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曆史越來越難以描述。我就像一個專業的小提琴手,在三十五歲的時候突然有人給了我一架鋼琴,並讓我以此來謀生,因為鋼琴也是“音樂”。我在一個領域學習的東西,卻要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去實踐。我被告知要按照事物既有秩序來看待一切,世界都是由王公貴族們來統治的,還有議員以及政府官員輔佐著。而且,在我年輕的那個時代,人們默認上帝是一切的當然主宰,人們必須虔誠尊崇他。
後來,戰爭爆發了。
舊秩序被徹底顛覆,皇帝和國王被廢黜,掌權的大臣換成了不負什麽責任的委員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大會下令,天國正式關閉了。一個已故的蹩腳作家,被官方正式宣布為古代所有先知的繼承人。
當然,這一切都不會長久,但卻會讓文明發展推遲幾百年,到時候,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同時,我必須盡我所能,但這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就說俄國的問題吧。我二十年前去過一次那裏。那時我們所能看到的外國報紙,有四分之一的版麵都被黑乎乎的髒東西所覆蓋,這種黑東西叫做“魚子醬”,是專門用來遮蓋那些政府不想讓忠誠的臣民們知曉的內容。
世界一般認為,這種監督管理是黑暗時代的無法忍受的遺留物。偉大的西方共和國的人們,保留了一些被“魚子醬”處理過美國報紙,以此讓國人知道,那些聲名遠揚的俄國人是多麽的落後和野蠻。
不久,俄國大革命爆發了。
在過去七十五年時間裏,俄國革命者一直標榜自己是貧窮、受壓迫的階級,根本沒有任何自由。為了證明這點,他們指出,當局對社會主義性質的報紙都要進行嚴格的監督管理。然而,到了1918年,革命者掌了權,那又怎樣呢?這些爭取自由的勝利者取消了新聞審查了嗎?絕對沒有。他們查封了所有沒有正麵評價現在新主人的報刊雜誌,他們把眾多不幸的總編發配到了西伯利亞或阿爾漢格爾。他們比沙皇手下那些大臣和警察們,要不寬容一百倍。
幸運的是,我出生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環境中,人們真心地信仰米爾頓的那句格言,即“自由的最高形式就是,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良知自由地知悉、表達和辯論”。
“戰爭開始了!”就像電影中講的一樣。我看到《登山寶訓》被當做支持德國的文件,不允許在全體國民中自由流傳,而印刷出版這本書的編輯和印刷工人將麵臨著罰款和監禁。
看到這一切,放棄進一步研究曆史似乎更明智一些,最好去從事短篇小說寫作或房地產。
不過,這等於承認了失敗。因此,我將堅持我的工作,並時常提醒自己,在一個管製良好的國家,每個體麵的公民都應該享有表達和思考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隻要他不影響他人的幸福與安寧,不違背公序良俗,不違反法律規定。
當然,這會把我作為官方審查的對象而記錄在案。在我看來,警察應該注意的是,某些報紙和雜誌想利用色情內容來獲取私利,而對於其它的,我想就讓人們去出版他們想出版的東西去吧!
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或改革者,而是作為一個不想浪費精力,熟悉過去五百年曆史的現實者。過去五百年曆史表明,對文化和言論的暴力鎮壓,從來就沒有任何益處。
假如那些愚蠢行為僅囿於一個狹小封閉的空間裏,並經受外界的劇烈碰撞,那就會和炸藥一樣危險。如果一個可憐的家夥隻有一些半生不熟的經濟學概念,恐怕吸引不了幾個好奇的聽眾,通常,隻會受到人們的嘲笑。
如果還是這個人,戴著手銬交給一個殘酷而又目不識丁的治安官,拖進監獄,判處三十五年監禁,他就會成為同情對象,甚至最終被尊為烈士。
但是,最好要記住一件事情。
壞事業的“烈士”和正義事業的烈士一樣多。壞事業的“烈士”通常詭計多端,人們不知道他們下一步要做什麽。
因此,我想說,讓他們盡管去說去寫。如果他們說些好的事情,我們應該能知道,否則,他們會很快被忘記。希臘人似乎一直如此,而羅馬人直到帝國時代才這樣做。但是,一旦羅馬軍隊的總司令變成皇帝般的、半神半人的人物,成了朱庇特的遠房親戚,遠離塵世凡人,這一切也就變了。
含義模糊的“叛逆罪”,即“惡意侮辱聖上”的罪名出現了。這種罪不過是政治上的錯誤而已。從奧古斯汀時代到査士丁尼時期,很多人被投入了監獄,僅僅因為他們對統治者過於直言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不提及皇帝的話,羅馬人也就沒有了必須避諱的主題。
當世界落入了基督教會統治時期,這種幸福時光也走到了盡頭。好與壞、正統與異端的界限在耶穌升天幾年之前就已經劃定。公元一世紀中期,聖徒保羅在小亞細亞的以弗所呆了很長時間,這個地方以護身符和吉祥小飾物而聞名。他四處傳教,驅除妖魔,他成功地讓很多人堅定地相信自己的異教思想是錯誤的。作為一種懺悔,他們選了一個好天,聚集在一起,帶著關於魔法的書籍,焚燒了大量的秘密咒符書。這些內容在《使徒行傳》第十九章中有記載。
然而,這是這群懺悔者完全自願的行為,書中也沒說,保羅企圖禁止以弗所人看類似的書或擁有類似的書。
一個世紀之後,才采取這樣的措施。
當時,一群在以弗所城參加會議的主教們下令,任何包含聖徒保羅生活細節的書籍都是禁書,信徒們不能閱讀這方麵的書籍。
在此後的二百年時間裏,幾乎沒有什麽審查製度,因為沒有什麽書籍問世。
但是,在尼西亞會議以後,基督教會成了帝國的官方教會,對文字的審查也變成了教士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些書籍被列為絕對禁止的,一些書籍被列為是危險的。教會向人們發出警告,如果他們閱讀,則後果自負。直到最後,作者們發現,在書籍出版前,最好還是獲得官方的同意,並逐漸形成一個規矩,作者們先把他們的書籍手稿送往當地教士,獲得認可後,再印刷出版。
即使這樣,一個作家也不能保證他的書籍能長存於世。一個教皇或許認為一本書無害,但他的繼任者可能認為這本書褻瀆神靈,抑或不檢點。
然而,大體說來,這個辦法倒也有效保護了作者,讓他們免於與自己的羊皮紙作品一同化為灰燼。當時的書籍主要靠手抄,出版一套三卷圖書需要整整五年時間。
約翰·古登堡的著名發明改變了所有這一切。
十五世紀中期以後,一個有進取心的出版商,在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裏能夠生產四五百本書。僅在公元1453年到1500年間,呈現給西歐人和南歐人的不同版本書籍不少於四萬冊。而在此之前,隻有某些藏書十分豐富的圖書館才能看到。
基督教會非常擔心書籍這種出乎意料的增長速度。這些書對所有權威思想構成了直接威脅,因此,教會認為需要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從源頭上審查即將出版的圖書,確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遠都不能見天日。
這個委員會公布的有“犯禁內容”的圖書越來越多,於是便產生了有名的“禁書目錄”,它幾乎和宗教裁判所一樣臭名昭著。
但是,如果認為對印刷品監督管理的隻有天主教會,也很不公平。有很多國家都害怕大量出現的印刷品會威脅到國家的穩定,要求當地的出版商向審查官提交書稿,禁止他們印刷出版不帶有官方許可標識的書籍。
但是,除了羅馬以外,沒有哪個地方今天還在沿用這種慣例。即便是在羅馬,十六世紀中期以來,這個慣例也一直進行著重大修改,也不得不如此。出版界工作效率太高,發展迅速。就算是紅衣主教最能幹的委員會,也就是負責審查所有出版物的“書目委員會”,也因為書籍太多而無法應付。更不用說那些如洪水般湧現出來的報紙、雜誌和小冊子。不論一個人有多勤勉,也別指望在幾千年裏讀完這些書籍,更不用說還有審查和分類。
但是,統治者強加給不幸民眾的這種不寬容,卻最終砸了他們自己的腳。幾乎沒有別的情況能這麽有力地證明這一點。
在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的塔西佗已經宣布,他反對對作家的迫害,認為這樣做很愚蠢,等於是在為書籍做宣傳,否則,也不會那麽引起人們的關注。
禁書目錄證明了這個說法。宗教改革剛剛獲得成功,禁書目錄就成了想全麵了解當時全部文學情況的人的方便指南。還不止這些。在十七世紀,日耳曼和低地國家雄心勃勃的的出版商,都在羅馬安排了耳目,他們的任務就是及時獲取最新禁書目錄。一旦得到,他們就會交給專門信使,信使就會穿過阿爾卑斯山脈和萊茵河穀,以最快速度把這個值錢的信息告知他們的老板。緊接著,德意誌和荷蘭的印刷工廠就會著手工作,出版特版書,獲取高額利潤,並被職業書販子偷運到禁止出版的地區。但是,能被偷運到國外的書籍還是很少的。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家,禁書目錄直到最近才解除,壓製政策在的結果在這些國家是顯而易見的。
如果這些國家的發展逐漸落後,其原因也不難發現。這些國家的大學生們不但被剝奪了使用外國教科書的權利,更主要的是,他們不得不使用國內出版的、質量低劣的教科書。
更糟糕的是,禁書目錄讓人們不敢進行嚴肅的文學和科學研究活動。人們辛辛苦苦去寫書,而到頭來卻被那些無能的審查官修改得支離破碎,或者被調查委員會的小職員弄得亂七八糟,誰也不願見到這樣的結局。
相反,他寧願去釣魚或在酒店玩多米諾牌來打發時間。
或者,他幹脆在絕望中靜靜坐在下來,去寫寫《堂吉訶德》這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