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旨與意義
（一）本書主旨
本書旨在研究近代中國社會中傳統的儒、釋、道三教文化與外來的基督宗教、進化論、科學思潮、社會主義等西方文化和新生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等近代中國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從相遇、衝突，到交流、對話，最後到互融、共存，探尋近代中國宗教文化的基本特點及其與當代中國宗教的直接或間接的曆史聯係和曆史啟迪。
本書的重點是探討以近代以來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佛教、基督宗教、道教為主要代表的宗教文化，如何在適應時代變遷、社會轉型及各種文化挑戰的過程中逐漸自覺地探索自身的生存方式、展現自身特有的文化形象，特別是外來的基督宗教文化如何探尋中國化道路和以佛教和道教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宗教文化如何探尋現代化道路，以此總結其中的曆史經驗和教訓。
近代中國宗教是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文明衝撞和文化交流中成長起來的，具有鮮明的過渡時代的現代文化特征。近代中國的各宗教文化都是建立在現代知識文化體係之中的，任何宗教都不能無視或逃避現代知識體係和各種文化思潮的挑戰與洗禮。離開了現代知識文化體係，宗教便無法獲得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因此，近代中國宗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體係，也是一種文化體係，是一種有文化的信仰體係，也是一種有信仰的文化體係。說它是一種有文化的信仰體係，因為它是一種以接受新式教育而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群體為主體的文化信仰體係；說它是一種有信仰的文化體係，因為它同時是一種具有自覺信仰並立足於近代社會當中的、古今中西文明交匯和現代文化闡釋與創新的信仰文化體係。
無論是基督宗教來華之後的中國化或本土化，還是傳統中國佛教的近代化，都是在一大批宗教文化精英的領導和努力下自覺地、積極地開展起來的。比如，他們既開辦培養教內新型人才的各式神學院和佛學院，也積極開辦服務於社會現實需要的科學文化教育機構，包括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各級普通學校，創辦大量的文化報刊和學術研究機構，等等。這些現代宗教文化的引領者和主要實踐者，不僅是宗教文化精英，也同時是社會文化精英，也是近代中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和現代化水平重要代表，是近代中國宗教文化的重要標誌。
近代中國文化與近代中國宗教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重要聯係，從清末洪秀全借鑒基督教宣揚太平天國理想，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以佛教融通西學開展思想啟蒙，到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黃宗仰等發揚佛教自由平等思想鼓吹資產階級革命，再到民國時期王國維、梁漱溟、熊十力、陳垣、吳雷川、陳寅恪、許地山、魯迅、胡適、林語堂、楊度、馮友蘭、湯用彤、賀麟、朱謙之、季羨林等文化學術精英研究宗教曆史與文化，宗教文化因此成為近代中國文化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想真正全麵、正確地了解近代中國文化，就不能不正確地對待和了解近代中國的宗教文化。
近代中國的宗教文化不隻是適用於中國範圍的宗教文化，也是具有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清末開啟的近代佛教文化複興運動及其以祇洹精舍為代表的現代佛教教育運動，從一開始就與日本近代的佛學現代化運動和歐美及南亞地區的世界佛學複興運動結合在一起。民國以後太虛大師提倡人間佛教，並環遊歐美，與歐美各宗教領袖對話，積極建立世界佛學院、世界佛教圖書館，以推動佛教全球化。從而使得近代中國的宗教文化不僅突破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局限，也突破了中國文化的地域格局，中國的宗教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形成了一種積極的互動關係。正是這種互聯互動關係使得近代以來的中國宗教文化與國內外宗教文化和其他各種文化之間存在著非常複雜而互相影響的關係，直接影響了中國宗教文化的全球化與民族化的主體性確立和多樣性發展。近代中國宗教文化實際上已經逐漸匯集到近現代世界文化，特別是近代世界宗教文化的複興與傳播的大潮之中。
近代中國宗教文化的世界性特點並不意味著近代中國宗教的民族性遭到削弱，相反，近代中國宗教文化的民族性在現代化宗教教育當中表現出鮮明的主體性和民族性特色。無論是最西化的基督教聖約翰大學，還是在20世紀20年代天主教中國化運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輔仁大學，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國學教育不僅列為學校的主要課程或必修課程，而且國學的教育與學術研究成為輔仁大學的重要特色，並與燕京大學、華中大學、華西大學、齊魯大學等基督宗教大學的國學教育一起，成為基督教中國化的重要標誌。中國文化的民族主體性，無論遇到什麽樣的文化挑戰，無論遇到什麽樣的時代變遷，從古到今，源遠流長，並呈現出一體多元的格局。近代中國的基督教文化與佛教文化、道家道教文化及儒家文化，並沒有因為衝突而利用各種政治和軍事勢力的幹預以至於被一方所取代，而是在衝突中走向交流、對話和互鑒，乃至融合和創新。近代中國的宗教文化與世俗的各種社會思潮、文化思潮和科學化、民主化運動，也並沒有因為衝突而被迫退出曆史舞台，而是在積極地自覺調適，特別是在尋求中國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斷改革和創新，以新的麵貌、新的形式，成為近代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本書的意義
開展這一課題的研究，有多方麵的重要意義：
首先，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遷的過程中，宗教在各個曆史時期都扮演著不可低估的重要角色，許多宗教界精英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精英，而大多數社會文化精英也或多或少地都與宗教文化發生一定的關係。正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所說：“宗教在舊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1]因此，本研究既是近代中國宗教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國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推動近代中國宗教史和近代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不斷走向深入都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也正因為如此，本研究將有助於人們改變過去對近代中國文化和近代中國宗教在認識問題上的一些局限，使宗教與文化的關係更明顯地展示出來。一方麵，使那些一味排斥宗教的人認識到，宗教不單純是信不信教的問題，也是一個關係國家民族文化發展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麵，也使那些因信仰宗教而忽視或輕視文化教育和文化提升的人認識到，宗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教育形式、一種生長在曆史傳承和時代土壤當中的文化形態，而不僅僅是一種宗教儀式或宗教活動形式。脫離時代文化發展的步伐、缺乏文化深度和廣度的宗教信仰，必將成為一種落後於時代，甚至墮入迷信泥淖的低俗文化。而隻有自覺地吸收各個時代先進知識文化養分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形式，才能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正能量和推動文化發展的一種具有時代特征的文化形式。
同時，近代中國是一個古今中西文化開放交流的時代，宗教文化作為這一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也充分體現了這一時代特征。因此，近代中國宗教文化既不是對傳統宗教文化的直接繼承，也不是對西方宗教文化的簡單接受，而是建立在現代知識文化體係基礎之上的現代新型宗教文化。這對於我們全麵、合理地認識近代以來的主流宗教文化傳統、積極推動當代宗教文化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我們還應當看到，宗教文化在古今中外的曆史文化傳統中都占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在當今中國新文化建設當中，宗教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麵，成為當今社會文化多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標誌。宗教文化因此也將在當代世界文化新體係建設和中國新文化建設中充當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本研究將科學地揭示近代中國宗教文化的民族性和現代性特征，為當代新文化建設提供積極的曆史經驗。在宗教仍然長期存在的現代社會當中，中國宗教文化不僅會在信仰層麵上滿足一些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生發的個人精神生活和社會物質生活的需要，也將在文化層麵上促進全世界炎黃子孫的民族認同和國家統一，並將中外文化交流與對話、增進世界和平當中發揮積極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國的宗教文化是當代中國宗教文化的重要基礎和前身，同時以近代宗教文化為重要組成部分的近代中國文化也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成長和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本研究將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和未來發展提供若幹重要的曆史啟迪和思考方向。
二、討論的範圍
宗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變遷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從而確立不同的研究視角和研究重點。麵對這個課題，我們首先碰到的問題是如何確定“近代中國文化”這個概念。很顯然，所謂“近代中國文化”，應當既包括儒、釋、道等在近代延續存在的中國傳統文化，又包括近代從西方傳入的各種文化，還包括近代中國新出現的各種文化。“文化”本身又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如果說“文化就是人化”[2]，則本書是以思想層麵的文化為主，兼顧製度層麵的文化，基本上不涉及器物層麵的文化。就這樣，本書所要涉及的近代中國文化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麵：
1.近代中國的傳統文化，即儒家文化、道家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等；
2.近代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即進化論思潮、科學化思潮、民主化思潮、社會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和基督教文化等；
3.近代中國的新生文化，即文化論爭和各種社會政治思潮（包括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三民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等）。
不過，就“宗教”這一概念而言，通常應當包括五大宗教，即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道教，但是，本文不涉及伊斯蘭教，主要原因是：伊斯蘭教在近代中國的政治性遠大於其文化性，近代中國伊斯蘭教還不像其他宗教那樣能夠造成全國性的影響；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有關伊斯蘭教與近代中國文化之間關係的文獻發掘工作還相當有限。至於基督教與天主教，通常合稱為基督宗教。而道教除了極少數道教徒和道教學者之外，作為一個整體的道教的文化自覺程度還相當低，在社會上的影響，尤其是在文化思想層麵上的影響還非常有限。不過，基督宗教和佛教在近代中國的情形就大不一樣。
就基督宗教而言，天主教早在明代就開始傳入中國，並對中國的思想、文化及科技，乃至政治、社會，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乾嘉時期一度禁教，但是，天主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影響並沒有消失。而鴉片戰爭後，天主教再次獲得向中國大肆傳播的曆史機遇，經曆晚清教案，給中國社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基督教（新教）在近代中國的影響則較天主教有過之而無不及。自1807年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傳教，到鴉片戰爭時期，在歐美基督教向海外傳教的奮興運動大力推動下，以英、美等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為後盾，大批傳教士從歐美國家來到中國傳教，在中國各地建立了數百個傳教差會。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基督教逐漸注重中國化，並廣泛而深入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麵，成為晚清、民國時期勢力最強大的宗教。就在基督教強勁地影響中國社會的過程中，明清時期已經漸趨衰頹的中國傳統佛教，在辛亥革命前後受各種社會改良和革命思潮和政治革新運動的影響及基督教來華傳教的刺激，開始複興起來，並積極而自覺地開展起全國性的佛教革新運動，成為民國時期中國傳統宗教努力探索現代轉型的主要代表。
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宗教中，真正具有時代自覺意識並與社會文化發生較為密切關係的，主要還是佛教與基督宗教。而它們正是本書論述的重點。
當然，宗教本身也是一種文化。文化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一直不可分開。人類曆史上的幾大主要文明體係，無不以其獨有的宗教文化作為其主體象征。但是，就宗教與文化之間的關係而言，一方麵，宗教是文化的載體，曆史上各民族和地區的文化都較集中地體現於其宗教形式之中；另一方麵，文化是宗教的靈魂，每一種宗教都有其所表征的文化內涵。宗教與文化之間的這種密切關係，使我們在探討宗教與近代中國文化的關係時，不能將宗教與文化作為兩個相對獨立的體係來對待，而隻能將其作為整個社會文化係統中的不同文化體係來加以分析。
因此，本書對宗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變遷之關係的討論，實際上是立足於整個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所特有的古今中西文化大匯合之中的各種文化之間的相遇、衝突、對話、調適與融合。
三、主要內容
全書共七章。
前半部分主要是探討宗教界本身所呈現的宗教形態的文化與非宗教徒（或非宗教界）知識分子所呈現的非宗教形態的文化之間的關係。
科學化與民主化是中國社會近代轉型的兩個主要目標和表征。近代中國社會非宗教形態的文化（社會思想文化）最集中的體現，莫過於以科學化為特征的科學化浪潮、以民主化為特征的各種社會政治思潮以及如何麵對科學化和民主化的各種文化論爭。因此，討論的重點就是基督宗教和佛教與中國近代主要社會思潮、科學觀念和民國時期激烈的文化論爭之間的關係，這也就是本書前四章所著重探討的問題。
第一章“宗教與近代社會思潮（上）”，主要論述近代西方傳入及其為中國學人所闡釋的社會進化論思潮、無政府主義和早期社會主義思潮、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主要社會思潮在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及其對基督教和佛教的挑戰，以及以基督教和佛教為代表的中國宗教界知識精英如何自覺地對各種文化思潮進行理性認識和積極回應與融會。
本章的具體內容包括：一、近代中國宗教與進化論思潮；二、近代中國宗教與三民主義；三、近代中國佛教與無政府主義和早期社會主義；四、近代中國宗教與馬克思主義。
第二章“宗教與近代社會思潮（下）”，主要論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基督宗教和佛教之間的關係，重點探討了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之間，從清末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和高漲時期基督教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基督教界與知識界之間的思想碰撞與文化交流。
本章的具體內容包括：一、基督教來華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二、20世紀20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對民族主義思潮的回應；三、收回教育權運動中知識界的反帝救國主張；四、收回教育權運動中基督教界的民族主義觀；五、近代中國佛教界的民族主義救國理念。
第三章“宗教與近代科學觀念”，主要論述近代科學作為一種思想文化浪潮在世界範圍的急速傳播及其深廣影響在傳入中國後，對中國各宗教存在與發展的合理性所帶來的嚴峻挑戰，以及以基督教和佛教為代表的中國宗教界知識分子如何積極地接受和認識科學成果、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及其對科學與宗教之間關係的獨特闡釋。
本章的具體內容包括：一、東西方宗教文化所麵對的近代科學觀念；二、近代中國知識界的科學化宗教觀；三、近代中國基督教界的科學觀；四、近代科學化對傳統佛教的挑戰；五、近代中國佛教界對傳統佛教的反思；六、近代中國佛教界對科學與佛教關係的認識。
第四章“宗教與近代文化論爭”，主要論述近代各種文化討論中思想文化界對各宗教文化體係的評判；宗教界對各種評判的回應和澄清人及其對新文化建設中宗教主體性的闡發。
本章的具體內容包括：一、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基督教觀；二、近代中國基督徒的文化自覺；三、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佛教觀；四、近代中國佛教界對文化論爭的認識。
後半部分主要是探討來自於西方的基督宗教文化與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等三大宗教文化之間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的曆史進程中如何交互影響、相互借鑒和共存共生的關係。
這裏所說的基督宗教文化，並不是完全都是西方的，也包括以傳教士為代表的西方基督宗教文化和正在或已經本土化了的以中國基督徒為代表的中國基督宗教文化。而中國宗教文化也包括傳統形態的儒、釋、道三教文化，還包括正在適應社會文化變遷而發生轉型的儒、釋、道三教文化。因此，重點是討論來華的西方基督宗教文化及其中國化的基督宗教文化與中國傳統的佛教、道家道教和儒家文化等本土文化之間的關係。當然，近代中國的基督宗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其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本書試圖以基督宗教來華及其中國化為視角，分別從宗教相遇、文化教育和宗教對話三個焦點，以若幹典型個案的形式來分別探討基督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形態之間從相遇、衝突，到對話和融合的曆史與邏輯過程。
第五章“宗教相遇：佛教近代化與基督教中國化”，主要論述近代西方基督教來華與中國本土複興中的佛教文化相遇之後，從相互輕視、排斥、衝突，到通過彼此接觸、碰撞而相互重視、調整認知，乃至相互有所借鑒和吸取。特別是佛教如何自覺地借鑒和吸取基督宗教在近代化轉型過程中的傳教方式和近代宗教改革以後向全世界傳播的各種成功經驗（如文化傳教、教育傳教、科學傳教和慈善傳教，等等）。而基督宗教在反思和總結在中國傳教的曆史之同時，如何逐漸自覺地總結、吸收和借鑒佛教從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中國後逐漸自覺地適應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需要而中國化的曆史經驗和教訓，從而推進基督宗教自身在中國的本土化（本色化）建設。
本章的具體內容包括：一、基督教經驗與中國佛教走向現代的革新；二、佛教經驗與基督教來華的中國化探索。
第六章“文化傳承：文化民族性與現代性的共時追尋”，主要論述近代中國宗教，特別是以基督宗教和佛教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宗教知識分子，在興辦適應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迫切需要的教育事業時所體現出來的對文化的民族主體性和現代性的追求。聖約翰大學本是近代中國最早創辦，也是公認的最西化和基督化的教會大學，可是，正是這裏的中國文化教育，隨著近代民族主義的收回教育權運動和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的興起和不斷推進，而得到不斷加強，並成為其辦學的重要特色之一。輔仁大學雖然是由天主教會支持開辦的，但是由愛國愛教人士英華、馬相伯和陳垣等創辦於20世紀20年代民族主義高漲和天主教中國化運動時期，因此從產生時起就非常重視中國文化教育與研究，並逐漸成為近代中國的國學重鎮。近代中國佛教界從清末創辦的祇洹精舍時起，就致力於振興中國佛教文化而努力培養符合近代社會發展和人生需要的新型佛教弘法人才。而以太虛大師等創辦的武昌佛學院為代表，佛教在尋求現代轉型過程中嚐試建立起新型的佛教文化教育和學術體製，展示出佛教文化教育的現代性特色。
本章的具體內容包括：一、以聖約翰大學為例，教育體製的現代化探索中，教會學校如何逐漸認識到中國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如何積極開展中國文化教育實踐；二、以武昌佛學院為例，說明在現代佛教革新運動中的現代中國佛教界如何自覺吸收和借鑒基督宗教興辦文化教育的曆史經驗，而積極探索中國現代形態的佛教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形式；三、以輔仁大學為例，說明在新文化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大力推動之下的中國化浪潮當中，基督宗教如何逐漸調整自己的文化傳教和教育傳教方式，從而創立新型的由中國人領導的現代基督宗教文化教育形式，進而確立了現代教會教育中中國文化教育的突出地位及其對中國文化複興的重要意義。
第七章“文明對話：宗教對話與文化整合”，主要論述基督宗教在近代來華後與中國傳統三大文化，即儒、道、佛三教之間、直接的觀念衝突、交匯和對話，重點選取和闡釋清末來華傳教士對道教的認識及道教界的回應、20世紀30年代佛教界對來自基督宗教批評的回擊，以及民國時期分別深受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吳雷川和林語堂如何調和基督教與儒學，還有基督教與道家道教文化之間衝突與交流的努力及其文化特點。
本章的具體內容包括：一、西風東漸浪潮中基督教來華對本土道教的挑戰和中國道教界知識分子的積極應對及文化闡釋；二、西風東漸浪潮中基督教來華對本土中國佛教的挑戰和中國佛教界知識分子的積極回應和文化闡釋；三、以吳雷川為個案，深入探討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如何與儒家文化交匯、融合，並得到中國化的創新；四、以林語堂為個案，具體探討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如何與道家文化交匯、融合，並得到中國化的創新。
四、學術特點
本書在研究方法上以曆史學方法為主，兼采各種宗教學、文化學和哲學的方法。因此，本書的第一特點，可以說是以大量的曆史文獻為基礎，並立足於現有的國內外學術研究成果，試圖對近代中國宗教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作一深入的專題闡釋，其中所涉及的許多第一手中外文文獻是以往相關或相近研究成果所少見或未見的，因此，本書在史料搜集與使用上較以往的研究成果無疑是一個突破。
同時，本書與已往的研究成果或局限於單一的曆史學方法，或局限於單一的宗教學方法或哲學方法不同，而是以曆史學方法為基礎，將宗教與近代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放在近代中國和世界的社會史、宗教史和文化思想史的多維大背景中來進行整體性的闡釋，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和看待某一個問題。比如，作者在探討20世紀20年代基督教和佛教的文化觀念時，立足於整個20年代的中國過渡時期的曆史背景，同時也考慮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思想文化趨向，還考慮到當時中國非宗教的科學化浪潮與非基督教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及基督宗教的本土化運動和佛教的現代化運動等重要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
與已有的各種有關近現代中國宗教與文化關係的論著相比，本書在研究的廣度上有明顯的突破。有關近現代中國宗教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多了，但是，幾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隻局限於某一種宗教與近代文化之間的關係，而甚少將不同的宗教放在同一個層麵上來進行相互關聯的比較性的研究與論述。本書充分發揮作者自身多年來對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等多個宗教都進行過專題研究的特長和經驗，打破各宗教之間的人為界限，從而使不同宗教在麵對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遷帶來的時代挑戰中所表現出來的共性與個性盡可能地展現出來。這是以往的研究成果所未能達到的。比如說，麵對同一個近代科學化浪潮的衝擊，基督教與佛教的曆史調適是不一樣的：基督教不能回避科學化浪潮對有神論的批判，而更多是從文明史上基督教與科學的關係和基督教與科學關注的不同問題域的角度來進行回應；而佛教則大膽地提出與科學相一致的無神論和反迷信的口號，並從人性論的角度指出佛法可以補科學唯物論之不足。再比如說，以往的近代文化論爭的研究很少涉及宗教界的反應，事實上，從本書的論述中不難看出，近代宗教界與文化論爭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密，不能簡單化地予以批判和否定。
本書不僅在廣度上較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超越，也在研究的深度上推進了有關宗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變遷之關係的研究領域的深化。已故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先生曾著有《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向》一書。這也是目前探討近代中國宗教與社會思想文化關係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該書涉及近代中國的多個宗教問題，並從宏觀上對近代中國宗教與社會思想文化的關係進行了有重要意義的哲學闡釋，但是，該書缺乏深入的專題或個案分析，而且該書的重點是探討傳統儒學與近代思想文化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儒學在近代的曆史命運。本書雖然在廣度上較以往的研究成果是一個突破，但是，並非麵麵俱到，而是以一些重要的曆史問題和個案為突破口，通過深入的專題研究，力圖取得認識上的突破。特別是最後三章，都是選取不同時期不同背景之下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問題個案來進行深入的挖掘與討論，不僅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也開啟了以往學術研究甚少關注的重要研究領域。比如，國內外對於宗教對話的研究一般都集中於理論假設和哲學探討，而甚少涉及曆史性的探討；本書則通過一些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不同宗教文化之間關係的討論，開拓了宗教對話理論研究的曆史學新領域，即強調從曆史事實本身——即不同宗教文化之間真實的曆史關聯來科學地探討宗教對話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另外，宗教與近代中國文化關係的研究涉及多學科、多領域，也就是說，這項研究的開展需要多學科、多領域的綜合性研究，同時這項研究本身也將積極推動近代中國宗教與思想文化相關聯的許多領域的研究的進一步拓展與深化。比如說，對林語堂所涉及的基督教與道家道教關係的探討，有助於推動與林語堂相關的文學史、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宗教關係史的研究；對宗教與近代文化論爭的探討，有助於推動近代中國文化思想史的重新認識；對基督教與佛教、道教關係的探討，有助於推動基督教來華史和中國近現代佛教史和道教史的認識深化，等等。這些都是以往國內外學術界比較薄弱或忽視的方麵。總之，這整個課題的研究，一定會有助於推動人們對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和中國近現代宗教史的重新認識。
當然，本書對本課題開展多學科、多領域的研究還隻是一個初步的嚐試，隻是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畢竟它涉及的問題還有許多，需要發掘的資料還有許多，需要許多有興趣的研究者長期艱苦地努力工作。因此，本書所存在的許多缺陷和不足是作者深感遺憾和往後需要繼續努力的。
[1]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麽？》，《新青年》，第7卷第5期，1920年4月1日。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頁。
[2] 參見郭齊勇：《文化學概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