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討論已經接近尾聲了，你們也許還懷著某些期望，我也不應該讓你們的期望落空。我想你們也許覺得我討論了精神分析所有複雜的難題之後，絕不至於在結束時竟沒有一句話講到治療，畢竟治療才是精神分析的歸宿。我不可能省略這個部分，因為它與治療中觀察到的現象相聯係。我還要告訴你們一個新的事實，假如沒有關於這個新事實的知識，我們便一定不能從之前研究過的問題中得出更深刻的理解。
我知道你們並不期待我告訴你們治療的實用分析技術。你們隻想了解精神分析療法及其成就的大致情況。誠然，你們有這項權利。不過，實際上我不應該直接告訴你們，而應該堅持讓你們自己去發現。
請你們想一想吧！你們已經掌握了一切必備的知識，從引起疾病的條件到患者內心起作用的條件，哪裏還有時間再去關心治療的影響呢？首先，我們要考慮遺傳傾向。我們不常提到遺傳，因為其他學科已經對這點做了足夠的強調，我們也沒有更多的話可說。但別誤以為我們低估了遺傳的作用。正因為我們是治療師，才十分了解它的意義。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改變遺傳傾向，這是一個既定事實，它可成為我們努力的一個障礙。其次是童年早期經驗的影響，我們在分析中一貫強調這點。童年經曆屬於過去，我們對它無可奈何。再次是人生所經曆的一切不幸，即現實幸福的被剝奪，由此引起的生活中一切愛的成分的缺失，比如窮困、家庭不睦、婚姻選擇的不幸、不良的社會關係、過度的道德譴責等。這些方麵當然為有效治療提供了立足點，但我們必須效仿維也納傳奇中約瑟王（Emperor Joseph）的做法。當權者隻有進行仁慈幹預，才能使所有人臣服，從而克服一切困難。但我們是何等普通的人，也能在治療中采用這種仁慈的方法嗎？我們如此可憐，在社會中無權無勢，隻能被迫行醫為生，當然不能像其他醫生那樣為貧苦無告的人治病，甚至無法免除付不起錢的患者的醫療費，因為我們的治療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勞力。但也許有人仍堅持認為之前提到的諸多因素之一仍有見效的可能。假如社會施加的道德約束起到了剝奪患者快樂的作用，那麽治療可能會給患者帶來勇氣，甚至可能成為藥方本身，鼓勵患者越過障礙，以犧牲理想為代價去換取滿足和健康。這種理想雖為眾人所推崇，但也經常被某些人棄之不顧。讓性獲得自由，可以使人恢複健康。不過，此種分析療法將會使人沾染上道德汙點，不符合我們公認的道德規範。個體的收益對社會來說是一種損失。
女士們、先生們，究竟是誰讓你們留下了這種錯誤的印象？如果僅從描述的條件來看，我們無法想象賦予性以自由能夠在分析療法中起到一定作用。患者內心的力比多衝動和性壓抑之間，以及感官傾向和禁欲傾向之間存在激烈的衝突。即便其中一種傾向勝過另一種傾向也不能消除衝突。我們可以看到，在神經症中，禁欲傾向占據了上風。結果導致被壓抑的性欲發展出了症候，借此獲得一席喘息之地。另一方麵，如果性欲獲得了勝利，症候將會替代被置於一旁的性壓抑。兩種決策都無法結束內心衝突，因為一方總得不到滿足。至於矛盾不是很激烈，醫生的幹預可以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例子很少，這些例子實際上也不需要分析治療。如果醫生的治療能對患者產生巨大的影響，那麽該患者不需要醫生也能直接找到解決方案。你們知道，當一位一貫克製的年輕人決定進行不合法的**時，或者當一位得不到性滿足的女性從其他男人身上獲得補償時，他們都不會等到獲得醫生的允許才開始行動，更不用說分析師的了。
在上述情形的分析中，我們普遍會忽略一項至關重要的因素，即我們千萬不要混淆神經症的致病衝突與心理衝動的常態鬥爭，因為常態鬥爭的兩種衝動存在於同一心理領域之中。神經症的矛盾是一係列力量的衝突，其中一方進入了前意識和意識範疇，另一方則停留在潛意識當中。這就是為什麽矛盾可能產生不了任何結果。衝突雙方見麵之難有如一方在南極，一方在北極。隻有雙方處於同一基礎之上，矛盾才能得到解決。我認為這便是精神分析的主要任務。
除此之外，如果你們認為分析法的影響也在於提供人生道路的指導和建議，那便錯了。相反，我們盡可能地拒絕擔任人生導師。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患者獨立做出決定。帶著這種意圖，我們要求患者等到治療結束之後再對職業選擇、結婚或離婚等重要選擇做出決定。這也許是你們想象不到的吧。我們隻對非常年輕或完全無助的人才不堅持這種限製。對他們來說，我們必須同時肩負起醫生和教育家的兩種職責。我們深知自己責任重大，於是不得不慎重行事。
我如此執著地告訴你們，精神分析療法絕不是勸說神經症患者在性上完全自由。但你們也不要因為這一點而認為我們提倡維護傳統道德，這兩者都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不是改革者，隻是觀察者，但我們無法不以批判的眼光去觀察。我們不可能擁護傳統的性道德，或讚許社會實際上對**問題的處置方法。我們可以通過數學方法向社會證明，道德規範所要求的犧牲常常超過它本身的價值。所謂的道德行為既不免於虛偽，又難免於呆板。我們對患者也不避諱這些批判，並幫助他們變得習慣於不帶偏見地考慮性問題。在完成治療之後，患者變得獨立，能在性放縱和無條件的禁欲之間選取適中的解決方案。那麽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不必受到良心的譴責了。我們告訴自己：無論何人，隻要他能夠麵對真實的自我，便可以永久地免於不道德的危險，即便他的道德規範與社會道德規範有所不同。此外，請不要高估禁欲問題對神經症的影響。隻有少數因剝奪作用及力比多積蓄而致的疾病才可通過不難達成的**來獲得治療的效果。
因此，你們也不能說精神分析法的治療效果完全是因為它推薦患者過一種放縱的**。你們必須做其他的解釋。我認為在我駁斥你們假設的同時，另一種評價將帶你們走上正軌。我們之所以有收效，或許是由於用某種意識的東西代替了某種潛意識的東西，將潛意識的思想改造成了意識的思想。你們說得非常正確，事情正是如此。我們將潛意識投射到意識中，以此擺脫壓抑；我們去除了症候形成的條件，將致病因素轉化為了正常的衝突，後者遲早要得到解決。這便是我們能對患者心理產生的唯一改變，改變的程度決定了我們可以帶來何種利益。假如存在壓抑或類似於壓抑的心理曆程等待解除，那麽我們的治療便算完成了。
我們可以用多種不同的公式來表達努力的目的——將潛意識轉化為意識，消除壓抑，填補遺忘的空缺等——它們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這句話也許無法令你們滿意。在你們的想象中，一個神經症患者在接受了艱苦的精神分析治療之後，可以因為一些不同尋常的事情發生而被治愈，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整個結果完全是因為患者的潛意識內容稍微減少，意識內容稍微增多。好吧，你們也許低估了內心改變的意義。被治愈的神經症患者真的變成了另一個人。當然，從本質上說，他還是以前那個人。也就是說，他隻不過成了最好狀態下的自己。這就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了。當你們了解了我們的一切成就，就能知道我們用最大的努力以引起這種心理中貌似微小的改變，那便更可以相信心理領域這種差異的重要性了。
現在，我想稍稍離開主題，大家想知道所謂的“原因治療”的意義嗎？一種治療方法若不以疾病的表現作為出發點，而尋求根除疾病的原因，便成了“原因治療”。我們的精神分析療法屬於原因治療嗎？答案並不簡單，然而我們由此卻可深信這類問題不切實際。到目前為止，由於分析療法的直接目的不是消除症候，所以它與“原因治療”大致類似。不過在其他方麵，兩者則大不相同。因為我們早就通過壓抑作用而把原因追溯到了本能的傾向，及其結構中的相當強度和它們發展過程中的失常。現在假設我們可以用某種化學方法來改造心理機製，增強或減少當前力比多恰有的數量，抑製一種衝動，以增強另一種衝動，這本質上便是一種原因治療，我們的分析也就成為偵查原因時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準備工作了。你們知道現在還沒有這種影響可以作用於力比多的曆程，我們的心理療法則對另一方麵進行了幹預——不僅僅針對那些我們已經發現的現象，而且超越了症候，我們隻有在十分特殊的條件下才可以接觸到這一方麵。
要怎樣做才能用意識替代患者的潛意識呢？我們曾一度以為這十分簡單，隻需要重構潛意識，然後告訴患者即可。但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會犯下目光短淺的錯誤，實際上他的潛意識與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潛意識並不是一回事。我們將所知道的內容告訴患者，並不能替代患者內心的潛意識，隻是與潛意識共同存在，實際上改變極少。因此，我們不如將潛意識視為本地化的，應在記憶中最初產生壓抑的那一點上尋找它。我們必須先消除這種壓抑，然後以意識思想代替潛意識思想的工作才可立即完成。但這種壓抑如何才能被消除呢？我們的任務進入了第二個階段。首先是尋找壓抑，接著消除壓抑得以維持的抗力。
我們如何消除抗力呢？以同樣的方式——重構之後再告訴患者。抗力起源於壓抑，或起於更早的壓抑，它們都是為了抵抗不適意的衝動。所以我們現在所做的正是開頭的工作：加以解讀、進行重構、與患者交流——但此時做這些工作是正確的。抵抗或抗力不屬於潛意識，而屬於自我，自我必須和我們合作。如果抗力不屬於意識，這點便是正確的。我們知道困難源自“潛意識”一詞的模糊性，“潛意識”既可指一種現象，也可指一種係統。雖然這聽起來好像模糊難解，但這終究隻是重複前麵的話，難道不是嗎？我們已經準備了很久，期望通過解釋讓自我認識到潛意識，從而消滅抗力，摧毀反攻的堡壘。但我們有哪些衝動能使這些工作成功呢？首先，患者希望康複，進而會調解自我，配合我們的治療。其次是患者智力的幫助，我們通過提供解釋來支持他的智力。毫無疑問，在我們說清楚對患者的期待之後，他憑借自身的智力可以識別出抗力，在潛意識中獲得與這個抗力相當的觀念。假如我告訴你們：“仰頭看天，你會看見一個氣球。”你們會覺得這比我隻讓你們仰頭看有沒有什麽東西更具指導性。就像學生第一次使用顯微鏡時，老師必須告訴他要注意觀察什麽，否則顯微鏡下雖然有物可見，他也什麽都看不出來。
現在我們來講講事實吧！在大量的各種類型的神經症中，比如歇斯底裏症、焦慮症和強迫性神經症，我們的假說都是正確的。我們通過發現壓抑，揭示抗力，解釋被壓抑的觀念，真正地解決了問題，即成功地克服了抗拒，消除了壓抑，並且將潛意識轉變為了意識。我們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明白了每一次戰勝抗力的時候，患者的心裏都有一場激烈的鬥爭正在進行——一種常態的心理鬥爭，發生於希望維持“反攻堡壘”和打消抗力的兩種動機之間。前者是原來建立起壓抑的老動機，後者則為最近引起的新動機。它有望被用來幫助我們解決矛盾。我們已經成功地引發了之前被抑製的舊衝突，讓當時已經決定了的事情重新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首先，我們向患者說明，解決衝突的前一種方法會引起疾病而新的方法會幫助康複；其次，告訴患者自衝突第一次被排斥之後，環境已經發生的巨大改變。那時的自我脆弱幼稚，深懼力比多的危險。現在的自我已經變得強大而經驗豐富，同時還有醫生的幫助。因此，我們有理由希望將再度引發的矛盾導向一個比壓抑更完滿的結果。我們之前討論過的，在歇斯底裏症、恐懼和強迫性神經症上的成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不過，治療過程對另外一些其他類型的疾病永遠不能奏效，即便這些疾病的病因是相似的。就這些疾病而言，其自我和力比多之間產生了一種矛盾，從而造成了壓抑。我們在這樣的例子中也會遇到患者生活中出現的壓抑情況。我們采用相同的治療過程，準備好兌現同樣的諾言並提供同一種幫助。我們再一次向患者展現了我們期待發現的聯係，而且現在和壓抑形成之間的間隔也有利於促成矛盾實現較好的結局。然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仍舊無法克服抗力，或者消除壓抑。這些不幸患上妄想症、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仍然不受精神分析治療的影響，原因何在呢？肯定不是因為他們智力低下。當然，我們要求患者的智力達到一定水平。但譬如能演繹一係列複雜事實的妄想症患者，難道智力不及他人嗎？我們也不能說患者缺乏其他推動力。與妄想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抑鬱症患者，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生病了，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並不因此而較易受影響。我們遇到了一個難解的事實，所以不免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懂得治療其他神經症的方法了。
進一步討論了歇斯底裏症和強迫性神經症之後，我們很快遇到了第二個出人意料的事實。治療進行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會注意到患者對我們的態度變得非常古怪。我們原以為已經將一切可能起作用的推動力都考慮了進去，患者和分析師之間的關係也已經變得十分合理而清晰，就像數學運算一樣可靠，但仍有一些力量讓我們意識到某些因素好像還是被忽略了。這點意料之外的因素具有很強的可變性。我應該首先描述一些頻繁發生且容易理解的表現。
患者本來隻應當注意解決自己的衝突，現在卻突然對醫生本人特別感興趣。所有與醫生有關的事情變得異常重要，甚至超過他自己的事情和疾病的治療。他和醫生的關係也變得非常和善，開始特別順從醫生的意思，找一切機會表示感激，性格上還表現出了出人意料的改善和美德。醫生也因此對患者懷有好感，慶幸能給這樣和善的人治病。如果醫生有機會和患者家屬交談，也會因為聽到患者對他的尊重而感到高興。患者在家也一刻不停地誇獎醫生，不斷讚揚醫生的美德。“他欽佩你，不加思考地信任你，你說的一切竟好似真理。”患者家屬會這樣說。這時也許有明眼人會評價道：“除了你之外，他不說任何其他的事情，你是談話的唯一中心。”
我們當然希望醫生足夠謙虛，認為患者之所以這樣讚賞他的性格，是因為他給患者提供了聞所未聞的知識，拓展了患者的眼界，幫助他恢複健康。在這種情況下，分析進展得往往非常順利。患者能夠理解醫生的每個建議，專注於治療要求他解決的問題，努力回想曾在腦海中浮現的想法。醫生對解釋的準確性和深度倍感驚訝，滿意地注意到患者多麽願意接受本來深為健康人所排斥的心理學知識。一般我們承認，這種狀況是一種客觀上的進步，患者和醫生的關係也會同時變得更加和諧。
但天有不測風雲，暴風雨總有來臨的一天，治療中一定會出現困難。患者說自己再也想不出更多東西了。我們的印象是，他不再對治療感興趣，這時你如果命令他不要對想到的事做任何批判，他也置之不理了。他表現得好像不是在治病，將之前與醫生達成的一致全部拋諸腦後。他顯然深陷於某種感情，但自己卻不願透露。這種情況不利於治療的效果，使我們之間有了一種強大的抗力。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呢？
假如我們有機會再一次澄清事實，便會承認這種幹擾的原因在於患者轉移到醫生身上的強烈感情。當然，醫生的行為以及治療關係都不能成為這種感情產生的理由。這種感情的表現及目標隨兩人之前的情形而有所不同。當一方是年輕女子，另一方是年輕男子時，這種感情給人的印象是正常的。一名女子經常單獨與男子見麵，討論私密之事，而這個男子又占據領導者的位置，那麽她對他的愛慕，當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會忽視一點——一個患有神經症的女子，她的愛難免有變態之處。醫生與患者的私人關係越與假設的情況不同，我們便越難理解他們之間的感情。我們可以理解一個婚姻不幸的年輕女**上單身男醫生，她已經準備好和丈夫離婚，然後嫁給醫生；如果傳統觀念的阻力太大，她甚至願意當醫生的秘密情人。在精神分析領域之外，類似的情況也會發生。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少女和婦人常做出這種驚人的自供，可見她們對治療的問題持有一種特殊的態度。她們知道，除了愛情之外，沒有什麽能夠治好她們的疾病。她們從一開始就期望醫患關係可以幫助她們獲得實際生活中缺乏的安慰。隻是因為有這種希望，她們才克服了困難，說出了自己的思想。我們可以補充一句：“所以才讓我們了解了這麽多難以置信的事情。”但這種自供確實讓我們感到驚奇不已，它讓我們的計劃全部落空。我們是不是忽略了假設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呢？
事實確實如此，我們的經驗越多，便越無法否認這一新元素，這個元素改變了整個知識體係，也讓科學蒙羞。開始幾次，我們還能認為分析療法隻不過遇到了意外的幹擾。但這種感情關係在新病例中反複出現，而且往往出現在最不適宜或最可笑的情境之下，如年老的女人和白胡子醫生之間，而實際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引誘可言。我們必須拋棄意外幹擾的想法，正視這一現象，因為它和疾病有著密切的關係。
這個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新事實名叫移情作用（transference）。它指的是患者把感情轉移到了醫生身上，因為我們不認為治療情況能夠解釋這種感情的起源。我們更懷疑這種感情起源於另一方麵，即先形成於患者的內心，然後借助分析治療的機會轉移到了醫生身上。移情可表示為一種強烈的求愛，也可采取一種較為緩和的方式。年輕女子本來渴望成為長者的情人，但作為替代，她可能轉而希望成為他的養女。力比多的欲望稍加改變而變成另一種理想的柏拉圖式的感情。有些婦女知道如何升華自己的感情，使其有存在的理由；另一些則展現出原本粗陋且幾乎不可能的形式。但從根本上說，這些感情都是一樣的，不能否定它們擁有同一個起源。
在問我們如何解釋這個新事實之前，我必須先完整地敘述相關情況。事情發生在男性患者身上時，又有怎樣的經過呢？男患者和男醫生之間至少沒有異性相吸的麻煩，但他們身上的經曆和女患者沒什麽不同。男患者也同樣傾慕男醫生，誇大他的個人品質，順從他的旨意，嫉妒一切與他親近的人。移情的升華形式更容易出現在男性患者身上，直接的**則為少數，就好像患者的同性戀傾向都可以表現為其他形式。醫生在男性患者身上更常觀察到移情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第一眼看上去好似與我們之前的描述相悖。這被稱為一種反抗或消極的移情作用。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移情在治療一開始便發生在患者身上，一時是推動治療進展最強大的動力。隻要其有利於治療，我們便感覺不到，也無法注意。反之，一旦移情成為阻力，我們便不得不注意它了。接著，我們會發現兩種相互矛盾的情況改變了治療關係。首先是愛慕傾向的發展，以顯露出性欲的意味，所以不得不引起內心對自身的反抗；其次是柔情轉化成了敵意。敵意往往比柔情來得晚，或接踵而來。假如兩者同時發生，那便可作為情感矛盾的絕佳例子，這種情感矛盾支配著人與人之間所有最親密的關係。所以，敵意也和愛意一樣，都表達了一種依戀，正如反抗和服從雖然相反，但其實都依賴於他人的存在。患者對於分析師的敵意，當然也可以稱為移情，因為治療創造的情境不足以引起這種感情。我們有必要解釋清楚這種消極的移情作用，以免我們將其與積極的移情作用混淆。
我們必須要借助精神分析技術來探究移情的起源、引起的困難、克服方式及我們最終可從中得到的便利，且僅在這裏討論上述問題。毫無疑問，患者因受移情作用的影響而有求於我們，無禮拒絕甚至加以怒斥當然不妥。我們向患者證明，他的感情並非來自於當下的情境，也與醫生本人無關，隻不過是重複了以往的某種經曆而已，以此幫助他克服移情。我們通過這種方式迫使患者將重演轉化為回憶。那時，無論是積極的移情，還是消極的移情，都由治療的最大威脅變為了最有效的工具，幫助我們打開患者上鎖的心理生活。
但我還想告訴你們一些事情，免得你們對這種意料不到的現象過於驚訝。你們要記得我們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還不算是終結或者說凝固，而是像生物體那樣繼續發展。治療的開始並不會使發展停止。不過，患者一旦接受治療之後，整個疾病的進程似乎立即集中於一個方麵：患者和醫生的關係。因此，移情可以被比作一棵樹的木質和樹皮之間的新生層，新組織由此生成，樹幹同時增粗壯大。移情作用一旦發展到這個程度，患者的回憶便會退居其次。那時，我們可以說不再關注患者之前的病情，一種新產生的移情神經症代替了前者。對於舊症的新版，我們可以追溯到它的開始、發展和變化。我們非常了解新的病症，因為醫生本人便是它的中心、它的對象。患者的所有症候喪失了開始的意義，轉而有了新的意義，而這是由它與移情的關係決定的。不然，也隻有那些可以適應的症候才能繼續存在。假如我們能夠治愈這種新得的神經症，便等於消除了我們開始處理的疾病，也就是說找到了治療問題的解決方法。患者借助於醫生的關係擺脫了被壓抑的本能傾向的影響。隨後，在醫生的影響被去除之後，他也能保持健康。
在歇斯底裏症、焦慮症和強迫性神經症中，移情具有重要意義，居於治療的中心位置。因此，這些神經症都可以歸類為“移情神經症”。無論何人，如果在分析治療中遇到過移情現象，便不會再懷疑那些在症候中求得發泄的被壓抑的衝動的性質了，其帶有力比多的特點也是不證自明的。我們可以這樣說，在研究了移情現象之後，我們才更確信症候的意義乃是力比多替代的滿足。
現在，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修正之前對治療過程下的動態概念，使其與我們的新發現一致。如果患者通過我們分析發現的抗力來與常態衝突鬥爭，他需要一種強大的推動力，對他產生我們期望的影響，從而恢複健康。如若不然，他可能會決定重複之前的問題，被允許進入意識的因素會再次滑落到壓抑狀態。衝突中的決定性因素並不在於患者的智力，因為他的智力既不高，也不自由，而在於他與醫生的關係。因此，患者的移情帶有一種積極的信號。患者承認醫生的權威，深信他的研究和觀點。沒有這種移情，或者如果移情作用是消極的，那麽他便不會聽從醫生的指導。信仰也重複這種曆史，信仰起源於愛，最開始並不需要證據。假如信仰是被愛的人提出的，那麽證據稍後才會被承認，並加以批判性反思。沒有愛的支持，證據毫無意義，對大多數人的生活毫無作用。隻有當一個人的力比多投射在客體上時，他的理智才能產生作用。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對於有自戀傾向的人來說，即便有最優良的分析技術，患者受到的影響也極為有限。
正常人也有能力將投身於客體的力比多轉移到人的身上。我們之前已經提到了關於神經症的移情傾向，現在其共同特點不過變本加厲了而已。如果我們從未利用一個人如此重要而普遍的特質，那不是太奇怪了嗎？但其實早已有人注意到了這種特質。伯恩海姆以其敏銳的思維，基於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會受暗示影響這一點開創了催眠法。易受暗示性在他看來不過是一種移情傾向，但他過於縮小了其所指的範圍，將消極的移情作用排除在外。但伯恩海姆從未對暗示及其起源下過定義，在他看來，易受暗示性從根本上說是一個事實，至於它的起源，他並未做任何透露。他並沒有認識到易受暗示性依賴於性和力比多的活動。從另一方麵看，我們不得不承認將催眠法排除在神經症治療技術之外，隻是想在移情作用中發現暗示的性質。
但現在我要暫停一下，讓你們有思考的空間。我知道你們此時已想提出抗議，如果我不允許你們發言，你們勢必不願意再聽我繼續講下去。“所以到了最後，你終於也承認自己像催眠師那樣利用暗示的幫助了。我們一直就是這樣認為的。但你為什麽選擇迂回曲折地去探討過去的經驗，揭示潛意識，解讀和重釋偽裝，花了這麽多時間和金錢，結果卻還不是說暗示才能奏效嗎？為什麽不像那些誠實的催眠師直接用暗示來治療症候呢？此外，如果你說利用自己的方法可以得出許多心理學發現，而直接采用暗示則不能，又如何來證明這些發現是可信的呢？它們不也是暗示或無意暗示的產物嗎？你難道不能使患者接受你的願望和建議嗎？”
你們的抗議非常有意思，我不得不予以答複。但現在由於時間的原因，等到下次我們再做討論。你們要知道，我會對你們的問題負責。今天，我們必須結束最初的話題。我曾承諾會借助移情作用來解釋為什麽治療方法對自戀型神經症不起作用。
我可以用幾句話來解釋，你們會看到這個謎題是多麽容易被解開。觀察表明，患自戀型神經症的人沒有移情能力，或者不足以維持移情作用。他們不以敵意拒絕醫生，而是報之以無所謂的態度。這就是醫生難以對自戀型神經症患者產生影響的原因了。他們隻是冷淡地對待醫生的話，沒有任何印象。因此，對其他患者起作用的治療機製在這類患者身上不起作用，比如致病衝突的恢複和對壓抑抗力的克服等。他們總是故步自封，經常企圖自己治療疾病，但卻引起了病態的結果。我們對此愛莫能助。
基於對患者的臨床治療，我們認為力比多在客體上的投資必須被拋棄，客體的力比多必須轉化為自我的力比多。我們根據這個特點將其與第一類神經症（歇斯底裏症、焦慮症和強迫性神經症）分開，他們受治療的行為也證明了這一假設。他們並未表現出神經症的症候，因此，我們的努力無效，無法治愈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