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幕：1月4日，國民政府特赦張學良，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蔣介石在導演完這四幕把戲後，張學良即由憲兵押送到陵園孔祥熙的別墅進行軍事管製，蔣介石出此招法，當時不但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甚至連宋子文在事前也沒有料到。從此，張學良失去了自由。無論是張學良，還是其他人，誰也沒想到，蔣介石對他的這種軟禁竟達40年之久。
而西安事變的另一個發起人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後，被迫辭去西北軍的職務，前往歐洲“考察”。“七·七事變”後，楊虎城滿懷抗日救國之心，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帶著夫人謝葆貞和兒子返國。
楊虎城抵達香港後，便先去武漢，隨即被軍統特務頭子戴笠騙去南昌，然後軟禁在百花洲熊式輝的一所別墅裏。1938年春，日寇占領了南京。蔣介石命令戴笠把楊虎城夫婦及孩子移往後方。結果，楊虎城全家被押往了貴州息烽陽朗壩的看守所，此後，他們在蔣介石的監牢裏永遠失去了自由。
1949年8月，在與中共較量中已經慘敗了的蔣介石從台灣來到了重慶。當毛人鳳向蔣介石請求楊虎城如何處理，是否要解送台灣時，蔣介石毫不考慮地回複說：“留了他做什麽?早就應該殺了!”最後，楊虎城一家人在中美合作所內鬆林坡“戴公祠”內被殺害。
蔣介石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對於拒絕聽命於自己的人從不放過，對於敢於冒犯他的人更是不寬恕，非施以最無情的懲罰不可。
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張學良和楊虎城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進行“兵諫”，促成了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加入到團結全國力量抗日的道路上來。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是千古功臣，但是他們由於觸動了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權威，因此受到了瘋狂的報複。
張學良被囚禁40年之久，楊虎城一家慘遭殺害，這都是蔣介石為了專權而采取的獨裁手段。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專權的最大特色，就是個人絕對專製，一有犯忌就無情打擊。
一步一步，全方位推進
個人獨裁，實行專權統治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在武漢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黨務問題和施政方針問題。
關於黨務問題，大會決定實行總裁製，選舉了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法定確立黨的總裁製，這標誌著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獨裁地位進一步強化，權力高度集中。
為了與蔣介石的獨裁集權相適應，大會強調黨製，規定調整黨政關係原則：(一)中央采取以黨統政的形態；(二)省及特別市采取黨政聯係的形態；(三)縣市采取黨政融化的形態。大會決定取消預備黨員製，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介石自兼團長，招攬青年，使之成為被他篡改的“三民主義”信徒。與此同時，大會還決定增設中央調查統計局，以加強特務統治。
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蔣介石在五中全會上發表演說，聲言“堅持抗戰到底”，表示抗戰決心。但是，在全會上，對內政的重要議題，蔣介石卻還是提出“整頓黨務”。在蔣介石一手操縱下，全會作出了一些強化國民黨獨裁統治，加強蔣介石個人權勢的重大決定。主要的規定有：(一)決定設立黨、政、軍一元化的國防最高委員會，蔣介石任委員長；“委員長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命令為便宜之措施”。這就進一步加強了蔣介石個人獨裁的權力。
(二)規定實施《國民抗敵公約》的辦法，其中規定：全國人民以保甲為單位，宣誓服從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之領導，盡心盡力，報效國家”；宣誓後如違犯誓言，要“依法治罪”。這以後成為了蔣介石控製人民的思想、行動，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動的所謂法律依據。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蘇比較積極地援助中國的抗戰。然而，在國統區，蔣介石的統治更加黑暗和腐敗。在政治上，蔣介石利用民族抗戰，一致對外的形勢，迅疾地完全建立起了個人的獨裁統治。
1943年8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13日，“選舉”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並兼任行政院院長，繼續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從此，蔣介石就成為一個獨掌全國黨、政、軍大權的最大獨裁者。在1941年到1943年這一期間，蔣介石為了維護其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采取了一係列的手段加強個人獨裁，實行專權。
他首先提出了“全國黨化”的口號，盡量擴大國民黨人數。為此，蔣介石和爪牙到處宣揚“中國人都有加入國民黨的權利與義務，中國青年都有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權利和義務”，到處推行“集體入黨”，“舉手入黨”的辦法，使許多人糊裏糊塗地成了國民黨員或三青團員。
同時，蔣介石加強了特務統治。1943年聘請美國特工專家，成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合作所)，以戴笠為主任，美國軍官梅樂斯為副主任，參加這個“合作所”的美國特務就有一千多人。蔣介石每年撥出龐大的特務經費，全國各地、各單位普遍建立特務組織，還在許多地區設立集中營，囚禁和殘害共產黨員、抗日愛國的青年和民主人士。例如上饒集中營、重慶磁器口集中營、貴州息烽集中營、西安集中營等，都是囚禁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的地獄。國民黨特務在國統區內橫行無忌，任意捕殺人民，造成一片恐怖的黑暗世界。
此外，蔣介石從城鎮到農村，全麵實行保甲製。保甲機構由特務係統操縱和指揮。保甲長必須加入國民黨，得到特務支持的保甲長橫征暴斂，作威作福，欺壓百姓，魚肉人民。
就這樣，一黨專政、特務統治、保甲製度，三位一體互相結合，互相滲透，維護著蔣介石的獨裁統治。
蔣介石專權並不是一時的，也不是某一方麵的，他專權是一步一步推進，全方位的個人獨裁。並且，他的獨裁是形成係統的，網絡式的。
從1938年確立國民黨的總裁製，到1939年強化國民黨獨裁統治，蔣介石的個人權勢達到了頂峰。1941年以後，蔣介石更加強了國統區的黑暗統治，利用民族抗戰、一致對外的形勢迅疾建立起個人獨裁局麵。“全國黨化”的口號、特務統治、從城鎮到農村的保甲製，使蔣介石徹底實現了個人專權的目標。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蔣介石非常善於利用抗日的時機強化統治。因為在戰爭期間，權力集中是必然的，蔣介石正隻抓住了這一有利時機，使自己的專權得到強化和擴大，滿足了個人對權勢的貪欲。
用蔣記法西斯主義愚弄人民
中原大戰結束後，國民黨軍閥幾個大的軍事集團在表麵上都歸順於蔣介石。蔣介石為了在法統上製造剝奪反蔣各派借口的依據，通電全國主張召開國民會議。1931年5月5日，國民會議正式在南京開幕。
在開幕式上，蔣介石致開幕詞。他認為“訓政時期”已經開始，召開國民會議的目的“在於和平統一救中國”。
怎麽來完成“訓政時期”的任務呢?蔣介石認為必須“對於訓政之理論，應有正確之了解”。接著，蔣介石詳細地論述了他的看法，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說：“挽救迫不待之國家危難，領導素無政治經驗之民族，是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施行不可。”“今日舉國所要求者，為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以達到解除民眾痛苦之目的。”
很顯然，蔣介石主張用“統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義來治理中國，可以消除已經出現的“非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共產黨、軍閥坐大於中原”。結果，會議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用國家大法的形式明文規定下來了。
國民會議開了12天，最後由蔣介石致詞，向與會者提出了“鞏固統一與完成建設”的六大要求。這次會議公然把法西斯主義作為國民黨治理國家的政治理論，從法製上鞏固了蔣介石的統治。
蔣介石在國民會議上提出了中國要實行法西斯主義，種種倒行逆施促使國民黨內部產生新的分裂，加之全國民眾運動高漲，蔣介石被迫第二次下台。但是，隨著1931年蔣介石重新上台，法西斯主義之火又重新點燃，甚至被抬到了作為救中國的精神支柱這一高度上來。
首先，以複興社及其“中國文化學會”、CC及其“中國文化建設學會”為主體，會同安插在各機關、學校、團體內的法西斯分子和鼓吹法西斯主義者，結成了一張大的蜘蛛網，施展各種魔力。他們憑借官方的政治保護與經濟支持，建立“學術文化”團體，開辦書店，出版報刊，大力闡釋和宣傳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蔣介石還組織了各種考察團去德、意考察，派人前往受訓。1933年7月，蔣介石先派了宋子文代表國民黨政府去意大利見墨索裏尼。1934年春，蔣介石又派鄭介民等一行7人，以軍事考察團名義前往歐洲考察，實際上主要是去德、意兩國。
除此之外，蔣介石還覺得不解癮，還高薪聘請了德國將軍塞克特、柏林警察總監白朗堡和德國特工人員到中國直接教練。
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召開，蔣介石具體要把德國法西斯的做法付諸於中國實踐。會上決定修改總章，增加“總裁”一章，“本黨設總裁一人，副總裁一人，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之”，總裁“代行”總理之職權。於是，蔣介石成為國民黨的總裁，是“合法領袖”。
蔣介石不僅行動上大力實踐和推行法西斯主義，而且在理論上，把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形態更完備化了。
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在會上，蔣介石作了題為《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報告，然後又作了題為《整理黨務之要點》的講話。會議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設立了“防共委員會”，決定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的指揮，由蔣介石任委員長。
會後，國民黨又陸續發布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等一係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
同年5月7日，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上，蔣介石又發表了《三民主義之體係及其實行程序》的演講。在這個演講中，蔣介石不像在國民會議開幕詞中那樣，公開打出中國要搞法西斯主義的旗號，而是把法西斯主義中國化，把法西斯主義披上三民主義的外衣。
在演講中，蔣介石雖然在否定民主主義、共產主義的同時，也否定了法西斯主義，實際上，在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下，蔣介石不能明目張膽地繼續鼓吹法西斯主義，就來換一個招牌，拋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摘取三民主義的某些詞句，膨脹三民主義中某些落後的東西，然後形成了蔣記三民主義體係。
蔣記三民主義實質是中國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它披著三民主義的外衣，裏麵全是法西斯主義的貨色。
1939年3月12日，蔣介石在重慶製作了一張“三民主義之體係及其實行程序表”，分為六部分。(一)是三民主義的原理——就是總理思想的出發點，亦就是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二)是主義的本身；(三)是革命的原動力；(四)是革命的方略；(五)是革命實行的程序；(六)是最後的目的——就是三民主義的實現與國民革命的完成。
到了1943年3月，蔣介石授意陶希聖用他的名字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把他的中國封建法西斯主義比較完整地展現在人們麵前。這本書從哲學思想和政治觀點，到對內對外的現行政策，都有所論述，其攻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思想體係，同時也攻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中國之命運》發表後，國民黨把它作為全國各界的必讀書，搞了幾個研究大綱，列了一大堆參考書，供中學教師、大學教師講授和大學教授研究之用。這本書的發表，標誌蔣介石的中國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理論形態更加完備了。
這樣，蔣介石就把法西斯主義經過一番打扮，同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披著“三民主義”的外衣而抬到救中國的牌位上來。
蔣介石獨裁專權，並不是簡單地個人專製，他認識到，要從根本上鞏固自己的獨裁專權地位，必須使人民對他服服帖帖，為此，他的手法是在思想上下手，創立蔣記法西斯主義，並以此愚弄人民，在心靈上製服人，在靈魂中灌輸服從獨裁和專權的意識，使人對他愚忠，絕對服從。
推崇法西斯主義，並非蔣介石一時心血**，而是伴隨著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的浩大聲勢。更重要的是，法西斯專製與蔣介石的個人專權野心是吻合的，滿足了他的權力欲求。因此，蔣介石派人出國考察、著書立說，大力開創自己的蔣記法西斯主義。
利用CC派，進行特務統治
1928年，蔣介石第一次下台又上台後，不僅仍然獨攬軍權於一身，而且大抓黨權，自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以陳果夫為副部長，陳立夫為機要秘書。
為了鞏固個人獨裁統治，屠殺共產黨人及排除其黨內異己勢力，蔣介石授意二陳擴大原來的“浙江革命同誌會”，在南京組織“中央俱樂部”，團聚親蔣的力量。於是，形成了以二陳為領導的CC派。
CC的來源說法有二：一即“二陳”，因“陳”字英文為Chen,第一個字母為C，CC就是“二陳”的縮寫；二是指“中央俱樂部”英文Central Club的縮寫。
CC形成以後，就設立秘密的特務組織。在中央組織部之下，二陳設立了調查科，各省黨部設立了調查股，縣黨部設調查幹事。葉秀峰、徐恩曾先後任調查科科長，主要人員有張衝、濮孟九、張國棟、顧建中、徐兆麟、鄭伯豪、齊鬆雲、劉青原、馮思定、劉大剛、任洪濟等18人。調查科成立後，又設立了“長江通訊社”，收容各大報館記者，廣羅通訊員，並在津滬各地建立秘密電台，發展組織。
CC除了它的核心組織外，還有一批外圍組織，主要有各省市的“忠實同誌會”，以及一些以文教機構或社會團體為主的組織。其中，主要有：北平和河北的誠社，山東的學行社、建國中學派，山西的平民中學派，湖北的十人團，上海的S·S(上海會社)，江蘇的五友社，等等。
CC的主要活動，主要有以下幾項：第一項是主持各級“清黨委員會”。
自1927年“四·一二”後，國民黨中央及各省市黨部都組織了“ 清黨委員會”，以貫徹其徹底清除進步力量的陰謀策劃。在中央，以中央組織部為主，成立了一個“中央清黨委員會”，由鄧澤如、吳綺傖、曾養甫、段錫朋、冷欣、鄭異等組成。在地方，由“中央清黨委員會”任命清黨委員組織各省縣市“清黨委員會”。
這些CC分子控製下的“清委會”，打著“將共產分子、土豪劣紳、貪官汙吏、反動、投機、腐化、惡化等分子清除之”的招牌，實際上是集中目標進行反共。另一任務是對國民黨內具有進步思想或某些表麵上同情共產黨、反對過蔣介石的成員，都誣為“反動分子”，多方進行搜查和發動檢舉，羅織成為“叛黨”的罪名，加以殺害或長期關押。
第二項是設立“設計委員會”。
自1931年4月顧順章(原中共中央保衛局局長)由徐恩曾逮捕叛變後，調查科開始采用利用叛徒，加強特務工作的政策，利用顧順章開辦叛徒訓練班，改造其特務工作，設立“設計委員會”，搜羅叛徒參加特工組織。
第三項是設置“反省院”或“感化院”。
1929年12月，蔣介石指使國民政府立法院第六十二次會議通過並頒布了《反省院組織條例》，說“為感化反革命人，得依本條例於高等法院所在地設反省院”。由黨務調查科遴選各省市黨部委員中的親信人員，派任院長。反省院的組織，名義上是省一級高法院的一個部門，實際上則是CC手中的特設監獄，借司法機關為掩護，對政治犯實行非法審訊和拘押。
第四項是在各種組織中進行“黨團運用”。
所謂“黨團運用”就是凡有國民黨員所在的機關團體或學校，在基層組織之外，指定個別黨員，專門負責對黨外人士進行監視、調查，並隨時向黨組織密告；必要時，還要接受組織的指示，在所在單位進行種種陰謀活動。
第五項是控製各級郵電檢查機關。
為了嚴密防止社會上的進步活動，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通過內政部及各地的警察部門，在各大中城市的郵電機關內，設立新聞及郵電檢查所，專對各地的報刊和信件電報等，事先進行拆封檢查；發現有進步的書信和電報立即非法扣留；認為必要時，則尋根追底，對有關人員羅織成罪，施以種種迫害。
所謂的CC，實際上就是蔣介石個人專權的工具。它既是蔣介石法西斯專權的表現，又是為蔣介石法西斯專權服務的。
曆代統治者為了加強自己的專製統治，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其中，特務統治就是屢試不爽的一招。推算起來，特務統治的發明者要算中國惟一的女皇武則天，而把它發揚光大的則是明朝的朱元璋。明朝最早建立的特務機關是錦衣衛，以及東廠、西廠和內行廠。這些機構和組織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幫助當政者實現了專權。
蔣介石專權在行動上除了用思想愚弄人民外，也注意采用特務進行恐怖活動，從而構成了他個人專權的一大特色。為了控製軍隊，剪除異己，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蔣介石建立了忠於自己的龐大特務組織，在法律、道德、思想之外，充當自己的獨裁工具。
對特務統治的功效，蔣介石很有體會：你無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務監視，從而產生一種自己隨時處在監視之中的感覺。因此，那些對蔣介石有任何一點不夠“老實”動作的人，都可能造成自己被“人間蒸發”的恐怖後果。就這樣，蔣介石有效實現了專權的目標。
掛羊頭賣狗肉，利用複興社
加強個人獨裁專權，實行凶惡的統治1931年“九·一八”後，全國人民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抗日救亡運動勢如排山倒海，一浪高過一浪。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感到如果仍然繼續反共而不表示抗日，不但會激起全國人民更大的憤怒，而且也很難壓製得住黃埔係軍人的民族義憤和愛國熱情。
為了把這股抗日熱情與反共統一起來，蔣介石一麵標榜複興民族、複興革命，準備抗日，一麵宣傳抗日必須充實國力，首先尤在國家統一。就這樣，他把抗日的熱情引誘到反共上來。
1932年3月初，複興社在南京開成立大會。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宣布複興社正式成立。接著，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真命”社長，賀衷寒等9人為中央幹事，戴笠等3人為候補幹事。
在複興社以下，除設總務、組織、訓練、軍事、文化等部門外，另設立唯蔣是從、成為終身職業的專門進行陰謀暗害活動的特務處。蔣介石授命戴笠主持。複興社的宗旨是“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和絕對擁護“一個黨、一個領袖”。
從成立之初，複興社的主要活動有以下幾項：第一項是發展組織，培訓人員。
在總社下，在南京、上海、北平、武漢各建了一個支社，蔣介石的意見，在組織發展上，吸收黃埔學校學生，入社條件可以放寬一些，加入組織以後，執行紀律要嚴一些；吸收普通學校的學生，要求的條件要嚴一些，加入組織以後，執行紀律的條件可以放寬一些。
第二項是進行法西斯輿論宣傳。
1932年1月1日，複興社開辦了一份《中國日報》，作為複興社的機關報；不久，又把《軍聲》雜誌社拿過來，還辦了一家“拔提書店”，出版軍事書籍和法西斯性質的書籍。
第三項是打入CC和其他反蔣派係中去，撈取情報，進行分化瓦解活動。
第四項活動是殺害進步愛國人士。最顯著的事件就是暗殺楊杏佛和史良才。
楊杏佛當時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這個組織是1932年底由蔡元培、楊杏佛和宋慶齡、魯迅一起搞起來的。當時蔣介石對宋慶齡下手顧忌尚多，於是決定殺掉一個“適當”的人來對宋慶齡進行恐怖和威嚇。在1933年春，楊杏佛曾到華北等地進行過一些活動，宣傳民權保障同盟的神聖任務，針對蔣介石種種蔑視民權、無法無天的做法，楊杏佛曾進行過堅決的鬥爭，並極力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團結抗日。於是蔣介石就決定要殺害楊杏佛。
1933年4～5月間，戴笠著手觀察楊杏佛的每日行動後，決定要將楊杏佛殺害在法租界楊的住處。這樣既可以顯示複興社的力量，又可以使蔣介石不負破案責任。
6月初，戴笠親赴上海指揮布置，參加行動的有6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殺，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則將遭到嚴厲製裁。6月13日，楊杏佛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331號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門口上汽車時，他們連發十多槍，將楊和司機打死，楊的兒子楊小佛被其父親的身體袒護，隻是腿部中了一彈，而幸免於難。參加行動的一個複興社分子叫過得誠，行動後跑錯了方向來不及上車逃走，被車上的同夥開槍打死，以後戴笠為紀念他，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條馬路叫“過得誠路”。
無論是暗殺、諜報，還是反共、破壞，戴笠都能體會蔣介石的意旨，其特務組織都竭盡所能地為主子賣命，辦到了許多蔣介石通過許多其他途徑難以辦到的事情，解決了許多令蔣難堪的難題。因此，在蔣介石眼裏，複興社及其特務處為維護獨裁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是不可缺少的工具。
為了達到個人獨裁專權的目的，蔣介石並不滿足公開的CC實行黨內外專權，他要求的是絕對忠誠於自己的更凶惡的特務組織，充當自己的獨裁統治的耳目和工具，為此，他建立了唯己是從、專門進行暗殺活動的特務組織，以絕對“擁護一個黨、一個領袖”作為其訓條。這就是1932年3月初在南京成立的複興社。
複興社的成立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當時全國人民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抗日救亡運動勢如排山倒海，蔣介石不能不顧及國人與軍人的民族義憤。於是，他掀起了所謂“民族複興運動”，通過成立掛羊頭賣狗肉的複興社，達到反共目的。
這一陰謀手段既化解了部下的革命熱情，又實現了反共目標，達到了專權的目的，因此顯示出了蔣介石在權術方麵的高超手腕。
利用“中統”、“軍統”等特務
統治對付人民，進行專權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人民積壓在心頭多年的抗日救國的民族民主熱情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了，這種抗日的民主熱潮對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形成一種巨大的衝擊與威脅。於是，蔣介石更加強了對人民的特務統治。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被迫抗戰，但是，他的整個政策動搖於抗日與反共之間，原來的特務機關“失去中心對象”，組織一時混亂。這一年年底，蔣介石為了統一特工組織及內部派別，在軍委會之下設第六部，以陳立夫任部長，下設四個組，以CC組織的吳開先、徐恩曾，複興社的酆悌山、鄭介民分別擔任組長，平分秋色。
但是，CC派與複興社的衝突有增無減，陳立夫指揮不動戴笠，下層組織更是互相矛盾，工作上受到很大影響。蔣介石鑒於合並的失敗，同時為了適應當時的新形勢，下令解散CC和複興社的組織，另外建立了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加強青年的思想領導；為了加強特務工作，建立了“中統”和“軍統”兩個特務機構。
“中統”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簡稱，是蔣介石黨務係統的特務最高組織機構。正式打出牌子是1938年8月。
“中統”建立後不久，在國民黨內開始取得了“合法”地位，由原來的完全秘密而轉為半公開，成為“機關公開，業務秘密”的特務機關，對內對外均以“中統局”名義活動。蔣介石指定“中統”的三項調查任務，即“黨派”、“民意”和“貪汙”，其中心為黨派情報。
在全國，中統局設立了統一的反共特務組織，並作了普遍的布置。抗戰期間，“中統”除對中國共產黨駐渝代表、參政員與其他辦事人員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作秘密的監視與偵查之外，對其他的革命組織，也到處偵察，秘密進行破壞。
中統組織主要的具體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動有以下幾點：第一，秘密發布《防製異黨活動辦法》。
第二，布置“中統”特務一麵讀馬列主義的書刊，討論共產黨黨的建設，在理論上做到偽裝。
第三，派特務打進延安，拉叛徒充當特務。
第四，迫害進步青年。
除了上述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動外，“中統”也派特務進入淪陷區活動，搞日本和汪偽的情報。
為了維護和實施自己的獨裁統治，蔣介石除了黨務中實行特務統治外，在軍務中也是大肆進行特務恐怖活動。
“軍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簡稱，是蔣介石軍務係統的特務最高組織機構。它正式打出牌子，也是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後，“調查統計局”設在軍委會辦公廳下，賀耀組任局長，戴笠任副局長。1945年8月，錢大鈞離職後，戴笠代理局長職務。
“軍統”主要工作是加強反共活動。為了實現反共反人民的目的，“軍統”采用了最恐怖的手段，對內有所謂“許進不許出(即加入組織，就是“終身職”，不得自由退出)，“許做不許說”(即要絕對守秘密)，“許單不許雙”(即不能發生橫的關係)，“許死不許活”(即“不成功便成仁”)；對外以手槍、炸藥、暗殺、綁架、逮捕、屠殺等來進行破壞活動。它主要的具體的反共反人民活動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抗日根據地周圍大量增設其特工組織，將其力量滲入軍事、政治、警察、外交、交通、運輸等部門中，擴大外圍機構，增強反共反人民活動。
第二，利用抗戰名義欺騙無數青年，在各地開辦政治、情報、行動、電訊、譯電、爆破、外事、參謀、交通、會計、查緝等各種性質的訓練班，訓練大批的“軍統”特務。
第三，招降納叛，用封官晉爵等辦法，誘使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部隊的成員叛變革命，墮落成為“軍統”特務。
第四，建立中美合作所。
1943年春，美蔣簽訂特工合作協定，在軍委會下設立一個“中美合作所”，由戴笠及美軍海軍準將梅樂斯分任正副主任。
第五，在各戰區及淪陷區進行了不少對日偽的情報工作，服務於抗日戰爭的開展。
如戴笠自己在“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時，也曾親赴前線搜集情報，向蔣介石報告戰況。雖然，蔣介石手中的三青團、“中統”、“軍統”，在抗戰期間特殊的曆史條件下，也從事過一些抗日的活動，但是，它們主要的活動是反共反人民，壓製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犯下了許多令人發指的罪行；它一直是蔣介石進行個人獨裁和專製的工具。
特務，這兩個字經常讓人想起那些歪戴禮帽、腰藏手槍，到處鬼頭鬼腦地探聽、殺人、抓人的地痞。但蔣介石的特務不僅僅是這種形象，他們許多也是西裝革履，或身穿戎裝，肩上扛著“星”、胸前掛著勳標的“要員”或“軍政幹部”。當然，也包括嬌滴滴的小姐、英姿勃勃的青年，甚至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學生。他們不同於殺人越貨的強盜，不同於擾亂社會秩序的潑皮，而是有自己的宗旨和組織的龐大機構，是全麵維護蔣氏統治的一支特殊隊伍。
蔣介石在玩弄權術的過程中，不僅僅采用政治、軍事等手段，在其他手段不能奏效時，還會運用特務統治的手段，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說蔣介石玩弄權術的時候有三頭六臂，那麽特務係統就是他的一個得力助手。
讓利益幾方互相牽製，自己坐
在中間，取得“公斷”權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時，“軍統”局特務頭子戴笠帶著一班人馬乘飛機由青島飛往南京。飛機突遇惡劣天氣，在孝陵衛附近的山林中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3月20日，戴笠墜機的消息很快傳遍了軍統局的上層要人。這一突然事故，給軍統局內部權力上造成了短時的真空。當時，“軍統”特務組織劃分為以鄭介民為首的廣東幫、以毛人鳳為首的浙江幫和以唐縱為首的湖南幫，其中，唐縱的湖南幫勢力最大。
唐縱在“軍統”中是有名的大陰謀家，他一向以冷靜穩健而得到戴笠的器重。戴笠生前遇特別重要的事情時，總是要唐縱出主意；因此，許多“軍統”的大特務，都在背地稱唐縱為“智多星”。
但是，後來唐縱的發跡，主要原因不是戴笠的賞識，而是由於他很會討蔣介石歡心。抗戰勝利後，唐縱大走鴻運，從蔣的侍從調升為參軍處中將參軍，除了主管全國情報處，還兼管有關警政、保安等其他機要文件。
戴笠的死在“軍統”局中引起了巨大動**。毛人鳳、鄭介民都有意於局長這一職位，唐縱對這一職也覬覦已久，但在當前情況不便公開表示自己有這個想法。
蔣介石對軍統局內部的情況是十分清楚的，他有心讓唐縱出任局長，又怕毛人鳳不服，鄭介民不配合。經過再三考慮，蔣介石確定由鄭介民任局長，這樣毛人鳳不會有意見，唐縱也說不出什麽來。
一天晚上，蔣介石把唐縱叫到眼前，告訴他已決定讓鄭介民當局長，唐縱和毛人鳳當副局長。當時，鄭介民在北平正任軍調部國民黨的委員，於是蔣介石決定先由唐縱代理局長。唐縱看到自己雖沒有當上局長，但蔣介石仍把他放在“軍統”內部權力的重要位子上，假意推辭一番後，高興地接受了。
蔣介石出此一招，是基於以前戴笠在世時，軍統局是鐵板一塊，戴笠大有與蔣分庭抗禮之勢。經過今天這樣安排，軍統局讓3人把握，他們就會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牽製；到時，大家自然會來找蔣公斷，這樣蔣介石就能指揮和使用他們。
為了讓憲兵係統的特務高興，蔣介石把首都警察廳長的位置給了曾任憲兵司令部參謀長的韓文煥，把北平市警察局長給了憲兵司令部副參謀長湯永鹹。而最為人羨慕的上海特別市警察局長則給了曾任侍從室主任的宣鐵吾。
宣鐵吾過去和“軍統”的關係較好，於是又用了幾個軍統特務。而韓文煥、湯永鹹則把原有“軍統”的人踢開，換上了憲兵係統的人。
後來“軍統”特務又先後在北平、重慶等地破獲了中共地下黨組織、電台等，蔣介石更希望“軍統”特務為他賣力，於是在唐縱、鄭介石、毛人鳳的請求下，由鄭介民推薦他的小老鄉黃珍吾接替了韓文煥，當了首都警察廳的廳長，接著北平的湯永鹹也由“軍統”分子楊清植接替了。
在這一個個回合中，軍統局內部的鬥爭始終是圍繞著唐縱、鄭介民、毛人鳳3人展開的。但在國民黨內部的爭鬥中，軍統局是一致對外的，由於他們和蔣介石貼得緊，所以得利也就最多，可以說始終是個贏家。
為了達到個人獨裁的目的，蔣介石對內對下屬也巧用各種手腕。在用人上，他一貫采取製衡原則，給重權者不給重位，給重位者，不給重權，甚至讓利益幾方相互牽製，自己坐在中間，巧取公斷權，控製各方各派，利用他們為自己的專權和獨裁統治服務。
蔣介石在“軍統”新任局長的安排上，有意識丟出幾根骨頭，讓他的走狗們去爭奪，去搶，以便使更多的人賣力。這些奪利者都為自己的收獲高興時，殊不知蔣介石在背後正在眯眯笑。因為，他在鷸蚌相爭中巧做漁翁，是一個最大的贏家。讓利益各方相互牽製、爭鬥，然後自己擺弄各方於股掌之間，這是蔣介石玩權術的高超之處。
任用肯為自己賣命的人，
當其辦事不力時，又一腳踹掉
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和“軍統”特務頭子戴笠被人們稱為蔣介石的左膀右臂，兩個人為了蔣家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
徐恩曾是怎樣爬上“中統”高位，以至後來又被蔣介石親下手令：“撤銷本兼各職，永不錄用”的呢?
徐恩曾在南洋大學讀的是電機係，留美學的也是電機。1923年，他從美國留學歸國後，靠著與陳立夫、陳果夫是表兄弟這層關係，被陳立夫安排在建設委員會做電氣工程師，後來被陳果夫調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當總務科長。
徐很善於鑽營，來到中組部後，對二陳交辦的事情從不打折扣。因此，沒多久他就取得了二陳的信任。
1927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錢大鈞被調走，徐恩曾於是被委任為專職調查長。新官上任三把火，徐恩曾一上台就勁頭十足，決心為主子幹出點名堂來。
徐恩曾雖然做了調查科的頭目，但是開始並不能直接和蔣介石發生聯係。徐恩曾在蔣介石那裏掛上號，並得到寵信，是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被捕叛變開始的。
1931年4月24日，共產黨叛徒尤崇新在漢口特三區小高爾夫球場前發現了顧順章。顧順章被特務逮捕，隨後叛變，並且出賣了當時在中國青年中很有影響的中共中央委員惲代英。惲代英被顧順章出賣後，二陳和徐恩曾對他軟硬兼施，企圖使他叛變 ，但是，惲代英始終堅貞不屈，沒有使敵人得到一句有用的供詞。最後，經蔣介石親自下令，把惲代英殺害了。
顧順章叛變，惲代英被殺，在上海的中共機關被查辦，這在國民黨心目中是一個很大的勝利。經過二陳的匯報、吹噓，調查科這個特務組織在蔣介石眼裏稱得上功勳卓著，徐恩曾這個調查科頭目因為替主子幹出了點名堂，也因此而得寵了。
為了表示鼓勵，蔣介石還給徐恩曾發了5000元獎金。徐恩曾也借這個機會，爭得蔣介石的恩準和支持，使他的特務組織來了一個大發展，這樣徐恩曾的調查科由原來的600多人，一下子增加到5200多人，使調查科成了組織部最大的一個科。
1935年11月1日，發生了刺殺汪精衛案件。這一事件給徐恩曾帶來了新的晉升契機。
這一天，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會議的第一天，汪精衛在開幕典禮上發表了演說，然後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們在中央政治會議廳新廈門前照相。蔣介石本來也要參加，但他素來多疑詭詐，知道這次會議集中了國民黨的各派勢力，人員複雜，於是最後放棄了照相。
照相以後，當人們準備再入會場繼續開會時，忽然從旁邊的人群中竄出一個人，手持手槍朝汪精衛連開三槍。汪精衛被刺後，他的老婆陳璧君呼天喊地，抓著蔣介石不放，認為事情定與蔣介石有關。
汪精衛被刺事件傳出後，南京滿城風雨，輿論嘩然。一時間，蔣介石被汪精衛事件弄得下不了台。蔣介石把特務頭子陳立夫、徐恩曾、戴笠等找來狠狠地訓斥了一頓。接著，特務們四處奔忙破案。
徐恩曾急忙派出手下大將顧建中再查凶手孫鳳鳴的屍體，從中尋找線索。後來，顧建中查出刺汪事件是晨光通訊社主任賀坡光通過收買孫鳳鳴執行的。這樣總算拿到了一個與孫鳳鳴有關係的人，也就稀裏糊塗地說“案情大白了”。
蔣介石解了圍，轉怒為喜，對徐恩曾更加寵信了。在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徐恩曾當選為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不久，徐恩曾被提為中統局副局長、代局長，負責實際工作。1941年底，蔣介石又安排徐恩曾做了交通部政務次長。
盡管蔣介石在提升徐時給他講過，派他做次長是希望他在全國的交通方麵，也布置一個完整的調查網；並且蔣介石還警告徐：“中統”是基本，交通是“中統”的發展，任何時候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統”方麵。當時，徐恩曾表麵上答應，內心深處卻有自己的想法。徐認為，既然蔣介石提拔他，就是看中了他，他應趁機更加效忠於蔣介石，幹出點名堂來，以飛黃騰達。
當時的翁文灝是經濟部長，既不是蔣介石的親信，又幹的不得力。徐恩曾認為，如果自己有貢獻，顯示出才華，取而代之當部長是完全可能的。他在打好自己的小算盤後，就千方百計暴露經濟部的問題，試圖把翁文灝擠下台去。
1943年夏秋間，徐恩曾得到經濟部一職員有共產黨嫌疑的情報，便下令所屬重慶實驗區區長陳慶齋前往逮捕。陳慶齋令行動科長張文農執行。
張文農率領兩個行動員來到經濟部，以拜訪為名會見被逮捕對象，不料這位職員早有防備，機警地逃往辦公室，張文農等追進去抓人，結果激起了經濟部職員的憤怒和抵抗。事後，翁文灝向蔣介石告了禦狀。蔣介石把徐恩曾臭罵了一頓，命令他對執行人撤職查辦。
1943年以後，徐恩曾多次受到蔣介石的申斥。1944年，在國民黨召開會議的中央黨部發現了一條標語：“總裁獨裁，中正不正。”有人把情況匯報上去。蔣介石要徐恩曾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徐派人查了很久，也沒有結果。為此，蔣介石又大發脾氣。
1945年1月30日，蔣介石把撤銷徐恩曾本兼各職的手令交給了陳果夫、陳立夫。二陳認為徐恩曾離心傾向很重，不予轉圜，提議讓葉秀峰繼任，蔣介石隨批示同意。不到半個月徐恩曾的交通部政務次長的職務也被撤職。到了5月，國民黨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蔣介石又圈掉了徐恩曾作為中央執監委員候選人的名字。至此，徐恩曾除去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會長的頭銜外，其他職務都被撤光了。
為了達到專權獨裁的目的，蔣介石豢養了一大批手下嘍囉為自己奔走效勞，但是，蔣介石用人一切以自己獨裁專權為目的，對自己有利就重用，對自己愚忠就給予大權，一旦其辦事不力或對其產生懷疑，便棄之一邊，或一腳踹開。這是蔣氏專權的一個特色。
徐恩曾被撤職後，一位知己來探望，他深有感慨地發牢騷：“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務，莫過於武則天時代的周興和來俊臣。兩個人為武則天出過死力，當時聲名顯赫；但是到最後，來俊臣奉武則天之命殺掉了周興，而後來俊臣也被武則天殺掉了。武則天所以要殺掉周興和來俊臣，是因為他們對武則天的隱私知道得太多了。自古以來，大特務都不得好死，根本原因就在這裏。我僅僅被撤職而未喪命，應該說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徐恩曾說的這番牢騷話，是否也道出了蔣介石對他“永不錄用”的個中原委呢?看來，徐恩曾對主人是研究透了，他講的話應該說不無道理。
假民主，真獨裁，花架子擺給洋人看1954年5月，蔣介石的第一屆“總統”任期屆滿，按照國民黨的“憲法”規定，台灣當局應於4月份選出第二屆“總統”。於是，蔣介石下令召集“國民代表大會”。這年3月，台北中山堂張燈結彩，當年南京“國大”選舉總統的鬧劇，又要搬到台北重演了。
與以前每一次國民大會召開一樣，蔣介石一定要當“大總統”，“民主”的招牌還一定要掛。可是，這一次“代表民意”的“國大代表”遠湊不夠法定人數，怎麽辦?大法官們隻好按照蔣介石的指示修改“選舉法”，結果，依“法”，不足的“國大代表”由“內政部”下令遞補即可。於是，很多人搖身一變，憑命令被“選”為了“國大代表”，並且是終身職，台灣人稱“萬年國代”，說“終身國代選舉終身總統”。
本來，依“法”“萬年國代”不能享有薪水。“萬年國代”們說：“票可以照投，但是，大家得坐下來談談條件。”蔣介石隨即批準“國大代表”為有薪水製，於是，皆大歡喜，在一派喜氣洋洋中，大家各就各位了。
在第二屆“國大”正要召開時，孔祥熙竟異想天開地想參加競選“副總統”，特派曾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從美國回到台灣窺察行情。蔣經國和陳誠看穿魏道明的來意後，立即命令報紙發表文章，大罵豪門，並影射魏道明是豪門走狗。孔祥熙自知當“副總統”無望，隻好作罷。
其實，這時，蔣介石在台灣基本上已做到黨政軍一手抓的局麵，他完全可以立即宣布解散“國民大會”和立、監“兩院”，凍結“憲法”，蹲在海島上做起“皇帝”來，大可不必費神搞虛偽的“民主”門麵。
蔣介石擺“民主”花架子，實際上是給華盛頓政府看的，他害怕再出幾個史迪威樣子的人物來挑他的毛病，使台灣失去美國的保護。
然而，對這時的美台關係，蔣介石也沒看透。一直以來，美國對台灣的取舍，決定於其利害的需求。尤其現在美國是共和黨主政，艾森豪威爾做總統，在“強硬反共”這點上，美台之間可謂誌同道合。這時的蔣介石無論在台灣實行何種政體，美國都不會再遺棄他。這一次蔣介石畏首畏尾的表現，在台灣因此換來了“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譏諷聲。
1960年3月，又輪到六年一次的“總統”選舉了。73歲的蔣介石一心獨裁，還是放不下手中的權力。
台灣當局“憲法”規定，“總統”任期6年，連選隻得連任一次。蔣已連任一屆“總統”了，再連任就違背“憲法”了。怎麽辦呢?蔣介石絞盡腦汁，最後想出了一條妙計：“在大房子旁邊加上小房子”，在“憲法”上增加一條：“非常時期”，“總統”可連選連任。
“憲法”上增加了“非常時期”這麽一小條，於是，蔣介石堂而皇之地以老朽之身參加“總統”選舉了，結果再次“當選”。
蔣介石連任“總統”，實際上是“違憲”的荒謬之舉，但島內無人敢講話，所有的輿論工具，都由蔣介石把持操縱。然而，這時，台灣偏偏有一份名叫《自由中國》的半月刊雜誌，竟對蔣介石連任“總統”，發出鏗鏘有力的反對聲音。該雜誌由胡適創刊，雷震任發行人，殷海光教授為主要撰寫人。
當“國大”正進行選舉“總統”時，《自由中國》就連篇累牘地發表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的文章。蔣介石被《自由中國》擾得顏麵大失光彩，但是為了“連任”，隻好選擇了沉默。然而，蔣介石當選後，該刊又再撰社論《蔣總統如何向曆史交代?》一文，窮追不舍。後來，雷震等人竟進一步調查選舉情況，揭發國民黨違法選舉的黑幕等。於是，蔣介石決心搬掉《自由中國》這塊障礙他實行愚民政策的絆腳石了。
1960年9月4日，蔣介石下令逮捕《自由中國》雜誌的發行人雷震、主編傅正、經理馬之驌會計劉子英等4人。然後，把4人押進台北市西寧南路36號的保安處“黑牢”內。罪名是“煽動叛亂罪”，4人分別被判徒刑10年、12年、7年、5年。
一場文字獄製成，蔣介石為之釋然，台灣真的安靜了，剩下隻有喊“蔣總統萬歲”的聲音了。
由於專製獨裁和反人民，蔣介石終於被人民所拋棄，被迫逃往孤島台灣。但是，退到台島後，蔣介石並沒有在個人獨裁專權上有所收斂，相反更是變本加厲地實行專權了。在台灣，蔣介石接連想盡各種辦法登上“總統”的寶座，上演了一幕幕假民主，真獨裁的醜劇。這樣做，完全是給他的靠山——美國人看的。
由此可見，蔣介石專權獨裁就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也不會放棄到手的權力，在獨裁專權上稍作鬆動。到了後來，蔣介石獨裁連洋人主子都有意見了，為掩人耳目，他假唱“民主”曲，耍出花架子，表麵上轟轟烈烈的“民主”戲，實則玩的是真獨裁的把戲。
個人獨裁，“民主”原為裝飾門麵的東西，一切都不過為蔣氏一門服務
1952年10月30日，是蔣介石65歲的生日。蔣介石與宋美齡這天離開台北，到郊外草山別墅，同時，特地邀請了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夫婦上山吃晚飯，並殷切地留吳國楨夫婦在山上過夜。
第二天，吳國楨夫婦離開別墅時，發現原來自己的汽車司機不在了，派人找也沒找到，於是隻好由蔣宅另派了一名司機開車下山。
那天，正巧吳國楨的妻子大鬧腹瀉，開車不久，就停車到路旁一老百姓家中入廁。等吳國楨夫婦回到汽車旁時，發現司機臉色都嚇白了。原來三個車輪的螺絲釘都早已被人擰掉了，如果不是吳夫人鬧腹瀉，汽車上的人都已粉身碎骨了。
吳國楨此時恍然大悟：蔣介石是要他的命了!
吳國楨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訓練出來的政治能手，在官場上頗有幾分老練的眼光。於是，他對此事一點不露聲色，幾天之後，堅決要求辭去台灣省主席之職，並暗中活動美國兩個學術團體，邀他到美國講學。
蔣介石開始不讓吳國楨離開台灣，但是吳國楨有美國人支持，宋美齡也為他出麵向蔣介石勸說，施加影響，於是，蔣介石不得不放行了。1953年5月24日，吳國楨被批準赴美，但是，蔣介石留下了吳國楨的父親和兒子做人質。
當年，吳國楨自美學成歸國，備受蔣介石器重，曆任國民黨政府黨政要職，可以說一直是蔣介石長期寵愛的部下之一。亡命台灣後，蔣介石將“國民政府”惟一剩下的這一個行省的管理權交給吳國楨，可見吳國楨是忠誠於蔣介石的。
但是，吳國楨所表現的忠誠，不是那種“遇事請示、凡事遵命”，唯唯諾諾的所謂“愚忠”，而是他自己認為的：“鈞座慘受大陸失敗之教訓，已銳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險，竭智盡忠，以圖報效。”
吳國楨主張實施“近代民主政治”，恪守公諸於世的法律規章，並且強調法製不能隨意廢棄、踐踏。可是，吳國楨忽略了台灣政權的本質。在蔣家王朝的天下，熱衷個人獨裁，“民主”原本為裝飾門麵的東西，一切都為蔣氏一門服務的，損害了這一最高利益的人和事，必為蔣家所不容。
吳國楨與蔣介石的矛盾，源始於與蔣經國的芥蒂。
這一時期，蔣經國的公開職銜並不很高，但是，暗地裏卻以“總統府”資料組的名義，操縱台灣的特務係統，特務權力淩駕一切行政權之上。崇尚西方民主精神的吳國楨於是與蔣經國自然發生衝突。
在台灣第二次縣市長選舉前夕，蔣經國為操縱選舉，一次下令就逮捕了398人，其中竟有市議員被捕。特務不通過任何法律程序，任意逮捕人，吳國楨作為省主席，於是就出麵幹預了。這妨礙了蔣氏專權獨裁。
枝枝節節的齟齬，使吳國楨與蔣經國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換別人，對“太子”的越權，樂得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或網開一麵，而吳國楨卻恃寵而驕，過分高估了蔣介石對他的信任，對蔣經國的行徑常常唱些反調。
然而，等到吳國楨了解蔣介石“愛權之心，勝於愛國；愛子之心，勝於愛民”時，已噬臍莫及了。當他發現自己坐的汽車的三個輪子的螺絲全被人擰掉，他知道自己隻有逃命了。
吳國楨抵美後，先後發表了台灣應實行民主製的主張，並與蔣氏父子發生了激烈的爭辯。雙方你來我往，互為攻守，好不熱鬧。
通過吳國楨事件，已給中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台灣的蔣介石仍然是大陸時期專權獨裁的蔣介石，大陸慘敗的教訓，並未能使蔣介石洗心革麵。
1953年，蔣介石又喊出“反攻大陸”的口號，實質上，這是蔣介石愚弄人民的“政治神話”、“諾言公債”。蔣介石的工作重點，仍是加強內部統治方麵，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加強獨裁和集權，肅清不忠於蔣介石的官員，於是，發生了轟動中外的吳國楨事件。
吳國楨一直以來備受蔣介石器重，並且曆任國民黨政府黨政要職。即便亡命台灣後，蔣介石也對其委以重任，表明兩人關係非同一般。但是，蔣介石後來對吳國楨暗藏殺機，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完全是因為吳國楨的所作所為嚴重危害了蔣氏父子在台灣的專製統治。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蔣介石反複無常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