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同情革命，但我還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並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對不理解的東西是無法寫出有價值的東西的。
我寫過《駱駝祥子》。那是因為，那時的世界是一個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那時人與人的關係很明顯，界線劃分得十分清晰，有人一貧如洗，有人富甲天下；有人被剝削，有人剝削人。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作家可以描寫這些現象，就像一個人可以用相機把它們照下來一樣。祥子不一定真的像我寫的那樣感覺和思想，但當我創造這個人物時，我可以設身處地，想象如果我在祥子的位置上，我會怎樣做。這種經驗是讀者也可以分享的，讀者可以想見自己拉著洋車，而不是坐在洋車上。任何沒到過北京的外國人也可以想象自己在同樣處境下的感覺。
從寫作角度看，那是一個相對比較簡單的情景，貧富差距十分明顯，饑餓和疾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而那些應該負責的人卻對此漠不關心。在中國，一個被接受的現實是千百萬人生存的價值，就像一群牲畜，他們存在的理由僅僅在於為少數人服務，他們是消耗品，他們的性命一文不值。一些外國人也不把中國人當作和他們自己有一樣情感，一樣痛苦或悲傷的人類看待。
在那種時代，你要麽和那些認為社會現實是自然秩序的人同流合汙，要麽就站在他們的對立麵。這就是革命的實質。如果你相信普天下四海之內皆兄弟，那你也就沒什麽別的選擇了。你就是一個革命者了，你就會支持那些有勇氣、有決心改變社會現狀的人了。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都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了，我們也不是科學的改革家。當年參加五四運動時，毛澤東並不是共產黨人，他也不可能是。當時，中國沒有人知道共產主義。但對毛澤東和我們大家來說，當時的狀況已經發展到讓人無法忍受了。革命開始喚起了大眾對自身處境的認識，他們被外國列強踢進了苦難深淵。從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以來，他們第一次看到，外國列強並不是中國統治階級的敵人，而是他們的同盟。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資本主義實質上是一丘之貉。
所以，我們必須先趕走那些剝削和欺辱中國人的外國人，然後再回過頭來對付那些依仗洋槍洋炮、做著同樣壞事的中國人。
革命的第一階段是愛國主義的。第二階段是愛國主義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反動派的勝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發生的事情，連沒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現在，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重點是要改變思維方法，而不是改變生活條件了。
我能理解為什麽毛澤東希望摧毀舊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我無法描寫這一鬥爭。我也無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學生一樣思維或感受世界，他們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待世界的。
你們大概覺得我是一個六十九歲的資產階級老人，一方麵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麵又總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們這些老人不必再為我們的行為道歉，我們能做的就是解釋一下我們為什麽會這樣，為那些尋找自己未來的青年人揚手送行。我們把描寫新社會的任務也移交給青年一代，他們可以根據他們的經驗改造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