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對宋遼之間的經濟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當時，遼國雖然得到了長足發展，但與中原文明相比，還是比較落後。尤其是幽雲地區的農耕文明，深深影響了遼國的各行各業。
而要享受到這些文明帶來的成果，就得與宋朝進行交流。戰爭必然會隔斷這種交流，隻有和平，才能讓遼國享受文明成果帶來的好處。
遼國地處草原，吸收了漢人、渤海人、女真人、室韋等部落。原來的那種統治方式，已經不適宜當前國家的發展。況且，很多人已經告別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們也住在房子裏，在街道上進行貿易。
如此，開設榷場與宋朝進行商業貿易，成為當前遼國高層普遍的共識。北宋的商業貿易，是遼國望塵莫及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國和平共處成了時代的大勢所趨。和則雙贏，戰則兩敗俱傷。
遼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與宋朝建立了“兄弟之國”。
澶淵之盟後，遼國國內趨於安定，經濟發展也呈現出了多元方式。遼國商人不僅僅在榷場貿易，那些有本事有能力的商人，更是深入宋朝境內，開展各種貿易。遼宋之間的關係，也不斷得到了緩解。遼聖宗時代，一直與宋朝和平相處，中原文明也源源不斷地傳入遼國，那些農耕文明的先進技術也滲入了遼國境內。
到了遼道宗時代，遼國文明已經與中原文明趨同。當然，於宋朝而言，和平發展經濟也是時代主流。
宋朝盡管建國四十多年，但與遼國連年戰爭，百姓苦不堪言。國內經濟雖然一直處於發展狀態，但更多經濟的收入都用在了戰爭中，國家還是很貧窮。朝廷還存在冗官、冗兵、冗費，這些都導致了國庫空虛。當時，蔡襄就說過：“養兵之費常居六七。”張載也曾說：“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也就是說，宋朝一直以來，因為戰爭而導致的巨額支出，透支著整個宋朝的國庫。
宋遼停戰講和，已經是形勢所迫。澶淵之盟簽訂後，發展經濟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對宋朝而言，這種息戰等於開放了所有可以發展經濟的渠道，為宋朝提供了發展經濟的良好環境，極大地促進了宋朝經濟的發展。
專心從事各種勞動，這是宋代農民向往已久的生活，安居才能樂業，而安居的前提條件就是天下太平。
澶淵之盟後，宋朝統治者基本實行了高度寬容的政策，允許所有人發展各種產業。如此，宋朝的經濟快速發展，涉及人口、農業、商業、手工業、貿易等。
首先是人口。發展經濟最重要的一項指標是人口。澶淵之盟後，宋朝的人口迅速增長。趙光義時代，宋朝的人口四百八十餘萬戶，可到澶淵之盟後，宋朝的人口幾乎翻了一倍。宋仁宗頗為仁德，讓天下百姓盡情發展經濟。仁宗時期，宋朝的人口已經超過一千二百萬戶。(8)
這些人分布在全國各地，國家的荒地重新被開墾出來，一時間宋朝的經濟出現了噴發式的增長。著名曆史學家漆俠先生曾說：“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9)
農業得到徹底解放。從事農業勞動的人也大增。農民除了租賃地主和官員的土地，還可以自己開墾土地。他們用各種辦法擴大耕地麵積，在山坡、江畔、海邊開墾農田，增加農作物的收成。
如此一來，從事農業的人積極性也得到了進一步提高。原來單純依靠租賃土地的農民，有了一定程度上屬於自己的土地。在唐代的時候，全國土地麵積大約是八百至八百五十萬頃，可到了宋代，幾乎增長了一倍，達到了一千四百萬餘頃。
同時，農民還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傳統種植模式，大力發展經濟作物。比如，茶葉、水稻、棉花、麻，以及桑等，都得到了長足發展。
在水稻方麵，宋朝引進了占城稻，在南方各地進行推廣，蘇州、湖廣等地大量種植占城稻，產量暴增。當時民間就流傳著“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
另外，棉花、蔗糖以及養蠶種桑在南方也迅速發展，成為地方性經濟產物。
當然，最重要的是種茶的普及和推廣，為農民增收和國家稅收都帶來了極大裨益。當時，隨著國家的穩定，宋朝大力推廣茶樹栽培技術。整個江南一大片地方，都興起了種茶熱潮。這一大片地域包括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及四川諸路。這裏的老百姓已經普遍種茶，並將茶葉當成一種賺錢謀生的方式。這些茶葉不僅是當地政府部門向朝廷進貢的重要物資，也是出口貿易的重要物資。宋朝的海岸線已經廣泛開港，向外輸送茶葉。
在當時的汴京城，便有鬥茶之風。這種鬥茶之風，成為富人們休閑娛樂的一種方式。宋徽宗《大觀茶論》、蔡襄《茶錄》、黃儒《品茶要錄》等著作裏對鬥茶之風，有很多詳盡而有趣的記載。範仲淹在《和章岷從事鬥茶歌》裏寫道：“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蘇東坡則在他的《荔枝歎》一詩中感歎道：“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謂）後蔡（襄）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
宋朝的鬥茶之風，剛開始時隻是富人或者官員之間流行的一種娛樂方式。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鬥茶之風不僅在上流社會中盛行，在民間也盛行起來。唐庚《鬥茶記》描述道：“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鬥茶於寄傲齋。予為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為上，某次之。”
當然，影響農業的不僅僅是這些。宋朝政府為了更大提高糧食產量，進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對農業也進行了大力扶持。
這其中，興修水利就是一項提高糧食產量的重要舉措。在宋代，人們很大程度上還是要靠天吃飯，但宋朝的統治者已經意識到了水利建設對增加糧食產量的重要性。他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修繕水利工程，為農業灌溉創造了先進的條件。南方地區的水利工程中，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都是修繕較為完善的工程。
在當時的太湖、蘇州一帶，宋朝新建或者修繕的水利工程，就發揮了很大作用。這才有了“蘇湖熟，天下足”這個諺語的產生。太湖和蘇州都有完整的灌溉水係，可以很好地發揮水利作用。
當然，還有蜀中盆地的都江堰，也成了宋朝糧食的重要產區。都江堰自從建成起，在曆朝曆代都很受重視。都江堰對宋朝整個水利工程的修繕，起到了啟發作用。
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修繕方法，采用的是石塊裝在竹籠裏，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潮水衝刷的能力。宋真宗時期，各處的水利工程大都采取了這一修繕方式。
除了改變傳統的經營方式之外，宋朝在農業生產技術以及推廣方麵，也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自五代以來，整個南方地區戰爭較少，農業發展非常迅速。南方的農民發明了龍骨翻車、筒車等工具，引水上山，灌溉山田。
在鐵製農具使用和推廣方麵，宋代也達到了高峰。犁、耬、耙、鋤、鐮等農具，已經廣泛在各種農業活動中使用。這一時期，人們還普遍注意到了施肥的重要性，在實踐中根據土壤的性質不同，施用不同的糞肥。
手工業和商業更是發展迅速。在宋代，人口超過十萬的都市不止一個。就以汴京為例，說說當時宋朝的都市商業。
從《清明上河圖》中，我們便可以窺見宋朝當時繁榮的市區貿易。《東京夢華錄》中更是詳細記載了當時宋朝的經濟發展情況。
當時的汴京有一百萬人口居住。這些人已經基本上脫離了土地，從事各種商業活動。這不難讓人想象出汴京的商業發展一定是發達的，否則，汴京這一百萬人口，如何才能解決生計問題？社會分工不斷細化，各個行業都有從業人員。許多前朝沒有的行業，在宋代都紛紛出現，比如，圖書刻版業等。
宋真宗時代的鹹平之治，拉開了邊境貿易的序幕。一個商業大都市，已經初見端倪。
在宋代以後幾代統治者手裏，這裏更是商業貿易形式多樣，打破了早期坊市製度，商業滲入坊區，各種店鋪鱗次櫛比。人們穿梭其間，或交易，或逛街。“凡飲食、時新花果、魚蝦鱉蟹、鶉兔脯臘、金玉珍玩、衣著，無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數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隨索目下便有之。其歲時果瓜、蔬茹新上市，並茄瓠之類，新出每對可直三五十千，諸閣紛爭以貴價取之。”(10)
隨即，各種交易的時間也被打破，汴京城內到處都有早市、日市、夜市等。汴京的各色人等，都在街道上進行交易。這進一步刺激了商品種類和數量的劇增。“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11)
市場經濟成為一種帶動一切的財富模式，影響著整個宋朝經濟。
隨著商業模式的改變，宋朝的稅收也空前發展。北宋政府非常重視商業稅，在全國各地設置各種專門征收稅務的機構，商業稅也成為政府部門的重要財源之一。
這時候，為了順應市場經濟，各種市場流通貨幣也發生了轉變。交子本身隻是四川境內使用的一種紙幣，僅僅在四川範圍內流通。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大量攜帶金銀已經很不方便。這樣，有些地方就借鑒四川交子，在本地範圍內發行紙幣交子。但交子是在一定信用的基礎之上建立的，也就是說，交子紙幣中所標數額，一定要以同等數額的黃金白銀為基礎。如此一來，很多地方都成立了信用機構，交子得到了普及。
但交子因為是從地方上發展起來的流通紙幣，有很多不足之處。因此，交子這一貨幣的發行壽命並不長。後期，朝廷根據交子的使用經驗，製定了“錢引”，充當市場流通的貨幣。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刷，四川如舊法”。(12)
後來，朝廷繼續完善製度，製定了“小鈔”。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詔當十錢惟京師及陝西兩河許行，諸路並罷，令民間於諸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至十貫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鈔引法。”(13)
這些已經有了現代紙幣的特征。
到了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朝廷又改交子為錢引。這些紙幣在市場上的流通，為當時的商業貿易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同等數額的紙幣，便能換得同等數額的金銀。
但宋朝後期，統治者和操作層廣泛印製各種紙幣，導致貨幣貶值，紙幣的功效也就失去了。
當然，除了發展都市貿易，宋朝的對外貿易也得到了空前發展。景德鎮的陶瓷，成為全世界的必需品。而宋代不止一個景德鎮，以景德鎮為樣板的宋代陶瓷有五大名窯。“吾華製瓷可分三大時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謂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鈞窯，亦甚可貴。”(14)
宋代的陶瓷，除了在本國廣泛使用，也暢銷國外，這便打通了海上陶瓷暢銷之路。當然，宋朝暢銷海外的還有香料、茶葉、絲綢等中國特產。
當時，宋朝為了運送各種物資，專門生產大型商船。其噸位之大、數量之多，皆為世界之首，這便催生了船隻製造業。宋朝的巨船運輸載重達到了三百噸，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辦法實現的創舉。即使是後來哥倫布的航海船隻，載重能力也就一百多噸。
而隨著航海技術的高速發展，指南針也就應運而生了。指南針的廣泛應用，其實是基於航海的需要。以後，才傳到了世界各地。我們今天所說的四大發明，其實都是宋代首先使用的。
航海貿易的興盛，也給宋朝帶來了豐厚的財富。為此，宋代統治者們更是重視航海貿易。宋朝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橋鎮（今山東膠縣境）、秀州的華亭縣（今上海市鬆江一帶）等地，均設置了市舶司或市舶務，管理航海貿易船隻。
宋遼之間的貿易，也空前發展。澶淵之盟後，宋朝開設廣信軍、雄州、安肅軍、霸州四個榷場，契丹在振武軍、朔州和新城等地設立榷場，宋朝的陶瓷、茶葉、香料等物資運到了榷場裏，與遼國人進行貿易。
總之，澶淵之盟建立後的太平局麵，給遼宋兩國帶來了高速發展的機遇。宋朝這一時期的發展，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各行各業裏都出現了領軍人物，各種發明層出不窮。
但經濟的發展，實際上並沒有給國家攢下多少財富。當時宋朝存在著冗官、冗軍、冗費的巨大弊病，國家的收入基本上都花在了這些上麵。因此宋朝要實行慶曆新政，要實行王安石變法。可這些為了改變“三冗”問題的舉措，並沒有得到順利施行。王安石變法，在地方上試驗時，收效明顯。但推廣到全國時，遇到了強大的阻力。那些貴族想著辦法鑽政策的空子，加上朋黨相爭，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災難。
到了宋徽宗時代，皇帝個人的喜好也讓國家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幾代皇帝苦苦經營的家業，在宋徽宗這個沉迷藝術的人手裏，逐漸變成了花石綱和各種奇珍異獸。人民的負擔越發沉重，以至於農民起義不斷，最有影響力的是方臘起義和宋江起義。隨即，金國崛起，戰爭又開始蔓延，宋朝的經濟發展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