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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提到導致北宋滅亡的靖康之變時，總有人會下意識地將此戰的勝敗歸於金宋兩國士兵戰鬥力的巨大差異。認為正是因為“女真滿萬不可敵”，所以在麵對孱弱不堪的北宋士兵時，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創造出後世難以想象的軍事勝利。

可在冷兵器時代，士兵的戰鬥力也絕不僅僅體現於體格的強弱、戰技的優劣。更何況，在靖康之變中，北宋朝廷同樣征調了宋夏邊境的西軍以及其他邊軍部隊。事實上，相較於“戰鬥力差距”這種萬金油式的解釋，靖康之變中北宋朝廷在軍事調度上所顯現的低效和無能，才是靖康之恥發生的根本原因。

靖康之恥的過程中，女真騎兵曾兩度南下圍困汴京。一次是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一次是次年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兩次圍困戰中，汴京城下，宋金兩方的軍事實力對比是不相同的。

第一次汴京之圍時，完顏宗翰所率西路軍被牢牢釘死在太原城下，未能進攻汴京。參與圍城的金軍，隻有完顏宗望的東路軍。根據抗金名臣李綱《靖康傳信錄》的記載，宗望麾下所統兵馬隻有6萬，而北宋京師內禁軍空編嚴重，僅存“衛士三萬”。但由於較早地發布勤王詔令，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抵達汴京城下的勤王軍“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其中不乏西北名將種師道所率精銳西軍，以及兩湖地區彪悍的刀弩手等部隊。正是因為勤王軍的巨大壓力，攻城不力的宗望這才選擇簽訂和約，領兵北歸。

但第二次汴京之圍的情況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曾經在太原城下裹足不前的金軍西路軍與東路軍會師，根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此戰中僅汴京主戰場的金軍就已達10萬之眾。反觀北宋，在第一次汴京之戰中就死傷慘重的京師禁軍，隻能用城中乞丐、無賴湊數，而抵達京師的勤王軍更是隻有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的3萬人和王瓊、鄭建雄的8000兵馬。雙方的軍事實力發生了巨大反轉，這才導致徽、欽二帝被擄，北宋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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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兩次汴京之戰雙方的軍事實力對比差距如此之大呢？

事實上，與第一次汴京之圍時的情況差不多，北宋朝廷在麵對金人鐵蹄再次南下時，同樣詔令全國各地“守臣自將，倍道並行，星夜前來，殄滅虜寇”。尤其是在發現金人已經抵達開封城下後，更是以“軍士複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賦”的優渥條件，號召全國軍民勤王。

可問題也出在這裏。第一次汴京之圍時，為解京師之困，朝廷同樣下旨詔令各地出兵勤王，據統計，此次勤王行動中，全國被動員起來的勤王軍隊至少有50萬。

麵對剛剛滅了遼國、凶名在外的女真騎兵，北宋君臣試圖以龐大的體量迫使對手退卻。這對於兵事不振的北宋而言，似乎是一種穩妥的選擇。然而，這種盡起國中之兵的做法帶來的後遺症也相當明顯，除了河北路距離京畿較近外，其餘諸路的勤王軍距離汴京路途遙遠，一路上的補給極為困難。

尤其是在金兵南下的危急時刻，北宋朝廷一方麵建議勤王軍自備糧草、武器等輜重，另一麵也嚴令各地官員要保障勤王部隊的後勤。但這種起於倉促間的命令隻能是“意識流”的指揮，就跟電視劇裏反派軍隊頭目大喊“都給我頂住”一樣，毫無指導效果。

其結果是，各地糧餉物資調配困難重重，矛盾不斷。如西北種家軍，這支久曆戰火的精銳之師，奉王命星夜兼程而來，在第一次汴京之圍解除後，在宿將種師中的率領下，前往太原邀擊金國宗翰部。

然而，這樣一支有著重要使命的軍隊，卻因為補給不至，“乏食三日”，每日僅能以一勺豆子充饑。最後，糧餉斷絕、孤軍深入的種師中部士氣崩潰，他本人率領親軍與敵接戰，身披數創戰死。

要知道，種師中的哥哥種師道當時被任命為河北河東宣撫使，理論上是負責抗金調度的核心，都說朝中有人好做事，連種師中都不免因後勤無法保障而兵敗身死，其他勤王軍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這倒並不是說當時的地方官員對於勤王一事絲毫不上心，恰恰相反，第一次汴京之圍時，汴京並未被完全圍困，朝廷政令基本通暢，因為辦事不力被免職罷官的官員有不少。隻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以當時宋朝地方的儲備，想要負擔這些勤王軍的軍事給養並不容易。

舉個例子，神宗時期北宋曾經派遣5路大軍討伐西夏，有人說，這種分兵作戰的方式在戰術上絕對是一種智障操作，可是沒辦法，宋神宗時期北宋改變了軍事部署，原本居重馭輕的方式下，京師軍力最多，而為了對抗西夏，北宋調遣重兵至西北。就像館陶人王沿評價的那樣，西北以全國四成土地供養北宋七成軍隊，早已疲憊不堪。以這種補給水平，30萬大軍若是集中一路突破，那將是活脫脫的一場軍事災難。

勤王軍的情況也類似，承平日久的北宋地方，並沒有供給這樣一支龐大部隊的能力，一旦超過其承載極限的勤王軍隊同時到達，那麽引起的負麵後果不堪設想。

更吊詭的情況是，宋廷在勤王詔令中鼓勵強盜、流寇們勤王免罪，以至於聲勢浩大的勤王軍魚龍混雜，一些地方官員不得不關閉城門，拒絕勤王軍進城休整。在這種情況，這些軍隊的補給狀況就更加難以保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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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在理論上，宋廷通過係統規劃勤王軍行進路線，避免大軍在地方過分集結紮堆，是可以減少或者避免軍隊缺衣少糧的情況的。

可這畢竟隻是理論，這種精細的調度，並不是一個封建政權可以做到的。更何況，以當時的情況來看，不要說這種近乎微操的調度，宋廷對於自己所掌握的軍隊數都沒有一個精確的認識。

《宋代軍隊數量考》的作者程明生認為，宋朝對於軍隊士兵數量缺乏最基本的統計，這不是說“吃空餉”這種曆朝曆代都有的積弊，而是說宋代甚至沒有成體係地統計過自家的兵員數量，即使有一些統計，也因為口徑不一，數據往往彼此衝突，難以為信。

《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就記載了一個看上去頗為奇怪的細節，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二月辛未、乙亥、己卯三條中，光是河北軍隊數量就出現了七萬、八萬九千和九萬三種說法，其中甚至有兩個數據都是宋神宗本人提到的。宋代軍隊數量統計之混亂，可見一斑。

尚有銳意進取之心的神宗朝尚且如此，積重難返的徽宗、欽宗時期恐怕就更加一言難盡了，指望當時的大臣們在金兵南下的倉促時間內，精準調配各地勤王部隊，也太強人所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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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李綱等人為首的大臣們，即使真的想要居中調配，也是有心無力。

自金朝南下起的一年多時間，北宋朝廷一直缺乏一個可以統一指揮調度軍政，抵抗金軍的指揮機構。從一開始的親征行營使司，到後來的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司，再到最後大提舉守禦司和四道都總管並存，這些叫法各異的機構都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獨斷權，就像欽宗皇帝繼位之初說的那樣，他力圖確保的是“一尊元豐官製”的祖宗之法。

在這種環環嵌套、彼此牽製的情況下，如李綱、種師道等要員甚至不能節製姚平仲這樣一位僅率3000軍隊的地方將領。

撲朔迷離的“姚平仲劫營”事件中，急於求成的欽宗皇帝越過李、仲二人，直接命令姚平仲夜襲金軍大營，不僅損兵折將，還差點導致尚為康王的趙構被金軍所殺（這似乎也是第二次汴京圍城時，趙構領30餘萬兵馬卻對汴京置若罔聞的原因之一），這一事件也是靖康期間北宋混亂指揮調度局麵的一個縮影。

在這場陷入羅生門的劫營事件中，欽宗皇帝本人的態度十分值得玩味。原本曾經因為金軍圍城驚恐異常的他，在勤王西軍到來後終於決定與金軍決戰。不過似乎因為姚平仲本人的勸說，他決定行險一搏，利用姚平仲所部劫營。可在劫營失敗後，麵對金人的質問，他又將全部責任歸於姚平仲、李綱等人。

這位最後身死五國城的皇帝，性格怯懦善變，在繼位之初的3日內，就曾經在“禦駕親征”“南狩”“守京”等方案中反複橫跳3次。

這種反複無常沒有定式的性格特點，對於靖康之變的發生也有巨大的影響。第二次圍城戰發生後，宋廷之所以直到閏十一月十八日才開始“間使往諸道召勤王兵”，也與其本人在戰和之間舉棋不定有關。

正是因為宋廷的舉棋不定，原本就因為第一次勤王而元氣大傷的地方各軍，直到此時才開始準備籌集勤王軍隊。然而此時，疲憊不堪又輜重匱乏的勤王軍們，麵對的是已經被金軍團團圍住的汴梁，而最善戰的陝西勤王軍，更是要首先麵對堵截在潼關以逸待勞的5萬金軍。

總的來講，麵對金軍的威脅，宋廷原本打算依靠各地勤王軍隊的體量對其進行震懾，可是，因為缺乏統一的指揮機構，這種粗糙的征集方式嚴重損耗了宋廷的戰爭潛力。同時由於宋欽宗本人對是戰是和一直舉棋不定，貽誤戰機，這才導致第二次汴京之圍中北宋不僅兵員質量上處於絕對劣勢，就連數量上都難以跟金軍保持平衡。質量、數量完敗的情況下，汴京淪陷、二帝北狩，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