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現代的偉大詩人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巨大的海洋,航行著很多船隻。每當這些船隻彼此碰撞在一起,就會產生一種“美妙的樂章”,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曆史。

我想借用詩人海涅的說法,不過有我自己的目的。當我們還很小的時候,向池塘裏扔石子兒是很好玩兒的事兒。石子兒在水麵濺起水花,激起漣漪向四周**漾。如果手頭有磚塊,就用堅果殼和火柴盒組成艦隊,然後把磚塊扔到水中,這個脆弱的艦隊頓時陷入這個巨大的人為風暴之中。當然,投這個巨大的“炸彈”時,千萬別失去重心,否則,就會躺在**,連晚飯也沒法吃了。

在那個專門屬於成人的特殊世界裏,同樣的消遣並不是沒有,但是,結果卻更加悲慘。

一切都很平靜,陽光也很明媚,人們在水中歡快地嬉戲著。突然,來了一個膽大的壞孩子,手裏拿著一個大石頭,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候,把大石頭扔進了池塘裏。慌亂中的人們想知道是誰幹的,如何處理這個肇事者,這時,有人說,“哦!讓他去吧!”其他人非常嫉恨這個引起人們注意的孩子,拿起身邊可以拿起的破舊東西,扔到了水裏,大家急忙躲閃浪花,引起了連鎖反應。結果是大家大打出手,許多人都受了傷。

亞曆山大就是這樣一個勇敢的壞孩子。

特洛伊的海倫很有姿色,是一個膽大的壞女人,這些人物在曆史上層出不窮。

然而,最壞的冒犯者是那些卑鄙的人,他們心懷叵測,把人們思想冷漠的一潭死水作為他們的戰場。思維正常的人痛恨這些人,假如他們不幸被抓住,就會受到嚴厲懲罰,我對此絲毫不感到奇怪。

想一想過去四百年裏他們所造成的損害吧。

他們是過去的領袖人物。中世紀雄偉的護城河清晰地反映了一種和諧的社會圖景,但是,並不完美,而民眾卻喜歡。他們願意看到自己家的紅磚牆和那些控製著他們靈魂的莊重的灰色教堂混成一體。

文藝複興運動濺起了巨大的浪花。一夜之間,一切發生了巨變,而且,僅僅才是一個開端。正當窮人們剛剛從這場震動中清醒過來,那個可怕的日耳曼僧人來了,帶著整車事先準備好的磚頭,全部投入了教皇的一個湖泊中心,的確,數量很大,難怪整個世界過了三個世紀才從這場震動中恢複過來。

研究這段時期曆史的早期史學家們經常犯一些小錯誤。他們見證了這場喧囂場麵,認為,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運動起源於很普通的原因。

今天,我們了解得更加清楚了。

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公開宣稱是為了一個共同目標,但是,他們希望實現自身最終目標的方式卻迥然不同,以至於人文主義者和新教徒彼此懷有深深的敵意。

他們都認為人權至上,在中世紀時期,個人完全從屬於社會。不像某個特定身份的約翰·多伊,他來去自由,自由進行買賣,可以隨意去十幾個教堂中的任意一個教堂,他從出生到死亡都是按照經濟和精神禮節的僵化手冊來度過。這讓他認為,自己的身體就是一個卑微的軀殼,是偶然從大自然之母那裏獲得的,除了作為個人永久靈魂的暫時存放地,沒有絲毫價值。

這種灌輸讓人們覺得,這個世界是通往未來榮耀的一個中間站,應該極度蔑視,就像到過紐約的遊客蔑視中途經過的皇後鎮和哈利法克斯一樣。

現在,我們回到這個優秀的約翰上來。他幸福地生活在一個一切可能最好的地方,這時,來了兩個公正的聖母,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說道:“起來吧!高貴的子民,從現在起,你自由了!”

但是,當約翰問道:“可以自由做什麽?”兩種答案迥然不同。

“自由地去追求美。”文藝複興回答。

“自由地去追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誡說。

“這個世界真正成為了人類的領域,可以自由地搜尋過去的曆史;可以自由地去實現詩人、畫家、雕塑家和建築師心中的那些理想;還可以自由地把宇宙變成你永久的實驗室,可以探知宇宙的一切奧秘。”這就是文藝複興的承諾。

“可以自由地研究上帝說過的話,可以去發現自己靈魂的拯救,可以發現自己罪惡的寬恕。”宗教改革警告說。

他們轉身走開了,隻剩下可憐的約翰,他擁有了新的自由,最終,比他此前受束縛的日子還要苦惱。

不論幸運還是不幸,文藝複興運動很快和舊秩序的東西和好了。菲迪亞斯和賀拉斯的繼承者們發現,對神的信仰和對教會規則的表麵順從完全是兩件不同的事情,隻要人們小心謹慎地稱呼赫爾克裏斯、約翰大主教以及天後希拉,就可以隨意勾畫異教徒,創作十四行詩,而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他們就像前往印度的旅遊者一樣,要遵守法律,他們就相安無事,就可以隨意進入寺廟,到處觀光,而不會破壞當地的安寧。

但是,在路德的虔誠追隨者看來,最微不足道的細節恰恰會非常重要。《申命記》裏一個錯誤的逗號可能就意味著流亡,而在《啟示錄》中放錯一個句號,可能就是立即處死。

對於像那些非常嚴肅地把某種事物當做宗教信仰的人來說,文藝複興的愉快妥協似乎是一種非常懦弱的行為。

結果,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分手了,再也沒有相遇過。

於是,宗教改革運動孤軍奮戰,穿上公正的“鎧甲”,準備守護其神聖的財產。

起初,反抗的隊伍幾乎全是日耳曼人,他們戰鬥勇猛,經曆了各種磨難。但是,互相猜忌是所有北方民族的劣根,很快就讓他們的努力成為泡影,讓他們不得不接受停火協議。最後製勝的戰略,是一位與他們完全不同的天才人物提出來的。路德從此讓位於加爾文。

讓位正是時候。

伊斯拉莫斯在法國學院裏度過了他不愉快的巴黎歲月。就在那所大學裏,有一位腿有點瘸、留著黑胡子的西班牙年輕人,他夢想著有一天,自己帶領帝國新軍隊,去消滅那些世界上最後的異教徒。

隻有狂熱者才能對付另一個狂熱者。

隻有像加爾文這樣堅韌的人才能擊敗洛耀拉的計劃。

從個人角度來說,我很高興自己沒有生活在十六世紀的日內瓦。同時,我也深感慶幸,十六世紀有日內瓦的存在。

沒有日內瓦,二十世紀的世界會是非常讓人不自在的,像我這樣的人很可能會在監獄裏呆著。

這場光榮戰鬥的英雄就是著名的約翰·加爾文,他1509年7月10日出生於法國北部的努瓦永,比路德小幾歲,屬於法國中產階級。加爾文的父親是一名低級教職人員,他的母親是一位酒店老板的女兒。家庭成員有五個兄弟兩個姐妹,早期教育特點可以概括為:敏捷、單純、不吝嗇、做事有序、精準、有效率。

約翰是家裏的第二個孩子,他本來打算從事教士職業。加爾文的父親有一些很有影響的朋友,本來可以安排他進入很好的教區。在十三歲之前,加爾文就已經在天主教堂擔任了一個小職務,有了微薄但穩定的收入。他父親用這筆錢把加爾文送進了巴黎的一所好學校讀書,他是個非常聰明的孩子,很多和他來往的人都說,“留意那個小子!”

法國十六世紀的教育製度能夠很好培養這樣的孩子,充分開發他們的天資。到了十九歲,約翰可以講經布道了,他未來從事執事一職似乎已經非常明確。

但是,家裏有五個兄弟,兩個姐妹,在教會裏晉升又非常緩慢。法律提供了更好的機會,而且,此時正是宗教混亂時期,前途未卜。一位叫皮埃爾·奧利維坦的遠親剛把《聖經》翻譯成了法文。約翰在巴黎時常和他在一起。一個家庭裏有兩個異教徒是無法相處的,於是,約翰去了奧爾良,成了一個老律師的徒弟,他學起了辯護和起草法律文書。

在這裏,發生了和巴黎一樣的事情。到了年底,學生變成了老師,指導那些不太勤奮的同學們學習法理。不久,加爾文就掌握了所有應該掌握的東西,準備開始從業,這也是他的父親所期盼的。在這個行當裏,也許會讓他成為那些著名辯論者的強勁對手,他們發表一條意見就能得到一百個金幣,貢比涅的國王要是召見,他們則趕著馬車前往。

可這些夢想沒有成真,加爾文沒有從事法律事務。

相反,他又回到了自己最喜歡從事的工作。他賣掉了法律文摘和法典,將獲得的收入投身於神學作品的收集整理工作。這個工作,讓他成為了過去兩千年中最重要的曆史人物之一。

然而,他多年研究羅馬法,對他以後的一切活動都產生了影響。他不可能憑借感情來處理問題。他有情感,而且情感很深。他曾給他的追隨者們寫過信,這些人落到了天主教會的手中,被教會用燃燒的炭火慢慢燒死。讀一讀這些信件就會發現,在表達無助和痛苦之情時,這些信件的優美文筆,可以和現今所保存的任何信件媲美。它們展示了對人的心理細致入微的理解,以至於雖然他的教誨才讓他們陷入絕境,可那些可憐的受害者們在走向死亡的時候,還在祝福著他的名字。

不!加爾文並不像他的眾多敵人所說的那樣,鐵石心腸,相反,生活對他是一種神聖的職責。

他竭盡全力做到對自己和上帝真誠,因此,他首先必須從問題中歸納出信仰和教義的基本原則,然後才能用人類情感的試金石來將其予以公開。

當教皇派厄斯四世聽到他的死訊,說道,“實際上,這個異教徒的力量在於他對金錢的淡漠。”假如教皇是在讚美這個對手完全沒有個人功利思想,那他絕對沒錯。加爾文一生都很窮困,卻沒有接受最後一個季度的薪水,因為他認為,“疾病已經讓自己不能像從前那樣賺這筆錢。”

他的力量還體現在其他方麵。

他是信念專一的人,他的生活是以一個強烈的念頭為中心:找尋《聖經》所揭示的上帝的真理。如果他最終得出結論似乎經得住各種形式的爭辯和反對,那麽,他就把這個結論納入他的生活準則。此後,他特立獨行,完全不顧做出這種決定的後果,他成了不可戰勝、無可阻擋的人。

然而,這種品質直到多年之後才顯現出來。在轉變信念的前十年時間裏,他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生存問題上。

巴黎大學裏“新學”取得了短暫勝利。關於希臘文詞尾變化、希伯來語不規則動詞和其他被禁止知識的演講引起了不尋常反響,就連坐在著名博學寶座上的教區長也受到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義的感染。於是,當局決定采取措施清洗那些可能被認為是“思想載體”的機構。據說,加爾文曾經把幾篇引起不快的演講資料交給了教區長,結果,他的名字就出現在了嫌疑人的名單之列。他的住所遭到了搜查,論文被沒收,並向他發出了逮捕令。

他聽說以後,就藏到了一個朋友的家中。

學術界的風暴從來不會持續很久,盡管如此,在羅馬教會裏謀職就不可能了,他得做出確定的選擇。

公元1534年,加爾文和天主教信仰徹底決裂。幾乎與此同時,在可以俯瞰巴黎的蒙馬特爾山上,洛耀拉和他的一群學生正在莊重宣誓。他們的誓言後來被吸收進了耶穌會法典裏。

隨即,他們都離開了巴黎。

伊格納丟轉向了東方,可是,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攻擊聖地的不幸後果。於是,他重新返回來,去了羅馬,他後來在那裏從事的活動把他的名聲傳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

約翰有別有一番才幹,他的上帝王國不受時間和地點限製。他一直向前,或許能找到一個十分安靜的地點,用閱讀、思考打發餘生,平靜地傳播自己的思想。

正當他在前往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間發生了一場戰爭,他不得不繞道西邊的瑞士。在日內瓦,他受到了法惹勒的歡迎,法惹勒是法國宗教改革運動中製造麻煩的人之一,是長老會和宗教法庭牢籠裏逃出來的非凡人物。法惹勒熱情地歡迎他的到來,和他講述了那些在瑞士這個小國裏可以完成的奇妙事情,並邀請他留下來。加爾文希望考慮一下,後來,他留了下來。

新天國應該建立在阿爾卑斯山腳下。

這是一個奇異世界。

哥倫布航海去尋找印度,結果踏上了一片新大陸。

加爾文為了尋找一處安靜的地方,以便可以在研究和冥想中度過餘生,不想卻來到了一個瑞士小鎮,並把這個小鎮變成了精神首都,人們很快把這個天主教的領地變成了龐大的新教帝國。

曆史這麽充滿戲劇性,為什麽還有人要讀小說呢?

我並不清楚加爾文家裏的《聖經》是否得以保存下來,但是,如果還存在,在包含有關丹尼爾內容的第六章一定會磨損得厲害一些。加爾文這位法國改革家是一個謙遜的人,可是,他一定從丹尼爾的故事裏找到了安慰。丹尼爾也是忠於上帝的人,他被投進了獅子洞穴。但是,丹尼爾的純潔挽救了他,使他免於可怕地過早死去。

日內瓦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小城市,不是巴比倫。這裏居住著受人尊敬的瑞士裁縫,他們生活嚴謹,但是,和這位新大師相比,還是稍遜一些,他像當年的聖彼得一樣滔滔不絕地講經布道。

而且,尼布甲尼撒二世當時還是薩伏伊公爵。在他們和薩伏伊家族之間一場無休止的爭吵中,凱撒的阿洛布羅吉後裔決定和其他瑞士地區聯合起來,並加入了宗教改革運動。日內瓦和維騰堡之間的聯合就像一場基於厲害關係的婚姻,基於共同利益的結合,而不是基於相互之間的感情。

日內瓦改奉新教的消息剛一傳出,所有盼望新奇信條的教徒湧到了雷蒙湖岸邊,他們十分賣力地宣揚那些凡夫俗子們構想出的怪異之極的教義。

加爾文從心底厭煩這些業餘的預言家們。他完全清楚這些人會給這項事業造成多麽大威脅,雖然他們是熱切的支持者,但缺乏正確的指引。在他休整了幾個月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精確地記錄下什麽是教民們應該堅持的,什麽是教民們應該反對的。為了防止人們借用那老掉牙的理由:“我不知道啊”,他和他的朋友法雷爾親自把日內瓦人十個十個地篩了一遍,隻有那些宣誓效忠這個奇怪的宗教法典的人,才擁有完全的公民權利。

接下來,他又給年輕一代編製了一套令人生畏的教義問答手冊。

然後,他又說服城市議會,驅逐了所有仍舊堅持過去錯誤思想的人。

再後來,為下一步行動掃清道路之後,他著手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記》中的政治經濟學大師設定的方向,給自己建立一個王國。加爾文像很多其他偉大的改革者一樣,更像一個古代的猶太人,而不像一個現代基督教徒,他表麵上尊崇耶穌上帝,但是,他的內心早已奔向了摩西的耶和華。

當然,在情感動**的年代,這是一個經常見到的現象。耶穌這個卑微的拿撒勒木匠,對仇恨和衝突的觀點非常明確。他的教義和暴力之間根本沒有什麽妥協而言,而在過去兩千年裏,各個民族、個人都是依賴暴力方式去實現他們的目標和理想的。

因此,一旦戰爭爆發,有關各方就默許了這個現實。人們把《聖經》放在了一邊,縱情於流血、電閃雷鳴、以眼還眼的《舊約》哲學之中。

宗教改革事實上也是一場戰爭,而且非常殘酷。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要求憐憫和同情,也沒有人給予憐憫和同情。加爾文的國家實際就是一個軍營,一切表麵上的個人自由逐漸被壓製了下去。對此,我們不應覺得驚訝。

當然,這一切並不是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實現的。公元1538年,社會上更自由的因素對加爾文很有威脅,他被迫離開了這座城市。但是,到了1541年,他的擁護者重新掌握了權力。在響徹雲天的鍾聲和教會執事們的高聲讚美中,喬安斯陛下重新回到了羅納河畔的城堡。此後,他成了日內瓦的無冕之王,在後來的二十三年裏,他致力於建立和完善神權政府,這種政府在伊齊基爾和以斯拉時代之後還從未有過。

按照牛津簡明詞典的解釋,“紀律”這個詞的含義是使人受到控製,培訓至服從、有秩序。這個詞完美地表達了加爾文全部思想中所蘊含的政教合一精神。

路德是一個情感主義者,他具有大多數日耳曼人的特點。對於加爾文而言,隻有上帝才是能展示給人們通向永恒的道路。

這似乎不是很確切,難以滿足加爾文這位偉大的法國改革家的口味。上帝就是希望的燈塔,但是,道路是漫長而黑暗的,一路上,有很多東西誘使人們忘卻自己的真正目標。

然而,這位牧師並沒有失去方向。他與眾不同,他知道那些**和陷阱,什麽也收買不了他。即便他覺得偏離了這條道路,每周的教士會議可以自由批評,也會讓他很快認清自己的責任。因此,對所有真正想獲得拯救的人來說,教士都是榜樣。

爬過山的人都知道,專業向導有時候是個名副其實的專製者。他們知道一堆岩石有多危險,和貌似安全的雪原所暗藏著的巨大危險。為此,他們是這個團體的總指揮,這個團體也依靠他們來照管,如果哪個人敢不遵守他們的命令,粗言穢語就會接踵而至。

加爾文理想國的牧師們有同樣的責任感。他們非常高興地對那些搖擺不定、要求得到支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當那些任性的人們故意偏離已經開辟好的路線,離開這個群體,那麽,這隻援助之手就會收回,立刻變成快速而可怕的拳頭,對這些人施以懲罰。

在很多宗教組織中,教士們非常喜歡施展這樣的權力。但是行政長官也非常擔心有人奪走他們的特權,因此極少允許教士跟法庭、行刑官抗爭。加爾文深知這一點,在其轄區內,建立了一套教會規定,實際上已超越了當地的法律。

大戰後,很多對曆史的奇怪誤解流行起來。其中最讓人驚訝的就是,法蘭西人是一個熱愛自由的民族,並厭惡一切約束。可實際上,幾個世紀以來,法蘭西人都臣服於複雜而沒有效率的官僚統治。官員們不按時上班,儀容不整,嘴裏還叼著煙。要麽就是和一些東部國家的官員一樣愛管閑事,令人討厭。而公眾也溫順地接受他們的粗俗,在這樣一個具有反抗精神的國家裏,這著實有些讓人驚詫。

加爾文是一位喜歡集權主義的典型法蘭西人。在某些細節上他幾乎達到了完美,而這就是拿破侖成功秘密。但是,和拿破侖不同,他完全沒有個人野心。他就是一個極度嚴謹的人,胃口不好,沒有幽默感。

為了找到對那個特殊的耶和華有利的東西,他幾乎搜羅了《舊約》的所有內容。之後,他要求所有的日內瓦人接受他對猶太曆史的解釋,並把它看成是神靈意願的直接體現。

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個羅納河畔的快樂城市就變成了懺悔的城市。由六位牧師和十二位長者組成的民事宗教法庭,夜以繼日地監督起全體公民的個人思想。無論誰被懷疑有異端傾向,都會被帶到宗教法庭,以檢查其一切神學觀點,並說清楚到底是在何地、以何種方式獲取了那些傳播有害思想的書籍,因而讓他誤入歧途。假如他能夠悔過,他可以免於處罰,但必須參加主日學校學習。但是,如果他頑固不化,他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這座城市,永遠也不能再出現在日內瓦聯邦的管轄區域之內。

然而,缺少正統思想,還不是讓一個人跟所謂的長老法庭發生麻煩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村莊裏打一下午的保齡球,如果恰好被披露,就要受到嚴重警告。各種玩笑,都被當做最壞的行徑。如果誰在婚禮上想風趣一下,那他就很有可能麵臨牢獄之災。

這個新耶路撒冷逐漸受到法律、法令、規定、布告以及命令的阻礙,生活變成了非常複雜的事情,也失去了往日的多姿多味。

跳舞遭到了禁止,唱歌遭到了禁止,玩牌遭到了禁止,當然,賭博更是被禁止的,生日聚會遭到了禁止,集市遭到了禁止,絲綢緞子以及所有外表光鮮的東西都遭到了禁止。隻允許人們去教堂和學校,因為,加爾文是一個思想主張鮮明的人。

禁止可以消除罪錯,但不能迫使一個人熱愛某種道德。那隻能通過說服一個人的內心,才能做到。因此,要建立優秀的學校、一流的大學,鼓勵人們學習各種知識。要建立一種更為有趣的社會生活製度,以吸引更多社會力量,讓人們忘卻臣服的困苦和約束。如果加爾文體製缺乏人性的話,就永遠不可能存在下去,也就不可能在過去三百年的曆史長河中起到這樣的決定性作用。但這些都應屬於政治理想發展史的範疇。在本書中,我們感興趣的是日內瓦為寬容到底做了些什麽。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羅馬新教一點兒也不比羅馬天主教好。

我在前麵列舉了一些可以減輕罪孽的情況。當時曾經發生過聖巴塞洛繆大屠殺,以及眾多荷蘭城市被鏟除的野蠻行徑,所以,期待一方實行寬容等於是給自己執行死刑。

然而,這並不能免除加爾文的罪錯,他協助和唆使人謀害了格魯艾和塞維圖斯。

關於前者,加爾文或許還能找到一些迫害的借口,說雅克·格魯艾有煽動人們進行暴力反抗的重大嫌疑,而且他所屬的政黨,正企圖顛覆加爾文派。可是,塞維圖斯對日內瓦共同體的安全,則構不成任何威脅。

按照現代護照的規定,他不過是一個“過境旅客”,一後天,就會離開。但是,他誤了船,卻因此而失去了性命,這真是一個很恐怖的故事。

塞維圖斯是西班牙人,父親是受人尊敬的公證員。年輕的塞維圖斯進入了圖盧茲大學,也打算從事法律工作。在大學那些愉快的日子裏,所有講座都使用拉丁語,學問也是國際性的,隻要掌握了拉丁語五個詞尾變化和數十個不規則動詞,那麽全世界的智慧都是向你敞開的。

在這所法國大學裏,塞維圖斯結識了昆塔納,此人後來成了查理五世的牧師。

在中世紀,帝王加冕就像一個現代的國際博覽會。公元1530年,查理五世在波隆納加冕,昆塔納讓塞維圖斯作自己的助手,帶這個聰明的西班牙年輕人去開開眼界。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塞維圖斯對一切充滿了好奇心。在後來的十年裏,他廣泛涉獵,學習了醫學、天文學、占星術、希伯來語、希臘語等等,最重要的還有神學。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醫生,在學習神學過程中,他偶然發現了血液循環理論。這個理論在他反對三位一體神學思想的第一本書第十五章中可以找得到。當時檢查其著作的那些人根本沒有發現,塞維圖斯已經做出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現之一,這充分表明十六世紀神學思想是多麽的片麵。

如果塞維圖斯一直從事醫學工作該多好啊,他或許就可以平靜地終老而死。

但是,他實在無法回避當時的尖銳社會問題,他來到了裏昂的印刷廠,開始對各種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位慷慨的百萬富翁,可以勸一所大學把名字從“三位一體學院”改成一個受歡迎的煙草品牌,而且會一切如常。媒體會說,“這有什麽不好嗎?這個糊塗蛋先生真是慷慨大方!”公眾充其量也就會喊一聲“阿門”而已。

如今的世界對於這種褻瀆神聖的事情,根本就無動於衷。在這樣的世界裏描述以前那個時代的狀態,是相當不容易的。那時,隻要有人懷疑某個公民不尊重“三位一體”,整個社會將陷入一種恐慌。如果不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永遠也不會理解,十六世紀上半葉那些善良的基督教徒們,對塞維圖斯是多麽的恐懼。

然而,他根本不是一個激進者。

他不過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由主義者。

他反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信奉的三位一體信仰。但是,他如此堅信自己的正確觀點,以至於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寫信給加爾文,要求到日內瓦和加爾文會麵,全麵討論所有問題。

他沒有收到邀請。

無論如何,他不可能受到邀請。裏昂的宗教裁判大法官已經插手此事,塞維圖斯進了監獄。加爾文指使一位日內瓦市民給塞維圖斯在裏昂的表弟寫了一封信,通過信件,大法官已經知道這個西班牙小子褻瀆神聖的事情。

不久,塞維圖斯的一些手稿進一步加強了對他的不利指控,而這些手稿也是加爾文暗中提供的。隻要絞死塞維圖斯,加爾文並在乎誰是劊子手。然而,宗教裁判官們疏於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結果,塞維圖斯逃脫了。

開始,他想跑到西班牙邊境,但是,法國南部的路程太長,對於他這樣一個有名的人物來說,這也非常危險。於是,他決定經由日內瓦、米蘭、那不勒斯和地中海這條大致路線。

公元1553年8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他到達了日內瓦。他準備找一條船到達湖對岸,但是,因為是安息日,船隻全部停航,他不得不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天,本地人和外地人缺席宗教儀式都是不允許的,於是塞維圖斯也跟著來到了教堂。結果,他被人認了出來,遭到逮捕。是什麽原因把他關進監獄從來沒有說明。他是西班牙公民,沒有違反日內瓦法律的犯罪行為。但在教義問題上,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一個褻瀆神明的人,他對三位一體的宗教思想膽敢發布自己的看法。這樣的人不可能受到法律的保護,普通人犯罪可以受到法律保護,一個宗教異端,絕對不可以!不由分說,他就被關進了肮髒潮濕的監獄,所有錢財和個人物品全部被沒收,兩天以後,他被帶到了法庭之上,要求他回答一份關於三十八個不同觀點的調查問卷。

審判持續了兩個月零十二天。

最終,他被判定犯有“反對基督教基礎的異端邪說罪”。在辯護自己的觀點時,他給出的回答激怒了法官們。他這種類型的案件,尤其當被告是外國人的情況,通常的懲罰是永遠驅逐出日內瓦。而塞維圖斯則是個例外,他被判處活活燒死。

同時,法國的法庭重新開始審理這個逃犯,宗教裁判所的官員們得出的結論和新教徒一樣。他們也判處塞維圖斯死刑,並派遣司法官到日內瓦,要求把塞維圖斯引渡回法國。

這個要求被拒絕了。

加爾文要親自燒死塞維圖斯。

走向刑場的路陰森恐怖,一路上,一群牧師圍繞著這個異端。極度的痛苦持續了一個半多小時,直到這群人有些同情這位殉道者,向火苗上扔出了剛剛撿拾來的柴把。對於那些喜歡這類事情的人,這讀起來似乎很有意思,但最好還是不說為好吧。在那個宗教瘋狂的高壓時期,多一次死刑或少一次死刑,又有什麽不同呢?

塞維圖斯案雖已塵埃落定,但後果實在可怕。現在我們看清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那些新教徒高聲叫嚷著爭取“有自己觀點權利”,實際上他們不過是偽裝的天主教。他們思想狹隘,對持不同政見者殘酷無情,他們不過是在等待時機,以建立他們自己的恐怖統治。

這種指控是很嚴肅的,實在不是聳聳肩和一句“嗯!你想怎樣?”就算了的問題。

我們有關於這次審判的大量資料,能清楚地知道世界對這場判決的看法,讀起來真讓人害怕。確實,加爾文曾一時大度,要求不要燒死塞維圖斯,而是砍頭。塞維圖斯感謝他的好意,但提出了另一種方式,他要求獲得自由。是的,他堅持認為,日內瓦的法庭對他沒有管轄的權力,他隻是一個尋求真理的誠實之人,因此,他有權利和他的對手----加爾文博士公開辯論。

但是,加爾文不會聽這一套。

他發誓,一旦這個宗教異端落在他的手裏,絕不會放過他的性命,他決定履行自己的話。然而,要讓塞維圖斯的罪名成立,又不能沒有宗教法庭這個死敵的判決。但這對他也無關緊要。如果教皇有些可以對這個不幸的西班牙人進一步治罪的資料,他就會和教皇合作。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麵。

在行刑的那天早上,塞維圖斯要求見加爾文一麵,加爾文來到了黑暗、汙穢的牢房。

在這種場合下,至少,他可以大度一些,他甚至可以人性一些。

但他都沒有。

所有這一切發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塞維圖斯死去了。

所有的雕像和紀念碑永遠不會讓他重新複活。

加爾文死去了。

一切都已蓋棺定論,任何指責都已徒然。

那些熱切的改革者們,在審判期間渾身戰栗,唯恐褻瀆神靈的惡徒逃走。教會的堅定核心組織在行刑後發出了陣陣頌歌,互相寫信,“日內瓦萬歲!這件事情結束了!”這些改革者們都死了。

他們都死了,或許,最好也把他們忘卻。

隻是,我們當心吧。

寬容就像自由一樣。

寬容不會召之即來。如果不永遠珍視和保持警惕,沒有人能永遠保有它。

為了我們孩子中間那些未來的塞維圖斯,我們應該牢記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