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的解釋和理解的問題上，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所謂的“修辭學轉向”，例如，Herbert W. Simons早在1990年就發表了《修辭學轉向：探索行為中的發明和勸誡》（The Rhetorical Turn：Invention and Persuasion in the Conduct of Inqui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筆者在澳大利亞訪學期間也接觸到了科學修辭學問題的大量文獻。
如何解釋認知，用什麽原則解釋知識，是哲學的重大使命，是近現代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同樣也是後現代思想密切關注的理論熱點。
在愛丁堡學派的布魯爾提出“對稱性原則”之前的思想家，包括古代的和近現代的思想家，在如何解釋知識問題上，存在一個漫長的思想傳統，即用自然的原因解釋知識的成功，用社會原因解釋知識的失敗。如果我們的認識成功地發現了真理，那是由於我們尊重了自然規律；如果我們的認識誤入歧途，那是由於我們受到了社會因素的製約。我們可以把這種思想傳統概括為認識論評價中的“雙重標準”：用不同的標準評價同類事物。
其中弗蘭西斯·培根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看來，真正的科學來自於實驗與理性密切結合，“經驗主義者好像螞蟻，他們隻是收集起來使用。理性主義者好像蜘蛛，他們從他們自己把網子造出來。但是蜜蜂則采取一種中間的道路。他們花園和田野裏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種力量來改變和消化這種材料。真正的哲學工作也正像這樣” [1]。但是，為什麽會出現錯誤呢？“因為沒有什麽誰像神化錯誤這樣有害；然而要求把自己變成崇拜對象的這種虛榮，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種病症。在這種虛榮驅使之下，某些近代的人正以極端輕浮的態度拚命追求這種虛榮，甚至竟想根據《創世記》第一章，根據《約伯記》以及《聖經》的其他部分來建立一個自然哲學的體係”。[2]培根還把這些病症歸納為四種假象：第一類叫做族類的假象，第二類叫做洞穴的假象，第三類叫做市場的假象，第四類叫做劇場的假象。
用自然原因解釋知識的成功，用社會原因解釋知識的失敗。這種傳統可謂源遠流長。柏拉圖的“回憶說”、托馬斯·阿奎那的“兩重真理說”、洛克的“兩種性質說”、康德的“兩種理性說”，甚至維特根斯坦的“兩種語言說”等，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這種思想傳統的延續或變種。至於這種思想傳統在社會生活中的表現更是比比皆是。
布魯爾提出的“強綱領”的革命意義就在於，它揭示了以往的認識論評價奉行的是“雙重標準”，從而造成自然原因和社會原因在解釋知識問題上的不對稱性。布魯爾所說的對稱性就是，不僅要用社會原因解釋知識的失敗，而且還要用社會原因解釋知識的成功。正如拉圖爾所說：“布魯爾所說‘對稱’原則，就是要求我們用同樣的社會學原由不僅解釋科學發展過程中的成功，也用同樣的社會學原由解釋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失敗。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因為在此之前成功的科學是用自然原因解釋的，而失敗科學的解釋則訴求於社會原因。”[3]
布魯爾指出：“關於科學知識的社會學應當遵守以下四條信條（tenets）。通過這種方式，它就可以體現人們在其他科學學科中認為理所當然的同一種價值觀。這四個信條是：一、它應當是表達因果關係的，也就是說，它應當涉及那些導致信念或者各種知識狀態的條件。當然，除了社會原因以外，還會存在其他的、將與社會原因共同導致信念的原因類型。二、它應當對真理和謬誤、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敗，保持公正的態度。這些二分狀態的兩個方麵都需要加以說明。三、就它的說明風格而言，它應當具有對稱性。比如說，同一些原因類型應當既可以真實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信念。四、它應當具有反身性。從原則上說，它的各種說明模式必須能夠運用於社會學本身。和有關對稱性的要求一樣，這種要求也是對人們尋求一般性說明的反應。它顯然是一種原則性的要求，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社會學就會成為一種長期存在的對它自己的各種理論的駁斥。”[4]
例如，在《知識和社會意象》一書中，布魯爾用對稱原則成功地解釋了波普爾和庫恩之間關於科學觀的爭論。在他看來，這場爭論不是批判理性主義與曆史主義的表層之爭，而是兩種文化之爭。存在於波普爾和庫恩之間的這種衝突代表了啟蒙運動的意識形態和浪漫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有關的、幾乎是純粹的案例。要想具體表明必須把波普爾歸類到啟蒙運動思想家一邊，把庫恩歸類到浪漫主義運動思想家一邊，是很容易的。波普爾是一位個體主義思想家和原子論思想家，庫恩的說明所具有的浪漫主義運動思想方麵也是非常明確的。在這裏，各種個別的科學觀念始終是研究傳統那不斷發揮包容作用的“整體”的組成部分。[5]
1996年，美國物理學家索卡爾的一篇詐文[6]，引發了一場有關“科學修辭學轉向”問題是是非非的“科學大戰”：一方是堅決支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說明的各種後現代主義者；另一方是固守實證哲學原則的科學家及其科學哲學家。[7]固守實證哲學態度的科學家及科學哲學家尖銳地指出了各路後現代主義對科學的“過度詮釋”：
1.那種我們稱之為一組複雜事業的科學的任何一個方麵，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和結果，隻能根據其地域的曆史和文化的語境來塑造和理解。
2.特別是，科學研究的產品，即所謂的自然律，必須始終視為一種社會建構，其有效性依賴於專家之間的默契，正如羅馬教皇的合法性依賴於大主教的樞密院。
3.雖然科學家自稱為認識論上的特殊權威，然而，科學隻不過是“眾多故事”中的一種。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科學在認識論上的權威越高，揭露其作為一追求客觀知識事業的假象的工作就越顯其重要性。科學必須是“卑微的”。
4.由於對客觀知識的追求是一種唐吉訶德式的幻想，因此，評價科學論斷的最好方式是通過一個政治評議的過程。因為科學斷言的“證據”絕不是確定的，總是對談判敞開大門，因此，評價科學成果的最好方式就是質問：如果某一論斷被認為是真的，那麽說話者代表了誰的利益。這樣，對大眾來說，關鍵問題不是科學的結果是否經受了很好的檢驗，而是它代表了誰的利益。
5.“科學隻不過是一種偽裝的政治學”：權力精英的意識形態議程深刻和重要地影響著科學研究的結果。
6.如果說一個社會中的科學比另一個社會中的科學更好，這並沒有明確的意義。比起由人類學家描述的或非洲中心主義者所發明的各式各樣的民族科學和薩滿教來說，歐洲科學並沒有客觀上的優越性。
7.我們談論在歐洲傳統中的科學進步，也沒有什麽明確的含義。相反，近代史中的幾乎所有的消極或壓製人的方麵：日益增加破壞性的戰爭、環境的災難、種族主義、男性至上主義、優生學、剝削、異化和帝國主義，在其中，科學具有明顯的同謀犯特征。
8.如果科學的客觀性是不可能的，那麽，告誡科學家與政策製定者在科學實踐中努力擺脫意識形態的偏見，將是徒勞的。相反，我們需要做的是謹慎地在科學中引入“正確的偏見”和“進步的政治價值”，存在著稱之為“具有解放意義的科學”和“辯護術的研究”。[8]
斯裏特諾娃（Nikolina Sretenova）也概述了科學哲學“修辭學轉向”的六種主旨：1.強調知識的社會集體性，這個概念從知識生產的角度看被認為是關鍵的。2.把科學研究看作一種形式的實踐，把科學事業看作一組實踐。3.把語言看作知識生產與操作的工具；注意語言的花言巧語的和記號語言的緯度。4.把科學看作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像其他形式的社會文化現象一樣研究。5.實行方法論的相對主義而不是哲學的（本體論的）相對主義。6.對經典認識論的主客體劃分提出質疑。
他認為，從1990年以前開始實踐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和生物學家以及科學哲學家和科學曆史學家沿分析傳統進行研究，他們關心這個問題，認為對此論題展開多樣的辯論是可行的（Wolpert 1992；Holton 1993；Weinberg 1993；Labinger 1995；Gross ＆ Levitt 1994；1996；Sokal ＆ Bricmont 1997，Koertge 1998；Brush 2000等）。他們認為在科學曆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和在某種程度上與科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SSK、STS等相關的新的主題領域中的某些專家的特定作品通過推行科學的扭曲意象對科學造成了破壞。他們認為錯誤的根源在於人文主義實踐者把社會建構主義者或相對主義認識論應用於科學論題時存在的集體主義困擾。具有強烈智力責任感的實踐科學家開始提出科學的不同的自我意象。上述領域的某些實踐學者宣稱現今科學與“冷戰”思維相比已成了完全不同的事業。他們認為科學的發達的自我意象是科學的單方麵敘事，與新的經濟的、政治的和麵對現實社會的其他事實不相應，實際上加速了科學意象的失敗（Collins＆Pinch 1993；Pickering 1992；Robbins＆Ross 1996；SSS）。[9]
當然，Stephen H.Cutcliffe認為，索卡爾等人“對STS的攻擊是偏了靶子的，極端的相對主義者隻是STS陣營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少數”[10]。而“大部分STS學者並不是激進的建構論者，他們並不簡單地否認‘實在’……相反，正如D.Hess和H.Lewenstein所說的那樣，大多數STS主張者是‘溫和的建構論者’或‘溫和的建構論的實在論者’。這就是說，大多數STS學者都認為科學知識既來自於自然也來自社會力量和文化因素，換言之，自然的實在性導致我們能夠認知，但知識的形成是社會文化多種影響的結果”[11]。
不管怎麽說，理解科學的修辭學轉向確實有失偏頗，這是愛丁堡學派自身所不能或難以自我調整的。
[1] 參見北京大學哲學係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第358頁。
[2] 參見北京大學哲學係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第356～357頁。
[3] Bruno 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Social Turn...”，In Mario Biagioli: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London，Routledge 1999：280.
[4] 〔英〕大衛·布魯爾：《知識和社會意象》，艾彥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第7～8頁。
[5] 〔英〕大衛·布魯爾：《知識和社會意象》，艾彥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第94、98～99頁。
[6] 1996年5月18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條新聞：紐約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向著名的文化研究雜誌《社會文本》遞交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製造了一些常識性的科學錯誤，目的是檢驗《社會文本》編輯們在學術上的誠實性。結果是5位主編都沒有發現這些錯誤，也沒有能識別索卡爾在編輯們所信奉的後現代主義與當代科學之間有意捏造的“聯係”，經主編們一致通過後文章被發表，引起了知識界的一場轟動。這就是著名的“索卡爾事件”。
[7] 有關爭論的細節參見安維複：《社會建構主義的“更多轉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導言部分。
[8] 〔英〕諾裏塔·克瑞傑：《沙灘上的房子——後現代主義者的科學神化曝光》，蔡仲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第3～5頁。
[9] www.ifz.tugraz.at/index_en.php/filemanager/download/110/sretenova.pdf.2005.2.17.
[10] Stephen H.Cutcliffe：Ideas，Machines，and Values，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 Studies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68.
[11] Stephen H.Cutcliffe：Ideas，Machines，and Values，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 Studies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