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搜求明代雕版畫已十餘年。初僅留意小說戲曲的插圖，後更推及於畫譜及他書之有插圖者。所得未及百種。前年冬，因偶然的機緣，一時獲得宋、元及明初刊印的出相佛道經二百餘種。於是宋、元以來的版畫史，粗可蹤跡。間亦以餘力，旁騖清代木刻畫籍。然不甚重視之。像《萬壽盛典圖》《避暑山莊圖》《泛槎圖》《百美新詠》一類的畫，雖亦精工，然頗嫌其匠氣過重。至於流行的箋紙，則初未加以注意。為的是十年來，久和毛筆絕緣。雖未嚐不欣賞《十竹齋箋譜》《蘿軒變古箋譜》,卻視之無殊於諸畫譜。
約在六年前，偶於上海有正書局得詩箋數十幅，頗為之心動；想不到今日的刻工，尚能有那樣精麗細膩的成績。仿佛記得那時所得的箋畫，刻的是羅西峰的小幅山水，和若幹從《十竹齋畫譜》描摹下來的折枝花卉和蔬果。這些箋紙，終於舍不得用，都分贈給友人們，當作案頭清供了。
這也許便是訪箋的一個開始。然上海的忙碌生活，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哪裏會有什麽閑情逸趣，來搜集什麽。
一九三一年九月，我到北平教書。琉璃廠的書店，斷不了我的足跡。有一天，偶過清秘閣，選購得箋紙若幹種，頗高興，覺得較在上海所得的，刻工、色彩都高明得多了。仍隻是作為禮物送人。
引起我對於詩箋發生更大的興趣的是魯迅先生。我們對於木刻畫有同嗜。但魯迅先生所搜求的範圍卻比我廣泛得多了；他嚐斥資重印《士敏土》之圖數百部——後來這部書竟鼓動了中國現代木刻畫的創作的風氣。他很早的便在搜訪箋紙，而尤注意於北平所刻的。今年春天，我們在上海見到了。他認為北平的箋紙是值得搜訪而成為專書的。再過幾時，這工作恐怕要不易進行。我答應一到北平，立即便開始工作。預定隻印五十部，分贈友人們。
我回平後，便設法進行刷印箋譜的工作。第一著還是先到清秘閣，在那裏又購得好些箋樣。和他們談起刷印箋譜之事時，掌櫃的卻斬釘截鐵的回絕了，說是五十部絕對不能開印。他們有種種理由：版片太多，拚合不易，刷印時調色過難；印數少，版剛拚好，調色尚未順手，便已竣工；損失未免過甚。他們自己每次開印都是五千一萬的。
“那麽印一百部呢?”我道。
他們答道：“且等印的時候再商量吧。”
這場交涉雖是沒有什麽結果，但看他們口氣很鬆動，我想，印一百部也許不成問題。正要再向別的南紙店進行，而熱河的戰事開始了；接著發生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的爭奪戰。沿長城線上的炮聲、炸彈聲，震撼得這古城的人們寢食不安，坐立不寧。哪裏還有心緒來繼續這“可憐無補費精神”的事呢?一擱置便是一年。
9月初，戰事告一段落，我又回到上海。和魯迅先生相見時，帶著說不出的淒惋的感情，我們又提到印這箋譜的事。這場可怖可恥的大戰，刺激我們有立刻進行這工作的必要。也許將來便不再有機會給我們或他人做這工作!
“便印一百部，總不會沒人要的。”魯迅先生道。
“回去便進行。”我道。
工作便又開始進行。第一步自然是搜訪箋樣。清秘閣不必再去。由清秘閣向西走，路北第一家是淳菁閣，在那裏，很驚奇的發現了許多清雋絕倫的詩箋，特別是陳師曾氏所作的；雖僅寥寥數筆，而筆觸卻是那樣的瀟灑不俗。轉以十竹齋，蘿軒諸箋為煩瑣，為做作。像這樣的一片園地，前人尚未之涉及呢!我舍不得放棄了一幅。吳待秋、金拱北諸氏所作和姚茫文氏的《唐畫壁磚箋》《西域古跡箋》等，也都使我喜歡。流連到三小時以上。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朦朦朧朧的有些辨色不清。黃豆似的燈火，遠遠近近的次第放射出光芒來。我不能不走。那麽一大包箋紙，狼狽不堪地從琉璃廠抱到南池子，又抱到了家。心裏是裝載著過分的喜悅與滿意。那一個黃昏便消磨在這些詩箋的整理與欣賞上。
過了五六天，又進城到琉璃廠去——自然還是為了訪箋。由淳菁閣再往西走，第一家是鬆華齋；鬆華齋的對門，在路南的，是鬆古齋。由鬆華齋再往西，在路北的，是懿文齋。再西，便是廠西門，沒有別的南紙店了。先進鬆華齋，在他們的箋樣簿裏，又見到陳師曾所作的八幅花果箋，說它們“清秀”是不夠的、“神采之筆”的話也有些空洞。隻是讚賞，無心批判。陳半丁、齊白石二氏所作，其筆觸和色調，和師曾有些同流，唯較為繁稠燠暖。他們的大膽的塗抹，頗足以代表中國現代文人畫的傾向；自吳昌碩以下，無不是這樣的粗枝大葉的不屑於形似的。我很滿意的得到不少的收獲。
帶著未消逝的快慰，過街而到鬆古齋。古舊的門麵，老店的規模，卻不料售的倒是洋式箋。所謂洋式箋，便是把中國紙染了礬水，可以用鋼筆寫；而箋上所繪的大都是迎親、抬轎、舞燈、拉車一類的本地風光；筆法粗劣，且慣喜以濃紅大綠塗抹之。其少數，還保存著舊式的圖版畫。然以柔和的線條、溫茜的色調，刷印在又澀又糙的礬水拖過的人造紙麵上，卻格外的顯得不調和。那一片一塊的浮出的彩光，大損中國畫的秀麗的情緒。
我的高興的情緒為之冰結，隨意的問道：“都是這一類的麽?”
“印了舊樣的銷不出去，所以這幾年來，都印的是這一類的。”
我不能再說什麽,隻揀選了比較還保有舊觀的三盒詩箋而出。
懿文齋沒有什麽新式樣的畫箋，所有的都是光、宣時所流行的李伯霖、劉錫玲、戴伯和、李毓如諸人之作，隻是諧俗的應市的通用箋而已。故所畫不離吉祥、喜慶之景物，以至通俗的著色花鳥的一類東西。但我仍選購了不少。
第三次到琉璃廠，已是九月底；那一天狂飆怒號，飛沙蔽天；天色是那樣慘澹可憐；頂頭的風和塵吹得人連呼吸都透不過來。一陣的風沙，撲臉而來，趕緊閉了眼，已被細塵潛入，眯著眼，急速的睜不開來看見什麽。本想退回去。為了像這樣閑空的時間不可多得，便隻得冒風而進了城。這一次是由清秘閣向東走。偏東路北，是榮寶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箋肆，仿古和新箋，他們都刻得不少。我們在那裏，見到林琴南的山水箋、齊白石的花果箋、吳待秋的梅花箋，以及齊、王諸人合作的壬申箋、癸西箋等等，刻工較清秘為精。仿成親王的拱花箋，尤為諸肆所見這一類箋的白眉。半個下午便完全耗在榮寶齋，外麵仍是卷塵撼窗的狂風。但我一點都沒有想到將怎樣艱苦地冒了頂頭風而歸去。和他們談到印竹箋譜的事，他們也有難色，覺得連印一百部都不易動工。但仍是那麽遊移其詞地回答道：“等到要印的時候再商量罷。”
我開始感到刷印箋譜的事，不像預想那麽順利無阻。歸來的時候，已是風平塵靜。地上薄薄地敷上了一層黃色的細泥，破紙枯枝，隨地亂擲，顯示著風力的破壞的成績。
從榮寶齋東行，過廠甸的十字路口，便是海王村。過海王村東行，路北，有靜文齋，也是很火的一家箋肆。當我一天走進靜文的時候，已在午後。太陽光淡淡地射在罩了藍布套的桌上。我帶著怡悅的心情在翻箋樣簿。很高興地發見了齊白石的人物箋四幅。說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調都臻上乘。吳待秋、湯定之等二十家合作的梅花箋也富於繁賾的趣味。清道人、姚茫父、王夢白諸人的羅漢箋、古佛箋等，都還不壞，古色斑斕的彝器箋，也靜雅足備一格。又是到上燈時候才歸去。
靜文齋的附近，路南，有榮祿堂，規模似很大，卻已衰頹不堪。久已不印箋。亦有箋樣簿，卻零星散亂，塵土封之，似久已無人顧問及之。循樣以求箋，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敗變色。蓋擱置架上已不知若幹年。紙都用舶來之薄而透明的一種，色彩偏重於濃紅深綠；似意在迎合光、宣時代市人們的口味，肆主人須發皆白，年已七十餘，唯精神尚矍鑠。與談往事，娓娓可聽。但搜求將一小時，所得僅縵卿作的數箋。於暮色蒼茫中，和這古肆告別，情懷殊不勝其淒愴。三易稿而後定的。宋版書多附刊刻工姓名，明代中葉以後，刻圖之工，尤自珍其所作，往往自署其名，若何鈐、汪士珩、魏少峰、劉素明、黃應瑞、劉應祖、洪國良、項南洲、黃子立，其尤著者。然其後則刻工漸被視為賤技；亦鮮有自標姓氏者。當此木板雕刻業像晨星似的搖搖將墜之時，而複有此一番表彰，殆亦雕版史末頁上重要的文獻。
淳菁閣的刻工，姓張，但不知其名。他們說，此人已死，人皆稱之為張老西，住廠西門。其技能為一時之最。我根據了張老西的這個諢名，到處的打聽著。後來還是托榮寶齋查考到，知道他的真名是啟和。鬆華齋的刻工，據說是專門為他們刻箋的，也姓張。經了好幾次的追問，才知道其名為東山。靜文齋的刻工，初僅知其名為板兒楊；再三地懇托著去查問，才知道其名為華庭。清秘閣的刻工，也經了數次的訪問後，方知其亦為張東山。因此，我頗疑刻工與製箋業的關係，也許不完全是處在雇工的地位；他們也許是自立門戶，有求始應，像畫家那個樣子的。然未細訪，不能詳。
榮寶齋的刻工名李振懷，懿文齋的刻工名李仲武，鬆古齋的刻工名楊朝正，成興齋的刻工名楊文、蕭桂，出都頗費懇托，方能訪知。至於榮祿、寶晉二家，則因刻者年代已久，他們已實在記不清了，姑缺之。刻工中，以張、李、楊三姓為多，頗疑其有係屬的關係，像明末之安徽黃氏、鮑氏。這種以一個家庭為中心的手工業是至今也還存在的。
刷印之工，亦為製箋的重要的一個步驟。因不僅拆版不易，即拚版、調色，亦熬費工夫。惜印工太多，不能一一記其姓名。對此數冊之箋譜，不禁也略略有些悲喜和滄桑之感。**幸不辜負搜訪的勤勞，故記之。
193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