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寇準與畢士安雙雙為相不久，汴京又發生了一件大事，一時間朝野震動，人心惶惶，在剛剛平靜下來的官場上，再一次掀起了軒然大波。
而參與這件事的主角，正是剛剛為相的寇準。
那麽，到底是件什麽事，讓宋朝整個官場都震驚不已呢？
事情得由一個叫申宗古的人敲登聞鼓說起。此人是一介布衣，史籍中除了記載他本次敲響登聞鼓之事，再也找不到任何關於他的文字。(65)
這裏補充一下登聞鼓。這是曆朝曆代都設立的信訪接待之物，隻是每個朝代設立登聞鼓的作用不同。清代著名學者黃本驥在《曆代職官表》記載：“唐代於東西朝堂分置肺石及登聞鼓，有冤不能自伸者，立肺石之上，或撾登聞鼓。立石者左監門衛奏聞，撾鼓者右監門衛奏聞。”此時，宋朝還未改製，諸多製度沿襲了唐朝，因此這個解釋最為合理。登聞鼓到了宋代，就具有了某種權威性。非大案子，不能敲登聞鼓。隻要敲響登聞鼓，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案子。
這個申宗古敲響登聞鼓，絕非一般之事。負責案件訴訟部門的負責人，接待了申宗古。布衣申宗古上了堂，便聲稱要狀告當朝宰相寇準謀反。
負責審理此案的官員一聽大驚失色，當下就對申宗古訴訟案有了幾分重視。此人一介布衣，竟然信口開河，要狀告當朝宰相？這不是找死嗎？審理案件之人以為遇到了神經錯亂者，起初還不相信，但問了幾句，這個人便牽扯出安王趙元傑。申宗古表示，寇準曾經聯合安王趙元傑意圖謀反，自己手裏還有一些他們一起密謀的證據。隨即，申宗古便開始了狀告寇準的陳詞。
審理案子的人半信半疑，卻也不得不重視這宗案件，畢竟申宗古狀告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宋朝的一個已故王爺和當朝宰相。
案子便在此處發生了重大轉變，審案之人不敢再往下審了。況且，這麽大的案子，自然也超出了他們工作的權限。他們受宰相領導，可沒有去調查宰相的權力。即使敢於去調查，可如果弄錯了，那可不僅僅是丟飯碗的後果，還有可能掉腦袋。
案件的負責人也不是一般人。在他看來，既然申宗古敢敲響登聞鼓，這麽信心十足，此人一定是掌握了某種證據，才會如此有恃無恐。否則誣告朝廷大臣的後果，非一般人能夠承受。況且，這人一上來就直指親王和宰相，這事不管真假，都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即使此事是真事，如果牽扯出更多的人來，也是一樁麻煩。
審案之人便趕緊將此事上報給了主管部門。接著，就是層層上報。畢竟謀反罪可是重罪，誰也不敢接這個燙手的山芋。這件事若處理不好，誰都沒有好果子吃。
然而，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誰都想看看事態的發展。宋朝那些大臣，都以旁觀者的冷淡態度注視著本案的進展情況。最終，案件上報到了宋真宗手裏。
此時，也隻有宋真宗能處理。
當然，這個消息寇準也知道了。畢竟，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況且他是涉案人員，又是次相，得到的消息一定比別人多。隻是，這件事對寇準而言，也是有口難辯。謀反之罪，何患無辭？寇準根本沒辦法解釋，也解釋不清楚。試看曆朝曆代那些被冠以謀反罪名的人，哪一個有好下場？
事情已經到了超出寇準把控的範圍，他不能預測事態究竟會朝哪個方向發展，隻能在家裏等候消息。(66)
看到申宗古的訴狀，以及整個案子的初審記錄，宋真宗有些驚訝，也有些擔憂。令人驚訝的是，為什麽偏偏是這個時候，申宗古狀告寇準？他完全可以在寇準與安王謀反時就上告。可他偏偏選擇了這個時機，是不是有另外不可告人的目的？這也正是宋真宗所擔憂的，他聽從畢士安的意見，起用寇準為相，如果這個案子是某些人別有用心之舉，那麽宋朝的官場就太可怕了。
這是不是寇準一向強硬的手腕招致的禍端？此時宋真宗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進行辨別，但既然這個案子受到的關注度極高，就得妥善處理，否則帶來的負麵影響將不可想象。
宋真宗想起了畢士安，這時候，或許隻有畢士安才是解開這道難題的人。於是，宋真宗召見了畢士安，與他商量此事的處置辦法。
宋真宗將訴狀和提審記錄交給畢士安看，並說出了自己的擔憂。寇準剛當上宰相，宋朝就出現這樣的事，絕不簡單。況且，一介布衣，是如何知道寇準與安王勾結謀反的？這種一下子就點到人死穴的做法，也絕非一般人能夠想出來，哪怕這個人是宋朝的宰相。
其實畢士安早就知道此事了。對於此事，畢士安似乎與宋真宗有著同樣的疑惑。畢士安極力為寇準辯解，擔保寇準絕不是這樣的人，他一直忠於朝廷，忠於官家，從未想過叛變。畢士安還提及當年寇準推薦宋真宗為太子的往事，如果寇準有意謀反，何必要在先帝麵前推薦官家呢？宋真宗覺得畢士安說得有理，但這件事整個天下都在關注，必須要謹慎處理。畢士安請求宋真宗將此事交給他，讓他去審理，保證給天下一個滿意的調查答案。(67)
看到畢士安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宋真宗答應了。他相信畢士安的為人，也相信畢士安的能力。
畢士安回去後，便立即提審了申宗古。既然這個申宗古一口咬定寇準謀反，那就得聽一聽申宗古的狀告，讓申宗古把該說的都說了。至於畢士安聯想到的某些不該說的，也得讓申宗古說了。
為了將此事的影響減到最小程度，這次畢士安做得比較隱蔽。他害怕消息走漏，也害怕牽扯出更多的人，便將申宗古秘密押解到一個地方，身邊全部換成自己的人。這樣，整個審理過程都成了一個謎，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審理此案的。那些高度關注這件事的人，也隻能就此卻步。畢士安很清楚，這件事責任重大，牽涉多人，他要對這一切負責。
對於此事，畢士安在聽到後便能猜出背後的操縱者，這與胡旦當年鼓動翟馬周之事十分相似。這時候，畢士安問申宗古，是誰指使他幹的？起初，申宗古還執意說這件事是他自己做的，背後沒有人。畢士安笑了，那笑容讓申宗古猜不透，這個首相要幹什麽。
可畢士安也在地方上任過職，盡管此時他是宋朝宰相，但他是從地方官一步步幹到這個職位的，任何案件在他麵前，他都能看出其中的玄妙。對訴訟案件的處理，他自有其一套辦法。看到申宗古躲閃的眼神，畢士安就知道這其中必有隱情。
畢士安對申宗古警告道，既然你不說，那就讓你嚐點兒苦頭，你再決定說不說。隨即，那些獄卒便動起手來，用刑罰讓申宗古享受了一番。不承想，還沒動用最嚴酷的刑罰，申宗古就堅持不住，放下了不扳倒寇準決不罷休的勁頭，招供了。
可是具體招出了誰，史籍資料中沒有記載，我們也無從知曉。史籍中記載的是，畢士安審理完案子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申宗古誣告朝廷重臣，所謂寇準謀反之說，純屬子虛烏有。(68)
不久，畢士安便對申宗古判了刑，擇日斬首示眾。(69)
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或許宋真宗的擔心成了某種現實，因為在寇準後來的為官生涯中，隨著與他為敵的力量一點點地顯現出來，宋真宗最終罷免了寇準的宰相。當然，這是後話。
應該說，在處理申宗古狀告寇準與安王趙元傑謀反案件中，畢士安順藤摸瓜，一定找到了主使申宗古誣陷寇準的人，也就是那位幕後黑手。這一定是個有組織的犯罪團夥，他們組織嚴密，分工細致。而且這個組織涉及的人，一定是朝中高官。
當年，對於寇準因為過於強勢而得罪各種勢力的事情，畢士安早有耳聞，甚至親眼見過寇準的強硬。可這個寇準是他推薦的人，這時候，他總不能自己站出來說寇準確實有問題。當然，如果寇準真有問題，畢士安也絕不會手軟。可申宗古案狀告寇準謀反一案，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誣告案。而且參與這件事的人，手段之高明，無人能及。他們誣陷寇準和安王趙元傑謀反，在他們看來，是一步絕妙的好棋。
這一招，直接將寇準逼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因為安王趙元傑已經於一年前去世，這個案子，也就成了死無對證的鐵案，任由狀告方怎麽說都有理，而寇準偏偏百口莫辯。若安王趙元傑還活著，隻要將趙元傑和寇準兩人叫到一起，當麵對質，此事的真相便可大白於天下。可誰能讓死人開口呢？
這樣一來，畢士安的處理就顯得非常高明了。他在審理申宗古時，申宗古一定交代出了這場誣告背後的主謀，而且一定是寇準的政敵，可畢士安選擇了息事寧人的做法。他沒有將案子審理的真正結果上報給宋真宗，隻是說申宗古誣告朝廷重臣，被他殺了。宋真宗聽說這件事的處理結果後，便不再過問了。
但畢士安將申宗古斬首後，也未將審理的結果公之於世，這一步棋顯然是以退為進，也給那些意圖在背後搞垮寇準的人發出了警告。畢士安的意思很明確，若再出現此類情況，想扳倒寇準，申宗古的下場就是前車之鑒。
此後，雖然寇準一如既往地強勢，但畢士安總是能遊刃有餘地解決掉寇準身邊的一切問題，讓寇準沒有後顧之憂。
那些暗中的力量似乎看到了畢士安的手段，隻能躲在暗處，等待時機。因為隻要有畢士安在，他們就別想著動寇準。
如此，畢士安和寇準便開始了強強聯合，推動宋朝經濟、社會的發展。而這一年，注定了畢士安和寇準會成為主角。
(1) 《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一》：“景德元年二月，遣其甥廝陁完來獻捷。”
(2)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六》：“潘羅支遣其甥廝陁完來獻捷，且貢名馬，詔獎之。”
(3) 《西夏書事·卷八》：“二月，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贈保吉尚書令，遣西上（外門內合）門使丁振吊慰。”
(4) 《西夏書事·卷八》：“德明遣兵攻掠，朔方節度潘羅支率蕃眾禦之，夏兵不勝而還。”
(5)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六》：“丁醜，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遣其兄邦逋支入奏，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請與王師會靈州。”
(6)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六》：“邦逋支又言前賜羅支牌印、官告、衣服、器械，為遷賊劫掠。有詔別給之。”羅支，即潘羅支。
(7) 《續資治通鑒·卷二十四》。
(8) 《宋史·列傳第二百四十四》。
(9) 《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一》：“是月，會遷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於帳。”
(10) 《西夏書事·卷八》：“六月，發兵攻者龍族，殺朔方節度使潘羅支。”
(11) 《西夏書事·卷八》：“潘羅支死，西涼大亂，六穀諸酋共推羅支弟廝鐸督為首領。”
(12) 《西夏書事·卷八》：“德明乘人心未定，率兵複攻西涼，取之。”
(13) 《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一》：“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西涼，襲回鶻。”
(14) 《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一》：“上以六穀、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諭廝鐸督令援結回鶻為備。”
(15)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
(16) 《宋史·列傳第二十三》。
(17) 《宋史·列傳第二十三》：“居正妻妒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
(18) 《宋史·列傳第二十三》：“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所與遊者，居喪有禮。既而多接賢士大夫，頗涉獵書史，時論翕然稱之。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揚州。”
(19) 《宋史·列傳第二十三》：“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卒，年四十二。”
(20) 《宋史·列傳第二十三》：“然禦家無法，及其死，家人爭財致訟，妻子辨對於公庭雲。”
(21) 宋真宗時期宰相，後因醉酒失儀被罷免。參考《宋史·列傳第二十四》。
(22) 《宋史·列傳第二十四》：“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論告，欲改適齊賢。”
(23) 《宋史·列傳第二十四》：“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置於理，命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
(24)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會居正子惟吉嫠婦柴將攜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嚐求娶己，不許，以是陰庇安上。”
(25)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複議婚，未嚐求婚於柴，真宗因不複問。”
(26)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禦史台，並得敏中質宅之狀。”
(27) 《宋史·列傳第二十四》：“下其事於禦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為詞。”
(28)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時王嗣宗為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
(29) 《續資治通鑒·卷二十三》。
(30)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真宗詢於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為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
(31) 《宋史·列傳第二十四》：“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
(32)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詔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望於道。”
(33) 《武夷新集·李沆墓誌銘》：“景德元年秋七月乙酉，大丞相、仆射隴西公早朝至待漏舍，不俟鑰出而歸，疾故也。”
(34) 《武夷新集·李沆墓誌銘》：“粵翌日，車駕幸其第，親至臥內，存撫甚厚，賜白金三百斤。既還宮，以不起聞，上又臨哭出涕。”
(35)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明日，駕往臨問，賜白金五千兩。”
(36) 《宋會要輯稿·禮》：“七月四日，幸宰臣李沆第臨奠。先是，幸，問疾。既還，沆以不起聞。即日，複臨奠，哭之慟。”
(37) 《續資治通鑒·卷二十四》：“丙戌，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寢疾，帝臨問，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車駕方還宮而沆卒，趣駕再幸其第，哭之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齡！’言畢泣下。”
(38)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真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
(39) 《武夷新集·李沆墓誌銘》：“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得高第，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郊祀，遷太子右讚善大夫。”
(40) 《宋史·列傳第二十六》。
(41) 《宋史·列傳第三十二》。
(42) 《武夷新集·李沆墓誌銘》：“中謝日，太宗命中貴人送丞相府試文一通，以本官直史館，賜五品服。”
(43)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
(44)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眾，而不歸咎於沆。”
(45) 《武夷新集·李沆墓誌銘》。
(46)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十二》：“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並為給事中、參知政事。”
(47)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內艱，起複，遂出知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
(48) 《宋史·本紀第六》：“淳化五年九月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尹。至道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改今諱，仍判府事。”
(49) 《宋史·列傳第四十》：“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
(50)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三》：“戶部尚書張齊賢加兵部尚書，與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沆並平章事。”
(51) 《續資治通鑒·卷二十一》。
(52)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六》：“庚子，車駕至自大名府，李沆為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
(53)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
(54) 《宋會要輯稿·禮》：“七月四日，幸宰臣李沆第臨奠。先是，幸，問疾。既還，沆以不起聞。即日，複臨奠，哭之慟。”
(55) 《東坡誌林》：“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嚐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
(56) 《宋史·列傳第二十四》。
(57) 《宋史·列傳第四十一》。
(58)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六》：“庚寅，遷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
(59)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六》：“士安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
(60) 《宋史·列傳第四十》。
(61)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六》：“上曰：‘聞準剛，使氣，奈何？’”
(62)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六》：“士安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敵跳梁未服，若準者正宜用也。’”
(63) 《宋史·列傳第四十》：“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逾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
(64)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七》：“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並為簽書樞密院事，仍詔拯、堯叟俸秩恩例並同樞密副使。繼英小心謹靖，以勤敏稱，上倚愛之。舊製，樞密祖母、母止追封郡太夫人，特詔悉加國封。”
(65) 《宋史·列傳第四十》：“準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
(66) 《宋史·列傳第四十》：“準皇恐，莫知所自明。”
(67) 《宋史·列傳第四十》：“士安力辯其誣。”
(68) 《宋史·列傳第四十》：“下宗古吏，具得奸罔。”
(69) 《宋史·列傳第四十》：“斬之，準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