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泗淇（1904～1964），原名薑鳳威，曾用名薑炳坤，湖南省寧鄉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獨立1師黨代表，中共湘贛省委宣傳部部長，湘贛軍區政治委員，湘贛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兼國民經濟部部長。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紅18師政治委員。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紅二方麵軍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陝甘寧綏聯防軍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晉綏軍區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戰軍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北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甘泗淇，1904年12月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溈山區段溪南竹山村一個農戶家庭，1964年2月5日病逝於北京。他自1931年到紅軍工作後，曾在人民軍隊的師、軍團、方麵軍、野戰軍、誌願軍等機關的政治部任過主任，一直升任到總政治部副主任，人們讚譽他當了一輩子主任。
甘泗淇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前麵有三個哥哥，在他之後又添了兩個弟弟。父母身體不好。薑家雖有幾間舊房屋，10餘畝瘠田，由於人口多，缺少勞力，一年之中主食是紅薯、雜糧，過著緊巴巴的日子。
甘泗淇7歲多才在南竹山村私塾讀書。教書先生是薑姓本族人，叫薑穀風，是一位守正不阿、思想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除了教授學生《三字經》、《百家姓》之外，還經常給學生講嶽飛、聞天祥、戚繼光、林則徐、關天培等被後人稱頌的民族英雄的故事。先生每次講這些人物的事跡時，甘泗淇總是全神貫注地聽，被他們的事跡所吸引。他十分崇拜這些不畏強暴，愛國愛民的英雄人物。
甘泗淇在私塾讀了三年，由於家庭越來越貧困，隻好輟學了，在家裏邊勞動邊自學。他在自學中碰到許多不認識的字，想去學堂請教先生，也想去看看很久沒有見麵的先生，聽先生講些新故事，可是幾次去學堂都沒有見到先生。經打聽，他得知薑穀風先生被鎮上惡霸楊致澤告犯“通匪”罪，慘遭殺害。
甘泗淇在一位好友處了解到薑穀風被押送刑場的情況，為先生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凜然正氣深深感動。他眼含悲淚抄下了好友保留的先生臨刑前作的：“口喊一聲冤，天上風雲都變色；霜飛六月獄，路旁草木也含悲”的絕命聯，作為自己緬懷先生，激勵進步的動力。
甘泗淇正為失去敬佩的老師而苦痛時，父親的身體越來越差，積勞成疾，麵黃肌瘦，手無縛雞之力，拖了兩年，便離開了人世。父親死後，家裏經常並日而食，生活更加困難。
薑姓宗族中威望素著的老者，看到甘泗淇經常手捧書卷，目不窺園地閱讀，認為他人小誌大，若仗義培養，將來可望是宗族中有為的人才，於是，由薑族祠堂出資供其繼續讀書。甘泗淇有幸進入了縣立第二高小。
甘泗淇十分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更加刻苦鑽研，成績是全校的前一二名，在同學中威望高，也深得老師們的讚賞。
縣立二高校長王淩波、教務主任謝覺哉（兩人後來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具有先進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由於學校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執教，師生們思想活躍，關心國家大事。甘泗淇在這種環境中學習，如魚得水，進步很快。在學校作文競賽中，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作文，謝覺哉看後評語：“語思破石，煉句成金”，甘泗淇受到很大的鼓舞。
高小畢業後，甘泗淇考入省長郡中學，有機會接觸更多的先進知識分子，受到更多的新思想影響。由於他在中學帶頭參加五四運動以及驅逐當地張姓軍閥的“驅張運動”，祠堂停止了對他的資助。甘泗淇不得不又一次輟學，回家種地。一年後祠堂恢複了資助，他才得以繼續上學。
中學畢業後，他考入長沙省法政專門學校（今湖南大學）。在法專，他積極參加五卅運動及學生組織的各種活動，思想有了更大的進步，於192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冬，學校放假，甘泗淇回到家鄉。他聽到鄉親們紛紛反映鄉紳楊致澤，幾年來惡習愈演愈烈，發展到私設公堂，侮辱民女，敲詐鄉民，妄圖私吞省裏撥下欠民眾的金庫券款，百姓對他的劣跡敢怒不敢言。
“金庫券是大家的血汗錢，是省裏兌還給大家的，大家應該找楊致澤要！”甘泗淇啟發鄉親們說。
“楊致澤是鎮長，又是團防局的頭子，誰敢去找他要！”群眾深感無奈地回答。
“明天我去找他！”甘泗淇決心伸張正義，為民眾要回血汗錢。
第二天，甘泗淇約了幾位好友和放假回鄉的同學，找到楊致澤。楊致澤斜眼看了一下來的人是一些小青年和還在念書的學生，便大聲訓斥說：“這管你們牙崽什麽屁事！”
甘泗淇以自己學到的知識為武器，要滅一滅楊致澤的**威，於是，他當場曆數了楊致澤老罪行、新劣跡。楊致澤被揭痛了瘡疤，便惱羞成怒地動手打了一名同學，還大喊大叫要他的團丁抓人。甘泗淇立即叫來在外等候的民眾，大家紛紛闖到楊致澤處，與他進行說理鬥爭。
隨後，甘泗淇組織民眾遊行，關店罷市，並將楊致澤的新老罪行印成傳單，到處散發、張貼，還向省法院送了告楊致澤的狀子，向長沙《通俗日報》投稿揭露楊致澤的罪行。
在人民群眾和宣傳輿論的壓力下，楊致澤不得不為民眾兌換了金庫券。由於楊致澤強奸民女、濫殺無辜等罪行被徹底揭發了出來，省法院為了平息民憤，處決了楊致澤，為民除了害。
通過這次鬥爭的勝利，廣大民眾稱讚甘泗淇，說他越大越懂理，敢為民眾伸正義、辦實事，將來一定會有出息。
1931年8月，國民黨軍兵分多路向蘇區進犯：郭華宗率一個師以“狼奔豕突”之勢，向湘贛省政府所在地永新進犯；陳光中以一個師進攻茶陵的堯水；公秉藩的先頭部隊的一個團已到吉安的永陽。從各方麵偵察得到的情況表明，敵人氣勢洶洶，妄圖一舉摧毀湘贛紅色根據地。
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被派到獨1師的黨代表甘泗淇，積極與師長李天柱、政委譚思聰等師領導研究對敵鬥爭的戰略戰術，決定利用少數部隊對進占永新城的敵人進行晝夜騷擾。具體做法是：白天，采用遊擊戰術，把出城辦事的、搶糧的、捉雞鴨的、**婦女的敵人擒獲，切斷城內敵人與城外聯係，斷掉敵人的供給線，使永新城成為一座孤城；晚上，在永新城周圍的山上燃起火光，放飄帶有宣傳品的土製燈箱。敵人看到周圍山上、高地到處都是遊擊隊的火光，加上紅軍派出一些小分隊摸到城牆附近鳴槍，敵人摸不清周圍到底有多少紅軍，夜不成寐，非常疲勞與恐慌。
采用這些戰術打擊敵人，果然奏效了，沒過多久，敵人終於承受不住，準備將人馬撤走。
獲悉敵人要撤的情報後，甘泗淇及時與師領導研究對策，決定追擊敵人。甘泗淇和師長、政委率領部隊尾追敵人至安福金田附近時，安福獨立營已按命令，在有利地段堵住了敵人的退路，並打垮了敵人的前衛分隊，繳獲敵人一挺機關槍和一些槍支。敵人遭到阻擊，丟下一些死傷人員，竄到安福城內。
敵人進城後，部隊在安福洲湖休息，半夜接到吉安縣委報告，敵人挨戶團到了永陽，請求獨1師去打擊。
甘泗淇和幾位師領導研究後，決定立即率部出發，消滅立足未穩之敵。
當天晚上，微雲遮月，還下著毛毛細雨。甘泗淇和師領導連夜率部冒雨進發，第二天中午到了吉安田東。偵察人員回來報告，敵人沒有變，仍是挨戶團。幾位師領導商量後，召集部隊就地開了一個動員會，要求大家在戰鬥中比賽。指戰員們信心很足，吃過自己帶的冷飯後，繼續前進，下午3時到達永陽附近，進行戰前準備。指揮員們查看地形，進行兵力部署。
永陽的東南麵是贛江上遊的支流，叫禾水河，靠河邊有一大塊田壩；北麵是小鬆山，在山上，部隊靠近了敵人，卻沒有被敵人發現。幾位師領導分路率部隱蔽前進，並派人命令安福獨立營在龍碧橋設伏，準備截擊潰逃的敵人。
李天柱師長一聲令下，戰鬥打響了。部隊展開猛烈的進攻。戰鬥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敵人仍十分頑固，火力不減。怎麽一回事？師領導感到奇怪。不久偵察查明，敵人不是挨戶團，而是公秉藩部的正規軍一個團。
紅軍參加戰鬥的隻有獨1師第1、第2團，配合戰鬥的有安福獨立營、湘南遊擊隊、第三軍團特務營的兩個連。
鑒於敵情變化，師領導又重新部署兵力。經過兩小時的鏖戰，部隊攻入敵陣，打死打傷大批敵人，還有一些跳河淹死的，其餘的全部當了俘虜。戰鬥中，紅軍一名團級幹部負傷，死傷了幾名連長與指導員，傷亡100多名戰士。
這次戰鬥繳獲敵人很多步槍、手榴彈。部隊換上了漢陽造步槍和木柄手榴彈，戰士們非常高興，有了這些部隊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武器，大大增強了指戰員的戰鬥勇氣和勝利信心。
部隊在永新休息幾天後，得到茶陵縣委的報告，敵人陳光中部正在進攻堯水。甘泗淇同李天柱、譚思聰立即率獨1師1、2團奔向茶陵，參加攻打陳光中部的戰鬥。茶陵縣政府主席譚餘保、縣委書記曾毅之，已領導地方武裝和群眾對敵人進行了偵察、監視，對戰鬥進行了周密部署。
部隊到達茶陵，稍事休息，便開始了行動。這時，天還沒有亮，伸手不見五指，部隊在黎明前趕到堯水附近，拂曉前發起了攻擊。經過兩個小時的攻擊，打垮了敵人，俘敵200來人，抓到敵一名連長，繳獲兩挺機槍和其他一些武器。
至此，紅軍打垮了三路進攻湘贛蘇區的敵人，成功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甘泗淇也在這次戰鬥中初露鋒芒，顯示其能打善戰的指揮藝術和領導才能。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陳紹禹（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旗號，指責李立三的錯誤是在“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提出了一係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並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四中全會後，“左”的路線影響到湘贛軍區的軍事行動和軍隊的發展，甘泗淇隻好在逆境中工作。
紅三軍團攻打贛州沒有成功，中央命令湘贛軍區部隊向北發展，與湘鄂贛連成一片。因為這兩個區域有浙贛路橫貫其中，又有袁水的分隔，難以實現中央的命令，但為了執行命令，張啟龍、甘泗淇研究後，決定由張啟龍、王震率領獨立1師、獨立3師的一部，向北運動，攻打分宜。由於張啟龍、王震的靈活指揮，打了一些勝仗，還抓到敵團長朱耀華，籌到了一些款。但不能從根本上打破敵人的攻勢，自己卻死傷了幾百人，王震也負了傷，獨3師2團政委趙克強負重傷後犧牲。這時，正值炎熱天氣，瘧疾、痢疾、腳潰爛等病不斷發生，病員日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工作也不好做，不斷發生士兵逃走事件。
留守在湘贛蘇區的部隊數量少，武器差，經常與敵作戰，常遭敵人襲擊，處於被動地位。
由於形勢所迫，甘泗淇和張啟龍在軍隊內部，也曾一度執行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路線，在肅反問題上出現過一些錯誤，誤傷了一些人。然而四中全會精神並沒有完全貫徹到部隊中去，特別是自王震從中央蘇區回來後，在主要幹部中停止了肅反，保護了一些幹部，如有一次，在永新河橋頭，甘泗淇和王首道、張啟龍、王震等一起商量，抵製國家政治保衛局無端下達的對湘贛蘇維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的逮捕令。
由於湘贛省委沒有完全貫徹執行四中全會“左”的做法，被王明“左”傾領導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
1933年，王明派劉士傑、陳洪時到湘贛，宣布徹底改組湘贛省委，撤掉了省委書記王首道、湘贛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湘贛軍區總指揮張啟龍的一切職務。陳洪時逼迫甘泗淇揭發王首道、張啟龍所謂的“右傾”錯誤。甘泗淇嚴正拒絕，並且讚揚王首道、張啟龍在遊擊戰和建設蘇區中做出的貢獻，結果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指責甘泗淇對肅清AB團不積極，撤銷了他在紅軍中的職務，調到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做財政經濟工作。
甘泗淇在逆境中沒有消沉，而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心，積極克服一切困難，努力工作，對蘇區的建設做出了自己的積極貢獻。
由於王明的“左”傾錯誤，紅軍未能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處境十分不利。敵人企圖圍困紅軍於狹小地區，最後用飛機、大炮、毒氣來消滅紅軍。為了保存實力，不中敵人詭計，1934年8月，根據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紅六軍團退出湘贛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到湘中創建新的根據地，並進至黔東與賀龍、關向應領導的二軍團會合。
紅六軍團的番號是1933年夏在湘贛兩蘇區開始出現的，是接受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的命令，將紅16軍編為第16師；紅18軍編為第17師；湘贛獨立團擴為第18師，組成紅六軍團，但一直沒有正式設立領導機構。
部隊接到轉移命令後，全體指戰員幾天幾夜沒有睡覺，整夜行軍，跋山涉水，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疲勞，連續幾夜把敵人嚴密部署的重重堡壘攻破，衝破了敵人道道封鎖，進入湘南，1934年8月11日到達桂東縣寨前。第二天，在寨前召開大會，中央代表任弼時正式宣布紅六軍團的成立。紅六軍團下轄第17、18兩個獨立師，共計9000多人。任弼時、蕭克、王震組成軍政委員會，任弼時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蕭克任軍團長兼17師師長，王震任軍團政治委員兼17師政治委員，李達任軍團參謀長，張子意任軍團政治部主任，袁任遠任副主任，龍雲任第18師師長，甘泗淇任第18師政治委員，譚家述任師參謀長，方禮明任師政治部主任。
由於任弼時到紅六軍團後，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方針政策，甘泗淇才得以重新回到軍隊任職，在部隊處於危難的情況下，讓他挑起了重擔。部隊轉移到湘鄂川黔後，甘泗淇又升任為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和龍雲率領18師為軍團前衛，繼續西進，經過五六天的行軍，攻占了新田縣城，在新田隻休息了一天，又繼續向永州（今零陵）挺進。為了搶渡湘江，師先頭部隊以一天一夜走120公裏的速度趕到湘江邊，經偵察了解河寬水深，又有敵人堵擊，隻好又讓部隊折回。
這時國民黨軍王東元部窮追不舍，紅軍被迫翻越陽明山。部隊爬到山頂，那裏隻有一座小庵，大家已很疲勞，隻好露營，用鐵桶、臉盆煮了些稀飯、燒了些開水，為大家解解饑渴。第二天，部隊下了山，到了白果市，吃了一頓飯，休息了幾個小時後，得知敵人又追來了，部隊又連續幾天急行軍，經寧遠，又轉回到新田，然後到了嘉禾，這才把敵人甩在後邊。
部隊在嘉禾休整了幾天，甘泗淇組織部隊積極做群眾工作。根據上級的指示，留下了一些幹部和傷病員以及一些槍支，幫助當地建立了一個區委和一支小遊擊隊後，部隊又繼續挺進，泅水過瀟水，到了湘桂交界的永安關。
部隊在永安關打退了敵人一次進攻後，進入了廣西，經全州進入湘西南，占領了通道，渡過渠水河到達新廠。部隊雖然極度疲勞，但仍擊潰了何鍵的湖南補充縱隊。部隊在供給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翻高山、繞小道，克服重重困難，向黎平、俞河、台拱之間挺進，衝破了清水河、施秉等敵人設置的封鎖，占領了黃平縣城。
甘泗淇在轉移途中，不斷找幹部和黨團骨幹談話，鼓勵他們帶好部隊，戰勝困難，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一路上，部隊除了與敵人戰鬥外，還要同各種困難做鬥爭。這裏大部分地區山勢險峻，人煙稀少，物資奇缺，部隊有時隻能吃上一頓稀飯，經常是餓著肚子行軍打仗。有時在懸崖峭壁上攀行，馬匹、物資不得不丟掉，要用時又沒有。有許多人沒有鞋子穿，赤著腳在深山密林中行軍，曆盡艱辛。全體指戰員如果沒有對革命的堅定信念、頑強的意誌，是無法戰勝這重重困難的。甘泗淇深感自己肩上擔子特別重。
部隊從黃平出發繼續前進，經甕安的河壩，渡過餘慶河，向石阡開進，在甘溪與敵遭遇。紅六軍團在糧彈嚴重不足、部隊疲勞、傷病員多、掉隊人員多的情況下，被截為三段，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敵軍24個團的包圍中。
為了擺脫嚴重的被動局麵，17師的49、51兩個團的一部，由49團特派員譚善和、51團的一個營長負責組織部隊，在軍團參謀長李達率領下繼續前進，到了黔東沿河根據地，與紅三軍團一部會合。17師的50團、49團的另一部，與18師、軍團部在轉戰中遇到嚴重困難。當部隊從朱家壩向南轉移時，擔任後衛任務的52團又遭敵截擊、包圍，全團指戰員雖英勇奮戰三晝夜，但終因敵眾我寡，彈盡糧絕，受到慘重損失。師長龍雲被捕，不久，在長沙被軍閥何鍵殺害。
甘泗淇率領18師餘部，在軍團首長的指揮下，衝出敵人包圍，於10月24日到達貴州鬆桃的石雲場與紅二軍團實現會合。
李達率領的紅六軍團部分人員與紅三軍團會合後，賀龍、關向應聽了李達的匯報後，得知紅六軍團處境困難，立即率紅三軍團和李達率領的部隊兼程南下，接應紅六軍團北上。
1934年10月24日，紅三軍團與紅六軍團主力在印江縣的木黃勝利會師。兩天後，部隊到達四川酉陽的南腰界，在這裏舉行了會師大會。會上，任弼時宣讀了黨中央發來的電報。
會合後，部隊沒有統一的番號，各自仍用原來的番號，也沒有統一的領導機構，但在行動中已形成了以賀、任、關為核心的統一領導。為了統一行動，便於工作，不久，在組織機構和領導人員方麵作了一些調整。紅三軍團番號改為二軍團，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軍團政治委員，關向應任副政委，李達任參謀長，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六軍團仍由蕭克、王震任軍團長和軍團政委，譚家述任參謀長，張子意任政治部主任。這樣，在任、賀、關領導下，“八千健兒，揮戈東向”，發起了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湘西攻勢。
由於紅軍人數、武器裝備、各種物資條件都遠遠不如敵人，而所遇到的困難卻又遠遠大於敵人，在這種情況下，紅軍為什麽能不斷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政治工作，是紅軍真正的優勢所在。作為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他主要抓了以下幾項工作：確保黨中央製定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在部隊得到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始終保持著正確的方向；通過各種政治思想教育，使指戰員樹立堅定的信念，激發頑強的鬥誌，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戰勝了人間罕見的艱難困苦；不斷維護和增強革命隊伍的團結，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隊伍不潰散；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正義主張傳播開來，在紅軍經過的沿途撒下革命的火種；他認真貫徹落實軍團首長交給的各項工作。甘泗淇把黨的革命政治工作視為紅軍建設的生命線。
甘泗淇到二軍團任政治部主任後，幫助指導各師、團先後建立了政治機關，配齊了營、連政治幹部。他從六軍團抽調一批幹部到二軍團擔任各級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工作人員，如李貞任軍團組織部長，餘秋裏任第18團總支書，使二軍團政治工作製度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健全。
1935年1月，紅二、六軍團從慈利返回湘鄂川黔根據地永順、大庸後，甘泗淇領導二軍團政治部工作人員，積極投入領導人民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廣泛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展擴大紅軍隊伍的工作。經過擴編，紅4師新編了第11團。
1935年2月起，湘鄂兩省敵軍集中10萬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圍剿”。這時，遵義會議以後新的黨中央發來重要指示，要求建立湘鄂川黔革命軍事委員會分會，以賀龍為主席，任弼時、關向應、蕭克、王震、夏曦為委員，加強對兩個軍團行動的領導。
麵臨嚴峻形勢，兩個軍團的領導總結教訓，統一思想，加強政治思想工作，部隊團結一致，增強了戰鬥力，先後取得了陳家河、桃子溪兩戰兩捷，殲敵第58師（欠一個團）；在忠堡全殲敵第41師師部和第121旅，活捉敵縱隊司令兼師長張振漢；在板栗園全殲敵第85師，斃敵師長謝彬，俘敵1000餘人；在芭蕉坨戰鬥中，擊潰敵陶廣縱隊10個團，粉碎了敵人的“圍剿”，並乘勢轉入了反攻。
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同時，兩個軍團在政治上也獲得了很大進步，二軍團結束了長達數年的“左”的路線統治。
甘泗淇深知革命隊伍中團結的重要性。二、六軍團會合後，他大講兩個軍團團結重要性的道理，狠抓在一個單位來自兩個軍團幹部之間的團結工作。因二、六軍團會合前，分別生活戰鬥在湘鄂西和湘贛邊根據地，兩個軍團指戰員除了關向應與任弼時曾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過一段時間外，其他人都沒有見過麵，也沒有通信聯係，因此，兩個軍團在作戰、指揮，工作、生活等各方麵都有不同之處，連服裝、語言也存在差異。二軍團大部分指戰員穿家常衣服，用青布纏頭，就連賀老總也常穿一件長衫。六軍團幹部戰士統一穿灰布軍裝，戴綴有紅五星的八角帽。二軍團絕大多數是兩湖人，六軍團則以江西籍人為主，剛見麵時，許多人相互講話都聽不太懂。這些差異，不僅通過各級政工人員積極做工作解決了，更重要的是通過政治教育，使大家懂得了兩個軍團過去雖然不在一起，但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武裝，都是為工農解放而戰鬥的，部隊的宗旨完全相同，目標完全一致，隻有團結起來才有力量。大家還懂得了不管由誰來指揮，實際上都是靠黨的領導，不管誰打了勝仗，都是革命的勝利，誰打了敗仗，都是革命的損失。
甘泗淇強調革命隊伍裏要講團結，不能分你我的思想，在連隊，在幹部戰士思想上、行動上得到了落實。兩個軍團會合後團結得很好，大家越來越感到誰也離不開誰，二軍團需要借助六軍團的幫助解除“左”傾路線的統治和影響；六軍團需要依靠二軍團人熟地熟的有利條件謀求立足和發展，大家認識到，隻有團結起來，相互學習和幫助，才能共同進步。
1935年元旦，在湘西永順縣塔臥紅二軍團軍團部外，鑼鼓聲響，爆竹聲脆。
“今天是我們二軍團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誌和組織部長李貞同誌結為伉儷的喜慶日子，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表示衷心祝賀！”任弼時政委話音一落，室裏室外掌聲四起。賀龍、關向應、蕭克、王震等首長和同誌們向新婚夫婦熱烈慶賀！
甘泗淇和李貞是在特殊的環境下，有著特殊經曆後結為終身伴侶的。
李貞1908年生，湖南瀏陽人，是從童養媳成長起來的經過生死考驗的女中豪傑。她參加過瀏陽秋收暴動，參與組織瀏東遊擊隊，擔任過縣委軍事部長，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紅六軍團組織部長等職。1932年她曾和張啟龍結為夫妻。在那艱苦的歲月中，夫妻倆同生死，共患難，有著深厚的革命情、夫妻愛。李貞十分敬重和愛戴張啟龍，因為張啟龍不僅是她的入黨介紹人，更是她的革命引路人。在革命鬥爭中，他們由相識、相知，到相愛，終於成為誌同道合的革命伴侶。
他們婚後生活甜蜜，卻非常短暫。就在李貞慶幸自己掙脫童養媳陰影，有了一個自己的家的時候，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張啟龍被劉士傑等人誣陷迫害，被開除了黨籍，並撤職關押。
張啟龍被陷害，令李貞想不通的是張啟龍工作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何罪之有？
張啟龍被關押後，給李貞寫信，要她放心，自己能正確對待逆境，絕不會自殺。劉士傑等人給李貞施加壓力，要她與張啟龍在政治上劃清界限，在生活上也不能含糊，暗示她要與張啟龍離婚。李貞表態堅決不同意。他們又逼迫張啟龍，說他不配做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的丈夫，要他與李貞離婚，不要連累李貞。張啟龍經過反複思考，認為劉士傑一夥什麽事都幹得出來，怕他們借自己的事陷害李貞，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含悲忍痛，在劉士傑等人事先準備好的離婚書上簽了字。
李貞被迫離婚兩年後，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十分關心李貞的生活，覺得應該找一位好同誌照顧她，認為甘泗淇年齡也不小了，應該有個家了，於是，她熱心地為他倆牽了線。
李貞在湘贛根據地就一直在甘泗淇領導下工作，對他很了解，很敬佩。在她的腦子裏，他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幹部，思想理論水平高，有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胸懷開闊，關心人，善於團結同誌，陳琮英大姐把自己介紹給這樣一個同誌，是自己又一次幸運。於是，她與甘泗淇的婚姻逐漸走向成熟，終於迎來了今天的喜慶日子。
甘泗淇與李貞十分珍惜他們經過特殊經曆後的婚姻，婚後互敬互愛，一同走完了長征路，又一同奮戰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戰場上，在戰火中和人民軍隊建設中凝結了永生的感情。
1935年下半年，形勢越來越嚴峻。一天，下著秋雨，紅二、六軍團在桑植縣劉家坪召開了師以上幹部會議，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在會上講了話，會議作出了關於突破敵人“圍剿”，撤出根據地，實施新的戰略轉移的決定。
甘泗淇領導的二軍團政治部，在部隊轉移中，緊密結合部隊實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首先，在部隊中大力宣傳全國抗日反蔣的形勢和紅軍在反擊敵人中所取得的勝利，讓廣大指戰員從中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的前途。其次，解決好部隊的現實思想問題。要離開根據地了，針對一些人所產生的留戀之情，甚至不想走的思想，要求各級黨組織進行深入的動員教育，由各單位的主要領導做好解釋工作，保證這些同誌離開根據地後思想通，能堅決完成黨交給的新的政治、軍事任務。
部隊穿過滇中向金沙江西進，沿途田園平闊，人口稠密，物產豐富。戰士們看到這番景象，一些同誌產生疑惑，問領導：“天天喊建立蘇區，到了這樣好的地方，為什麽不建立呢？”“天天走，走到何時才是盡頭？”當時為了不讓敵人知道我軍意圖，在部隊中還沒有提出北上的口號，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工作人員采用曆史和現實的事例教育部隊，要求大家堅信上級指示是正確的，要求大家自覺地服從領導、聽從指揮。
部隊到達中甸後，二軍團和六軍團一部，召開了活動分子會議，正式向全軍提出了實現與主力紅軍會合西北，創建全國抗日根據地的任務。甘泗淇要求政工人員組織部隊認真學習北上的重要意義。通過學習，使廣大指戰員很快從思想上跟上了新的戰略轉變，保證了北上的順利進行。
部隊轉移時，為了避開敵主力阻擊，經常在狹路僻地中行動，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集中進行政治教育，甘泗淇要求政工人員密切關注國內外發生的大事，如每攻下一座縣城或一個集鎮，立即派人進占郵政局（所），命令去的人不準動郵件，不準動匯票，隻將白區出版的報紙，不論新舊統統搜集起來，從中了解祖國哪個地方又遭淪陷了，哪個地方的民眾又燃起了救亡的烈火，把一些大事及時告訴廣大指戰員，再通過他們傳播給沿途民眾。更為主要的是通過報紙，可以從國民黨軍“剿匪”動態中推測敵人的動向和其他紅軍的行蹤，為自己的行動提供情報。
1936年1月中旬，二軍團攻占石阡城，從收集到的一些報紙上看到，從1935年12月9日以來，北平、南京、上海以及全國許多城市相繼爆發了學生救亡運動。
甘泗淇利用收集到的材料，在二軍團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上，對全國政治形勢作了分析，以新的有利形勢武裝黨的活動分子頭腦。會後，各師團又利用休整幾天的時間，對部隊進行形勢教育，使大家認識到共產黨員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正確主張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民眾同情和支持，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賣國政策遭到越來越多的人反對和不滿，一個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正在到來。這些教育，使指戰員深受鼓舞。廣大指戰員了解全國的鬥爭形勢後，對大轉移的勝利前途更加堅定了信心。
在大轉移中，部隊經常遇到的最實際問題是打仗、走路和吃飯三個問題。政治工作如何保證部隊解決好這些實際問題呢？
甘泗淇作為二軍團政治部主任，始終把保證部隊打好仗作為政治工作中心任務來抓。他要求各部隊在每次戰鬥前，都要進行思想動員，如果時間來不及，就進行三言兩語的講話，目的在於使指戰員們明確敵情、我情和戰鬥方案；明確怎麽打法；明確取得勝利的條件和存在的不利因素。戰鬥開始後，要進行戰場鼓動，激發指戰員的鬥誌。初戰獲勝後，要迅速互相傳送捷報，以不斷鼓舞士氣。在戰鬥失利的情況下，政工人員更要注意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以達重振軍威，以利再戰。
4月8日，紅二、六軍團在雲南普渡河邊遭到敵人的重兵追堵，處境十分險惡，總指揮部向6師下達了速返六甲阻擊敵人追兵的緊急命令。6師剛經過一夜的行軍，突然由後衛變為前衛，部隊急速向六甲開進。各級政工人員一邊行軍，一邊進行簡短的政治動員，向大家講清：“這是一場關係到全軍安危的戰鬥，必須克服疲勞，不惜一切犧牲，抗擊敵人，保證主力安全轉移。”當先頭部隊搶占了有利地形，與敵開了火時，宣傳鼓動人員又發出號召：“同誌們請聽，前麵已經打響了，快跑步前進啊！”戰士們精神振作，刺刀出鞘，子彈上膛，衝上陣地，投入了戰鬥。
這一仗打了一整天，敵人兩個旅以逸待勞，向6師發起了一次又一次衝擊。6師在人員疲勞，武器裝備差的情況下抗擊敵人，傷亡200多人。師長負傷，18團政委負傷，9個連長傷亡8個，16團犧牲了兩個營長，雖然戰鬥處境十分不利，但由於政治思想工作及時、有力，指戰員們思想準備充分，因而，戰士們越戰越勇。指揮員倒下了，下一級幹部馬上代理指揮。子彈打光了，戰士們就用刺刀、石頭同敵人拚。敵人一旦攻上陣地，就與敵人肉搏，保住陣地不丟失。敵人靠炮火壯膽，靠一級級督戰發起衝擊。紅軍指戰員能頑強堅守，靠的是靈活的戰略戰術，靠的是及時有效的戰場政治思想工作。
18團是6師的主力團，在六甲阻擊中打得很艱苦，傷亡大。戰鬥結束後，他們對傷員做了安置，埋葬了陣亡的同誌，整頓了組織。第二天淩晨隊伍集合出發時，因團政委楊秀山在戰鬥中頭部負傷，彈片沒有來得及取出，忍著劇痛，在組織部隊集合時拖延了一些時間。賀總指揮、任弼時政委、關向應副政委、李達參謀長、甘泗淇主任，都在集合場關心而急切地等待著18團。
賀龍見18團跑步趕到時，高興地對成鈞團長和楊秀山政委說：“你們來得正好，前衛還由你們團擔任。你們立即趕往富民，把富民的敵人監視起來，掩護主力轉移。”
甘泗淇鼓勵大家說：“你們18團傷亡很大，背兩支槍的人很多，我們想辦法幫你們擴充一些人，給你們一些補充。你們困難不少，但賀軍長（不少人習慣地稱賀龍為軍長）信任你們，還是要你們擔任前衛，希望你們很好地完成任務。”
由於軍團首長的信任和鼓勵，18團指戰員非常興奮，對完成任務充滿了信心。在成團長和楊政委帶領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務。
甘泗淇領導二軍團政治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一方麵激勵戰士英勇殺敵，另一方麵讓大家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最大限度地避免傷亡。甘泗淇要求各級政工人員在戰時既要教育大家不怕流血犧牲，又要教育大家注意避免無代價的犧牲；既要敢於消滅敵人，又要善於保存自己；既要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又要反對發泄個人英雄主義情緒，將戰士培養成為勇敢聰明的人。
甘泗淇注意抓的第二個實際問題是行軍中的思想問題。紅軍轉移常常是在敵人被迫下進行的，一路上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戰鬥和有限的短暫休息外，其餘都是處於行軍中，有時是連續行軍狀態中，這樣，難免使一些人產生急躁厭煩情緒。有的戰士發牢騷說：“走走走，不曉得走到哪裏去，何時是盡頭？”有的人說氣話：“難道要走出國去，要到外國去！”
甘泗淇針對部隊反映出來的問題，要求各級政工人員要向部隊講明：目前敵我力量對比和革命力量發展現狀，決定了現階段紅軍的運動性和遊擊性，這就要求紅軍的行動隨著形勢變化而變化，或前進，或後退，或攻占某一地區後又要機動轉移，以求得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保存、發展、壯大自己，因而要求全體指戰員要特別具有能吃苦耐勞，連續奮戰，能走能打的革命精神。
政工人員除了從道理上向戰士講清敵我性質和不同情況外，還注意做好一些具體工作，如連政治指導員要在連隊出發前摸清自己連隊傷病體弱人員的情況，估計哪些人可能掉隊，事先安排好黨團員和體強的戰士幫助他們。要分析行軍中可能出現哪些問題，應該采取哪些措施。在行軍中，要組織宣傳鼓動喊口號、唱歌、講故事，開展互助競賽，激發大家的情緒，使大家忘記疲勞。要組織好收容隊，組織好宿營，安排好為傷病員看傷治病，要求大家洗腳燙腳、挑腳泡，做好第二天行軍的準備工作。
第三個實際問題是吃飯問題。部隊進入雪山、草地後，雖然沒有戰鬥了，但生活條件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糧食極端缺乏，這時政治工作中心任務便由保證戰鬥勝利，轉入動員部隊為生存而鬥爭。提出了“糧食就是生命，糧食就是政治”的口號。甘泗淇要求所有政治幹部必須參加籌糧，並在籌糧中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群眾紀律，找到糧食後，如遇見藏族群眾，要向他們講清情況，以市價購買，在見糧不見人的情況下，要留下字條，留下銀元或借條。
部隊到了包座時，因藏胞不了解紅軍，又聽了反動宣傳，都躲到深山老林去了。部隊斷炊，沒有吃的怎麽辦？方麵軍首長決定：部隊可以收割地裏成熟的青稞和蠶豆，但一定要按市價付錢。可是在地裏收割的糧食有的不知是誰家的，糧款不知交給誰。甘泗淇一麵派戰鬥劇社的羅洪標等人去尋找藏族同胞，勸說他們回家照料自己家產，一麵向部隊重申收了群眾的莊稼，一定要按價付款的規定，還特別強調找不到主人也必須付款，絕不能因為主人不在就少付錢，有時寧可多付一些，也不能損害群眾的利益等規定。
甘泗淇擔心個別人不執行規定，部隊開拔前，他親自組織人到群眾中征求意見，特別是到一些尚未回家的群眾家中檢查執行紀律情況。當他了解各家各戶都有部隊留下的錢和字條，字條上除寫明割了少莊稼，付給多少錢外，還寫有感謝藏胞的話，他才放心。
由於政治工作及時、實際，不僅解決了部隊吃飯問題，而且遵守了群眾紀律。
要過草地了，部隊好不容易籌集到數量有限的青稞麥，炒熟後軋成粉留過草地用。進入草地後，部隊在草地艱難地穿行，維護生命的炒麵一天天地減少。為了使部隊渡過難關、走出草地，甘泗淇召集政治部的同誌開會研究，作出三點規定：一是各連首長要親自給部隊發粉子；二是每人每頓隻準吃一把粉子；三是不到開飯時間不準吃粉子。還特別要求政工幹部要起模範帶頭作用。
不久，在6師發生了這樣一件事：17團一個連政治指導員在給全連分發粉子時，自己悄悄地多拿了一把。此事很快反映到軍團政治部，引起了震動。為了嚴明紀律，這個指導員被撤了職，甘泗淇親自簽發了對這個指導員的處分決定。
當年任6師政治委員的廖漢生幾十年後回憶這件事說：“這個指導員因為一把粉子，被撤了職，這樣的處分在今天的環境中看來，也許過於嚴厲了，但是在當時那樣艱苦的時刻，作為一個政治工作幹部、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參加紅軍多年的老戰士，他隻有帶領同誌們向饑餓做鬥爭的責任，絕沒有為個人謀半點私利的權力。我們宣布了處分決定，對這個指導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個指導員流著痛悔的淚水向全連做了檢討，表示接受教訓，當好普通戰士，和大家一起戰勝困難。”
廖漢生停了好一會兒後難過地說：後來，這位同誌由於體力不支，掉了隊，我再也沒有見到他。然而我想，在紅軍長征的英名錄上，應該記上這樣一位曾經為一把粉子被撤職的指導員、一位被茫茫水草吞噬了生命的普通士兵。
作為一個方麵軍來說，如果沒有上至任弼時、關向應、甘泗淇，下至連指導員等一大批政工幹部的模範作用，沒有嚴明的紀律，也許大家走不出草地，也就不可能有後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不可能有美好的今天。
政治上嚴格要求幹部，生活上關心幹部，是甘泗淇在幹部工作中的一貫指導思想。
長征前夕，6師17團總支書記曾長久，因違犯紅軍的俘虜政策，殺了幾名俘虜，被組織上撤了職。一天，曾長久去找甘泗淇。甘泗淇見曾長久一踏進政治部，就知道他是思想上背著“包袱”來的。如何幫助小曾卸掉“包袱”呢？甘泗淇邊熱情地接待他，邊安慰他說：“犯了錯誤，改了就好，不要垂頭喪氣嘛！月亮也有圓缺呢！”
甘泗淇見曾長久低著頭，不吱聲，閃著兩隻含笑的眼睛打趣地說：“嗬，還有一點小情緒沒有消呀！任政委、賀總指揮不是跟你談過了嗎？你是不是還在想：不就是錯殺了幾個俘虜嗎，這有什麽了不起。他們為什麽不憐憫我們？我們為什麽要憐惜他們呢？為什麽光憑這一點，就撤我的職呢？”接著，甘泗淇既嚴肅地指出了他所犯錯誤的危害性，又教育他要鼓起改正錯誤的勇氣，還給他指明了以後努力的方向。
“甘主任，我想通了，隻是心裏有點兒不舒暢。”曾長久有些靦腆地說。
甘泗淇見曾長久放下了思想包袱，就將讓他擔任軍團政工排指導員的決定告訴他，鼓勵他好好工作。
“甘主任，請放心，看我的行動吧！”曾長久表示了決心。
曾長久在新的工作崗位牢記首長的教導，發奮工作，很快使政工排改變了麵貌，變成了軍團直屬隊的先進單位。他本人也被評為模範指導員。
過草地時，由於曾長久工作任務重，加上沒有糧食吃，身體抵抗力下降，得了傷寒病，發高燒。他和幾名病號走不動了。為了使病員走出草地，連著幾天，甘泗淇與李貞忍著饑餓，把自己的口糧省出來，給曾長久和其他幾位病員吃。一天，有人給甘泗淇送來一塊馬肉，甘泗淇要李貞將馬肉轉給傷病員。李貞還像母親照顧嬰兒似的，把馬肉一口一口地嚼爛後放到曾長久的嘴裏。晚上，甘泗淇還把曾長久等病員安排在自己的帳篷裏休息。
過草地時，處於饑餓威脅的那幾天，甘泗淇自己主要是靠野菜充饑。每次休息或到宿營點時，他都顧不上休息，而是帶著政治部的同誌四處尋找野菜。紅二方麵軍是最後過草地的部隊，能吃的野菜幾乎都被前麵的部隊挖光了，甘泗淇就冒險嚐那些不知名、不知有沒有毒的野菜。這樣嚐野菜是很危險的，萬一中了毒，在那種情況下是很難搶救的。但沒有人能勸阻住他。每當找到一種新野菜，他執意要自己先嚐，經過試吃證明沒有毒後，才通知部隊派人采集。
為了部隊的生存，甘泗淇在長征中表現出來的階級愛、同誌情，對部隊戰勝饑餓，走出草地起了重要作用。
長征途中，賀龍總指揮常常停下來問勤務員陳文科等身邊的人：“看看任政委到了嗎？關副政委和甘主任怎麽樣？”
賀老總對任弼時等幾位領導十分關心和尊重。尤其是他知道任政委患肺病，經常交代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注意照顧好任政委啊！你們曉得嗎，要不是任弼時同誌帶著紅六軍團，帶著密碼和電台，衝破敵人封鎖，來貴州同我們會合，我們就會成為一隻離了群的孤雁。大家要記住，尊重任弼時同誌，照顧好他，這不隻是個責任問題，還是個對中央的態度問題哩！”
部隊離開貴州，沒走幾天，賀老總見任政委一騎馬就咳嗽不止，病情加重，立即命令副官處的同誌搞副擔架。這時候找副擔架不容易，尤其到了草地，長時間行軍，沒吃沒喝，人困馬乏，一副擔架至少要四五個人換著抬。開始，任憑你怎麽說，任政委也不願躺在擔架上。賀老總三番五次地勸，還動員蕭克、關向應、甘泗淇去勸。特別是甘泗淇做了很多勸說工作，任弼時才勉強同意躺在擔架上。
甘泗淇對賀老總、任政委、關副政委都十分敬重，不僅稱道他們的才能，而且欽佩他們的為人。
賀老總經常對身邊的人說：“我是個大老粗，十幾歲上了山，沒學著文化，要不是周副主席和朱老總的幫助，我賀龍有麽用？關副政委、甘主任都是知識分子，我們要好好向他們學著點才是呀！”
賀老總經常同關副政委一起行軍。關副政委身材不高，一遇到上坡或攀崖，賀總指揮總是先大步向前，然後回過頭，伸手拉關向應一把，有時還笑著說：“夥計呀，加油啊，上！”
甘泗淇對賀老總功成不居，誌堅行苦和在同誌間開誠相見，解衣推食的精神十分欽佩。他對任弼時的身體同樣非常關心，常向擔架員交代走好、走穩，千萬注意安全。他隻要有時間，就跟著任弼時的擔架走，一會兒在前，一會兒在後，細致地照料著，看到抬擔架的同誌很負責，走得很穩後才離開。
甘泗淇看到賀老總、任政委、關副政委互相關心、照顧，在工作中很團結，經常號召政治部的同誌向首長學習，搞好團結，做好工作。他常對大家說：隻有團結才有力量，不團結，就是一堆散沙。一個單位，一群人，隻有團結才能成為一堵牆。
1936年6月，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麵軍在甘孜會師後，遵照中央軍委命令，紅二、六軍團，加上紅32軍（原紅九軍團）組成紅二方麵軍。
在兩軍慶祝會師大會上，紅四方麵軍政治部劇社演出了《紅軍戰士歡慶勝利舞》、《豐收舞》、《鋤頭舞》、《鐮刀舞》等節目。紅四方麵軍活躍的文化生活，使二方麵軍的同誌很受鼓舞和啟發。
一天下午，甘泗淇帶著政治部羅洪標、金如柏等幾位同誌陪同賀龍總指揮、任弼時政委、關向應副政委去看望四方麵軍的同誌，最後到了四方麵軍政治部宣傳隊看望，幾位首長詢問了宣傳隊的有關情況後，賀龍總指揮饒有風趣地問甘泗淇等政治部的人：“你們看了四方麵軍政治部劇社的表演了嗎？怎麽樣，有什麽感想？”
紅二方麵軍政治部宣傳隊隊長吳桂三立即回答說：“他們表演得不錯！”
羅洪標也說：“他們的演出很好，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和啟發。”
賀老總讚揚說：“四方麵軍的政治工作、文化娛樂生活搞得很活路，值得我們學習！”賀老總馬上轉過身，征求甘泗淇和宣傳部副部長金如柏的意見：“怎麽樣，我們能不能也組建一個劇社呢？”
甘泗淇也有這個想法，聽了賀老總的建議，高興地說：“總指揮說了，當然可以囉，組建一個好啊！”
賀老總立即和任政委、關副政委商量，都表示同意。賀老總高興地說：“好！就這樣決定了，名字就叫戰鬥劇社吧，由甘主任、金如柏同誌負責籌建。”
甘泗淇召集金如柏和宣傳隊長吳桂三，以及羅洪標、宣傳隊第一分隊隊長陳魯炎等人研究如何盡快組建劇社。最後決定，以宣傳隊為基礎組建，這樣來得快。宣傳隊的小鬼們很活潑，可以從中挑選一些人，還可以從二軍團的4師、5師、6師的宣傳隊裏挑選一些人。
甘泗淇從4師調來了陳靖，從5師調來了龔國範，從6師調來了梁定商，幾天時間就集中了25人。1936年7月中旬，紅二方麵軍戰鬥劇社在甘孜宣布正式成立。社長暫缺，羅洪標為指導員，下編三個分隊，由吳桂三、陳魯炎負責的1分隊為宣傳鼓動隊；由陳靖負責的2分隊為音樂隊；3分隊為戲劇分隊，負責人由羅洪標兼任。
甘泗淇在劇社成立的第四天，就給四方麵軍陳昌浩主任、傅鍾副主任寫了一封信，請求四方麵軍政治部支持幫助二方麵軍培訓文藝宣傳方麵的業務骨幹。並派出羅洪標等人去四方麵軍聯係落實培訓事宜。
陳昌浩、傅鍾熱情地接待了羅洪標等人，並要四方麵軍劇社負責人李伯釗與羅洪標具體研究落實。李伯釗聽了羅洪標介紹情況後，熱情地說：“咱們互相學習吧！”她對羅洪標談了兩點意見：一、你們的人可以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幫助你們訓練；二、可以給你們一個同誌，幫助你們編劇兼導演。
羅洪標立即向甘泗淇作了匯報。甘泗淇決定由羅洪標帶人去四方麵軍劇社學習。
羅洪標帶人去學習了20多天後，形勢發生了變化，二方麵軍要準備行動。羅洪標請示甘泗淇去學習的人歸不歸隊與部隊一起行動？甘泗淇為使派出的人真正學好業務，指示羅洪標：“你們繼續留在那裏學習，跟四方麵軍劇社一起行動，向他們學習如何在行軍中開展文化娛樂工作。”
羅洪標等人跟四方麵軍劇社的人一起行軍一個多月，在實踐中學到了很多知識，特別是學到了在行軍中如何做好宣傳鼓動工作，還學會了三個舞蹈。
李伯釗看了二方麵軍戰鬥劇社的同誌表演後，稱讚道：“沒有想到在這麽短的時間裏，你們學得這麽好、這樣快！我們將派能編劇、會導演的劉文泉同誌到你們那裏工作。”
9月初，紅二方麵軍要單獨過草地了，為了搞好過草地的宣傳鼓動工作，經甘泗淇聯係、四方麵軍首長同意，派出四方麵軍宣傳隊由易維鈞和李伯釗帶領與二方麵軍一起過草地。
易維鈞和李伯釗帶著100多人的宣傳隊趕到二方麵軍政治部，李伯釗對甘泗淇說：“我們是來向賀老總、任政委和你報到的。”李伯釗和甘泗淇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同學，早就認識。
甘泗淇爽朗地笑著說：“伯釗，我知道你在中央蘇區搞戲劇工作，在一方麵軍、四方麵軍都做宣傳工作。現在又到我們這裏來幫助工作。這些事我一清二楚。你們來了100多人，供給科已經給你們安排好了。歡迎你們與我們一起過草地，北上抗日。”
甘泗淇說得李伯釗滿心歡喜，她自豪地說：“這回，我可是三過草地了。”
甘泗淇稱讚說：“你一個女同誌，幾過草地，不容易呀！我這才是第一回啊！聽說北上的紅軍仗打得很好，我們不單要過草地，過了草地還要打幾個勝仗！”
紅二方麵軍戰鬥劇社等文藝宣傳人員與紅四方麵軍宣傳隊一起過草地，學到了很多好思想、好作風和宣傳鼓動工作經驗。
紅二方麵軍走出草地後，向甘南挺進。幾天後，他們連克成縣、徽縣、兩當、康縣，打了勝仗，部隊有飯吃了，對全體指戰員鼓舞很大。甘泗淇根據情況變化，給戰鬥劇社提出了三項任務：
一、積極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紅軍的宗旨，擴大紅軍的影響；
二、動員勞苦人民群眾踴躍參加紅軍，擴大紅軍力量；
三、配合民運部門做群眾工作，成立沒收委員會，沒收地主惡霸的財產分給勞動群眾，同時也為紅軍籌集糧款。
在甘泗淇的領導下，到1937年9月，紅二方麵軍編為八路軍120師開赴抗日前線時，戰鬥劇社已發展到180多人，能演出比較大型的歌劇和舞蹈，成為現在成都軍區戰旗文工團的前身。戰鬥劇社在鬥爭實踐中培養出大批的文藝人才，著名電影戲劇藝術家成蔭、原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領導歐陽山尊、八一電影製片廠的著名導演嚴寄洲等都是原戰鬥劇社的骨幹。
“七七”事變後的第三天，紅二方麵軍在富平縣莊裏鎮舉行了軍民遊行示威大會。甘泗淇在大會上作動員講話，要求國民黨政府“實行全民族抗戰”，“允許紅軍開赴抗日前線”。與會者情緒高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打敗日本侵略者”，“堅決驅逐日寇出中國”等口號。這次大會，反映了紅軍指戰員出征抗日的強烈要求。
通過一係列的政治教育，指戰員們認清了當前的形勢與任務，理解了黨中央關於團結一切愛國力量進行抗日的方針。有許多同誌雖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想法，但都能做到服從黨中央的領導、聽從黨中央的指揮。
1937年8月，隨著國共合作抗日談判的進展，中共中央軍委正式下達了改編命令，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第115師、第120師、第129師。隨後，部隊進入了緊張的改編和參戰前的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工作。
紅二方麵軍，加上陝北紅27、28軍和獨立1、2師、赤水警衛營、前總直屬隊一部，改編為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參謀長周士第，政訓處主任關向應、副主任甘泗淇（不久，政訓處改為政治部，關向應調任師政治委員，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轄358旅，全師共計兩萬來人。
9月2日，關向應、甘泗淇領導政治部組織召開了第120師全體指戰員出師抗日誓師大會。會場設在富平縣莊裏鎮南門外平坦寬闊的河灘上。檢閱台是用木樁、木板和蘆葦席搭起來的，台子上方掛著“120師出師抗日誓師大會”的橫幅，兩邊貼滿了標語、口號，整個會場布置得莊嚴隆重，充滿了抗日出征上前線的氣氛。
參加大會的領導人除賀龍、蕭克、關向應等師領導外，朱德總指揮、任弼時政委也特地趕來參加大會。
會上，朱德、任弼時作了重要指示。賀龍對全師進行了誓師動員。最後，由甘泗淇帶領全師指戰員宣讀“出師誓詞”，全場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發揚紅軍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萬歲！”慷慨激昂的口號聲，久久地回**在會場上空，激勵著全師將士的心弦。
3日，部隊從富平出發，經過合陽到韓城縣芝川鎮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抗日前線。120師晝夜兼程趕赴晉北前線，原定目標是支援在雁北防禦的晉綏軍。當前衛部隊趕到寧武時，得知日軍已占領了大同、朔縣，晉綏軍撤退到了平型關、雁門關、寧武關一線，以長城作為防線，雁北已被敵人占領。
1937年10月上旬，358旅716團收複了被日軍侵占的寧武縣城。當八路軍指戰員走進寧武街頭，看見大街小巷到處是橫倒豎臥的百姓屍體，有的身首分離，有的腸子流出在外，有的腳被砍掉；大多數青年婦女赤身露體，遭**後殘害致死；最慘不忍睹的是那些小孩子，有的被刺刀甩到房上、牆上、樹枝上，有的被摔死腦漿滿地，有的被扯住雙腿撕成了兩半。你隨便走進一戶人家，院裏菜窖、屋內都能見到死人。街頭有一口水井，井裏血水泡著一具具屍體。經過了九死一生拚殺出來的戰士，雖然見過陳屍遍野，血染沙場，可從未見過這樣的暴行，大家慟哭失聲，怒火滿腔。
甘泗淇得知這一慘絕人寰的情況後，要求部隊將日軍的暴行作為活教材，揭露日本侵略軍的罪行，激發部隊戰鬥情緒。
通過血淋淋的事實，指戰員們得到了深刻的、現實的教育。戰鬥連隊紛紛召開聲討日本侵略軍的罪行大會，請幸存者進行血淚控訴。到處都能聽到“打倒日本侵略者，血債一定用血來還”的口號聲。戰士們的請戰書像雪片一樣飛向連部、營部、團部，大家紛紛要求立即上前線殺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