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13日晚，潘漢年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了胡秋原在莫斯科的寓所。鄧文儀正在等候他，見潘漢年來到，立即上前與其握手。
雙方寒喧一番後，便進入了正題。潘漢年開門見山地說："鄧先生，王明同誌聽說你要見他，商談兩黨聯合抗日問題。因他事忙，一時抽不開身，委托我先來見你。你這次找我們，是私人身份，還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呢？"
鄧文儀說："我這次來，完全是秉承蔣先生之意。我可以代表蔣先生與你們談。當然，如果詳細談判，一些具體細節還需要請示。"
"那麽，你們黨內對國共合作的基本意見如何呢？"潘漢年問道。
共產國際世界戰略發生大轉變
1935年7月，莫斯科上空豔陽高照，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隆重召開。中國共產黨有20多名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
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大會上作了《關於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的報告。
報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在於建立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為驅逐帝國主義和爭取國家獨立而鬥爭。
大會根據這個報告通過了《論共產國際在帝國主義者準備新的世界大戰的情況下的任務》的決議。
季米特洛夫的報告和大會的決議都強調，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應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
共產國際七大是一個新的開端，會議在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的時候，初步確定局部審查中國革命的策略和政策，目的是克服中共及其武裝力量在由於日本侵略的加強而國內愛國情緒日益高漲的形勢下，與可能有的同盟軍的"隔絕狀態"。
季米特洛夫指出：我們讚成英勇的兄弟中國共產黨的倡議，聯合中國境內所有那些願意為救國救民而真正鬥爭的有組織的隊伍，建立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的最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
另外，共產國際七大還明確提出了各國共產黨原則上獨立自主的政策，號召各國共產黨從本國實際出發，製定各自國家的鬥爭策略，並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
共產國際世界戰略的轉變，對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提出與確立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共產國際之所以進行這樣的戰略轉變，與當時的世界形勢密不可分。
20世紀20年代後期以後，各國工人階級政黨在鬥爭實踐中的沉痛教訓，促使共產國際開始考慮改變自己的政策與策略。
特別是1933年至1934年間，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法西斯分子在德國上台，日本擴大在中國的侵略，更促使共產國際開始重新審查以前領導東西方工人運動和解放運動的政策。
就指導中國革命的策略思想而言，共產國際開始醞釀將蘇維埃運動的策略總方針轉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總方針。
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共產國際主席團於1934年5月28日決定組織共產國際七大的籌備委員會。
1935年6月14日，在共產國際七大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庫西寧明確指出，國際形勢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它向各國的黨組織提出了新的任務，現在是各國黨組織對本黨策略作重大修訂的時候了。
在這一精神指導下，7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借鑒歐洲國家聯合陣線和總結參與領導東北抗日鬥爭經驗的基礎上，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因該文獻注明日期為8月1日，所以又稱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後經集體討論通過。在共產國際七大期間，王明將該《宣言》送交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審閱。
經共產國際同意，然後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八一宣言》最早正式發表在1935年10月1日巴黎的《救國報》第十期上。
宣言向全體同胞發出呼籲，提出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問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八一宣言》開始拋棄了下層統一戰線策略，把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一切軍隊都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
宣言所主張的聯合，已經不再止於訂立協定、停止衝突、互相支持，而是要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統一的抗日聯軍，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
宣言強調：如果我們四萬萬同胞有統一的國防政府作領導，有統一的抗日聯軍作先鋒，有千百萬民眾作後盾，有無數東方的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和民眾作聲援，就一定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宣言雖未把蔣介石包括在統一戰線內，但卻號召各黨派拋棄過去的成見，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在《八一宣言》起草過程中，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多次審看和修改該宣言的內容，並充分肯定了宣言提出的新策略思想的重要意義。
《八一宣言》的精神傳入國內之後，鼓舞了人們的愛國鬥誌，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其世界戰略正式發生重大改變。
以共產國際七大召開和《八一宣言》發表為標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運動策略思想的調整進入實質性階段。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圍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新策略的精神，大力呼籲在中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
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新指示
紅一方麵軍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中斷。中國是反法西斯主戰場之一，與世界各國一道盡快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已迫在眉睫。
為了向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並恢複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聯係，共產國際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派一位同誌回國。
那時，從蘇聯回國有新疆、東北、蒙古3條路線。由新疆到延安路途太遠，東北又處於日軍占領之下，從蒙古入境路程較近，但這條路線要通過荒無人煙的大沙漠，危險性很大，且關卡重重，不能攜帶文件，隻能記在腦子裏。
鑒於此，共產國際認為，回國人員隻能走蒙古這條路線。派回國的同誌，不僅要立場堅定、機智勇敢，還要有對敵鬥爭的豐富經驗和一定的威望，並為國內同誌所熟悉和信任。
經過反複考慮，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共產國際決定派林育英回國。斯大林對此表示同意。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與林育英談話征求意見時，林育英愉快地接受了這項既艱苦又危險的任務。
林育英，1897年出身於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回龍山鎮林家大灣村，化名張浩，字祚培，又名林仲丹。林育南和林彪的堂兄。
1922年，林育英經林育南、惲代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香港海員大罷工。1923年，在長沙組織大罷工。1924年5月，林育英去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26年回國。1929年出任上海滬西區區委書記。1930年，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32年初，擔任全國總工會常委兼海員工會總書記。
1933年1月，赤色職工國際決定在蘇聯舉行一次國際職工代表大會，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名負責工人運動的領導人出席這次大會，並擔任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共中央考慮林育英過去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懂俄文，又曾去過蘇聯，便決定派他與會，同時擔任中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在莫斯科期間，林育英參與了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在莫斯科期間，林育英廣交朋友，積極工作，並多次與季米特洛夫、斯大林一起交談，討論有關國際共運和中國革命的問題。
共產國際七大後，林育英接受了回國傳達七大精神的任務並作了充分準備。
林育英在莫斯科買了皮大衣、籮筐和一峰駱駝，然後將一些玩具、衣服、帽子及其它生活用品裝在籮筐裏，裝扮成了商人模樣。
一切準備就緒，林育英化名張浩，與在蘇聯受訓的密電員趙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國的征途。
一路上，他倆爬山涉水，忍饑挨餓，曆盡千辛萬苦。於11月初，到達陝西定邊縣，並很快與定邊縣黨組織取得了聯係。當時，定邊縣黨組織的負責人不認識他，甚至對他還有些懷疑。
為了弄清情況，定邊縣黨組織向黨中央發了一份電報，告知有一個叫"張浩"的人要找黨中央，可否送來。
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接到了這封電報後，與李維漢等人商量了一下，認為這個"張浩"很可能就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同誌。
張聞天特派鄧發代表黨中央到定邊去接林育英。鄧發在定邊與林育英見了麵，並代表黨中央歡迎他回到國內。在定邊縣赤衛隊的護送下，林育英於11月中旬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張聞天一見到林育英，馬上迎了上去。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激動得老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久，張聞天才鬆開手，對林育英說："你辛苦了，歡迎你回來！"
林育英頓覺身上的病痛與疲勞全消了。他含著熱淚對張聞天說："總算找到中央了，終於見到領導和同誌們了！"
張聞天得知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時，很高興，對林育英說："林彪正與毛澤東同誌一起在直羅鎮指揮作戰。不久，他會回來的。你們兄弟二人就可以見麵了。"
11月20日至12月26日，林育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會議。
12月8日，張聞天邀林育英一起到安塞，迎接從直羅鎮歸來的毛澤東。林育英過去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和工人運動，很少有機會與毛澤東會麵。
張聞天對毛澤東說："林育英同誌剛從共產國際回來，與林彪還是堂兄弟呢！”
毛澤東握住林育英的手說："你回來了，我們的隊伍裏又多了一員大將！"
林育英見到毛澤東，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他對毛澤東說："你和紅軍的同誌們辛苦了。"
毛澤東將林育英拉到自己身邊坐下，詢問了一下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情況。林育英一一作了回答。
毛澤東說："我馬上與聞天、恩來、稼祥他們幾個人商量一下，就在最近幾天開個政治局會議。"
這一天，林育英還見到了林彪。兄弟二人見麵時，幾乎認不出來了。林育英得知林彪、聶榮臻率領的紅軍部隊在長征途中打了許多硬仗，很高興，鼓勵他今後多打勝仗。
12月中旬，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專門聽取了林育英關於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的傳達。
與會人員認為：林育英傳達的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號召是十分正確的。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黨也應適時製定新政策。
中央幾位主要領導還商量決定，馬上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研究、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育英在會上又一次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和在莫斯科製定《八一宣言》的經過。
這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和中國革命的實際，製定和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頭子蔣介石"。
瓦窯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在新形勢下製定新的政治路線、策略和方針的一次重要的會議，它解決了黨在遵義會議上沒有來得及解決的路線和策略，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派林育英回國的同時，為增加保險係數，共產國際又派劉長勝攜電碼本回國。
共產國際考慮到中共中央沒有大功率的電台，電訊聯絡可能還無法實現，於是又派出7人小組攜帶大功率電台回國。
1936年4月，他們到達陝北時被當地反動民團發現。交戰中，六人犧牲，一人被捕，電台沒有送到。
1936年3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派潘漢年回國送電碼本。由於陝北沒有大功率的電台，與共產國際取得電訊聯係相當困難。
中央軍委成立了由趙玉珍負責的軍委無線電第十一分隊，用一部繳獲的50瓦電台，安在瓦窯堡的山頂上，日夜呼叫共產國際電台。
1935年底，上海地下黨組織雪中送炭，將一台100瓦的電台送到陝北，幫了大忙。1936年6月，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係正式恢複。
此後，共產國際的一係列指示，對中共中央製定新的戰略方針、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開創新局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國共通過蘇聯進行秘密接觸
日本占領東北三省後，蔣介石曾把希望放在西方列強的幹預和調停上麵。可幾年過去了，"國聯"調停完全失敗，西方列強默許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麵對日本的步步進逼，國民黨當局一方麵打算利用蘇聯牽製日本；另一方麵，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幟，以極苛刻的條件同共產黨談判，以達到"溶共"的目的。
1932年夏至1935年秋，國民黨當局先後向蘇聯提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和互助條約的問題。1932年4月，中蘇兩國開始就複交問題進行談判。
雖然中蘇複交談判的進展不很順利，但中蘇接近的動向立即引起了日本的警覺。在獲悉中蘇密商複交後，日本立即調整對蘇姿態，表示願與蘇聯締約。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出於對日蘇接近的擔心，加上國內輿論的壓力，隻得放棄前議，於1932年12月12日與蘇聯無條件複交。
中蘇複交後，兩國開始就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進行談判。但國民黨當局同蘇聯談判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是要增加與日本討價還價的籌碼。於是，中蘇間關於互不侵犯條約的交涉就此中斷。
一段時間後，國民黨當局意識到日本不會停止在中國北方的侵略擴張，而且正在幫助國民黨整軍備戰的德國，由於同日本關係密切，長期看來也靠不住。在幾經躊躇之後，蔣介石不得不調過頭來，一麵準備尋找共產黨，一麵試圖尋求蘇聯在軍事上的支持。
1934年3月，蔣介石派中國陸軍大學校長楊傑赴蘇考察。6月22日，他親自邀請鮑格莫洛夫共進早餐，向其表示要改善中蘇關係。10月，他又派遣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以其私人代表身份訪蘇。
1935年，日本加快侵華步伐，發動了"華北事變"，中國國內抗日救亡的浪潮進一步高漲。此時，國民黨當局的對日政策已逐步由"不抵抗"轉為一麵抵抗、一麵交涉，其對蘇政策也更趨積極。
在處理對蘇關係時，國民政府不僅不再強調中東路等阻礙中蘇關係發展的因素，而且企圖繞過互不侵犯條約問題，直接與蘇聯簽訂以共同抗日為目的的互助條約。
7月4日，在蔣介石授意下，南京政府行政院劇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秘密拜訪了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直截了當地提出了締結中蘇兩國軍事互助條約的問題，但鮑格莫洛夫表示不能接受。
同年秋，駐蘇大使館武官、蔣介石的親信鄧文儀在回國述職時向蔣匯報，蘇聯政府曾向其表示願支持中國抗擊日本侵略。同時，他還向蔣提交了一份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發言摘要。
蔣從中看出，共產國際的政策正在由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向反法西斯轉變。這些重要信息促使蔣直接出麵，謀求改善中蘇關係。
但是，蘇聯對中日妥協和國共關係仍存疑慮。12月28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電示鮑格莫洛夫，同蔣介石就互助問題簽訂協定時機未到，要求在商談互助條約事宜前必須弄清蔣的真實意圖及具體計劃，因為蔣可能利用中蘇談判與日本達成有利於自己的協議。
該電還指出，蘇聯應積極督促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因為蔣的軍隊若不能與紅軍結成統一戰線，蔣仍把主要力量用於對付紅軍，就不能真正有效地抗擊日本侵略。
最後，斯托莫尼亞科夫強調，如果蔣介石提出要求蘇聯為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進行調解，要予以拒絕，但可以敦促國共兩黨進行直接談判，並願意隨時給國民黨代表赴莫斯科的簽證。
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後，鮑格莫洛夫於1936年1月22日會見蔣介石，向其轉達了蘇聯政府的意見。不久，在蘇聯的從旁協助下，國共兩黨開始在莫斯科秘密接觸。
蔣介石當時是通過三條渠道尋求與共產黨接觸的，一是派員直接到莫斯科與中共領導人談判，並同蘇聯達成有關協議；二是利用私人關係，與共產黨人地下組織進行接洽；三是直接派人到陝北與中共領導人麵談。
1935年11月，第一條聯係渠道開通。聯係人是駐蘇武官鄧文儀和陳立夫、張衝。選擇鄧文儀是經過精心考慮的，因為鄧文儀是王明的同學，可在適當時候接觸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
國民黨組織部長陳立夫是蔣介石的心腹，要蔣介石授意下，他首先接觸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諾夫，鮑請示莫斯科以後建議陳秘密前往歐洲，等待斯大林選擇合適的時候再進入蘇聯直接與斯大林麵談。
鄧文儀與陳、張之間沒有聯係，一切聽憑蔣介石遙控指揮。根據蔣介石的指示，鄧文儀返回莫斯科後，即俯案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請他們轉達王明，要求會麵。
國共雙方反目成仇已近十年，鄧文儀采取這種方式求見王明，自然不會有什麽結果。鄧不肯放棄努力，隨即找到了胡秋原，請他從中斡旋，與王明聯係。
胡秋原是原十九路軍流亡將領設在香港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駐莫斯科的代表。這個組織也倡導抗日反蔣，與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相符，同時，第十九路軍的將領原來都是蔣介石的部下，因此，胡秋原也就具有了當"紅娘"的資格。
王明從胡秋原口中知道鄧文儀的意圖後，便和中共代表團成員進行了研究。大家認為還是與其接觸為好。但在未清楚其具體背景和條件之前，王明不宜出麵。因此便推出了在此方麵有比較豐富經驗的潘漢年。談話時間定在1月13日晚上，地點是胡秋原家裏。
1936年1月13日晚，潘漢年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了胡秋原在莫斯科的寓所。鄧文儀正在等候他，見潘漢年來到，立即上前與其握手。
雙方寒喧一番後，便進入了正題。潘漢年開門見山地說："鄧先生，王明同誌聽說你要見他，商談兩黨聯合抗日問題。因他事忙，一時抽不開身，委托我先來見你。你這次找我們，是私人身份，還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呢？"
鄧文儀說："我這次來，完全是秉承蔣先生之意。我可以代表蔣先生與你們談。當然，如果詳細談判，一些具體細節還需要請示。"
"那麽，你們黨內對國共合作的基本意見如何呢？"潘漢年問道。
鄧文儀道："來莫斯科之前，我們黨曾在南京召開過幾次高級幹部會議。蔣先生在會上提出統一全國共同抗日的主張後，大家基本上同意。我們曾在南京、上海等地尋找共產黨關係，沒有找到。後想赴陝北直接與紅軍談判，但恐事先無接洽，進不去。最近蔣先生看到王明在七大的講話，馬上派我來找你們洽談。"
摸清楚鄧文儀的底細後，潘漢年進一步說："在全國同胞要求一致抗日的今天，你們到底有何表示呢？"
鄧文儀說："蔣先生認為，日本人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夠了。要抗日，必須集中80個師的軍隊，而現在這些軍事力量卻被紅軍牽製住了。假如能像1925年那樣的合作，一定有辦法。我們與紅軍停戰之日，即為與日本宣戰之時，所以我希望能早與你們談妥。"
由於鄧文儀的主要目的是與王明談判，所以沒有進一步與潘漢年談合作條件。而潘漢年的任務也隻是了解一些基本情況，也就沒有再更深入地問下去。
幾天後，王明約見了鄧文儀。從1月17日到23日，鄧文儀與王明進行了四次晤談。鄧文儀的態度很積極，他除了代表蔣介石提出在中國蘇維埃改製、紅軍改編的條件以外，突出強調了國共兩黨合作和聯蘇抗日的願望。
王明表示反對國民黨方麵提出的統一方式，堅持雙方平等合作共同組織國防政府的主張，不過仍舊表示願意進一步談判。
他同時提出，由於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人均在國內，因此，兩黨談判應當也隻能在國內進行。對此，鄧文儀當即表示讚成。
王明當即修書三封，分別致毛澤東、王稼祥、朱德，介紹鄧文儀前往陝北蘇區談判；潘漢年也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長名義致函蔣介石，代表朱德、毛澤東保證鄧文儀進入蘇區的人身安全。
當晚鄧文儀即電告蔣："與共黨的聯絡線已完全接通"。並請蔣批準他25日回國繼續與陝北中共的和談。
1月22日，鄧文儀明確告訴王明，他已經收到蔣介石的來電，同意他和中共代表一同返回南京進行談判。
根據雙方當天商定的辦法，決定中共代表團以潘漢年為代表，由鄧文儀隨同，於25日從莫斯科動身前往海參崴，然後乘船經上海去南京進行談判。
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這次談話的第二天，即1月21日，鄧文儀突然求見王明。說蔣介石來電要他取消同中共代表團去南京談判的計劃。
王明非常憤怒，在共產國際刊物上發表文章，指責蔣介石是"團結和抗日救國的最大障礙"。
蔣介石突然中止兩黨接觸的原因在於，派陳立夫這樣高級別官員赴蘇談判的消息已被日本方麵偵悉，日方發出警告，迫使蔣不得不停止原有計劃。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此時已經通過其他途徑與在國內陝北的中共中央接上了關係。
國共成功開通多條聯係渠道
蔣介石在派出陳立夫、鄧文儀等通過蘇聯與中國共產黨打通關係的同時，又於1935年底，開通了第二條聯係渠道。
這次行動的策劃者是宋子文、陳立夫，出麵執行的是曾養甫、諶小岑。曾養甫當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政務次長，與陳立夫關係密切。
曾養甫委托既是老同學又是下屬的諶小岑負責與共產黨打通關係。諶小岑領命，又經過翦伯讚介紹致函北平中國大學曆史教授呂振羽，表示了國共合談、共同抗日的意圖。
曾養甫與諶小岑均係周恩來舊交，呂振羽把這個信息報告了中共北平市委委員、宣傳部長周小舟。周小舟又將情況向中共北方局作了匯報。
北方局決定派周小舟、呂振羽到南京與國民黨談判。周小舟於3月下旬抵達南京，委派呂振羽為談判代表，在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長王世英領導下開展談判。
周小舟交代呂振羽：除蘇區地位及軍隊的獨立性之外，其它都可以商量。他還交給呂七封親筆信，均係毛、朱、周、林伯渠致宋子文、孫科、馮玉祥、程潛、覃振、曾養甫、於右任的。4月初，周小舟離開南京返回北平。
5月12日，陳立夫到曾養甫家，向曾、諶指示已經蔣首肯的與中共談判的四項條件。談判期間，曾養甫向呂振羽表明，同共產黨談判以便聯蘇抗日是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決策，希望呂能幫助當局找到共產黨領導人。
15日，曾養甫交付呂振羽兩封信，請轉毛、周、彭諸位先生。希望中共委派正式代表，最好是周恩來親自到南京開始實質性會談。
這時，周小舟來到南京，與曾養甫進行會談。周小舟所帶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中，首次同意"C方讚成K方在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中占指導地位。"
1936年2月26日，日本軍隊皇道派政變失敗後，3月9日廣田弘毅組閣，軍部控製了內閣，急進的法西斯政權正式建立，侵華步伐加快。
5月起日軍華北駐屯軍增兵3倍以上，並不顧中國方麵抗議，積極準備擴大侵華戰爭。
6月1日，兩廣相機起兵反蔣。蔣堅持和平解決的辦法。在和平解決兩廣事變過程中，曾養甫也抓緊與中共直接進行和平談判，至7月2日，諶小岑起草了《談話記錄草案》。周小舟與曾養甫在《草案》上簽字。
這是國共雙方簽署的第一份談判文件，具有特別的曆史意義。《草案》簽署之後，曾、諶意猶未盡，於3日起草雙方協定草案，當晚交陳立夫。陳親自修改，確定了國共和談的"協定條款"。
上述"協定草案"4日由諶小岑交給周小舟帶回報中共中央。這次談判從1月到6月，共進行了三輪，最終沒有完成。到1936年秋，談判因為分歧太大而終止。
在第二條渠道談判艱難進行的同時，曾養甫開始籌劃打通與中共中央的直接聯係。他請在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任職的中共地下黨員左恭出麵物色一名赴陝北的信使。
經左恭協助，曾養甫與中共"長江局"張子華見了麵。張子華曾擔任過中共上海臨時中央組織部秘書，臨時中央被破壞後，他仍留在上海堅持秘密工作。
在曾養甫協助下，2月，張子華攜帶國民黨立法院副院長覃振致林伯渠的親筆信抵西安擬轉赴陝北，為兩黨再度合作牽線搭橋。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布置宋子文幫忙尋找與中共和談的第三條途徑。宋子文知道姐姐宋慶齡與共產黨有聯係，所以就去找她，表達國民黨蔣介石有意與中共建立聯係並希望改善兩黨關係，以便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外、抗日禦侮的想法，請求姐姐幫忙。
聽了宋子文的這個想法，宋慶齡心想：這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呀。於是，她十分爽快地應允了弟弟的請求，答應找人去送信。宋慶齡經過一番思考，很快想到了董健吾。
董健吾，上海青浦縣人。1928年，在劉伯堅、浦化人的介紹下，董健吾在西安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9年他在上海參加了由周恩來親自領導的中央特科，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和聯絡工作。
宋慶齡平時深居簡出，親自出麵活動的情況不多，很多公開活動都是通過其他的社會人士出麵幫她做的，這些社會人士當中就有以牧師身份公開活動其實乃中共地下黨員的董健吾。
董健吾有個女兒，宋慶齡叫她小羅茜，小羅茜當時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要到宋慶齡家去玩，實際上是宋慶齡和董健吾之間的信使。
於是，宋慶齡就叫小羅茜把她爸爸叫到自己家裏來。董健吾問宋夫人有什麽事情，她說："我有重要的事情請你去辦，宋子文有一封信想送到陝北去。"她接下來與董健吾談了事情的起因和信的重要性。
董健吾何其聰明和靈活，馬上堅定地回答說："可以啊，我可以做這事。"
董健吾答應了以後，宋子文就親自出麵了，他邀請董與他單獨會談。宋、董二人本來就是大學同學，隻是後來由於各種原因沒怎麽交往，現在一見麵很快就無話不談了。
獲得董健吾首肯後，由宋家出資，宋子文並經孔祥熙親筆簽名，授予董"財政部西北調查員"身份，化名周繼吾。宋子文還交付董健吾電台密碼一份，要求轉交中國共產黨，為日後和談時聯絡所使用。
董健吾受宋子文、宋慶齡委托，攜帶密信和宋慶齡送給紅軍的一些急需藥品，踏上了西行之路。
1936年1月，董健吾首先坐火車到西安，找到他的一位關係很好的當時在西北國民政府裏擔任禁煙負責人的朋友，這位朋友很熱情地接待了他，董就住在他家裏。
住下來以後，董健吾思考著如何去陝北蘇區。董健吾的"使命"是非常秘密的，真實的情況既不能讓張學良知道，也不能讓楊虎城知道，更不能讓特務知道。
可惜天公不作美，一連下了好多天的雪，把山路都封了，如果這時坐汽車去的話，可能完不成任務了，因為，宋慶齡要求他一個月內一定要把信送到。
麵對這樣的情況，董健吾非常著急，他就找那位朋友商量，朋友就跟他說："你不妨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直接跟少帥講。可能是有希望的，他是一個漢子，隻要是對付日本人的事情，張學良可能會答應的，雖然有點冒險，但這個險是值得冒的。"
於是，董健吾就請他朋友介紹，到張公館去見了張學良。董健吾跟張學良說："副總司令，我有一件事情想請您幫忙。"
張說："你有什麽事情要我幫忙，可以直說啊。"
"我要向您借一架飛機，從西安飛到膚施。"
張大吃一驚道："你去那裏幹什麽啊？"
董說："我有一封信要送給共產黨。"
張以為是別人來試探他，就正色說："那不是私通紅軍嗎？就憑這件事，我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槍斃！"
董說："少帥您不會的。"然後他就把這封信的來龍去脈，都跟張說了，尤其強調這件事是"國母"孫夫人所托，張學良對宋慶齡是非常敬佩的，他沉思了好一會兒，就答應了。
最後，張學良直率地問道："周先生是共產黨員吧？"
董不無幽默地說："我隻是財政部西北經濟專員，也是宋子文先生的信使。"說罷兩個人都會心地大笑起來。
就在董健吾滯留西安的時候，另一位信使張子華也來找張學良，他也是因為天氣原因，來找張學良幫忙的。張子華和董健吾兩人都不知道對方此行的目的，不期而遇，十分驚訝，隻好假裝互不相識。
經張學良派飛機護送，2月27日，張、董二人抵瓦窯堡。此時毛澤東等已經東征山西，博古負責陝北留守，拆閱了覃振的親筆信。覃振在信中表示希望國共兩黨立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董健吾並告知，國民黨方麵條件為：中共服從政府領導一致抗日，南京方麵即做到（一）停止進攻紅軍；（二）雙方合作一致抗日；（三）釋放政治犯；（四）武裝民眾；（五）撥給紅軍軍費。
博古立即致電石樓張聞天、毛、周、彭。中共中央對此十分重視。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在致博古並轉董健吾的電報中，提出同國民黨談判的五條意見並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
毛澤東等在複電中說："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之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談判。乙、我兄複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下列之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上述意見，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聯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礎。
張學良特派其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於3月5日赴瓦窯堡接董，並護送他返滬。但因為閻錫山獲此信息，以為蔣要聯合紅軍夾攻他的地盤，找蔣、宋大鬧，董健吾的使命便告結束。
張子華則直接前往山西石樓麵見了毛澤東和張聞天等，幾乎同時，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也到石樓匯報周小舟赴南京接觸的情況。
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同意派人談判，仍以五項條件為基準。周恩來交付林伯渠致曾養甫等三封親筆信，並加派馮雪峰隨張子華經洛川赴南京。
因為洛川屬於張學良的地盤，因此毛澤東於16日張子華、馮雪峰離開之日就致電張學良，請他派兵護送。
5月，張子華帶著毛、周等致國民黨要員的親筆信，來到南京，拿到了諶小岑交其帶回陝北的信件。不過，張子華卻沒有回陝北，他把信交由護送斯諾赴陝北的董健吾帶回，自己則到上海活動，6月1日返回南京。
諶小岑對其並未返回陝北非常吃驚，張卻要求諶協助他以中共正式代表名義在南京公開活動。曾、諶堅決反對，告知張：國民黨高層要求絕不能走漏半點風聲。
張子華不予理會，自己租下一家小旅館後，即以中共正式代表名義，向國民黨"開明派"和社會名流散發中共文件。
10日，無可奈何的曾養甫隻好派諶小岑帶人把張子華抓起來予以關押，實際上是軟禁，為防止泄密的惟一措施。
1936年7月中旬，國民黨代表曾養甫釋放並通知張子華："根據'上峰'指示，國共雙方目前所進行的下層接觸，到此為止；南京方麵希望，周恩來立即來寧，舉行高層會晤。"
國民黨方麵護送張子華經西安返回陝北，並帶有曾、諶二人致周恩來的親筆信和聯絡密碼。張子華8月下旬抵達陝北，此時中共中央已經改變政策，由"反蔣抗日"變成"聯蔣抗日"了。
經過半年左右的溝通，中共中央確信國民黨對談判頗有誠意，於是決定派由莫斯科回國的潘漢年前往上海。張、董二人的使命隨之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