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隻是一個仆人，它可以幫我們達成許多目標，從而給我們帶來快樂，若一個人把錢當成了主人，身心受到錢的支配，則會變成一個人格低下、尊嚴掃地的可憐蟲——這就是所謂的“財迷心竅”。

卡耐基說：“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就是正當地管理財富，這樣，手足之情的紐帶就會把富人和窮人和諧地聯係在一起。”卡耐基相信貧富間的不平等是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結果。在自由市場體係中，創造的財富最多，但是財富的聚斂者應該本著“共同的利益”，將金錢用於公益目的。除了建議有錢人不要留給孩子過多的財產之外，卡耐基甚至還建議政府給那些“自私自利的百萬富翁一錢不值的生命判處死刑”。

沒有人能夠否認，這個世界上令人討厭的、自私的、瘋狂的、惡劣的富人總是存在，但是如果我們能詳細地檢視一下，就會發現很多的有錢人開始對財富的副作用產生警覺，他們開始思考淩駕在財富之上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人似乎感覺到應該為一個更好的社會做出努力，盡管好社會的定義由他們自己做出。

英國經濟人類學家凱斯·哈特說：“與其像過去一個世紀那樣對富人進行限製，民粹主義者不如去審視一下富人所享受的自由，從而讓這種自由為更多的人享有。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富人中找到最有力的同盟者。”在不久的將來，社會改革既需要大規模民眾的參與，也需要有富人的支持。事實上，在19世紀，無論是自由貿易還是廢奴運動都證實了這一點。“想要成功地改造社會，最好和資本家結為朋友，”哈特說。他認為這對那些具有精英意識的富人是會產生吸引力的，從而對全球性的機會不平等問題造成衝擊。

成為豪富獨一無二的好處是，能夠獨立地帶來原本需要廣泛的社會運動的某種變革，比爾·蓋茨讓窮人獲得接種疫苗的機會的戰鬥就是一個例證。這可以讓富人成為任何想要重塑社會的人的盟友。事實上，很多富人正在從事這項事業，盡管多采取隱秘的形式。而“幹掉有錢人”這種觀念可能帶來的後果是打消了他們想把財富用於公益的念頭。更富於建設性的做法是歡迎富人加入到公眾生活中來，幫助他們把錢花在有用之處，而且要保證操作過程的透明性。

1930年，凱恩斯預言，某一天。任何一個人在實現了物質要求後，都會第一次麵對這樣一個真正的、永久的問題，“如何運用擺脫了經濟壓力後的自由，如何填補科學和複利為他帶來的閑適，從而生活得更智慧、更愉快、更好？”對數量正在增加的富人來說，這一天已經到來。如果運氣好的話，他們中會有很多人接受在總體上有益於社會的解決方案。

安寧止於放棄——對金錢的崇拜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而導致這些後果的能量若被恰當利用，人類將受益無窮——恰如駕馭一個魔鬼，讓他來幹天使的事情。

高盛公司總裁喬恩·科讚為競選新澤西州的議員花了6200萬美元，他有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富人在慈善事業和政治中越來越活躍。相比於慈善事業，參政更難也更不重要。”科讚不但要麵對花錢買官的指責，而且還要回答人們對他的錢是否來自正道的質疑。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活躍的巨富們代表了一種廣泛的輿論趨勢，這個名單上還包括意大利新任總理西爾維奧·伯魯斯卡尼，他在《福布斯》列出的世界級富翁中位居第14位。似乎沒有明顯的理由表明，為什麽富人應該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

但是，絕大多數的公眾更願意對富人從事慈善事業投讚成票，那麽慈善事業到底是不是富人使用他們的金錢和時間的最好方式？

一個世紀以前，安德魯·卡耐基和約翰·洛克菲勒就把財富用在建立圖書館、博物館、大學和音樂廳上。在美國，各種渠道的善款總額在2000年達到了2030億美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比1995年猛增了1個百分點。但在其他國家裏，現金形式的善款數額相對要少得多。美國人的財富一旦達到20萬美元，就會出現捐出大筆善款的現象，而在其他國家裏，人們往往在掙得百萬以上家財時才從事善舉。

以往富人們捐錢常常是迫於壓力，現在，更多的是出於自己的意願，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滿足其他人的需求，證明他們可以比政府或者別的慈善家做得更好，表達對財富的感激之情，讓自己有別於他人，並且讓自己幸福。

這種改變是人們變得更富裕的結果，而且會引燃世界各地的慈善之舉，在印度、愛爾蘭和拉美已經出現了這種跡象。

當然富人的捐款也有其他的動機，很多新興的慈善家捐錢是為了提升自我形象、獲取信用、為自己做廣告，他們的動機不是出於義務，而是想讓自己成為明星。

懷疑論者中最出名的要算甲骨文公司的拉裏·埃裏森，迄今為止，他仍然拒絕在慷慨上與比爾·蓋茨一搏。他說，公眾對慈善的態度“非常奇怪，我們計算慈善的尺度是看你浪費了多少錢。我們計算的是捐款的數量，而不是效果”。也許他是在為自己的吝嗇找借口，但拉裏·埃裏森有一點是對的，效果最重要。

慈善事業最有趣的變化發生在拉美，“人們原來以為貧窮是文明永恒的一麵，這種觀念正在經曆全麵的改變。”費爾南多·伊斯普拉斯說。他是拉美一家名為星媒你的互聯網公司年輕的老板。“下一代的人會更成熟，他們更能理解在拉美擺脫了軍事獨裁者之後，社會穩定的關鍵在於更平等地分配財富。”

因為稅收體製的限製，拉美人更願意通過公司來進行慈善捐助。成立於兩年前的星媒體基金會致力於為窮人提供教育和技術培訓，以縮短數字時代人和人之間的差距。如果這一目標得以實現，那麽星媒體公司也會從中受益。這對伊斯普拉斯先生來說，無疑是一場雙贏的結局。

巴西的慈善事業也從一無所有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主要是由大公司來推動的。在巴西的跨國公司為提高教育水平和兒童健康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從而使當地的公司在慚愧之下不得已而從之，而這一領域正是政府力所不能及之處。

總之，從上麵羅列的這些現象來看，我們應該得出結論：金錢的充裕帶來的問題不會比缺乏金錢帶來的問題少，但要做到讓金錢成為仆人而非主人，則問題會簡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