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6年7月

地點:上海上海大學人文學院

向大家學習。這個文學是最不好講的,所以我接到這個約請的時候猶豫了很久,不該知從何講起。

大家看題目。題目叫“文學:夢遊與蘇醒”。所謂夢遊,就是指一種半醒半睡的狀態,看起來是大活人,實際上是一個昏睡者。這個意象也許有點像現在我們的文學:看起來很活躍,很繁榮,但可能並不清醒,甚至病得不輕。我接下來分四個方麵來談:

文學的第一個舊夢是“精神導引”。曾經有一句通俗的話,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這裏引了兩條經典語錄。同學們英語都很好,肯定能看得懂。第一'條是:He gives his reader pleasure at the same time as he instructs him·這是羅馬時代大學者賀拉斯在《詩學》裏的話,可譯成中文的“寓教於樂”。他強調“教育”和“教化”,把文學家當作老師。當然也有相反的觀點。柏拉閣在《理想國》裏說:…representation is a kind of game,and should no tbetaken seriously。他說“表達’不過是是“遊戲”,我們不要過於“嚴肅對待”。這與我們現在很多文藝家的“遊戲說”是相通的。在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爭論。孟子說:“聞其樂而知其德”,把音樂和道德緊密聯係在一起,由此引出宋代周敦頤提出的“文以載道”,都是一個思路。當然也有相反的觀點,比如老子認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這個老子是不是有點接近於柏拉圖?他是不大看得起文學藝術的,是把真、善、美割裂開的。包括我們在座的這些文科生,我們這個學科,原來差不多都是被柏拉圖和老子給予輕視甚至蔑視的。

中世紀以後,歐洲人對上帝的信仰受到動搖,就像尼采說的:上帝死了。正是上帝之死,使文學臨危受命,接班上崗,在一段時間內承擔了強大的精神引領功能。像雨果和托爾斯泰,他們的名字都曾經被分別用來命名主義,叫“雨果主義”和“托爾斯泰主義”。他們是整整一代或兩代人的精神領袖,是民族的靈魂,受到各種美譽和崇拜,差不多是“上帝的代用品”。他們的藝術成就並非無可挑剔,比方雨果在法國一直伴隨著爭議,有些人會說雨果太煽情,其實不高明。但不可否認的是,雨果是法國人乃至歐洲人在那個時代的太陽,是價值和真理的權威性標尺。托爾斯泰也不是盡善盡美。有一次我搬家清理書籍,發現一本托爾斯泰的書,順便翻一下,發現他的文字不怎麽樣啊——當然也可能是翻譯的問題。後來我請教了一位俄國文學專家。他說托爾斯泰的語言在當時俄國也有非議,有時是鬆鬆垮垮拖泥帶水的那種。但不可否認,托爾斯泰是那個時代的準上帝,對人們的精神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中國漢區以前沒有強大的宗教傳統,但儒家就是我們的“上帝'晚清以後儒家的正統地位受到動搖,一大批作家成了推翻聖人的聖人,比如魯迅和巴金。巴老去年去世了。有些青年作家對他感到陌生,找他的《家》、《春》、《秋》,讀了一下說,寫得不怎麽樣啊。我說你別小看這幾本書,在那個時代,巴金可是一代人的精神路標。很多人就是因為讀了一本《家》,就走出家門投身革命,去追求由和幸福。最近媒體大量報道一些烈士事跡,“永遠的豐碑”什麽的。那些烈士大多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就犧牲了,前仆後繼,義無反顧,其精神支撐很可能就是一本魯迅的書或者巴金的書。所以你不可想象,魯迅、巴金這樣的作家在當時處於怎樣崇高的地位。

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整個人類還充滿著理想色彩。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有一段內心獨白當我死去的時候,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不會因為內心空虛而煩惱。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把畢生獻給了人類最高尚的事業。”這種人生信念,拿到我們今天這個消費時代裏來,會被很多人嗤之以鼻,甚至被當作斯大林主義的紅色宣傳。其實這裏有一點誤會。因為這一段獨白並非小說作者的獨創,而是來自富蘭克林的《自傳》。富蘭克林是一個什麽人呢?他是美國的一個作家也是一個資本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個小冊子裏麵,還專門談到富蘭克林,認為他是整個資本主義精神倫理的代表性人物。那麽奇怪的是:一個是無產階級的戰士,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實業家,他們怎麽共享一種崇高的精神信念?怎麽都立誌投身高尚的事業?其實不奇怪。在後上帝和後儒家時代,由於曆史的某種慣性,上升的無產階級和上升的資產階級,都充滿著理想主義氣質。

到了“文革”,文學的精神引領功能用到了極致,也最終出了問題,比如革命樣板的宣傳後來受到大家抵製。同學們比較年輕,對“文革”難有切身體會。我並不是說樣板戲一無可取,比如有些劇目在音樂上、表演上乃至思想情感上還確有亮點。我隻是說樣板戲所代表的精神教化到底取得了多大效果,顯然值得懷疑。有些道德說教甚至產生了很多副作用,比方說造成講假話,造成虛偽、褊狹、殘暴等等。“文革”期間的許多災難,恰好與這種教化同時發生,使我們不得不對這種靈魂工程打上一*個問號。精神蒙受汙名,也是“文革”副產品之一。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進入市場消費時代,作家們大多對精神躲得遠遠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說法幾乎煙消雲散,倒是大批“人類肉體工程師”冒了出來。屏幕上這是一位“美女作家”。我不知道她是誰,是從網上搜索到的。你們知道她是誰嗎?……你們也不知道。但網上有大量的類似圖片,據說她們眼下都大紅大紫。她們中的一部分,不但代表了文學的遊戲化,而且代表了文學的欲望化。柏拉圖說文學是GAME。但遊戲還需要智力,需要技能,需要嚴格訓練,智商低的還不行啊,就像玩棋玩麻將踢足球。但現在有些文學是欲望化的,連遊戲精神都沒有了。比如網上的那本著名的性日記,性流水賬,完全沒什麽技巧,但在國外出版了很多譯本,被當成中國的前衛文學。

作家們恥談精神,知識分子把精神當傳染病,那麽精神交給誰呢?請看,屏幕上這些江湖術士就開始接管作家們的業務。他們比作家們的水平低得多,說句話可能連語法邏輯都有硬傷,知識也很貧乏,但他們身後有浩浩****的信眾隊伍。他們正在指導人們該怎樣生活,告訴人們什麽是幸福,什麽是價值,什麽是真實的世界。有些信眾的死心塌地和堅靭不屈,讓司法機關特別頭疼:轉化不過來啊。現在農村還出現一些仿基督教,仿伊斯蘭教,與上帝和真主沒有什麽關係,打著宗教的幌子,相當於一些改頭換麵的邪教或準邪教。他們對文化領域裏的精神空白實現了大規模的乘虛而人。

文學的第二個舊夢是“個人發現”。文學是發現個人和表達自我的一個有效載體。自八十年代以來,我們有一個使用頻度最高的詞叫做“自我”。很多人都會用,作家們用得最多。張承誌曾經說什麽叫藝術?藝術就是一個人反抗全社會。”我曾說得溫和一些。我說作家采取個人視角,都是廣義上的個人主義者。”因為作家不是法官、學者、政治家,隻能從個人經驗出發來認識社會和人生,所以個人風格在文學中是表現得最為充分,甚至個人偏見在文學裏也能得到最多的容忍。文學家說女人是花,是合法的。科學家說女人是花,就是不合法的。文學家似乎有一種特權,可以適度地自以為是。

但有意思的是,在個人主義並不怎麽走紅的時代,比如在革命和戰爭年代,文學倒是顯得比較個人化。張愛玲不可能混同於趙樹裏,魯迅也絕對不會混同於沈從文。作家們一個是一個,大多表現出獨特不群的個人經驗、個人趣味以及個人知識結構。相反,到了一個個人越來越受重視的時代,個人化越來越成為熱潮的時代,文學倒出現了許多意外的情況,比如說抄襲案越來越多。屏幕上這是郭敬明的照片,挺帥啊他的小說可以發行到一百多萬,讓我們望塵莫及。前不久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他抄襲了另外一個少年作家的一本書,責令他道歉和賠款,鬧得有點沸沸揚揚。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最近哈佛大學一位印度籍的女孩,三年級本科生,寫了一本書,被美國出版商推為暢銷書,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又從書架上撤下來。為什麽?因為人們發現她抄襲了另外一個少年作家。這完全是郭敬明案的一個美國翻版。在這裏,我倒是願意相信這些被指控者的辨白。他們說,他們不是抄襲,隻是寫作中“撞車”了,不經意之下寫得“雷同”或“近似”了。這是完全可能的。抄襲實在是太笨了啊。抄襲一個同時代的知名作品,不是自己找死麽?哪一個作家的智商會這麽低?我感興趣的問題在於,即使不是存心抄襲,但不經意的“雷同”、“撞車”在一個個人化越來越受到重視的時代,為什麽反而越來越多?以致鬧騰得我們的法官們忙個不停?

作家們的生活在雷同,都中產階級化了,過著美輪美奐的小日子,而全球化條件下的中產階級是雷同的。我觀察了一下我周圍的作家朋友,很多人在十年之內兩次換房子,換了三次房子的也不在少數。這種換房速度在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奇跡。但房子越住越大,好日子卻不會有太多的不同。我們的沙發大同小異,我們的客廳大同小異,我們的電梯大同小異,我們早上起來推開窗子打個哈欠也大同小異。我們要在越來越雷同的生活裏尋找獨特的自我,是不是一個悖論?屏幕上的這一個城市是哪個城市?你們猜得出來嗎?是廣州還是沈陽?是武漢還是上海?是在亞洲還是歐洲?我是猜不出來的。要我把這樣的圖景寫出什麽個性,我也會覺得困難重重。

在另一方麵,在人們的物質生活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在社會階層鴻溝越來越深的時候,人們的思想倒是越來越高度同一了:錢就是一切,利益就是一切,物質生活就是一切。這構成了同質化的另一層含義。“文革”以後曾出現過一個小小的文學高峰,那時我們把作家們分別稱為“延安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等等。其實這些名稱本身就指示了一些特殊的背景或經曆。哪怕我們將他們命名為“鄉村作家”、“工人作家”、“軍旅作家”等等,這些名稱後麵也都有特定的職業和經驗。不幸的是,我們現在不少作家都住豪宅,泡酒吧,自駕旅遊……在模式化的中產階級生活裏樂不思蜀,在流行化的拜金意識形態裏樂不思蜀。這當然構成了極大的挑戰。當這些作家像擠牙膏一樣擠掉自己的一些往事記憶之後,他們還能有多少經驗資源和感覺資源?

有些作家的經驗開始寄生於報紙或影碟。前不久有一個作家被指控為抄襲,其實他的小說取材於報上的一則新聞,而被抄襲的那篇小說,也同樣取材於這一則新聞。問題的結論:都是新聞惹的禍。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自稱訂了五份報紙,每天在報紙的社會新聞欄裏找素材。還有些作家常常花大量時間看碟,比如說要寫土匪,要寫愛情,要寫大海或高原,把相關的影碟看上一二十個,基本套路就全有了,就能寫出個八九不離十了。這就像有些畫家,現在也都不寫生了,帶個數碼相機出去走馬觀花一輪,拍上一堆照片回來,對著照片就可以妙筆生花。這種文化成品之間互相寄生和互相複製的現象,當然很難把我們引向真正的個人化,引向真正的創造。屏幕上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我曾經訪問過。它有一些經典保留節目的展區,也有新作品展區,經常更換的,甚至三天兩天就換。我的朋友說,這地方你一定得去看,但你一年看一次,一月看一次,一天看一次,感覺會差不多,所以也不必經常去看。這樣的“現代藝術”玩完抽象玩具象,玩完現代玩古典,新潮的裝置或行為也多是大同小異。我們的文學是不是也出現了這種高產中的疲憊?有發展但沒有驚訝,有演進但沒有陌生,就像我們吃了大蘋果小蘋果好蘋果爛蘋果紅蘋果青蘋果,但沒有遇見香蕉和橘子。羅馬尼亞作家E·M·Ci。ran說:As art sinks into paralysis,artists multiply…we realize that art,on its wayt。exhaustion,has become both impossible and easy.我把這段很精彩的語錄送給同學們。

下麵要講第三點,也是文學的第三個舊夢“熱點娛樂”。屏幕上有幾個八十年代的數據:《人民文學》發行一百二十萬以上,《上海文學》發行五十萬以上,《湖南文學》發行三十萬以上……當時沒有因特網,幾乎沒有電視,所以文學家都有天王、天後級的聲譽,走到哪裏都可能遇到“粉絲”在尖叫。這種情況至今讓很多作家懷念。但現在你去問這些雜誌的編輯們,問問雜誌的發行量多少,他們大概都會守口如瓶,就像大姑娘的年齡不能問。以前一本《青春之歌》或《鐵道遊擊隊》,可以誘使孩子們逃學和曠課。有時得一個晚上讀一本,第二天就急著把書流轉給別人。當時讀小說就是人們最大的娛樂嗬。但時至今口,文學的娛樂的功能已大量地轉交給電子產品了。大家去看看報紙,“娛樂”、“娛樂版”、“娛樂圈”這些詞基本上與文學沒有關係了。

再看幾個數據:中國現在擁有電視機是五億多台,以三口之家算的話,平均每一家都有一台電視機。網絡遊戲用戶是二千五百多個,而且這個數字在繼續高速增長。這意味著什麽呢?五億多台電視機:如果一個電視片的收視率是百分之十,那就意味著全_有近五千萬人在收看;如果每台電視機前有兩個觀眾,那麽就有近一億人在同時接受這個作品。遊戲用戶是二千五百萬個:如果一個遊戲軟件有百分之十的在線使用率,那就有近兩百五十萬個用戶在使用它。可以比較的是,作家餘華前不久的小說新作發行,放了一個衛星,也就是四十萬,相對於電視和電子遊戲的市場占有量來說,也許連個零頭都不到,但已被我們的出版界都視為奇跡。幾年前,我在海口看到一個聚集著農民工的錄像廳。我很好奇,看這些民工在看什麽,就走了進去。這時一個武打片放完了,店主拿出王朔的片子來放,但農民工一齊起哄,說我們不要看這個什麽王朔,我們要看豔情猛片!王朔是誰?九十年代的大玩家,流行通俗文學的代表,曾經被很多嚴肅文化人痛恨。也就是幾年、十幾年的光景吧,連王朔的作品都被很多人看作大悶片,在錄像廳裏被人起哄,不大能滿足觀眾的娛樂需求了。蘇童也曾是九十年代閱讀的一大熱點,《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等紅遍中國光照世界。但他最近對記者說得有點悲壯,說哪怕是隻剩下幾千個讀者,我也得堅持自己的寫作追求……批評家李陀在海南見到蘇童,說你別得意,你的讀者也在減少,你知不知道?蘇童說:咋不知道呢?不是一般地減少,是一個零一個零地減少。這裏更不用去說那些詩人。他們發表的機會越來越少,因此活得有點像地下黑社會團夥,偷偷摸摸,暗中串聯,相濡以沫。我說這些,不是說這些作家和詩人黃花菜涼了,其實他們可能寫得比以前更成熟了,但時過境遷,文化生態在劇烈變化,娛樂功能從文學裏流失和轉移出去,帶走了大批受眾——這大概是不爭的事實。

最後,文學的第四個舊夢是“強勢媒介”。在人類很長一段曆史時間裏,文學並不是特別發達。比如在古代歐洲,人們沒有草木造紙術,隻是使用那種又昂貴又笨重的羊皮紙,所以並沒有文學發達的技術條件。他們那時候主要的敘事藝術是戲劇,是口傳藝術,即亞裏士多德說的“詩”——史詩是戲劇的前身。那就像中國某些少數民族,也是以口傳文化為主,史歌一唱三天三夜,沒有紙張和印刷的廣泛運用。我們現在去雅典、羅馬乃至去龐貝古城,可以發現那裏大量劇場的遺跡。那就是他們特定曆史的證明。到後來,壁畫也曾經成為一種強勢媒介。那麽多宗教的、曆史的、權貴的故事畫在牆上,構成了當時主要的公共傳播,差不多就是當時的電視台。至於文學,什麽時候比戲劇和壁畫變得更重要呢?是造紙術和印刷術出現以後。在這一點上,中國比較牛,至少在東漢時期就有了較為成熟的造紙業,文學家們也就大量湧現。像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司馬遷、董仲舒這些人,著作量都是幾十萬乃至幾百萬字。當時的文化教育事業也空前發達,直接催生了後來的科舉製度。這在古代歐洲是不可想象的。

以造紙和印刷為前提的文學霸權能否長久?曆史還在不斷地變化,新技術還在不斷地湧現。正像造紙和印刷一旦發明就不會退出曆史,現在電子技術一旦發明也不會退出曆史,而且肯定要改變以紙媒為主要傳播方式的局麵。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與新技術相關的寫作方式:影視腳本,廣告文案,網絡溥客,網上QQ,手機段子……這都是寫作,但我們也許很難把它們叫做嚴格意義下的“文學”。在這些領域裏出現了很多著名寫家,各地的作家協會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們,傳統作家們也可能不知道他們。他們是作家嗎?或者他們不是作家嗎?所以我把這種現象叫做“大寫作、小文學”的時代。“小文學”是指傳統紙媒的小說、散文、詩詞等等。“大寫作”是指文學的擴散化趨勢,指各種新興的泛文學體裁和領域。有人樂觀地說,這個“小文學”是“大寫作”的核心,起到了引領和標高的作用。比較難聽的說法是:“小文學”正在被“大寫作”邊緣化。這兩種說法哪一種更合適,我們可以討論。

藝術界早就有所謂“波普藝術”,POP,以反艱深、非專業、即興式等等為特征,其中很多是通俗化和流行化的那種。你們看屏幕上的這些人:他們不用上美術學院,不用三更燈火五更雞地做功課,隻是在廣場上把衣服一脫,上千人就都成了藝術家。這是藝術嗎?很難說。這個藝術作品屬於誰?也很難說。實際上,我前麵提到的“大寫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也開始POP,越來越缺少專業的背景和內涵,甚至與日常生活難以區隔。墨西哥原住民運動“薩帕塔”有一個領袖,叫馬科斯,自稱“副司令”——實際上他們那個組織從來就沒有司令,大家都是副司令。你們看他的裝束,像個蒙麵的恐怖主義者,但實際上是和平主義者,是格瓦拉和甘地的結合,甚至是一種符號學的反抗。他們並不打仗,隻是用文化來作戰。他們說:我們不能給世界一個結論,隻能給世界一個謎語。所以他們的很多政治文宣是寓言和童話,拿一個甲蟲或者小鳥來說事。我這裏摘了一段他們的公告:“我們是言說者,我們是玉米人,我們走遍大地,我們分享思想,我們是編織匠,我們是曆史,我們同花朵交談,我們是雨……”好詩啊!但是它是二〇〇三年發布的一份政治公告。你們說這是不是文學?

下麵這張照片,是前不久在羅馬大學拍攝的。中間有蘇童。右邊這個人是我。這些大學文學係的孩子,幾乎全是女生。這種情況以前隻在我們國家的大學外語係出現過,現在也出現在文學係以及文科的其他專業。男性幾乎缺席,是不是在證明傳統文科的人力資源危機?我不是說女孩子不行。女孩子對語言和感覺有天然的敏銳,有一點性別優勢。但男生統統跑光肯定不正常,至少使這個學科的後備軍少了一半。當一個學科後繼乏人的時候,我們沒法對這個學科保持盲目的樂觀。有時也不得不問一問:紅旗到底還能打多久?

同學們,總結以上四個方麵,我有一個小結,也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核心觀點: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事物有兩種變化,一種不可逆的變化——如人死不能複生,破鏡不能重圓。文學的技術因素正在出現這種變化。另一種是可逆的變化——如季節可以循環,土質可以恢複。文學的心智因素大概正處於這種變化。這就是說,文學正處在以上兩種變化的交織。

一方麵,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讓曆史停下來,停在一個紙媒獨霸天下的時代,讓我們的文學家美滋滋地過著好日子。這就像我們沒法相信基督教還可以再造一個中世紀。中世紀過去了,就不會再回來了。耶穌已經出現過了,就不會有人成為耶穌第二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後人就是再有雄心壯誌,也隻能瞎起勁。但另一方麵,我又不是一個悲觀論者。因為隻要人類存在,隻要人類還需要用文字表達思想和情感,文學就不會死亡。文學還是可以大有作為和廣有作為。基本麵的情況是:文學也許不再鼎盛,但還可優秀。馬原到海南講課,說小說已經死了。可能說得過頭了一點。小說哪會死呢?連我們生活中最簡單的筷子也死不了。不管人類發明多少高科技產品,你發明一個吃飯的機器給我看看!我相信再高超的吃飯機器也不如筷子,所以筷子一定萬壽無疆,用不著我們過於擔心。

中國新文學第一次高峰釋放出現在晚清社會危機之後。當時國家危亡,經濟和技術落後。知識分子開始很激進,要廢科舉,但慈禧太後真廢了科舉,大多知識分子又如喪考妣。因為讀書不能再做官,就沒出路了。那時也沒有那麽多企業讓你去作CE。,也沒有那麽多大學讓你去當博導,知識分子就有了就業危機,還有了愛情危機——漂亮女孩子都不來找你啊。知識分子一鬱悶,不平則鳴,就產生了第一次文學高峰。中國新文學第二次高峰釋放出現在“文革”的社會危機之後。知識分子在“文革”中也鬱悶,當右派,蹲監獄,下農村,做苦力,學業荒廢,還找不到對象——當時女孩子第一找解放軍,第二找工人階級,“臭老九”是排不上隊的。這種鬱悶帶來了思想的活躍和感覺的敏銳,所以一旦“四人幫”下台,所謂“傷痕文學”,所謂“先鋒文學”,就實現了高壓井噴。從這些曆史經驗來看,文學**總是與社會危機,以及知識分子在危機中的狀態有密切關係。那麽現在呢?中國的經濟發展似乎鶯歌燕舞高歌猛進,知識分子在十年之內可能換了兩次甚至三次房子,手機和電腦比歐美那些同行的還好,進館子也比他們更大方。社會當然還有危機,比如“三農”問題,比如工人下崗失業,還有放鞭炮一樣的“礦難恐怖主義”,還有中東的戰亂,美國的九一一,法國的大騷亂……但這些危機離知識分子很遙遠。如果信奉利己主義,這些東西與上海或北京的作家當然也沒有任何關係!

很多作家的生活迅速上流化,還有一個本土特殊條件: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和出版大國。這是全世界很多國家所沒有的條件。冰島三十多萬人,丹麥四百多萬人,瑞典九百多萬人,就像意大利和法國也隻有五千多萬人。所以在那些國家,作家是比較難當的,大多數賺不了多少錢,寫作經常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組織資助。當然,人口並不等於市場。在沒有知識產權製度以前,文學的市場並不存在。回顧曆史,文藝家供養製度出現過多次變化。以前很多文藝家曾經是由宗教供養,比如很多音樂家、壁畫家、雕塑家,專門給教堂或寺廟打工。有很多文藝家由宮廷來供養,比如唐代好些詩人就進了翰林院,吃皇糧,但沒有什麽稿費,寫出詩來就贈送朋友,或者敬獻上司。還有些文藝家曾經由貴族供養,包括中國豪門貴族“養士”、“養門客”;包括歐洲貴婦人熱心於藝術沙龍,附庸風雅,資助文藝家。真正的文化市場,其實出現得很晚很晚。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市場”並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購買力的中產階級及其小資化外圍群體,比方說他們的子女,他們的文化模仿者等等,比較布爾喬亞再加一點波西米亞的那種。這才是市場的真實所指。前不久有一個“超女”事件。國內外許多媒體把它命名為“偉大的民主”,說由老百姓來投票選秀,不是很好嗎?其實這個說法有一點道理,但大體上沒道理。我當時住在農村,知道絕大部分農民與“超女”毫無關係。因為參加選秀首先需要一台電視機,還需要一個手機,還需要幾十塊乃至幾百塊錢的短信投票費——不是發一次短信就是一塊錢嗎?農民是付不起這個錢的,對此也不可能感興趣。這樣,“超女”鬧得再火爆也不是一個全民事件,充其量隻是一個中產階級及其影子化外圍的事件,但它已經在媒體上冒用了“全民”的名義。同樣的道理,出版市場並不能自動反映全民意願,一般來說隻能反映具有購買力的部分人口的興趣。

版權製度把文學與市場利益空前嚴密地捆綁在一起,鬧出了“發行量”、“收視率”、商業炒作這樣一些東西,引來了廣告商、投資商等等的資本介人,於是實現了一部分人口對文學生產和接受的超強控製。這是一個現代商業社會的現象。《伯爾尼公約》誕生的一八八六年,全世界隻有十個國家簽署這個公約,連美國也沒有簽署。《世界版權條約》達成於一九五二年,體現了戰後一些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發育文化市場的趨勢。到了最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產生於一九九六年,最終完成了市場化的嚴密體係和一統天下。它有利於競爭,有利於推動創新,應該說有一定的正麵功能,至少不會比宗教、宮廷、貴族來供養文藝家更糟糕。我本人也在這個市場裏賺了稿費,似乎不該對它說太多的壞話。但我們不能不看到:第一,市場並不能代表全民,不能代表大麵積的人民——這我們已經說過了;第二,市場更不一定能代表人民的長遠利益。也就是說,市場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輕義完全有可能破壞精神生態和社會風氣,導致大量文化垃圾的泛濫,進而抑製優秀文學的生產。放在以前,寫本下流小說隻賺點小錢,賺不了大錢。受道德輿論的壓力,作者還得隱姓埋名。但現在有了市場利益的誘導,八卦新聞正在淹沒正當的新聞,垃圾小說正在淹沒優秀的小說,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已經出現在我們麵前。我在國外見到一些翻譯家,他們說到中國某一本三流小說,說它不過是垃圾,但是他們還是要翻澤它。為什麽?因為它暢銷,因為它帶來暴利,因為出版商和發行商都青睞它。這就是市場的邏輯。結果,這本書在全世界暴得一千萬大利,由此產生的示範效應讓更多寫作人跟進,由此產生的利益聯盟把更多的作家、批評家、研究家、翻譯家、記者、文化機構等網羅進來,形成聲勢浩大的垃圾霸權。劣質文學的生產速度,常常超過優質文學的生產速度。

當然,在市場導向之外,還有政治控製下的很多資源,足以對文學形成利誘和扭曲。職位、職稱、獎項、宣傳、出國觀光以及其他福利等等,都曾經是有效的政治操作手段,可以把一些作家圈養得乖頭乖腦。所以作家圈裏曾有一種行話,說作家分四種:吃黃道的,吃黑道的,吃白道的,吃紅道的。同學們聽到過這種說法嗎?“紅道”,就是專吃官家飯的,圍著領導轉,下筆就專衝著政府獎項去。“黃道”,就是專吃市場利潤的,是怎麽賣錢就怎麽幹的那種。“黑道”,是專吃西方政治飯,比方說恨不得每個作品都被中國政府查禁,一查一禁,就能在西方行情看漲。最後一條“白道”,指的是保持文學相對的獨立性和純潔性,有大體上潔白無瑕的境界。這四條道,當然是非常簡化的概括,也不一定說準了。但我們大體可以看出,很多文學現象都牽連到社會利益,都隱含著各種利益資源的分配。

中產階級並不可怕。並不是說,作家們一進入中產階級,文學就不可能優秀了。我個人的看法是,除了一部分口頭民間文學,文學的主流從來都有廣義的中產階級烙印,從來都屬於那些可以寫閑書和讀閑書的人士。《紅與黑》中那種個人奮鬥秘史,《簡·愛》中那種灰姑娘碰上好貴族的想象,不都有中產階級的人生軌跡?根據有些專家的說法,廣義的中產階級還包括農業社會的中產階級。中國戲曲中最多才子佳人,正表現了這個階級及其知識精英的最大夢想。一是進京趕考做個官,二是討一個漂亮老婆。差不多隻有這兩個興奮點。毛澤東對才子佳人戲很瞧不起,因為從社會屬性來分析的話,它們確實是不代表農夫、工匠、士兵的現實利益和思想情感,雖然很多農夫、工匠、士兵也可能愛看這些戲,並沒有階級意識的自覺。在這裏,我無意完全抹殺這些作品,也不認為隻有無產階級的文學才是好文學。我想說的是,當中產階級日子不大好過的時候,倒可能是一個很活躍的階層,一個感覺和思想非常開放的階層,一個文化創造力較為強旺的階層。比如李白剛到長安的時候,在翰林院有個小官差,但筆下的宮廷詩和應景詩沒有多少生氣。他真正寫出好詩的時候,是他比較倒黴的時候,從四川到湖南再到湖北流浪,於是個人情懷的表達,對社會和自然的觀察和表現,使他的詩歌噴發出來一種奇異景觀。馬爾克斯寫《百年孤獨》,也不光是玩所謂現代主義,玩什麽magicrealism,其經驗資源來自拉丁美洲在百年殖民主義加新自由主義下的悲苦曆史,包括來自充滿焦慮和傷痛的拉美中產階級。馬爾克斯和他的同行們由此有了大關懷、大感覺、大手段。

這就是說,對中產階級不能一概而論。我們需要注意中產階級的沉浮之分,看他們處於什麽樣的狀況:他們的地位是穩固還是脆弱呢?是在上升呢還是在下降呢?是更接近於權貴呢還是更接近於底層呢?一般來說,文化與精神差不多是人類的救災用品,放在平時倒用處不大。中產階級身陷危機,或者身涉危機,便可能獲取較豐富的經驗資源,表現出良好的感覺幅度和強度。眼下,很多作家的問題也許並不在於他們的中產階級化——他們在一個和平發展的社會裏遲早是要這樣化掉的吧?問題在於:他們的感覺幅度可能在迅速收窄,甚至成了一種自戀,成天照著鏡子。我曾經遇到一個文學雜誌主編。他說:不得了,現在男性作者來稿,百分之八十在寫**。女性作者來稿,百分之八十在寫離婚。在這裏,我不是說**與離婚不應該寫,而是擔心作者們的視野狹窄和感覺封閉,眼睛隻盯著自己**那點事。

感覺的“幅度”之外還有一個“強度”問題。現在很多作者的感覺不可謂少,但常常是滑溜溜的、輕飄飄的,一錐子紮不出血。比如說要表現底層和人民吧,他表是表現了,但給人一種假惺惺的感覺,勉強為文的感覺,缺少細膩、豐富、真切以及強烈。我對這種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寫作,哪怕它冠以左翼寫作或革命寫作的光輝名號,也不敢恭維。

再往下說,中產階級還有精粗之分。這取決於他們修養的深度和精度,取決於他們對文化資源占有的多寡。有時候一個民族受苦受難,經驗資源不可謂不豐富,但也不一定出現什麽好文學,其中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於這個民族文化資源太貧乏。可以擔憂的是,激進的革命意識形態摧毀了我們很多文化資源,激進的市場意識形態再次摧毀了我們很多文化資源,“讀書無用論”一次次流行,對作家們也有極大影響。王朔說過,我最自豪的是在我們攝製組裏最高學曆者是小學畢業生——大意是這樣。這樣開開玩笑是可以的,但我不相信王朔不讀書,不相信他從不學習和鑽研,不相信隨便在大街上找兒個民工就拍得出偉大的影視作品,所以對他的貧嘴忽悠隻能姑妄聽之。我還是相信老祖宗的話行萬裏路,讀萬卷書。”如果作廣義的理解,行萬裏路,就是要有豐富的經驗資源。讀萬卷書,就是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一個作家群體也好,一個作家個人也好,要使文學優秀起來,離不開老祖宗說的這兩個前提。

我們的世界正在出現快速的變化,人類最新的一個烏托邦,即所謂市場化、民主化、全球化的神話並沒有把大家都帶入天堂。相反,深重的災難和危機正在擴大,正在加劇,正在逼近。屏幕上接下來的這些圖片可以讓同學們重溫一二。這些我就不多說了。這種災難和危機,同時表現在受害者們的反抗缺乏建設性方案,缺乏價值重建和體製創新的能力,就像封建皇權時代的很多農民起義。這在曆史上常常構成漫長的時期。他們可能今天在憤怒地反對戰爭,但他們昨天或明天可能正是戰爭的熱烈支持者。他們在街頭詛咒資本主義,但一旦遊行示威結束,他們可能就返回資本主義體製內的互相傾軋和爭相腐敗。對這種缺乏精神曙光的造反,我這裏也不多說了。

我想,如果人性仍然讓我們屢感陌生,文學就應該在這裏蘇醒。但我得坦白地向同學們說,我也是一個夢遊者,有很多問題沒有明確答案,今天提出這些線索,隻是與同學們來做一個交流,向在座的各位請教。也許有人會說:你今天的題目是《夢遊與蘇醒》,怎麽沒聽見你談“蘇醒”?對不起。我隻能說: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昏睡狀態有所覺悟,那也許就是蘇醒的開始吧。

謝謝大家。

附:答問(選)

問:我提一個問題。韓老師剛才講了那個對文學的整個功能和作用,他的視野很開闊,有自己獨立的思維結構和思想方法,而且非常嚴肅。在今天這個社會,這麽有正直感的作家非常少。我的問題是,作為大學生,我們應用什麽思想武裝自己?大學生應該有什麽樣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我們怎樣才能走一條正確的路,走好自己的路?

答:這個問題有點大,我好像能力不夠,回答不出來。我覺得這個人生觀啊,世界觀啊,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事。我覺得你們首先要珍惜在大學這段時間,同學們之間,師生之間,可以多切磋多討論,找到一些方法,使讀書盡可能的更有效果。另外一方麵,希望你們盡可能密切聯係社會實際,從口舌之學走向心身之學。從書衣到書本的思想一定是沒有活力的,一定是沒有生命力的。真正的好思想一定是從親曆性實踐感受中產生的,是從生命中分泌出來的。一般是這樣。這樣回答也許不能讓你滿意,對不起。

問:韓老師我前一段時間看了你《山居心情》。這不能說是小說,有點像曰記一樣的東西。就是在這些文章裏你貫穿對現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種反思,這也是你持續多年的一個思考。你選擇鄉村居住是你反思現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種方式,我想問的是就是這種方式嗬,選擇在鄉村居住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人所分享?可以成為一種普遍意義的事件而不K是你個人的一種事件?謝謝!

答:其實我對現代文明一直熱情讚揚,包括這次幾個作家來講演,我是唯一采用多媒體技術的,可見我對好的現代技術一點也不排斥,而且非常願意學習它,使用它,享受它。我隻是說,現代文明肯定也有弊端,需要我們冷靜分析,不必盲目跟潮,不必以為大街上吆喝的都是真理。我們不要讓自己的腦袋長在別人的肩膀上,對任何事情都要通過自己的感受體驗,才去決定是否接受它。這樣一種態度也許比較可靠。至於這種態度怎樣才能成為更多的人的態度,對這事我還真是不知道。有時候我很悲觀地說:危機才能帶來覺醒。沒有社會災難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做一些研究和宣傳,雖說也是有效的工作,但效果很有限。一種思想實現社會化和大眾化,常常得依托災難的出現。這話是不是說得有點殘酷?但事實上就這麽回事。比如我要小孩子不要亂跑,說亂跑就會摔跤。但你說一百遍,他都可能沒有反應,直到真摔跤了,他才可能刻骨銘心地體會到關於摔跤的真理。這個社會也是一樣,真摔跤了,才會回頭,才會長見識和明道理。沙塵暴不刮到中南海的時候,我們用一千個喇叭呼籲環境保護,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認識問題。所以說災難是最好的老師。這真是讓我們很無奈。我們隻能希望,災難到來的時候,犧牲品少一些。我會經常告訴我的親朋好友:犧牲品會有的,但願你不是,但願你能躲過一劫。

問:韓老師你好,我還是接著剛才這位師兄的話題。我想問一下,你在鄉下生活的這段經曆當中你感覺你最大的收獲是什麽?然後你覺得這種收獲對你的文學創作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謝謝!

答:我在鄉下的第一個好處,是突然覺得時間多了。因為我以前居住海口,是一個旅遊城市,人來人往特別多,我很多時間浪費在應酬啊接待方麵。第二個好處是我對文學圈以外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以前在文聯和作協工作,接觸的都是教授啊,評論家啊,作家啊,出版家啊,大家同性繁殖。我讀的幾本書他們也讀過,我想聊的話題他們也能聊,這種交流的效益很差。相反,你與那些與文學一點都不搭界的人打打交道,會覺得比較有意思。在鄉下,每個村子大概都有一兩個特別會說話的農民,說得極其生動活潑,那種語言技巧是我們在大學裏學不到的。這是一個例子。第三,剛才那個同學也說了,鄉下生活可以幫助我對現代文明有所反思。中國的鄉村很有特點,是一個現代文明和傳統文明撞擊和融合的交錯部位,很多有趣的事情正在那裏發生3我站在兩種文明的夾縫裏,左看農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較和辨別。比方說鄉下人喜歡把人往老裏稱呼,叫我“韓爹”就是尊敬我。但城裏人喜歡把人往少裏稱呼,把“大姐”叫成“小姐”,對方就可能高興。雖說這隻是不同的稱呼習慣,但它的後麵有曆史觀、文明觀、時間觀的差異,能讓我們以小見大。

問:韓老師我還想問一個問題,本來剛才我還想繼續問鄉下的問題,但這個問題講得太多了,我認為你自己是在逃避什麽東西,但現在我不問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寫那個差異,我認為你處理《馬橋詞典》這本書就是要處理人類經驗的差異,但現在我想問你的問題是在《馬橋詞典》中你是不是要表達人類經驗的一種普遍性,好,謝謝!

答:其實,每一本書雖說是獨特的角度,甚至隻寫非常小的人和事,但所包含的經驗都有普遍性,是一種接近人類精神的全息栽體。我以前特別不同意《阿Q正傳》表現了中國國民性的說法。阿Q那種精神勝利法,或者其他蒙昧特點,美國就沒有?英國就沒有?不,你肯定也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阿Q式的人物。

問:韓老師你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文革”為何結束》,然後你也翻譯過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這本書。我有一個問題:當昆德拉寫東歐共產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作家也在新時期寫所謂的反思文學、傷痕文學,也在講中國社會主義經驗的這一段曆史。那你翻譯昆德拉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他描寫的東歐共產主義經驗與中國人“文革”的經驗,這中間有沒有什麽反差?反思文學和傷痕文學已成為了我們想象“文革”的一種主要方式。你能不能談一下你是怎麽看的?

答:我在八十年代翻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時候,很欣賞昆德拉的批判勇氣和很多想法。當然我個人也是有變化的,比如今天我會不大滿意他的某些想法,認為那些想法過於簡單。從今天來看,“傷痕式”的寫作有揭示性也有遮蔽性,有一些不夠全麵——我們說得溫和一些吧——就是“不夠全麵”的情況。我舉個例子,免得大家覺得這個話題非常沉悶。我有一個作家朋友叫葉蔚林,寫過《沒有航標的河流》,得過全國的獎0他說他們“文革”中下鄉的時候,農民經常騙下放幹部的錢,借了就不還。好些基層幹部也來揩油。他是用這些事實來訴“文革”之苦。但他忽略了一個情況:他之所以能被別人騙錢,恰恰是因為他當時還拿著高工資。所以我讚成全麵地、深入地揭示“文革”災難,但也反對刻意把“文革”妖魔化。我對傷痕文學的不滿,並不是說所有傷痕文學都是假的,隻是說很多作品在強調一種真實的時候,往往在掩蓋另一種真實,從而被某種冷戰意識形態所利用。是這樣一個問題。

問:韓老師你好。很榮幸和韓老師還是校友。韓老師剛才講到很多觀念我都很讚同,但韓老師說在危機的時代更容易產生更好的文學,事情真是這樣嗎?比如古希臘時代的白曆克利斯時代恰恰就是古代雅典最繁榮穩定的時期。還有文藝複興是在當時意大利幾個繁榮穩定的城市產生傑出的藝術。包括我們的九十年代,因為我們也知道,恰恰是在九十年代產生了很多好作品,所以我對韓老時的觀點還有一點疑問。請韓老師解答一下。

答: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因為”什麽“所以”就什麽,比如說“因為”有社會危機,“所以”就會有好的文學。這種一因一果的描述肯定是不對的。危機不構成文學繁榮的充分條件。你說的希臘,我暫時沒法討論,因為我不是特別了解它。至於說到文藝複興,當時“上帝死了",其實是一個令歐洲人很痛苦的時代,至少是一個心理和文化的危機時代。當時地中海地區一些都市很繁榮,但據我粗淺的了解,那種繁榮也是與野蠻和殘暴緊密相關。當時發生過很多內亂和外亂。曾經有一木著名的小說叫《艱難時世》,是狄更斯寫的。還有一本著名的小說叫《悲慘世界》,是雨果寫的。他們描寫那些資本主義上升的繁榮時代,為什麽都用這樣的書名?為什麽要大聲感歎“艱難”和“悲慘”?回頭說我們中國,晚清是個危機時代,這一點大概不會引起多少異議。但假如我們遠距離地看看,晚清也是欣欣向榮嗬。張之洞的洋務運動多紅火!中國的艦隊噸位當時還超過了日本。所以說,第一,我們不要把“危機”與“文學繁榮”做一個固定的鏈接。第二,不要把發展當作唯一指標,不要以為經濟發展一定意味著危機消解。事情不是那麽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