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一】
北京通往通州的京通快速路上，快速而繁忙的來往車流中很少有人注意到，雙橋出口附近，在綠樹掩映中有一字名叫鬆堂的臨終關懷醫院。
上午9點，在醫院庭院一角的綠蔭下，一位70多歲的老人吃了幾口飯就鬧小脾氣不吃了。站在身旁的護士邊喂邊哄：“張爸，再吃兩口，咱就不吃了好不好？”老人乖乖地張開了嘴。院子的其他地方，還有許多老人坐著輪椅在看護人員的陪同下活動。
和這座永遠向前奔跑的城市不同的是，這個院子裏的人們早已甩開了快節奏的生活，安心地等待生命最後一刻的到來。正是這家不起眼的醫院，已經為兩萬多位老人帶去了誠摯的關懷和幫助，使他們在臨終前依然感受到生命的尊嚴和安詳。
23年搬遷7次
在醫院中式的三層小樓裏，幾乎每間病房都住滿了老人。每間病房外都有一張提示單，記錄著老人是否可以交談，是否需要安靜等信息。老人大多在安然入睡，或者靜靜地望著窗外人來人往。
這所創建於1987年的鬆堂醫院，是中國第一家臨終關懷醫院。
從最初的6張病床發展到如今能收治近200名病人，已經走過了23個春秋，住在鬆堂醫院的人有95%是被各大醫院定性為“生命末期”的人，平均年齡82歲，年齡最大的是109歲，最小的才剛剛出生。
不過，讓院長李偉評價這23年走過的曆程，他卻說到鬆堂醫院每一次搬家的情景。從1992年到2003年，11年間，他領著百多位病況危急的老人輾轉於北京城的東、南、西、北，一共被迫搬家七次。
搬家，對於普通家庭和個人來說，都是一件麻煩又瑣碎的事情；對於一個以臨終病人為住院群體的醫院來說，更是無法想象。一些病人家屬提出一些建議，為什麽不搬到城裏、社區裏麵去呢，那裏老人集中。
“搬到城裏？誰不想呢？但現實是很多人不理解臨終關懷是什麽，我們隻能遠離人群。”
有一次，搬去一個社區，“社區的群眾不讓我們進入，誰也不想接收我們這些八寶山前一站的臨終老人，居民們圍堵我們的車，堅決不讓這些躺在病**的老人們下車。起碼有上百個群眾圍在醫院門口。好些人圍在一起，有一個小夥子特別激昂地在給大家講：‘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抵製他們，如果他們真的搬進去了就轟不走了，這是一家死人醫院，要搬進我們社區裏頭，天天死人，我們這輩子也發不了財了，多晦氣啊。’”
傳統的羈絆
“死亡和瀕死在中國文化中被視為晦氣。”正是這樣的觀念令鬆堂醫院的臨終關懷之路走得格外艱辛。
而這也正是中國臨終關懷事業發展的寫照，傳統的觀念讓中國20多年的臨終關懷事業進展緩慢。
“我們中國人總是在強調優生，又是胎教又是營養的，但卻避諱死亡，從來就沒有優死的觀念。”年近花甲的院長李偉遺憾地告訴記者。
鬆堂醫院副院長朱林回憶，曾經有一位劉姓老師離異後帶著年幼的兒子和半身不遂的母親一起生活在大雜院裏。除了上班、照顧兒子，更難的是侍候母親。鄰居們都知道他非常孝順。
但半年之內，母親還是被燙傷兩次，全身發生了22處褥瘡，屋裏味道難聞不堪。居委會動員他將母親送到鬆堂醫院，劉老師從感情上接受不了：現在是母親最需要他的時候，怎麽能推給醫院呢？最後雖然勉強答應送去試試，嘴裏還一直解釋：“我真是沒辦法才把母親送到這兒。”兩個月後，母親身上的褥瘡慢慢痊愈，精神也好起來。兒子想讓她出院回家，她卻執意不走了。
“養兒防老的觀念在中國根深蒂固，如果哪家把老人送到臨終關懷醫院，不孝的大帽就來了。”
家屬的疑惑
即便是將老人或者絕症患者送到臨終關懷醫院，很多病人家屬也不能馬上理解什麽是臨終關懷。
37歲的張大諾從2003年起就在鬆堂醫院擔任誌願者，每周他都會去醫院兩到四次，坐在床邊和病人聊天，進行心理護理。對他來說，病人家屬的不理解是他護理最大的幹擾。
“在我關懷過的一百多個臨終病人中，隻有兩三例是家屬主動找上我的，其中一例還是再三觀察了我與其他病人交流後才對我說：‘要不，你和我媽媽也聊一聊？’”
在臨終病人治療過程中，心理護理是最重要的環節。
心理護理，一方麵是對患者，需要醫護人員向患者解釋病情、認識病情、進一步理解治療是有意義的，以減輕患者的疑慮；另一方麵，是對家屬，對其進行死亡教育，先讓家屬正視死亡，再讓其協助醫生對病人進行心理輔導。
“但中國人忌諱談死，甚至用各種替代說法代替‘死亡’的意思。跟病人及其家屬談死亡，是很難接受的，臨終關懷也很難擺到桌麵上來談。”[1]
【情境二】周有光：106歲老人的生死觀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張允和因心髒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歲。半年後，2003年2月16日，三妹張兆和，沈從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歲。姊妹兩人，先後去世，都是享年93歲。
93歲，是人生的一個難關嗎？
張允和的去世，對我是晴天霹靂，我不知所措，終日苦思，什麽事情也懶得動。她的身體雖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卻很旺盛，那麽富有活力，如今走得這麽突然，誰也沒想到。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兩人之中少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我在紙上寫：“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那是唐朝詩人元稹的詩，現在真的都來了。
後來，我走出了這次打擊和陰影，是因為想起有一位哲學家說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然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多麽殘酷的進化論！但是，我隻有服從自然規律！原來，人生就是一朵浪花。2003年4月2日的夜半，我寫了篇文章《殘酷的自然規律》，那時我年已98歲，明白了生死自有其規律。
所以，我接受了這一切，不管有多殘酷。很多事就是這樣，你往傷心處想，越想越傷心，我與允和結婚70年，婚前做朋友八年，一共78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書房裏，一個桌子，兩把椅子，兩個人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大家都說我們是“兩老無猜”，多好。現在剩下我一個人，怎麽受得了？但是換一個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對人生，對世界，既要從光明處看到黑暗，也要從黑暗處看到光明。事物總有正反兩麵，同時存在。盛極必衰，否極泰來。道路崎嶇，但前麵一定有出路。我媽媽常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訴我們，未來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淒淒苦苦呢？
允和火化那天，我聽從了晚輩們的話，乖乖地待在家裏，沒有去送葬，我隻是吩咐孩子們，天氣太熱，不要驚動高齡親友，簡單處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對張允和最好的紀念，是出版她的遺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記》。我編輯好了她的書，又用兩年的時間，終於感動了上帝，使兩本書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對親人的死如此，對自己的生命我也用這樣的態度：一切順應自然。85歲那年，我離開辦公室，不再參加社會活動，回到家裏，以看書、讀報、寫雜文為消遣。常聽老年人說：“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應該反過來想，我說：“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賺的。我從81歲開始，作為1歲，從頭算起。我92歲時候，一個小朋友送我賀年片，寫道：“祝賀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
我生於清朝光緒三十二年（1906），經過了北洋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1949年後的新中國時期，被有人戲稱為“四朝元老”。這一百多年，我遇到許多大風大浪，其中最大的風浪、也是最艱難的時候，是八年抗日戰爭和十年“**”，顛沛流離二十年。但不都過去了嗎？我年輕時候，身體不好，健康不佳，生過肺結核，也患過憂鬱症。結婚的時候，算命先生說，我們婚姻不到頭，我活不過35歲。我不信，結果早就活過兩個35了。可見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著就好。[2]
【情境三】
薑大媽57歲，初中文化程度，退休前是商店營業員。薑大媽患乙肝已經有兩年，到處求醫，看過西醫和中醫，吃過各種中西藥，甚至還去求過菩薩，但都無濟於事，病情始終未見好轉。薑大媽開始懷疑自己已經轉為肝癌，死亡的威脅日趨嚴重，整天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總是覺得死神在向自己招手。晚上也經常夢見兩年前因病去世的老伴，造成情緒煩躁不安，經常怨天尤人，埋怨自己的命為什麽這樣不好，而且經常無緣無故發脾氣。近來她開始向菩薩乞求寬容，希望多給她一段時間，讓她有幸看到29歲的兒子成婚。
【情境四】
患者陳某，男，80歲，診斷原發性高血壓、多發性腦梗死。老人能正確對待自己的病情，經常看報，找醫護人員談心。醫護人員也時常巡回到他身邊，詢問病情，教他練氣功等，用精神療法與疾病抗爭，使他一直保持樂觀情緒，主動配合治療。
【情境五】
董某，女，乳腺癌晚期，患者脾氣暴躁，發怒，天天罵其愛人和孩子，甚至亂摔東西，不肯換藥，拒絕服藥，拒絕治療等。對這類病人，醫護人員應本著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既要安慰家屬，又要對病人進行臨終關懷，使病人安全順利度過人生最後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