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剛參加工作時的三年之約，比起越獄事件之後六年有餘的屈辱和困頓，接踵而至的五年簡直像打了個盹兒還沒睜眼就滑過去了。再換個比喻，以前也說日子快，快得像狗攆，那麽後來就像瘋狗在攆了。好像除了“快”本身，生活已經不再值得感慨。
當然，這隻是杜湘東的個人感受罷了，因其過於主觀，所以並不具有代表性。要是逐一盤點，他也必須承認這些年來的生活變化之重大。譬如變化之一，是劉芬芳下崗了。其實對於這一天，不光是杜湘東，就連劉芬芳也早有心理準備。食品公司每況愈下，冰棍兒汽水早已停產，冷庫裏的豬頭豬腿豬下水也在虧本經營，於是領導們關起門來一合計，索性來了個處理大包圓兒，連豬帶人一塊兒甩給了外商。而外商也不傻，表示豬可以要，人不能留。雙方在談判桌上打了很久的消耗戰，等到敲定改製方案，必須公布下崗名單時，卻又不約而同地采取閃電戰。那天劉芬芳和她的姐妹們剛轉移完豬腿，就被勒令去簽協議，領買斷工齡的錢。人家還告訴她們，再過不久廠子就沒了，要是不簽，連這點兒錢也領不到。
偏在這時，劉芬芳家裏又出了情況。她的一個弟弟急著結婚，另一個弟弟怕吃虧，也扯來個女的要結婚。兄弟倆瓜分完宣武區那套平房的裏外間，便把父母送給了二姐。二姐沒結婚，房子寬敞，還雇著保姆，再加上越有錢越對家裏有愧的心理，即便不是女兒的責任也應承了下來。但這樣一來，卻顯得劉芬芳多餘了——沒人需要她伺候了。劉芬芳隻好卷著鋪蓋回到郊縣，她覺得自己是被廠裏和家裏榨幹之後扔出去的，這種心情也決定了她不會給杜湘東好臉色看。因此，杜湘東生活中的第二個變化雖然是與劉芬芳結束分居，但卻感受不到夫妻團圓的喜悅。他必須時刻準備聆聽劉芬芳那更加漫長、頻繁、惡狠狠的抱怨，抱怨的內容則直指第三個變化，即：他們已經淪為標準意義上的“窮人”。
平心而論，如果縱向比較，他們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在提高，筒子樓單間裏添置了電視、洗衣機、窗式空調，算是基本完成了一間陋室的現代化。但這番現代化的進程卻伴隨著一輪又一輪的節衣縮食和忍辱負重。連單門冰櫃都是劉芬芳她二姐的公司用剩下的，為了把那個號稱八成新的西門子牌鐵箱子搬回家，杜湘東借了輛板兒車，愣是從二環邊兒上蹬出了城外。路上正好碰上城管查抄無照攤販，看見他四脖子汗流的模樣，還以為是個收舊電器的，二話不說把他連人帶冰櫃扔上了卡車。他擠在一群賣菜的、賣襪子的以及抱著孩子賣黃色光盤的婦女中間，一直坐到看押點，這才申明自己是一警察。人家自然不信，管他要證件，證件卻沒在身上，於是又給單位打電話。驗明正身後，協管員露出了偽軍打了皇軍的尷尬，連稱“誤會”，又哭笑不得地問：“您怎麽不早說呀？”
杜湘東回答：“蹬累了，想蹭段兒你們的車。”
作為一名窮人，這是你能占到的少數便宜之一，而一旦既坦然又處心積慮地去占這種便宜，也說明你從困惑階段轉入了適應階段。這樁誤會的解決方案，是城管方麵派了一輛小卡車，把杜湘東和他的板兒車、冰櫃一起送回了郊縣。經過看守所正門，剛好遇到當班的同事們去吃晚飯，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看杜湘東如何智取城管。這時所裏的人員構成也發生了巨變：老吳那代從“革命時期”過來的管教紛紛退休，接替上來的都是從警校分過來的大學生，有許多學曆比杜湘東還高，正經八百的四年全日製本科畢業。這些年輕人穿著與國際接軌的99式警服，像當年的他一樣身材挺拔，麵露英氣。車停下，兩個跟他關係不錯的小夥子繞到後麵問：“杜哥，幫您把東西抬上去？”
杜湘東卻沒答應。他歪著屁股坐在車鬥上，朝前方的後視鏡裏照了一照。在剛才的那一瞬間，他突然發現年輕同事們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識的。在哪裏見過呢？其實並沒有“見”過，那是若幹年前自己看待老吳的眼神：雖然親熱，但又不屑、憐憫，同時還夾雜著幾分無可奈何。現在，人家也把他當老吳看了，而且在年歲上比老吳還要提前了。微微鼓起的後視鏡裏映出了一張滑稽變形的臉，兩腮深陷，額頭皺紋交錯，被風吹亂的頭發白了三分之一。除了牙齒尚在，他的麵貌和做派都在活脫脫地向著老吳那個方向飛奔。
記得老吳退休時，反倒是揚眉吐氣的。他在平穀的幾間大瓦房喜迎拆遷，又利用老婆家在延慶的種菜大棚開了個采摘園。隨著城市的大幹快上，地廣人稀的郊區冒出了一批土財主，他們舉著小旗到國外豪邁地吐痰，他們開著進口汽車盤踞在村口拉黑活兒，他們在床底下藏了大摞現金以至於錢都長綠毛了，而老吳三生有幸地混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員。對於故人，老吳是懂得藏富的，直到離開的前夕，他才對那些嘲弄過他、鄙夷過他的同事宣布：“我他媽跟你們才不是一個階級哪。”
但與杜湘東告別時，老吳卻仿佛流露出了一絲憂傷。在辦公室裏，他抄起窗台上的半瓶白酒，自己先吱溜一口，又把淡綠色的酒瓶遞給杜湘東，杜湘東便也吱溜一口。吱溜完，老吳拍了拍杜湘東的肩膀：“這些年給你添麻煩了。”
杜湘東說：“哪兒的話。”
老吳說：“你好好兒的。”
杜湘東說：“好好兒的。”
老吳又說：“別想那事兒了。”
杜湘東說：“不想了。”
沒過半年，所長也離開了所裏。倒不是退休，而是肩膀上的舊傷複發，手榴彈彈片鑽進肩胛骨壓迫了神經，一到陰天就疼得直打滾兒，上麵體恤幹部，給安排了個調研員的閑職，基本上是在家養著了。走的時候又趕上下雨，所以所長是用擔架抬出辦公樓的，隻能躺著與同事們一一握手。握到杜湘東，所長雖然滿頭大汗，但還是格外加了把力，將他拽近了，顫巍巍道：“耽誤你了，我有責任。”
杜湘東說：“您別這麽說。沒您保著，我還不知怎麽收場呢。”
所長又說的話，卻與老吳如出一轍：“別想那事兒了。”
杜湘東再次保證：“不想了。”
當年偷偷跑到大同，沒抓著許文革又牽扯進了一起礦難，當地政府把電話打到了市局，詢問杜湘東是什麽身份、執行的是什麽任務。一問才知道他是在管轄權之外私自展開調查，弄得上級很被動，還是所長求了局裏，好說歹說才把對方的抗議搪塞過去。而既然兩位老同誌臨走前都專門勸他，杜湘東實在不好意思辜負人家的苦口婆心，便也決定“不想了”。他現在需要做的，是深入貫徹一種全新的生活態度。
比如那個單門冷櫃，他就沒讓同事幫他搬到樓上，而是擺在了看守所大門正對麵的河岸上。那裏有個近兩年才形成的小集市，做的是前來探監的家屬的生意，有賣雞蛋灌餅的，有賣劣質服裝的，還有代寫申訴材料的，但就是沒有賣冷飲的，因為找不到冷櫃電源。這可難不倒所裏的“自己人”，杜湘東找了個舊接線板，又從傳達室扯出來一截電線，下崗女工劉芬芳就可以奮發圖強、自謀生路了。為了招徠顧客，劉芬芳又管她二姐要了個淘汰的音箱喇叭，循環播放著歌曲《從頭再來》。這歌聲不僅激勵著她，好像也在激勵著一牆之隔的犯人。而郊縣現在也開始整治市容市貌了，對於路邊的無照攤販，隔三岔五也有城管查抄。城管一來，其他小販望風而逃，隻有劉芬芳巋然不動。她的大喇叭仍然引吭高歌，杜湘東則帶了幾個小兄弟圍坐在冷櫃旁，都穿著警服，手裏舉著冰棍和啤酒，挑釁地麵對執法人員。有了警察“罩著”，劉芬芳不僅可以夏天賣冰棍，秋天賣水果，冬天還可以支個電爐子，賣鴨肉冒充的羊肉串。她一年到頭都能從頭再來，這點兒小小的特權終於令她對杜湘東感到了一絲欣慰，但表達欣慰的口吻還是嫌棄的、抱怨的：“總算沾著你的光了。”
這麽說時，杜湘東正坐在小馬紮上發呆，渾身洋溢著一股酒氣。現在的他無師自通地學會了上班磨洋工，還把老吳的愛好繼承了下來，窗台上的半瓶白酒永遠不見底，隔一會兒就吱溜一口。所以到了傍晚時分，人常常已經“高”了。耷拉著昏昏沉沉的腦袋，他好像沒聽見劉芬芳的話，隻是望著夕陽之下的河水。上遊在開發旅遊，這條河也得到了治理，還和山裏的水係連接了起來，景致變得頗為瀲灩。逝者如斯，仿佛沒人記得河床還有幹涸的時候，更難記得在那河床裏，曾有人亡命奔逃，有人冒死追逐。
劉芬芳又說：“晚上洗洗，多打香胰子去去味兒，我也讓你沾個光。”
杜湘東仍然置若罔聞，眼皮上落了個蒼蠅也不轟。
劉芬芳就有些氣惱，她用穿鴨肉的簽子紮了杜湘東一下：“你是死人呀你。”
一激靈，死人就活了。杜湘東揉著脖子扭頭，正待感謝劉芬芳的恩賜，恰好瞥見了駛向看守所正門的兩輛汽車。前麵一輛是藍白條的警車，這並不奇怪，大約是各派出所和支隊往所裏送人的。既然犯罪和逮捕都不挑時候，看守所在下班時間也得隨時等待接收犯人。後麵亦步亦趨的卻是一輛碩大無朋的奔馳，這就有點與眾不同了。兩車依次停下，奔馳車裏跳下兩個男人，一個西裝筆挺，手拎公文包，另一個年輕許多，打扮得花裏胡哨，還染了一腦袋黃毛，走路卻一拐一拐的。倆人緊趕幾步來到警車旁，簇擁著第三個男人出來。那男人身材高大，因為背對著杜湘東，一時不能看清麵貌。隨即又有兩名警察下車，嚴肅地對男人們說著什麽，應該正在宣布條令，但拎公文包的男人反而以同樣嚴肅的神態和警察對答，仿佛同樣手握著不容商榷的條令。這個表現令警察相當不滿，但居然無可奈何，隻好去按看守所正門上的電鈴，催促所裏的同事開門；與此同時，那個花裏胡哨的小瘸子一直在跟身材高大的男人說話，哼哼啊啊地點頭稱是。
越過小瘸子金光璀璨的腦袋，杜湘東終於看清了高大男人的長相。和他一樣，那也是一張未老先衰的臉：頭發灰白，皮膚幹枯，兩眼像睡不醒似的往下耷拉著。不僅如此，那人就連呼吸也不勻暢，說不到半句話就必須停頓，浮出海麵一般換口長氣。都不年輕了，他們這樣的人，注定要比一般人老得更快些。然而那棱角分明、令人想起西方雕像的臉型卻還維持著原狀，甚而比當年第一次走進看守所時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
杜湘東站起身來，癡了一般朝那男人走去。
看守所的小鐵門已經打開，一名年輕管教與外麵的警察簡略核對，示意男人進去。小瘸子突然激動起來，抱住男人的肩膀嗚嗚兩聲，男人倒像有點兒尷尬，拍著對方的後背勸了兩句。隨後，他目不斜視地往裏走去，那副熟門熟路的樣子就像回家一樣。
杜湘東終於叫出聲來：“許文革。”
許文革回頭，隔著鐵門與他對視，臉上浮現出似笑非笑的表情。那表情令杜湘東倍感熟悉，他隨即反應過來，姚斌彬也曾對他這樣笑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