼓山遊山玩水。當革命軍與叛徒陳炯明奮戰的時候，蔣介石卻一再無心軍務，說明他的革命意誌消沉已極，也表明他更熱心黨務活動。
當蔣介石1月15日回到福州時，西路討賊軍已攻取了廣州，陳炯明攜殘部逃回惠州老巢去了。這時在福建的東路討賊軍也全部正向廣東開進，而蔣介石卻在15日這天啟程回上海了。
這時，孫中山正與專程來到上海的蘇聯駐華大使越飛會晤，他們接著舉行多次會談，進一步商討了改組國民黨和建立革命軍隊，以及蘇聯與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反對帝國主義等問題。1月26日，雙方聯名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這是孫中山聯俄政策的重要文件，它標誌著孫中山聯俄政策的最後確立。
1923年2月15日，孫中山從上海啟程，21日到達廣州，3月1日宣布成立大元帥府，孫中山被推舉為海陸軍大元帥。這是孫中山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孫中山回廣州途中，曾給蔣介石發急電，告訴他已經被任命為元帥府行營參謀長，催促他“萬請速來，勿延”。
孫中山急於請蔣介石回廣州，因為改組國民黨的工作要繼續進行，軍事方麵更需要人。這次幫助孫中山把陳炯明趕出廣州的各部軍隊，都是西南幾省軍閥的舊部；他們不過是利用孫中山的威望替自己擴充地盤。而孫中山的嫡係部隊、許崇智率領的粵軍正在潮州、汕頭一帶與陳炯明的舊部作戰。因此，孫中山在廣州的處境是很不安全的。
蔣介石接到孫中山的急電後，並沒有立即去廣州，隻是先後給廖仲愷、汪精衛、許崇智智寫去三封信，對廣東的局勢加以分析，提出軍事作戰方麵的意見。此後，他來到上海，後又到寧波，仍繼續用信件應付廣州方麵的催促。期間，蔣介石所寫的信較過去有了明顯的變化，這就是直接在信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像以前那樣隻是發泄不滿，博取同情，從而求得進展。
如3月21日，他直接打電報給孫中山，提出現任管理財政人無能，要求並歸廖仲愷一人全麵負責財政。3月30日與4月7日，他兩次打電報給許崇智，都是以“請令本軍”如何的口吻提出作戰主張。4月8日，他給大元帥府秘書處長楊庶堪寫信，提出在他回廣州之前，需發表任命廖仲愷主管財政、許崇智部調回省城兩道命令，否則他回廣州後無法進行工作。
就這樣，蔣介石直接向孫中山提要求、講條件，並幹預人事安排，認為自己在孫中山的心目中地位提高了。直到4月15日，他才從上海動身赴廣州，以大元帥府參謀長的名義入大元帥府辦公。
5月9日，陳炯明從東江再次叛亂，大規模向廣州反撲。被趕出廣州的沈鴻英的部隊，又勾結北洋軍閥吳佩孚，從廣州北麵猖狂反攻。孫中山兩麵受敵，處境十分險惡。於是，他親赴前線督師，南征北戰，捍衛著廣州的革命政府。蔣介石作為孫中山的參謀長跟隨出征。經過兩個月的作戰，敵我雙方各有勝負，形成拉鋸戰。
這時，蔣介石雖然名義上是大元帥府的參謀長，經常陪同孫中山視察，製定軍事計劃，慰勞部隊，但是手中仍然沒有一兵一卒。想要貫徹自己製定的軍事計劃，蔣介石必須奔波於各軍的司令部，仰人鼻息。最後，蔣介石到任還不到3個月，便於8月12日“憤而辭”，離開苦戰中的孫中山，回避到了香港。
廣州革命政權重建之後，就遭到反革命勢力四麵八方的包圍和進攻，這使國民黨改組和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工作受到很大影響。但是，孫中山與敵人殊死苦戰的情況下，沒有放鬆改組國民黨與聯俄、聯共的工作。
1924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已通過了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4月1日，孫中山指令正式恢複國民黨廣東支部。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這時在廣州曾多次會見孫中山，他們談話的中心是與蘇聯的聯合和國民黨的改組。這時馬林建議孫中山派代表團去蘇聯考察，並就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問題進行談判。孫中山接受了馬林的建議，決定派出代表團赴俄國考察。
蔣介石在7月12日離開廣州往香港時，就已經知道孫中山接受了蘇聯的邀請，決定派出代表團到蘇聯考察。7月13日，他從香港寫信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表達他對孫中山的要求：“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隻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孫中山答應了這一要求，決定派蔣介石赴蘇。
8月5日，孫中山寫信叫蔣介石到上海，與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商談赴俄考察事宜。最後決定由國民黨人蔣介石、王登雲、沈定(後參加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人張太雷，組成“孫逸仙博士代表團”，於8月16日由上海乘船啟程。
蔣介石因此終於開始踏入國民黨的黨務活動了。
蔣介石的“靠山”是孫中山，因此他要抓住核心權力，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必須迎合孫中山的需要。隨著形勢的發展，蔣介石開始從暗到明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