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我不停地撥打巴圖大叔的電話,但是電話一直關機。我不得不承認,我非常擔心,雖然在理智上,我對老頭子三十多年前做的那些事情一直耿耿於懷,但是這幾個月相處下來,他一直對我不錯,人畢竟是有感情的動物。
郭陽一直在安慰我,反而弄得我更加心煩意亂。烏蘭左旗距離北京超過六百公裏,小海一路超速,終於在下午三點,我們趕到了烏蘭左旗。
在距離巴圖大叔家很遠的地方,我們把車子停下來。
我找出車裏的彈簧刀和甩棍,郭陽和小海死活要跟我一起去,被我攔住了。
我用備用手機撥通了小海的電話,並保持通話狀態,對兩人說道:“你們就在這兒盯著,車子千萬別熄火,隨時聽著手機,萬一我那邊出了什麽事情,你們馬上過來接應我。”郭陽和小海答應了。
我揣好家夥,努力平靜了一下心神,然後裝作沒事人一樣溜溜達達向前走去。穿過前麵的樹林,又往前走了幾百米,巴圖大叔的院子就在不遠的地方了。
四下看了看,一切如常,附近冷冷清清,沒有一個人。
我裝作很輕鬆的樣子,走到院門口,伸手敲了敲門,嘴裏喊道:“耐家,耐家,有人嗎?”“耐家”是蒙古語“朋友”的意思,這還是在山裏打獵的時候和老頭子學的。
門內沒有回應。這時候我注意到,院門並沒有鎖,我伸手推開了門。進了院子,我抽出身上的彈簧刀,又把甩棍拽了出來。
院子裏沒有任何異常,走到正房門口,我拍了拍房門,喊道:“老頭子?”
門內依舊沒有人回應,推開房門,隻見房間內收拾得整整齊齊,和我們走的時候差不多,四下檢查了一番,房間非常整齊,隻是落滿了灰塵,一看就是好多天沒住人了。又檢查了其他幾個房間,全都一樣,整整齊齊,落滿灰塵,但是並沒有發現什麽可疑的地方。
回到車上,我把情況和兩人說了。
郭陽說道:“有沒有可能他們臨時出去了,手機忘充電了,你再打一次試試?”
我掏出手機又撥了一遍,依舊是關機。
小海問道:“現在怎麽辦?”
我說道:“先找個地方住下來吧,我怎麽也得弄清楚,他們兩個到底去哪兒了。”
小海點了點頭,啟動車子往縣城開去。
我們在縣城找了一家位置很偏的小旅館,小海用他的身份證開了一個三人間。縣城的小旅館管理得並不嚴,我們進去的時候,沒有遇到任何人盤查。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找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地方,包括之前我們去過的所有地方,甚至呼吉雅大娘家、老頭子在村裏的住處,都沒有找到老頭子和巴圖。
他們兩人的手機,也一直關機。
我不死心,甚至帶著郭陽和小海去了一趟山裏我們曾經住過兩個月的地方。
木屋大門上放著的那盆尿水已經被打翻,看來那幫孫子來過這裏。房間內一片混亂,明顯被人翻過,但是沒有老頭子和巴圖大叔的蹤跡。
之後我又去了老頭子帶我打過獵的幾個地方,甚至我們最後下山的那個斷崖也去了,還是沒有任何發現。最後我們來到了山口那晚我夜探帳篷偷錢包的地方,除了看到一堆篝火的痕跡和幾攤血跡,沒有任何發現。
老頭子和巴圖大叔,就這麽莫名其妙地同時失蹤了。
找到第八天,我基本放棄了希望,三人也累得筋疲力盡。這天晚上,我們回到小旅館,小海問我:“還有什麽辦法?”
我搖了搖頭,說道:“沒有辦法了,所有能想到的辦法,都已經用了。”
三人一陣沉默。良久,郭陽說道:“我覺得我們不能放棄,但是另一方麵,我們也得繼續行動了,調查的事情不能停。”
聽了郭陽的話,我這才想起來,這些天為了找老頭子和巴圖大叔,調查的事情已經完全停掉了。我問郭陽:“你是怎麽想的?”
郭陽說道:“從現在的情況看,巴圖大叔他們兩個到底是不是出了什麽事情,我們並不能確認。所以我建議,我們就留在這裏,反正咱們去哪裏都一樣,隻要安全就行。我們就留在這兒,如果他們兩個回來,我們第一時間就會知道。”
我點頭表示同意。
郭陽說道:“至於第二點,就是調查的事情,我們要繼續了。”
我問道:“你有什麽想法?”
郭陽說道:“縣醫院的那位婦產科醫生趙紅英,一家三口現在都死了,但我們還是可以想辦法再找一找她當年的同事和老鄰居,說不定能打探出一些新的蛛絲馬跡來。另外,就是那個英文縮寫‘NPR’,我們要繼續調查。”
郭陽說得沒錯,不能再耽誤了,該做的事情還得做。於是從第二天開始,一切調查工作又回到了正軌。
每天早、中、晚三次,我們會一起到巴圖大叔的住處掃一眼,看看他們是否回來了,其間我還讓小海假扮路人,詢問了巴圖大叔住處附近的幾戶牧民,但他們都說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過巴圖大叔了。
尋找趙紅英的事情,我們想盡了各種辦法,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讓我們找到了一位八十年代初和趙紅英一起工作過的老護士。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從她的講述中,並沒有獲得任何有用的信息。
之後在老護士的介紹下,我們又找到了兩位還在世的趙紅英當年的同事,依舊是一無所獲。按照她們的講述,這個趙紅英幾乎就是一個完人,不僅為人親和低調,工作也非常努力,還樂於助人,幾乎沒有任何缺點。
幫助高危產婦上門產檢的事情她們也是知道的,但細節就完全不清楚了,她們隻記得當年趙紅英還因為這個事情,被評選上了單位的三八紅旗手。
三四天的走訪,什麽有價值的信息我們也沒有得到,對事情的進展沒有任何幫助。可以說,趙紅英這條線索到現在為止,完全斷掉了。
至於查詢與那個英文縮寫“NPR”有關的機構或單位的事情,也毫無進展。
我們幾個再次重頭篩選了一遍,這一次的篩選更加仔細,盡量不漏掉任何有價值的信息。結果是,我們把原有的一百多個單位或機構的名單,擴大到了三百多個。之後我們竭盡全力排除,刪掉了所有能刪掉的八竿子打不著的單位和機構,最後我們的名單上,還剩下一百八十七個,分布在世界各地。
一百八十七,又是一個讓人絕望的數字。
這麽大的數字,又遍布世界各地,我們根本不可能排查得過來,要是這一圈親自走訪下來,到我們幾個頭發都白了也走訪不完。
絞盡腦汁、冥思苦想了數天之後,我們不得不承認,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有的調查工作已經完全陷入了僵局,是比死胡同還死的死胡同。
但這件事情不像其他的事情,實在不行就算了。
這件事情根本沒有辦法算了,那些殺手是不可能放過我們的。如果不能把整件事情徹底查清楚,我們就隻能一直東躲西藏,甚至躲一輩子。我和郭陽都還不到四十歲,這要是以後的幾十年都得過這樣的日子,那還不如死了算了。
已經沒有任何辦法了,我和郭陽陷入了深深的絕望。
接下來的幾天,我和郭陽極其頹廢,每天就是躺在旅館裏,吃了睡,睡了吃,小海負買飯,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安慰我們。
就這麽躺了一個星期,我決定還是回北京。就算是死,也不能死在這個鳥不拉屎的小縣城裏,北京畢竟是我長大的地方。
決定好了之後,我們退了小旅館的房間,開車返回北京。
開了足足七個小時,我們終於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小海位於南鑼鼓巷的那間小旅館。進了房間,我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剛剛放下東西,郭陽去衛生間洗澡,敲門聲響了起來。
我打開房門,隻見門口站著一位順豐快遞的小哥。小哥看到我,很客氣地問道:“請問您是郭剛先生嗎?有您的快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