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誰,倘若要把握好人生的航船,就必須學會做人。而在我們民族的道德傳統中,有不少值得提倡、繼承的精神。孟子說,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謙讓之心和是非之心。這“四心”就是“仁義禮智”四種基本道德的萌芽。荀子說,“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人與禽獸的區別,在於有“義”;有了義,人才能按一定秩序組成社會,才“最為天下貴”。看得出,儒家強調人之所以為人是在於有人倫、有道德。從此出發,便提出了“做人”的問題。老年人教育子女,都把“學會做人”放在首要地位,而對惡人惡事的譴責,常斥之為“獸行”、“衣冠禽獸”,或直言“不是人”。可見在我們中國人心目中,真正學會做一個人是何等的重要。

在對待物質生活與道德精神、個人私利和社會公利上,中國傳統的精神是以義為上。見利思義,不取不義之財,見義勇為,舍生取義,已經成為各階層人們都奉行的道德準則。學者為己,強調的並不是為一己謀私利,而是指為完善自己,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完成、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而不是做給別人看,求得他人的讚譽,沽名釣譽。這是為學、修身的根本態度,體現著自覺的道德精神。而處理人我關係的基本準則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人著想。類似種種,都已在漫長的曆史中滲入我國文化各個方麵,積澱為我們的民族心理,影響著人們一言一行和整個社會風氣。我們應當自覺地批判繼承這些精神。

在今天,做人同樣要有健康的人情味,要有高尚的人格,要公道正派,言而有信,經得起金錢和權力的考驗。毛澤東同誌在人們心目中久盛不衰的崇高威望,除了來自於他的智慧、功績之外,他的人格的感召力、征服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人貴有自知之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從這些簡短的話語中,我們不難領悟到,他是十分講究“做人”的。可以肯定地說,培養高尚的情操是學會做人的一個重要的內容。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人,都是階級的人。因而都應懂法守法,身體力行社會主義道德原則和規範,優化道德意識和行為,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高度的敬業精神和強烈的民族情感,自尊、自重、自警、自勵,學會控製自我,超越自我,升華自己,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民的人。

好人未必都能夠做官,但做官一定要是好人。要做“官”,首先要學會做好“人”。隻有做好了“人”,即有一個好的人格品行修養,做官才有堅實的基礎,才能服人,才能影響人,才能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去建功立業。在我們的隊伍中,有的同誌一旦走上了領導崗位,便放鬆了對自己的約束,且不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到的“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沒有做到;就連“不取不義之財”,“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貧賤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這些古往今來人們都注重、都遵循的道德準則也丟在腦後。對這種人,即使他有職有權,群眾也未必看得起。古人說,國之興,長於政;政之興,在得人。任何時代,任何一項偉大的事業,都需要有一大批傑出的人才。人才選得好,用得好,民族就興旺,國家就富強,事業就發展,社會就進步,這是曆史的辯證法。當“官”作為一種特殊職業,除了要具有一般人最起碼的情操覺悟之外,還應當有更高的精神境界,還應能比一般人作出更多的奉獻乃至付出更大的犧牲。作為一名領導幹部應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實實做事”;一定要胸懷正義、無私無畏,才足以任事,行足以鎮邪,努力做到為官一任,興一方經濟,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建一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