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如果一個人說了一句假話，被人點破，羞得恨不能立即跳樓。如果發現別人有假，也必勇於揭露，憤而斥之。社會道德之失真，從“文革”始，後愈演愈烈。到現在，社會上公然賣假證件、假發票，出假票據。你若要報銷，售貨員主動問你怎樣開票，會計幫你合法入賬。大家都在陽光下運作，臉不紅，心不跳。誰還怕人說有假，誰還覺得是造假。所以朱鎔基任總理時，一次為某會計學院題詞，憤而題曰：“不做假賬”。可見做假賬都已成了會計經常的業務。以圖財害命，責之造假的奶農、藥商，可也；而假風蔓延，則要拷問全社會的道德，拷問官員的管理教化示範之責。政治是什麽，孫中山說是管理眾人之事，我們說是管理國家大事，是為民辦事。商場之假與官場之假深有其緣，治商須問政，正人先正己。現在官場造假成風，虛偽成規。開會排座次，發言念稿子，寫公文套框子，發表文章編句子，應付視察擺場子。就是內部開個會，正常接待上司，一發言，也要先說一句“尊敬的某某領導”，如舊時臣子喊“吾皇萬歲”，天天演戲，樂此不疲。幹部一提拔，先學會應酬，擺架子，裝樣子，哪有什麽如履薄冰，先憂後樂之心。下級見上級，專揀好聽的順耳順嘴的話說，哪有什麽忠言逆耳，實事求是。本來一個社會的安定是百姓老老實實做人，官員勤勤懇懇辦事，現在官員隻顧演戲，不去做真人，怎麽能教化百姓辦真事？假不為錯，偽不覺恥，官無個性，商無誠性，是社會安定和發展之大患。毒奶事發，冰山一角。
改革開放，讓我們懂得了“商品經濟不可逾越”，而商品交換必得有誠信，我們現在亟需要補上這一課。改革開放還讓我們懂得政治文明要講民主。在這方麵，中國封建社會長，遺毒甚多。專製和集權需要偽裝、造假，而民主政治則要透明，要監督，要務實。我們也要補上這一課。無論是政治道德還是商業道德，都要從誠實做起。道德是法律的基礎，德不行則法不立，法不立則國難治。而一個社會道德的教化普及，大莫過於先立製度，然後官員勤勉，政風樸實，使上行下效，人人自律，自然河清海晏，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願從假奶粉事件中反思治國大義。
大幹部最要戒小私
幹部是公家的人，是公務員，是為國家辦事，不能有私。大貪大賄自有黨紀國法管著，這裏且說一說百姓眼中最無奈卻又最鄙視的小私小弊。
人皆有私，但是私戲不能在公家舞台上演。就如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家的浴室一絲不掛地沐浴，可以在自己家夫妻共枕，但如果有人把此事演到大街上、舞台上，那將是怎樣地難堪，怎樣地不可理喻。
但許多事，換一種形式，便涇渭不分。我們有一部分幹部就在幹這種有違常理的事。有一位領導對下屬單位說：“為什麽不先解決我老婆的職稱？”下屬麵有難色，說評委不投票。他說：“那我不管，你去辦！”一次我在機場見某領導帶團出國，各團員及送行人員早在機場恭候，他卻姍姍來遲，且妻、兒、孫前呼後擁。這位領導一不問團員是否到齊，二不問手續辦得怎樣，三不向送行者囑咐公事，而是與老婆卿卿我我，說不完的家事，又抱著孫子的臉蛋親不夠。時間一到，披衣出關。眾人好容易才看完這出“十八相送”，臉上僵僵地掛著笑，想必心裏涼涼地歎著氣。他們就這樣穿著一件“公”字牌的皇帝新衣，大裹其私，大搖大擺地登台走步、發指令、做演說，全然不知群眾怎麽看、怎麽說。這是最失“人”格、失“領導”之格和“公務員”之格的。
北宋名臣富弼出使遼國，一走就是數月。有人捎來家書，富曰：“徒亂人心。”不拆書信，直接放在燈上燒掉。一個封建官吏都懂得身在公位，執行公務，百分之百地勤政，不敢有一絲懈怠，我們現在一些幹公事的人卻在公台上大唱私戲，私不知羞，私不覺恥。這樣人格一丟，就一醜遮百俊，一醜壓百能，就被人看扁了，就永無一點可用、可敬、可言之處了。可惜，許多身居要位者在這一點上，常沒有一點自知之明、知私之明。
當官何必秀才藝
現在幹部的文化基礎水漲船高，大學本科已是起碼的門檻，碩士、博士比比皆是。不像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工農幹部，胼手胝足，隻會悶頭工作。於是除工作之外便有了“才藝展示”。
胡長清人人皆知，是新時期第一個因貪汙而處死刑的省部級高官。他選的才藝是書法。據說他在監獄裏還對獄警說：“你善待我，我出去後給你寫幅字。”可惜筆未落紙，人已伏法。還有一位地方官，治民無方，治地發生群體事件，他處理不了，化裝逃出。但他卻會彈鋼琴，他常會客的賓館裏放著一架專用鋼琴，每當酒酣之時，部下就會巧妙地暗示：我們領導還會彈琴呢！客人就趕快知趣地說：真的嗎？願聞其妙。他就半推半就，走上琴台，才藝展示一番。
多才多藝沒有錯，關鍵是分清主次，才當其用。大凡一個稍有文化、中等智力的人，身上總會有數種甚至十數種以上的才，這不足為奇。據說人的二十三對染色體，隻有一對管起碼的體力智力，其餘二十二對管不同的才，人人有才，人皆多才。君不見隨便一個民間二人轉演員，從耍手絹到吹嗩呐，都能在台上玩它一個眼花繚亂。但他真要成名卻不容易，一是要有一個專門的才，二是這才還得是別人沒有的絕才。這就難了，這裏有個角色分工問題，也有人生態度問題。如果唱旦角的不攻旦功，而旁騖醜功，則“旦不成而醜不就”，為老實人、聰明人所不為。政治舞台與演藝舞台其理同一。
幹部的主要角色是什麽？是理政。孫中山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毛澤東說是為人民服務。首先你要有行政能力，心憂天下，心係百姓，把握大勢，拆難解困，卒然臨之而不驚，捧之寵之而不喜。老老實實把該管的事管好，勤勤懇懇為百姓謀一點福。如果還能有一點創造，比如有一點新政，那就更好。正如朱鎔基答記者問所說，希望是個清官，幹一點實事。我們常愛在官員前加“父母”二字，稱父母官，暫不說其是否準確，但這卻有強調責任的一麵。父母者，首先要解決子女的衣食等事。如果父母每天拿不回糧米，進門就隻會給孩子唱歌，子女也實在樂不起來，要這等父母何用？其實無論是百姓還是上級，直到中央，對幹部並沒有什麽過多要求，幹部考核表上也沒有“才藝展示”這一項。但是為什麽有些幹部喜歡頻頻展示其才藝呢？原來花拳繡腿比真功夫既好看又省力。
才藝對政治家有沒有用？有用，但那是錦上添花。有一點更見其彩，沒有也不影響為官做人。毛澤東詩詞寫得好，中國人為有這樣的領袖而自豪；鄧小平不寫詩，仍不失為偉人，人們照樣尊敬他。政壇上人物的才氣可分為四種。一是有政治之才又兼有藝術之才；二是隻有政治之才；三是隻有藝術之才，投錯了胎，誤入政途，如宋徽宗、李後主；四是既無政治之才又無藝術之才，陰差陽錯，戴上了官帽。不管哪一類，既入政壇，就要一心務政。共產黨的第一代領袖無不多才，周恩來年輕時就演話劇，張聞天寫小說，海軍司令蕭勁光還拉得一手好二胡，但從沒有聽說他們“露一手”。官者，管也，管好老百姓的事，同時也管好自己。有才藝可以，但不必頻頻展示，不要本末倒置，否則適得其反。宋徽宗好字畫，李後主好詩詞，明朝還有一個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這些業餘才藝反倒使得他們更快地人亡政息。共產黨早期重要幹部顧順章會兩下魔術，在執行秘密任務途中，過漢口碼頭時禁不住上台露了一手，結果身份暴露，被捕叛變。凡熱心於小技小藝者，其心必浮，難有大成，亦難托大任，足為之戒。
工作不要掛在空擋上
一次在基層采訪，聽群眾批評幹部的作風說：“工作掛在空擋上。”此話很深刻，也很生動。
空擋者，馬達轟鳴，隻有聲不做功。現實中這類事可謂不少。比如會議多，幹實事少；會上的空話多，聽者如風過耳；文章越寫越長，讀者不能卒讀；文件簡報多得看不過來，檢查評比一撥又一撥；等等。時間一長，好像隻要走走這些程序就算工作。其實，會議、文件、簡報、講話、文章、檢查等，都是工作的形式，它還應該有更重要的內容。聚在一起開會，是為了碰撞產生新思想；講話、寫文章，是為了啟示新思路，給人新目標、新方法；檢查評比，是為了揭示新矛盾，解決新問題。如果沒有這些內容，就是在掛空擋。
這幾年有的地方，幹部作風飄浮，練出了一批“空擋車手”，油門踩得震天響，就是不見車輪轉。雖然我們有大慶、勝利等大油田，也經不起車輛日夜不停地空轉；雖然我們經濟發展，國力增強，也經不起這種無休無止地空耗。
讓我們誠懇地記住群眾的這一批評，自問自想，戒之慎之。哪個地方工作還掛在空擋上，趕快換成前進擋。
不患不均而患不明
又到新的財政年度結賬時，其中有一項內容是世界各大國首腦紛紛公布自己的年度收入和家產變化。2013年俄羅斯總統普京收入367.2萬盧布（約合64萬元人民幣），美國總統奧巴馬40萬美元，德國總理年薪25萬歐元，日本首相月薪20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2.7萬元）。收入最高的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年薪170萬美元。
中國人的習慣，好像收入多少是個人的事，不該隨便打聽。記得前些年，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梅德韋傑夫訪華，記者采訪時很讚賞他公布收入，梅氏反而吃驚地反問：“這有什麽奇怪？領導人公布收入，全世界都這樣。”全世界都這樣，我們卻沒有，所以感到很新鮮。報紙就用這句話做了一個四欄大標題。看來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沒有與世界接軌。
老百姓過去把幹部叫吃工資的，現在叫花納稅人錢的。因為你代表民眾管理國家，人民就允許你從國家稅收中拿出一點點來養家糊口，當然也允許你比一般百姓活得稍滋潤一點。但是，花多花少你總要報個賬。就像一個企業的經理每年要給董事會報賬，因為那錢是董事們的投資，你不過是被聘來代管。
中國古代有一句政治格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說社會財富不能過度兩極分化，否則要出亂子。現代經濟學對這個“不均”取了個新名詞叫“基尼係數”，還計算出了一個警戒值0.4，而最大的極限是0.5，超過就可能出亂子，近幾年中國已到了0.5。絕對平均不行，兩極分化也不行。過去我們犯了平均主義的錯誤，所以鄧小平主持改革開放，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但這裏有兩個問題。一是官員特別是高官不能先富，更不能最富，因為你“富”的那些錢是人民的；二是你要富在明處，要受人民監督。共產黨建軍之初，物資貧乏，有一條治軍格言：夥食公開，官兵一致。即使是每月隻有幾角錢的夥食尾子也要公布。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還不富裕，實行工資製，一是透明，二是領導人帶頭降收入。毛、周等國家領導人規定工資是一級，毛說我們不能拿，該讓革命烈士去領這個一級。鄧穎超該拿三級卻隻要六級。這種現象很普遍，所以上下團結，萬眾一心。現在國際政治日趨進步，也是實行的這個原則。2012年5月法國新內閣組成，經濟形勢不好，就通過決定內閣成員降薪30%，並聲明政務活動一律公開。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後，首相工資立即縮水30%。而今春普京簽署命令，給公務員漲工資的同時給他和總理梅德韋傑夫漲薪1.65倍，這是對國內經濟形勢好的自信。不管降也好，漲也好，都說在明處，不藏不掖，為的是取信於民。可見無論中外，這是一條政治通則。因為不明比不均更可怕，不均還有個從0到0.5的可控度，不明則是直接的當下的信任危機，一票否決。
近年來在反貪中我們看到一個可笑、可憎的現象。貪官之暴露有各種原因，但無不與家產不明有關。有的是家中失盜，不能解釋其巨額家產；有的是偶然露富，如腕上的名表，被網友追蹤挖出；有的是外包情婦翻臉供出；有的是被檢舉而公訴。來路不明的錢財想藏是藏不住的，天不容，法不容。但我們從製度上檢討，還是要強製官員主動公布收入和家產。人民公仆，何事不敢與民說？不能與民說？這關乎政治民主，關乎政權鞏固。
老百姓怎麽看政治
近翻四十年前的日記，有一段政治趣聞。1971年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國。這個“接班人”“副統帥”，一夜之間成了叛徒、奸雄、大陰謀家，全國掀起“批林”**。當時我在內蒙古巴盟當記者，上麵傳達的文件裏有一句話說：“林彪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生產隊開批判會，隊長向大家傳達說：“這個林彪很壞，他還偷了一件馬克思的大衣。”前幾天我與一位宣傳工作老前輩、中宣部的老部長吃飯，席間說起這個笑話，他很認真地說：“現在仍然是這樣呀！到基層去，農民老問，你們那‘三個代表’還沒選出來啊？”前後相距近四十年的兩則政治笑話，使我思考一個問題：“老百姓怎麽看政治？”四十年了，我們的政治口號、中心任務已不知幾變，而不變的是老百姓看政治的目光。馬克思說，人們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他又說，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使自己出醜。就是說，我們提政治口號並宣傳解釋時，一定要能和普通百姓的具體利益相結合。
什麽是政治？政治學的解釋是：政治是人民群眾將自己的權力出讓出來，委托給一個公共權力機構來執行。這個機構可以是執政黨，也可以是政府。這裏有幾點本質之處常被掩蓋忽略：第一，這權力屬於人民，執行機構不過是代行；第二，代行之時要能提煉、概括人民的具體要求，使之上升為一項方針政策，凝結為一個口號；第三，這口號必須為群眾所理解，與其利益緊密關聯。這三者哪一個環節缺失或欠完美，都將影響政治運作的效果。至少宣傳工作者要懂得這個政治規律和宣傳藝術。
其實這規律和藝術也很簡單，就是能不能從老百姓的目光來看政治，能不能把一個政黨、政府的大政方針翻譯成群眾語言，能不能把一個時期的政治任務的本質和群眾關心的具體利益相聯係。毛澤東說，政治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孫中山說，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反正，你的政治目標要與老百姓的利益相聯係。聯係得好就成功，聯係得不好就失敗，這已為無數曆史事實所證明。
李自成起義，他的口號是“迎闖王，不納糧”，一下就說到賦稅重壓下的農民的心裏，從者如雲。我們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口號是“保衛勝利果實”，分得土地的農民就踴躍參軍。而抗美援朝的口號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八個字將國際義務、愛國精神和“保家”的具體利益都概括進來。這對新中國剛成立正在建設幸福家園的群眾來說很好理解，很有感召力，堪稱政治動員口號中的精品。改革開放之初，對農村大包幹的概括是“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對推動農村改革也極具號召力。
其餘各個曆史時期，各種新政策出台時，都有一些好的動員口號，如環保方麵的口號“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教育方麵的口號“再窮也不能窮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都很有號召力。一般來講，越接近基層，宣傳就越能聯係實際。一次我到甘肅采訪，車在無人的田野上行駛，路邊埋著光纜。一條紅色立地標語映入眼簾：“光纜無銅，偷盜判刑。”它講得再明白不過，光纜裏麵沒有銅，你偷了也無處可賣，還要判刑，何苦呢？八個字，把最要害的利益說得清清楚楚，還宣傳了科普知識。這雖是一條標語，卻比站一個警察還有效果。
政治是什麽？就是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讓百姓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自覺去行動，這是管理者的責任，也是管理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