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之後，各省紛紛響應，發動光複戰鬥，然而，經費籌措尤為緊張。不少寺僧踴躍籌葬和捐助款項，以支援革命軍。在上海光複戰鬥中，滬南陸家洪的海潮寺住持智能，主動認助軍餉十萬兩，以厚軍需。[55]在海潮寺僧的帶動下，各寺僧眾和各界愛國人士積極為光複軍籌措和捐助經費和糧食，十分踴躍。上海光複後，浙江定海普陀山寺僧人代表向《民立報》表示願助軍餉，響應革命，要求革命政府派人上山接洽。滬軍都督陳其美遂委派陝西革命黨人馬淩甫和雷展去普陀山接洽。這筆助餉，後來成為陝西革命軍購買軍火的一部分專款。[56]各省光複以後，百廢待興。各地寺僧積極為新政府籌措經費、捐助資產。安徽某縣指南庵，素稱豐富，住持僧上乘“以新政還興，需款甚巨，地方籌措為艱、不忍坐視，當即捐助田畝以濟各項經費”。隨後，“又捐助庵產田畝，山場竹木等項，辦理地方公益，聲明分為四股：（一）為各學堂經費,（二）為巡警經費,（三）為自治經費,（四）為教育會經費。”[57]在整個辛亥革命過程中，各地許多開明寺僧，積極籌措和捐助經費，以支援革命鬥爭，體現出了可貴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空前激化，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所帶來的空前的民族與社會危機，不可避免地嚴重地影響到寺僧階層的生存；聲勢浩大的愛國主義革命浪潮，也勢必會重新喚起他們“拯世救民”的宏願；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無論是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還是20世紀初以來清朝當局所推行的維新“新政”，幾乎都是推行壓製、排斥甚至是毀滅佛教的政策，致使佛教一直處於瀕臨滅亡的境地。麵對正在蓬勃開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對於廣大寺僧來說，要麽抱殘守缺、坐等待斃，與封建專製政府一同消亡；要麽順應曆史的潮流、積極行動起來，支持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在鬥爭中贏得資產階級和廣大民眾的信任和同情，從而在爭取民族新生的同時，亦爭取佛教的新生。當時，鐵岩法師等所宣揚的“建立共和國與振興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思想，正反映出他們是自覺地選擇了後者。
清末許多佛教寺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所宣傳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積極支持和參加推翻清朝專製統治的鬥爭，為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越來越多的愛國佛教徒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58]極大地繼承和發展了在晚清資產階級革命中所鍛煉出來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型愛國愛教精神傳統，從而成為中國佛教近代化的一個顯著標誌。
在晚清資產階級革命的大熔爐中，愛國愛教的寺僧們也逐漸認識到革新佛教以適應社會發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辛亥革命以前，華山、棲雲、亞凳、鐵岩、曼殊等少數開明寺僧就已經自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之後，越來越多的寺僧開始有了這種曆史的自覺。像太虛法師，在辛亥革命以前，因受黃花崗起義的衝擊和華山、棲雲、鄒魯、潘達微等革命黨人的影響，便產生了改進佛教的思想，“就是要怎樣根據佛教的真理，適應現代的國家和社會，使頹廢的佛教複興起來”。繼而“辛亥革命成功，中國既成了共和立憲的國家，僧伽製度也不得不依據佛製加以適時的改變，使成為今此中國社會需要的佛教僧寺”。[59]因此，民國建立伊始，他便積極投身於佛教革新運動,提出了震動一時的“佛教革命”三大主張，一躍而成為近代佛教革新運動的著名領袖人物，為近代中國佛教的複興，做出了重要貢獻。
辛亥革命，也使一些曾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持懷疑、冷漠甚至是悲觀態度的愛國愛教僧俗，開始認識到推翻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的曆史必然性，並試圖站在新的曆史高度來積極開展佛教複興活動。如曾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極為悲觀失望的著名高僧寄禪法師，在辛亥革命的炮聲中逐漸覺醒過來，開始放棄對清政府所懷抱的幻想，轉向擁護和支持共和立憲，認為“政教必相輔，以平等國，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適共和”[60]，從而把振興佛教與建設民國切實地聯係在一起。另外，中華民國成立後，歐陽漸、邱希明等愛國佛教居士也加深了對資產階級共和立憲的認識，從而更加積極地投身於中國佛教文化的複興大業，成為近代佛教革新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晚清資產階級革命，也為近代佛教的複興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20世紀30—40年代中國佛教界反抗日本侵略的救國主張
20世紀30—40年代，是中國近代以來救亡圖存運動的最艱難時期，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政治與文化形態發生轉變的最關鍵時期。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戰爭以及由此引發的中國抗日運動，改變了艱難複興中的中國佛教的生存態勢,最終使得中國佛教在救亡圖存運動中不斷成熟起來，並由此走上了救教革新之路。中國佛教在抗日救亡的運動中逐漸自覺地適應民族救亡的時代需要，又同時逐漸自覺地走上自身的革新與複興之路。[61]
1931年東北“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佛教界在第一時間就發出了抗日救亡的呼聲。他們不是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而是本著佛教的和平主義來呼籲包括日本和日據朝鮮及台灣的佛教徒在內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聯合起來，團結一致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佛教革新領袖釋太虛公開發表《為沈陽事件告台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認為佛教徒占過半數之日本竟然“迷昧因果之理，造作凶暴之行，妄動幹戈，強占中華民國東北之遼、吉兩省。複運其海軍陸戰隊威脅天津、青島、海州、上海，以及長江各都市，且強迫滿人、蒙人為傀儡而誑言獨立。十惡、五逆，一時俱作，以殘毀五族共和之中華民國”，也是“逼令東亞以至南亞、全亞佛教民眾入於自相屠殺之一途，將亞洲民族複興之活路突然堵塞，亦將進於世界和平之基礎忽爾摧壞”。他呼籲長期受“日本少數貴族軍閥政客”所宰製的“我台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信佛民眾，應速速成為一大聯合，以菩薩大悲大無畏之神力，曉諭日本軍閥政客因果之正法，製止其一切非法行動”！[62]
不久後，太虛又在河南省開封市人民廣場發表公開演講，呼籲全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的佛教徒，應當認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真麵目及其不可避免的罪惡下場，要堅定抗日信心，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和世界和平，積極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他說：
近世以工業為經濟中心之新的社會國家，都練成強有力之陸海空軍，來侵略弱小國家民族；最著者，為西方之英、法、德、美、意、漸及東方之日本，他們俱是抱著經濟侵略、文化侵略、武力侵略，甚至亡人之國，滅人之種，無所不用其極。中國自清季以來，無一時一刻不在列強壓迫之下，受其荼毒，已變為不堪狀態……列強壓迫中國之最甚者，要算日本。在過去的馬關條約、二十一條、五卅慘案、濟南慘案等等，且置不論，最近又逞其舊技，變本加厲，以萬寶山之案，釀成朝鮮排華，屠殺無辜僑胞；以中村事件借口出兵東三省，強占我國領土，殘殺焚掠，肆無忌憚，東北精華，一掃而空。此種暴行，為國際公法所不許，人道正義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顧，但求達到吞並滿蒙、征服中國之目的，可謂猙獰極矣……要想救水深火熱之中國，非三民主義不可。三民主義即是救國主義，亦可為救民主義，所以中山先生革命，既不是為自己，亦不是為少數人，是為救全社會、全民族、全人類。然中國國民對此，多半不甚了解，但他們對於佛法，確是都知道是濟世利人的。因他在中國有悠遠的曆史，無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幾分認識。蓋佛法之對象，為世界的含識眾生，人類的社會國家，是與三民主義同出而異名。職此之故，欲實行三民主義，若借佛法為他的先鋒，庶能解除一切隔礙和誤會，達到中國在經濟上、政治上、國際上的自由平等目的。[63]
上海的《威音》雜誌也即時發表社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及其對東亞和世界和平的嚴重破壞。社評說：“自日本強占東三省以來，直接侵害中國土地人民，擾亂東亞和平，間接引起世界問題，後患不堪設想。”該社評批評佛教界中“大寺院內那些方丈長老執事以及閉著眼睛裝聾的那些禪子”，他們容心世外，理亂不聞，把國家民族的危難置之度外，完全拋棄了佛法救世度人的根本精神，同時，同情那些“長者居士新僧名彥，莫不義形於色，情見乎詞，或就佛法的宗旨上而歎世間罪惡，或就國家的觀念上而疑佛法無用，或以為日本號稱佛法昌明，何以行為如此之蠻橫，或又以為密教多說護國摧敵，豈果圓滿慈悲之佛，獨有偏私於日本”。該社評擔憂“有一種人，初於佛法，未深研究，雖逢善友，亦未深信，今遇斯事，益生疑惑，謂吾民族孱弱如是，豈複空言般若高懷慈悲之時，唯有整軍經武，敵愾同仇，殺以止殺，乃真救人救世，何用佛法玄虛，導民消極。況弘佛者動言，日本信佛固無妨其強大，今假使其言諦實，則日本信佛而強大，強大而乃不惜引起世界第二大戰，為全人類禍，又安見佛教之能慈悲救人，是強與弱，救人與自救，皆無關於佛教也”。不過，該社評也明確指出，這種因日本作為佛教國仍然侵略中國從而懷疑佛教無用甚至有害的觀念，並不符合佛法的真義。因為“日本信佛者雖眾，其所信之佛，果足盡我佛慈悲圓滿之量與否，吾人方甚懷疑。疑者，疑日本之佛，非疑我佛之佛也”。該社評還指出，對於佛法的學習，不能隻得其表，應該更看重佛法的慈悲精神如何真正體現在言行上。就如看待日本，“以為日本佛法昌明，當看日本人在在表現於吾人於世界者，何無一點佛法相似之精神，豈其人民所受於佛化之教化，猶未足變易其氣質，則何以謂之昌明，抑亦其所以教化人民之佛化，本來如是，則其所謂佛法，甚可驚異矣”。該社評認為，此次日本侵略東北三省，有三點是不可不認真對待的：“一吾人當以佛法精神謀根本之團結。二吾人不可使佛法為機所轉，三對日本人之佛教懷疑。”該社論還特別指出：
國愛不患有內亂外侮，而患失其信仰中心。洪楊之不得人心，為其依附耶穌，當時中國尊孔，曾左有以成功耳。今土耳其變政，其宗教依然為維係之中心，雖彼青年亦在支配之下，蓋信仰之中心若失，則國勢立見崩潰。如我青年，惟舊是除，惟新是尚，斥孔落伍，毀佛迷信，即其自身，尚無專守，遑言眾人，得所瞻仰，而孔落伍矣，佛迷信矣，徒使天下滔滔，無所顧忌，人心失所歸依，國本早已動搖。凡吾學大乘菩薩者，宜亟亟發揮般若之理，使各去其權利自私之妄，更進勸發慈悲之心，使各盡其真誠互助之事。佛法於吾國家，二千年來，深入人心，雖暫隱晦，根蒂甚牢，由此正其信仰，固其國本，亦即我佛當機之說耳。
該社評對於日本利用佛教的罪惡野心給予極力的揭露和批判。日本早在清末民初就積極效仿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傳教士來華傳教而侵略中國的辦法，多次要求和脅迫中國政府同意並保護日本派佛教僧侶到中國來傳播佛教，日本佛教界也是“隨國家政策以為向外之侵略，於東方則大倡中國布教之說，於西方則一意輕薄中國佛法，自謂佛教大乘，唯在日本，又以人皆知其佛法受學於中國也，則又倡為中國宗失傳或日本青出於藍之說”。日本佛教界和日本政府的罪惡之心，昭然若揭。更有甚者，5月間日本召開宗教平和會議，以迎接來年11月在華盛頓召開的世界和平宗教會議，日本佛教徒準備提案，其中就有佛教是否視戰爭為罪惡的問題，多有極端反對者，主張用平和的方式來解決戰爭。可是，“如是勝會，冠冕佛法精神，順應世界潮流，夫複何言，所不幸者，閉會未久，突然我東省有攻城奪地殺人越貨之大變，使記者誦其‘我等認戰爭為罪惡’一句，能不懷疑乎？”[64]
遠在西南邊陲的貴州省佛教徒，特別組織了一個佛教反日大會宣傳團，並在成立大會上，呼籲國民政府及各地軍政首長和全國民眾，應當認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中華民族的真麵目。日本乘我國剛遇水災救難之危，“悍然出兵強占我國沈陽長春等地，炸毀奉天兵工廠，屠殺我國同胞，**強擄，無所不為，凡有血氣莫不發指，本團雖屬佛徒，然亦國民興亡之責，匹夫與有，已於本日正式成立反日宣傳團，實力工作，以期喚醒同胞，而作武裝同誌之後盾，並望全國同誌一致團結，息內爭而禦外侮，振民氣而壯國威，眾誌成城，無攻不破，慈悲救國，端在此時”。[65]
位於華中地區的衡陽花藥寺住持僧人釋寄居，對於日本無端侵占我東三省義憤填膺，發起組織抗日救國輸送隊，以為政府對日宣戰之後盾。他們還特別發布《告全國僧伽書》，大力呼籲諸山長老暨各禪門英俊盡快行動起來，以各種有效的方法，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鬥爭。該書雲：
竊日本帝國主義者挾其傳統之大陸政策，侵略中國，已非一日，數十年來，滅朝鮮，割我台灣，強占我琉球，奪取我旅順，訂二十一奇恥條約，演五卅未有之慘案，近更以萬寶山案挑釁未成，竟惱羞成怒，不惜乘我國內數省洪水為災之際，突借口毫無根據之中村事件，悍然出兵東省，捕我官吏，殺我人民，毀我武庫，焚我名城，劫掠我財物，**我婦女，種種暴行，不一而足，其目無公理，辱我國體，恣所欲為，肆無忌憚，不獨為近世史上所絕無，抑且有史以來所未有，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言念及茲，痛恨曷極，倭奴之肉，可得而食，倭奴之皮，可得而寢乎。茲者，全國人民，莫不群情憤慨，義憤填膺，電呈中央，對日宣戰，願為政府後盾，共救國家危亡，惟我佛門僧伽，當此大禍臨頭、國家千鈞一發之秋，依然麻木不仁，醉生夢死，對於國事，毫無過問，紐於積習，埋首如故，殊不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吾人既為國家一份子，自應向一分責任，若乃冷血自居，苟安偷生，則國將不國，教於何有？僧於何存？寄居夙根淺薄，功行未深，而學不足以勵俗，言不足以動聽，雖有愛國之心，苦無愛國之能，唯有瓣香頂禮，禱告我國，諸山長老，禪門英俊，值時猛醒，一致團結，發海潮音，能獅子吼，勿再沉於盲修瞎煉，秉我佛大犧牲之精神，以救國自救之誌願，積極組織抗日救國輸送隊，預備作政府宣戰之後盾，群策群力，共赴國難，一心一意，以挽危亡。國教前途，實深利賴，臨穎迫切，不暇擇言。[66]
釋大悲對於日本居然光天化日之下發動對中國東北三省的侵略戰爭也痛切地指出，日本以佛教立國，應信佛法因果之理、依正之義，而今卻強占我東北，“何殊飲鴆止渴，多行不義，其後曷昌，同種相殘，天理不佑”。他呼籲民眾要盡快從迷夢中醒來，“念國亡家破之慘”，吸取“朝鮮痛史”之教訓而奮力抗擊入侵之敵。[67]隨即貴州、湖南、浙江、四川等各地佛教界也奮起響應。各地佛教道場還紛紛舉行息災法會，而江西、北平、上海、杭州、衡陽等地佛教僧眾還主動投軍或組織救護隊，“奮起作救亡運動”。[68]
上海“一·二八”事件發生後[69]，中國佛教界也迅速做出反應。太虛指出，日本侵華，不僅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也必將給新興的現代日本國及其人民帶來災難性後果，奉勸日本應當以和平而不是戰爭進於親善。[70]閩南佛學院代院長大醒強烈抨擊所謂要求中國軍退出上海的《中日停戰協定》的荒謬性。[71]該院教務主任芝峰針對日本佛教會給中國佛教會的函電而發表《忠告日本佛教徒》，指出中日都是佛教國家，本應當以佛教的無緣大慈精神而和睦共處，可是日本佛教會在複函中完全拋棄了佛教的偉大和平精神，公然為日本侵略中國辯護，完全成了日本軍閥的鷹爪。他呼籲日本佛教界應當趕快認清日本軍國主義反佛教反人道的本質，加入到反軍國主義的和平陣線中。[72]
“九一八”事變後深受日本軍國主義淩辱的東北佛教徒，也不乏以佛教的精神而英勇地走上抗日救國道路的。朱子橋是東北淪陷後的抗日名將，包括佛教徒在內的許多各界愛國人士都積極參加了他領導的東北抗日隊伍，當時慈雲和尚也在其中。[73]還有王連恒領導的普濟佛教會，“自民國17年以來，在滿洲一部分地區流行，在該縣的第3區、第6區也流行”，積極參加了朱子橋領導的抗日活動，直到1933年被日軍“探知抱有反滿抗日的密謀後”，被勒令解散。[74]但實際上其抗日救國的行動並沒有停止。
1937年的“七七”事變，日本軍國主義使中國幾乎完全陷入災難的深淵，中國佛教也遭受到了空前的厄運。1939年2月從揚州逃難到漢口的祥瑞法師親身聞見：“上海的龍華寺炸毀了，大場的大佛寺也炸毀了，杭州的靈隱寺全部遭火焚了，丹徒的會隱寺的燒毀，老和尚和客僧六人慘被槍殺，鎮江的竹林寺大部化為灰燼，金山江天寺的僧侶除被殘殺外，其餘的都拉到南京抬炮彈，焦山定慧寺的東部殿宇，都成焦土，揚州的天寧寺的僧道六人同時遭慘殺。”“比丘尼方麵被毀的寺庵，更是無法統計了，在未逃出的尼眾，不但青年的要奸汙，即六十歲以上的老尼，亦強迫獸行，因此與其拚鬥而被殘殺，或自投水吊死，不知凡幾。”[75]其實，這隻是祥瑞個人所見所聞，日寇對中國佛教的摧殘到處都是觸目驚心的。揚州福緣寺為當地著名叢林，僧人數十，戒行謹嚴，為地方善信所敬仰，自揚州失陷後，常受日寇擾害，迫不得已，主持和尚遂率全體僧眾乘汽油船逃亡，不幸被日軍發現，以為反動，頓時四十餘人全被槍殺，河流變赤。[76]著名的天台宗祖庭湖北當陽玉泉寺，在1940年夏曾遭日軍血洗，25名僧眾被殺害，毗盧殿方丈寮等被焚毀。[77]類似這樣的情況，在全國各地比比皆是，以至於佛教界進一步警醒：“我不信敵人還有人性，更不信敵人還信仰佛教！”[78]
“七七”事變無疑更進一步地激起了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聲討和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浪潮。太虛在事變發生後第一時間向日本佛教聯合會發去電文，轉告日本“全國佛徒及軍民”，“中日衝突已達危迫之極點，將陷中日民族於數載數十載相爭相殺，卒致日本自殺，遺地球至慘之禍！”[79]其後，他不斷發表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的文章和講話，認為曾長期受惠於中國文化之滋養，與中國有悠久友好交往曆史並自稱“崇儒信佛”的日本，居然被少數軍閥所綁架，“不顧祖先積德之艱，縱其**殺之滔天罪惡，加以受恩久長之中國人身上，是實同不肖子弟以浪**傾敗其祖宗所遺之家業者無異”。[80]進而，他向全中國佛教徒發出了“降魔救世，抗戰建國”的號召。[81]各地佛教徒紛紛響應，積極投身於宣傳抗戰、支援抗戰和救死扶傷的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之中。
1939春，太虛門人葦舫發表《應速組織佛教訪問團》一文予以回應，呼籲佛教界盡快組織南亞訪問團宣傳抗戰，以回擊日本在南亞對中國的誣蔑宣傳。[82]不久，太虛發表文章積極響應，並就組織赴南亞的佛教訪問團的工作方案作了闡明。[83]重慶國民政府遂撥出專款，委派太虛為團長自行組織佛教訪問團，赴南亞各國宣傳中國抗戰以爭取國際同情與支持。這次中國佛教赴南亞訪問團於當年10月底從雲南出境，到次年5月4日返國，先後到達緬甸、印度、錫蘭、馬來亞、越南等國家和地區，受到各地華僑華人的熱烈歡迎和接待，拜訪了各地的政界、佛界和其他界別的一些重要領袖，廣為揭發日寇的侵略野心及其對中國佛教的摧殘的事實。正如太虛回國後總結此行時所說：“（他們）所到處，都將日本誣中國已無佛教的惡宣傳粉碎了，並且以本團能出為國際宣傳的事實，證明了中國的佛教，近年更加發達興盛的趨勢，又為緬、印、錫諸佛教領袖反複講明了中國佛教的曆史，與緬、錫、暹等基本相同，並有緬、錫、暹佛教所沒有的大乘部分，引起其對中國佛教研究的興趣及非常的好感，由此連類而及，說明日本純是違反佛教的侵略性，與中國純為求國家民族自主獨立及人類正義和平之抵抗侵略的反侵略性。”並且，中國的抗戰不僅是中國人的要求，也是南洋各信奉佛教民族及印度民族的共同要求，中國抗戰的勝利，無異於各佛教民族的共同勝利，因此而“喚起了佛教國際共同的反侵略熱情，無不希望中國的早獲勝利，緬、印、錫、越等，鹹以未能有何幫助中國的實力為憾事，爭以言論鼓勵及精神祈禱，以求中國抵抗侵略的速獲成功”。[84]這次佛教訪問團的南亞之行，受到海內外各界的普遍讚譽。[85]
當時，因大部分地區逐漸淪陷，佛教界深遭厄運，民國以來相繼出版的數十種佛教文化刊物大多被迫停辦，而重慶的《海潮音》、桂林的《獅子吼》、香港的《覺音》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界宣傳抗戰救國救教的三大主要文化陣地。《獅子吼》創辦人暮笳在創刊詞中明確地指出，該刊創辦於抗日的烽火之中，就是“針對敵偽的荒謬宣傳，盡量發揮佛教的反侵略思想，從佛教崗位上，來鞏固抗日戰線，支持長期抗戰”，“使《獅子吼》成為一支宣揚佛教文化的筆部隊，深入到祖國的廣大原野”。[86]著名革新派愛國寺僧巨讚、道安等成為該刊的主筆。該刊也正如其創刊宗旨所言，發表了大量的反映佛教界抗戰愛國和救國救教的宣傳、鼓動文稿，雖然到1941年底出版第11、12期合刊後停刊，但它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覺音》原名《華南覺音》，是由一批從內地逃難到香港的閩南佛學院、武昌佛學院的學僧所創辦的，既討論僧製改革與佛學問題，也大量刊登反映佛教界抗戰愛國救教的宣傳文字，及時將太虛和各地佛教徒的抗戰事跡及言論傳遞給海內外，成為抗戰時期聯絡和團結海內外愛國救教佛教徒的最重要的一份刊物。
在抗戰宣傳上，佛教界確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正如太虛在1941年總結中國佛教界的抗戰事跡時所指出的：“文字宣傳，則《海潮音》以二十年來之佛教月刊權威，四年來集佛教緇素學者抗戰救國言論精華之大成，所以堅決國內佛徒之勇氣，喚起國際間佛徒之同情者殊巨！上海淪陷前之《佛教日報》，廣州、漢口未淪陷前之《金卍字》及《正信周刊》，四年來渝、蓉之《佛化新聞》，香港之《覺音》雜誌，及近年出現之浙江《人間佛教》，成都《佛化評論》，桂林《獅子吼月刊》，仰光《耕荒月刊》，陜西《覺報雙周刊》等，亦無不在佛教立場上，發揮配合抗建綱宗的理論。”[87]
“七七”事變以後，中國佛教界更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佛教救苦救難精神投身到各種實際的抗戰活動之中。各種形式的僧侶救護隊、僧侶掩埋隊、僧侶慰勞隊、抗日僧軍團、佛教救國軍、佛教救國會、佛教傷兵醫院、佛教救難所及中國佛教國際宣傳步行隊等佛教界、特別是僧侶組織的各種救護慰勞團體層出不窮。江蘇宜興龍池山澄光寺恒海和尚甚至領導成立了遊擊隊，與國民政府軍配合作戰，在蘇、錫、常、宜地區英勇打擊日寇，最後彈盡糧絕，壯烈成仁。[88]
1937年8月，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與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救災會共同組織僧眾救護隊，由其大弟子南京香林寺住持宏明任第一隊隊長，率領一百多名僧侶隊員到前線實施救護工作，“深得上海各界之同情”。同時，他還設立多處難民收容所，救護隊所救之傷兵，則送醫院，難民則送收容所。後來，他又接受國民政府的指示到南洋群島籌募救護醫藥費，旋即帶領弟子明暘乘輪南渡，先後抵達新加坡、吉隆坡和檳榔嶼，召集華僑華商，組織中國佛教災區救護團駐各地的募捐委員會，所收捐款分別匯滬，由中國佛教會轉撥各慈善團體、各收容所、佛教醫院及各地佛教救護隊。他們的愛國行動被日寇察覺，在其回國後很快被捕並解送南京日本憲兵隊，師徒二人飽嚐鐵窗風味並迭經種種嚴訊恐嚇，在被關押了近一個月才被同鄉保釋出獄。[89]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發生後，大批難民無家可歸，南京棲霞寺僧在方丈寂然、監院明常的帶領下設佛教難民收容所於本寺，老弱婦孺獲救者二萬三千餘人，日供兩餐，時逾四月。[90]
上海僧眾救護隊在華東地區堅持救護工作三個多月，因故被迫解散後，西安、四川、湖北、湖南、廣東等地也相繼成立了僧眾救護隊和救濟會。原《獅子吼》主筆巨讚到南嶽與上封寺演文等僧眾，在國民政府南嶽抗日訓練班負責人湯恩伯、葉劍英等軍政要員的指導和幫助下，聯絡和團結南嶽佛教和道教各寺觀僧道成立了南嶽佛道救難協會，先接受統一的訓練，後開赴各地宣傳抗戰和救濟工作。[91]而在抗戰的陪都重慶，獅子山慈雲寺僧眾在從緬甸回國的佛教國際訪問團成員的樂觀動員和組織下，成立了60多人的僧侶救護隊，全隊共分四個小隊，分頭從前線將傷員擔回來，並實施醫護和救濟，[92]被稱作是“繼上海僧救隊而起，在陪都樹立起來的一杆佛教救國旗幟”。[93]
此外還有1937年秋成立的鎮江超岸佛學院宣傳隊、1938年成立的廣州佛教金卍字救護隊和漢口佛教正信會救護隊及金山竹林寺看護隊、四川梁山雙林佛化學校醫藥隊等各地佛教抗戰救護組織。它們雖然存在的時間有長有短，但在隨時都麵臨強敵的死亡威脅之境況下冒險而行，確實展現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佛教救苦救難精神。
正在奮起中的中國佛教徒在抗日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可歌可泣的救苦救難之言行，既是他們對國民意識和國民責任的一種政治覺悟，也是他們重新認識佛教、走上佛教革新之路的一種曆史覺悟。
太虛在“九一八”事變後就呼籲全國佛教青年要在抗戰行動中使“向來所借以營生之職務，係違背佛理、損害人生者，應設法改良，以求有益為法為眾”。[94]“七七”事變後，他在漢藏教理院防護訓練隊的訓辭中明確指出：“今欲複興中國佛教，亦必須寺院僧眾，尤其是僧教育之學僧，能矯正向來散漫放逸、怯弱萎縮之舊習，實現出整齊嚴肅勞苦勤勇之精神。本菩薩之智悲，去施行護教救世、護國救人之方便工作。”[95]他後來在雲南僧俗救護隊的訓辭中強調說，參加救護的佛教青年，除了懷抱救國救世的理想，還應當嚴守佛教的戒律，“充實嚴淨道德，去從事於救護工作”，這樣就能夠“博取輿論之讚美，社會的同情”，從而“達到宣揚佛教、振興佛教、昌明佛教之目的”。[96]很顯然，太虛領導和鼓動佛教徒積極參加抗戰救國運動，除了救世救國的社會政治目的，也有革新佛教、振興佛教的內在需求。他是想通過僧眾親身參與抗戰救國運動，既要改變社會對佛教的各種消極和錯誤的看法，也要改變寺僧各種不適應時代需要的舊習，從而革新與振興佛教。
《獅子吼》主編和組織南嶽佛道救難會的巨讚，在抗戰宣傳中更提出了開展“新佛教運動”的主張，要求將革新佛教的新佛教運動與抗戰救國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說：“新佛教運動是社會革命的一個重要部門，是抗戰建國的今天所應有的運動。新佛教運動者進行工作起來，處處要以國家民族為前提，執政當局也不要漠視這一個動力。”他還說：“新佛教運動的成敗在於人，人的造就在僧教育，現在的僧教育很不夠，請各主持者設法改進。”[97]這一主張得到了教內外比較廣泛的響應。漢藏教理院的觀中和同靈、綿陽佛學社的慧棟、廣東高城的澄真、廣西的道安等，海內外的在家居士康寄遙、心豐、敬之等，還有教外各界、包括基督教界的謝扶雅、田漢等，更有佛教領袖太虛，他們都給予了大力的支持，並紛紛向《獅子吼月刊》寄來稿件。[98]
無論是太虛所宣傳的救國以救教的抗戰主張，還是巨讚所推動的“新佛教運動”之討論，雖然帶動佛教界走上革新之路的實際成效還很有限，但是，無疑表現出抗戰中的中國佛教界已經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救國亦是救教、救教必須救國的曆史自覺。
[1] 關於近代中國佛教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參見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美］霍姆斯·維慈：《中國佛教的複興》，王雷泉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李侃：《中國近代民族覺醒與傳統文化的命運》，《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1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202頁。
[3] 楊仁山：《觀未來》，《楊仁山全集》，周繼旨點校，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330—331頁。
[4] 楊仁山：《支那佛教振興策一》，《楊仁山全集》，第331—332頁。
[5] 楊仁山：《南洋勸業會演說》，《楊仁山全集》，第342—343頁。
[6] 楊仁山：《與夏穗卿（曾佑）書》，《楊仁山全集》，第446—447頁。
[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81頁。
[8] 李向平：《救世與救心——中國近代佛教複興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頁。
[9]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81頁。
[10] 《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150頁。
[11] 楊仁山：《與夏穗卿（曾佑）書（附來書）》，《楊仁山全集》，第447—448頁。
[12]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蘇曼殊之真麵目》，中華書局1981年版。
[13] 蘇曼殊：《蘇曼殊全集》，第1冊，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151—154頁。
[14] 蘇曼殊：《蘇曼殊全集》，第1冊，第155頁。
[15] 印順編著：《太虛法師年譜》，台灣正聞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頁。
[16] 《論社會主義與佛教之關係》，《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頁。
[17] 釋太虛：《太虛自傳》回憶其早年剃度前夕所見：“當時由散兵遊勇出家的莽流僧，往來於寧波、紹興、嘉興、及小九華寺的甚多。看到他們與寺外的無賴們聯成一氣，酗酒、聚賭、犯奸、打架等等，向來所不曾見過的社會惡劣方麵，覺得僧中也不都是良善的。”《太虛大師全書·雜藏·文叢》，第58冊，第180頁。
[18] 梅季點輯：《八指頭陀詩文集》，嶽麓書社1984年版，第129頁。
[19] 梅季點輯：《八指頭陀詩文集》，第412、414頁。
[20] 楊樹達：《〈八指頭陀文集〉序》，梅季點輯：《八指頭陀詩文集》，第540頁。
[21] 梅季點輯：《八指頭陀詩文集》，第415頁。
[22] 馮自由：《烏目山僧黃宗仰》，《革命逸史》第3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
[23] 《〈庚子紀念圖〉時人序跋、題記》，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9頁。
[24] 《〈庚子紀念圖〉時人序跋、題記》，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10頁。
[25] 蔡元培：《佛教護國論》，《蔡元培選集》，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0—983頁。
[26] 宗仰：《張園演說辭》，《中外日報》1901年4月1日，原題為《方外宗仰上人演說》。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27] 朋雲戈忠：《宗仰上人洞識時務，曾在張園演說，倘願蓄發，尤為新政改革之一美舉。詩以勸之，錄呈病怨吟壇教正》，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119頁。
[28] 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119頁。
[29] 宗仰：《征題〈庚子紀念圖〉》（1901年7月4日），原載《同文消閑報》第419號。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5頁。
[30] 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184、187頁。
[31] 《章開沅學術論著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187頁。
[32] 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24頁。
[33] 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25頁。
[34] 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162—164頁。
[35] 章太炎：《棲霞寺印楞禪師塔銘》，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219—230頁。
[36] 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164頁。
[37] 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66—69、79—84、191—193、198—200、202—204、206—207頁。
[38] 梅季點輯：《八指頭陀詩文集》，第431頁。釋寄禪在詩中還自注雲：“天童玲瓏岩，鬼斧神工，莫名其巧。中產萬年藤，可為柱杖。”
[39] 梅季點輯：《八指頭陀詩文集》，第430—431頁。
[40] 馮自由：《烏目山僧黃宗仰》，《革命逸史》，第3集。
[41] 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171、173頁。
[42] 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39頁。
[43] 薑玢編選：《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149頁。
[44] 參見榮朝甲輯：《締造共和之英雄尺牘》，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96輯，卷四至七。
[45] 以上所引均見沈潛、唐文權編：《宗仰上人集》，第51—56頁。
[46] 馮毓孳：《中華佛教總會會長天童寺方丈寄禪和尚行述》，梅秀點輯：《八指頭陀詩文集》，第521—525頁。
[47] 參見何建明：《晚清資產階級革命中的愛國佛僧》，《理論月刊》，1998年第6期。
[48] 《為中和同誌畫梅自題》，《江蘇》，第九、十期合本。
[49] 《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頁。
[50] 《棲霞寺印楞禪師塔銘》，《製言》，第10期。
[51] 《阿彌陀佛》，《申報》辛亥（1911）九月三十日。
[52] 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頁。
[53]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68頁。
[54]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68頁。
[55] 《上海大革命·寺僧助餉》，《民立報》，1911年1月17日。
[56] 參見馬淩甫:《回憶辛亥革命》，《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第96—97頁。
[57] 《各埠通信·僧人熱心助捐》，《申報》，1911年10月29日。
[58] 參見樂觀：《奮迅集》（僧侶抗戰工作史），廣西佛教居士林，1943年7月版。
[59] 《當代中國佛教大師文集·太虛文集》，第7、14頁。
[60] 《八指頭陀詩文集》，第523頁。
[61] Xu Yu，Buddhism，War and Nationalism：Chinese Monk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s，1931-1945，New York：Routledge，2005.
[62] 太虛：《為沈陽事件告台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海潮音》，第12卷第11期，1931年11月，《事評》第1—2頁。
[63] 太虛：《中國危機之救濟——二十年十月在開封人民會場講》，《海潮音》，第12卷第12期，1931年12月，《事評》第1—7頁。
[64] 《就日本侵略東省而論其佛教》，《威音》，1931年11月第35期，《論說》第1—11頁。
[65] 《貴州佛教徒之反日宣傳》，《威音》，1931年11月第35期，《新聞》第4頁。
[66] 《衡陽僧人抗日之義憤》，《威音》，1931年12月第36期，《新聞》，第1—2頁。
[67] 大悲：《日人侵據東省感言》，《四川佛教月刊》，第1年第7期，1931年10月，第1頁。
[68] 《北平僧徒組織救護隊》，《威音》，第35期，1931年11月，《新聞》，第3頁。
[69] 1932年1月28日，日軍在上海無故炮擊閘北一帶，中國十九路軍忍無可忍予以還擊，雙方相持戰鬥一月之久。後經英、法、美三國公使為代表的國際聯盟的調解，中方被迫與日方簽訂所謂《中日停戰協定》，中國軍隊退出上海。
[70] 太虛：《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海潮音》，第13卷第5期，1932年5月，第23—27頁。
[71] 隨緣（大醒）：《停戰協定》，《現代佛教》，第5卷第5期，1932年5月，第363—366頁。
[72] 象賢（芝峰）：《忠告日本佛教徒》，《現代佛教》，第5卷第5期，1932年5月，第366—367頁。
[73] 倓虛：《影塵回憶錄》，上冊，上海佛學書局1993年版，第242頁。
[74] ［日］大穀湖峰：《宗教調查報告書》（滕銘予譯自偽滿洲國民生部社會司1937年［偽康德四年］11月編印：《宗教調資料·第2輯·吉林間島濱江各省宗教調查報告書》），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長春文史資料》，1988年第4輯，第17—18頁。
[75] 葦舫：《敵人對我佛教的暴行》，《海潮音》，第19卷第3號，1938年3月，第2頁。
[76] 《揚州福緣寺僧眾被難》，《海潮音》，第19卷第6號，1938年6月，第65頁。
[77] 張明洪：《玉泉寺僧俗罹難記實》，當陽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當陽文史資料》，第1輯，1985年，第162—163頁。
[78] 葦舫：《敵人對我佛教的暴行》，《海潮音》，第19卷第3號，1938年3月，第2頁。
[79] 太虛：《電告全日本佛教徒眾——二十六年七月自牯嶺發》，《海潮音》，第18卷第8期，1937年8月，第1頁。
[80] 太虛：《日偽亦覺悟否——二十七年春為擁護抗戰建國綱領作》，《海潮音》，第19卷第4期，1938年4月，第6—9頁。
[81] 太虛：《降魔救世與抗戰建國——二十七年六月在成都佛學社講》，《海潮音》，第19卷第7期，1938年7月，第4—6頁。
[82] 葦舫：《應速組織佛教訪問團》，《海潮音》，第20卷第2號，1939年2月，第1頁。
[83] 太虛：《占海南島之威脅與對佛教國之誘略》，《海潮音》，第20卷第3、4、5、6號合刊，1939年6月，第19頁。
[84] 太虛：《佛教與國際反侵略》，《海潮音》，第21卷第9號，1940年9月，第2頁。
[85] 《從國際載譽歸渝的佛教國際訪問團》，《海潮音》，第21卷第7號，1940年7月，第19—21頁。
[86] 暮笳：《沉重的背著兩個字——代創刊詞》，《獅子吼月刊》，第1期，1940年12月，第1頁。
[87] 太虛：《抗戰四年來之佛教——三十年七月作》，《海潮音》，第22卷第9期，1941年9月，第4—14頁。
[88] 黃常倫：《江蘇佛教概況》，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近代江蘇宗教》，《江蘇文史資料》，第38輯，1990年，第5頁。
[89] 惟覺：《佛教界幾件救國工作》，《佛教公論》，複刊第2、3期合刊，1946年6月，第7—8頁。
[90] 《棲霞寺保住南京大屠殺鐵證》，http://www.sina.com.cn 2005年7月7日。
[91] 巨讚：《奔走呼號一整年》，《覺音》，第15期，1940年7月7日，第23—26頁。
[92] 楊慧貞：《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訪問獅子山慈雲寺僧侶救護隊》，《覺音》，第14期，1940年6月，第20—21頁。
[93] 樂觀：《滬渝僧救隊及國際宣傳隊的經過》，《獅子吼月刊》，第11、12期合刊，1941年12月15日，第15頁。
[94] 太虛：《勸全國佛教青年組護國團》，《海潮音》，第14卷第5期，第7—14頁。
[95] 太虛：《複興佛教僧侶應受軍訓——二十六年冬對漢藏教理院防護訓練隊訓辭》，《海潮音》，第19卷第1期，1939年1月15日，第1頁。
[96] 太虛：《太虛大師對雲南省僧眾救護隊之訓詞》，《海潮音》，第20卷第9期，1940年9月15日，第8—9頁。
[97] 巨讚：《新佛教運動檢討特輯·寫在前麵》，《獅子吼月刊》，第8、9、10期合刊（1941年9月15日），第5頁。
[98] 這些來稿見於：《獅子吼月刊》第8、9、10期合刊（1941年9月15日），第6—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