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從石頭上讀政治，是1994年1月初到桂林。誰都知道，桂林是個山水絕佳之地，我也是本著這份心情去寄情自然、賞心娛性的。當遊至龍隱崖時，主人向我介紹一塊摩崖石刻，因文字仰刻在洞頂，雖經八百年，卻得以逃脫人禍、水患。細讀才知是有名的《元祐黨籍碑》。說是碑，實際上就是一個黑名單。在這明媚的湖光山色中猛見這段曆史公案，不由心頭一緊，身子一下落入曆史的枯井。這碑的書寫者是在中國曆史上可入選奸臣之最的蔡京。宋朝自趙匡胤奪權得位之後，跌跌撞撞共三百三十七年，好像就沒有幹出什麽光榮的大業，倒是演繹了一部忠奸交織圖，並且大都是奸勝於忠。宋神宗年間國力貧弱，日子實在混不下去了，朝廷便起用新黨王安石來變法。神宗死後，改年號元祐，反對變法的舊黨得勢。等到宋徽宗即位，新黨勢力又抬頭。蔡京正在這時得寵，他便借機將自己的政敵統統打入舊黨名單，名為元祐奸黨。並且於崇寧四年（1105年）討得皇帝旨，親自書寫成碑，遍立全國各地，要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把黑名單刻在石頭上，這是蔡京的發明。
在這塊黑硬陰冷的石刻前，我不禁毛骨悚然。細讀碑文，黑名單共三百零九個人，其中有許多名人大家，如司馬光、文彥博、蘇東坡、秦觀、黃庭堅等。這些人不說政見政績，就說他們的詩書文章，也都是一代巨星。蔡本人也算是個大文人，書與畫亦很出色，當初他就是靠著這個才得以接近徽宗。但他一旦由文而政，大權在手，整起人來卻如此心狠，更難得他在政治鬥爭中又很會使用石頭這個工具。當初中國猿人剛學會以石擊獸獵食求生時，萬沒有想到幾十萬年後的政壇官僚會以石來上悅君王，下製政敵。更難得這蔡京上下兩手都得純熟。當他要取悅君王、以求進身時，用的是天然無字之石。蔡京經仔細觀察，發現宋徽宗極好玩石，他就讓心腹在南方不惜代價，廣搜奇石。為求一石跋山涉水，挖墳掘墓，拆人庭院。有大石運京不便，沿途就征用民船，拆橋毀路，這便是曆史上有名的“花石綱”之禍。這事連徽宗也覺得有點心虛，蔡京就說：“陛下要的都是山野之物，是沒有人要的東西，有何不可？”真會給主子找台階下。當他要對付政敵時，用的是有字的石頭。他看中了石頭的經久耐磨，要刻書其上，讓政敵萬世不得翻身。不想後人又將此碑重刻，以作為曆史的反麵教員。
因為有了這次由石悟史的經曆，以後我就留意石頭上的野史。
封建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石頭當然首先要為皇家服務。中國曆史上文治武功較突出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明太祖、清康熙乾隆七位名君，除漢武、宋祖外，我見過他們其餘五人留下的石頭。今泰山腳下的岱廟裏有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巡時的刻石，北宋時還有一百三十六字，現隻剩下九個字了。現太原晉祠存有唐太宗李世民親筆書的一塊《記功銘》，四麵為文。我得一拓片，展開有一麵牆之大，甚是壯觀。那個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很有意思，他與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正不分上下時，得一瘋人周顛指點而勝，朱得江山後親自撰文，在鄱陽湖邊的廬山最高處為之立碑，現在禦碑亭成了廬山的一個重要景點。康熙、乾隆的禦製詩文極多，這是世人皆知的。中國幾乎任何一處著名的風景點或廟宇裏都能看到他們的碑刻，但大多是“到此一遊”之類。
石頭記事，確實可以千古不朽，於是就生出另一麵的故事，有錢有勢的就想盡量刻大石，多刻石。但是如果你的名和事不配這個不朽，不配流芳百世呢？那就適得其反，留下了一份尷尬，又為曆史平添了一點笑話。這石愈大，就尷尬愈大，笑話愈大。山東青州有一座雲門山，石壁上刻有一巨大的壽字，就是一米七八的小夥子，也沒有壽下的“寸”字高。遊人在山下，仰首就可看到。原來當年這裏曾是朱元璋的後代衡王的封地，他在嘉靖三十九年為籌辦自己的祝壽慶典，特意搞了這麽一個“壽”字工程。但是如今除了山上的壽字和山下孤零零的一個空牌樓，衡王府連隻磚片瓦也找不到了。衡王這個人如不專門查史，也是沒人知道。壽字倒是長壽至今，那是因為它的書法價值和旅遊的用途，衡王卻一點光也沾不了。
河北正定去年才出土的一塊殘碑，也是對立碑人的最大諷刺。這碑我們現在已不能稱之為碑了，因為它已斷為三截。但是大得出奇，隻馱碑的贔屭就比一輛小汽車還大，這是目前國內多處碑林中未曾見過的巨製。奇怪的是，如此輝煌的記功碑既不是出自大漢盛唐，也不是出於宋元明清，據查它出自中國曆史上一個短暫紛亂的小王朝——五代時的後晉。從碑身可以看出字跡清晰，石色未經風雨洗磨，碑立好不久便入土為安了，而且碑文中所有涉及碑主人的名字多處都被剔毀。經考證，碑主是一個小軍閥，是此地的節度使，亂世之際他手裏有幾個兵也就做起了開國稱帝的夢，並且預先刻好了記功請頌之碑，不想夢未成就禍臨頭了，他被殺身，碑也被活埋。這段公案直到一千多年後，正定縣修路時，才在現代挖掘機的哢嚓聲中重見天日。於是我想到，這厚厚的土地下不知埋藏著多少不朽的石頭和石頭上早已朽掉了的人物。
上麵說的是流傳至今的成碑，還有一種是未及成形的夭折之碑。我見到最大的夭折碑是南京陽山的特大“碑材”。現在較多的說法是朱棣篡位稱帝後，準備為他的父親朱元璋修孝陵時所采的石材。它實在太大了，從初步形成的情況看，碑座長29.5米，寬12米，高17米，重約1.6萬噸；碑首長22米，高10米，寬10.3米，重6118噸，碑身長51米，寬14.2米，厚4.5米，重約8800噸。總計合三萬多噸。據傳，當時為開采此石，用數千工匠，每人每天限出碎石三鬥三升，出不完即死。山下新墳遍野，至今仍有村名“墳頭”。當時用的是笨辦法，先將石料與山體鑿縫剝離，然後架火猛燒，再以冷水潑在石麵，熱脹冷縮，一層層地激起碎石。至今石上還有火烤煙熏的痕跡。千萬人、千萬時的勞動還是敵不過自然的偉力，人們雖可勉強將這個龐然大物從山體上剝離，但如何運進城去卻是個難題，於是它就這樣永遠地躺在了山腳下。如今現代化的高速公路從碑石下穿過，這巨石就如一頭遠古時的恐龍或者猛獁象，終日瞪著好奇的眼睛看著來往的車流。
如果你讀不懂這塊三萬噸的巨石，就請先讀讀明史，讀讀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本來輪不到他來做皇帝，他也早被封為燕王，駐地就是現在的北京。但他起兵南下，奪了他侄兒的帝位，然後遷都北京。朱棣很有雄才大略，平定北方，打擊元朝殘餘勢力，也很有功，但人極殘忍。他竊位後自知不合法，便施高壓，收拾異己。他要名士方孝孺為他起草即位詔，方不從，他就以刀割其口，又株連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書鐵鉉不從，就割其耳鼻，又烹而使之食，問：“甘否？”鉉答：“忠臣之肉有何不甘。”大罵而死。他將政敵或殺或充軍，妻女則送軍內轉營奸宿。不可想象，在中國已經曆了唐宋成熟期的封建文明之後，還有這樣一位殘暴的最高統治者。但他又裝出很仁慈，一次到廟裏去，一個小蟲子落在身上，他忙叫下人放回樹葉，並說：“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朱棣既有野心和實力奪帝位，又要表現出仁孝，表示合法，於是他就想到為父親的陵寢立一塊最大的石碑。這或許有贖罪和安慰自己靈魂的一麵，但正好表現了他的霸氣和凶殘，這是一塊多麽複雜的石頭。中國曆史上三百三十四個皇帝中，叔奪侄位、遷都易地、另打鑼鼓重開張的就朱棣一人。這塊有三萬噸之重，非碑非石，後人隻好叫作“碑材”的也隻有這一例。它像神話中的人頭獸身怪，是獸向人嬗變中的定格。
如果說，正定大殘碑是一個未登皇位的人夢中的龍座，陽山大碑材就是一個已登皇位者，為自己想立又沒有立起來的貞節牌坊。而許許多多有詩有文的禦碑，則是勝者之皇們搖頭晃腦、假模假樣的道德文章。武則天倒是聰明，在她的陵前隻有一塊無字碑，她讓後人去評、去想。但這也有點作秀，是另一種立傳碑。“菩提本無樹”，要是真灑脫又何必要一塊加工過的石頭呢？唐太宗說以史為鏡，史鏡的一種形式就是石頭，後人從石鏡裏照出了所有弄石人的心肝嘴臉，就是那些偷偷的小動作和內心深處的小把戲也分毫畢現。當然，石頭既是山野之物，又可隨時洗磨為鏡，便就誰也可以用來照人照世、表達思想、褒貶人物了。上麵說的是宮廷之碑，民間也有許多著名的碑刻成了我們曆史文化的裏程碑。如我們在中學課本裏學過的《五人墓碑記》等，其激越的思想、感人的故事與堅強的石頭一起經過曆史的風雨，仍然閃爍著理性的光芒。成都武侯祠有嶽飛書《出師表》石刻，一筆一畫如橫出劍戟，一點一捺又如血淚落地。石頭客觀公平，忠也記，奸也記，全留忠奸在青石。民間的說法就更是常書寫在石頭上。胡適說：“中國文學史何嚐沒有代表時代的文學，但是我們不應該向那古文史裏去找。應該向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裏去找尋。”了解中國的政治史也應該除二十四史外，到路邊或舊宅的古石塊上去找尋。
在我看過蔡京《元祐黨籍碑》之後八年再到桂林，卻意外地見到一塊懲貪官碑。碑文為：“浮加賦稅，冒功累民。興安知事，呂德慎之紀念碑。民國五年冬月閏日公立。”指名道姓，為貪官立碑，彰顯其惡，以戒後人，全國大概僅此一例，其作用正如朱元璋將貪官剝皮填草立於衙堂之側。
我當記者時，在家鄉山西還碰到一件為清官立碑的事。從前山西晉城產一種稀有蘭草，歲歲進貢。然此地崇山峻嶺，崖高林密，年年因采貢品死人。就是那年我們上山時也還無路可通，要手足並用，攀岩附藤而上。有一任縣令實在不忍百姓受苦，便冒欺君之罪，謊報因連年天旱此草已絕跡，請免歲貢。從此當地人逃此苦役，百姓為其立碑。封建時代人們盼清官，所以就留下不少這類的刻石。現在武夷山的文廟裏還保存有一塊宋太宗賜立各郡縣的《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還有那塊被朱鎔基推崇引用的《官箴》碑：“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此石原為明代一州官的自警碑，到清代被一後繼者從牆裏發現，又立於署衙之側以自警，再到朱鎔基之口，是一根廉政接力棒，現存西安碑林。
大約人自從有了思想，就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利用石頭來表達它。權貴們總是想把石頭雕成一根永恒的權杖，潔身自好者就用它來磨一麵正形的鏡子，而老百姓則將它用作代言的嘴巴。無論歲月怎樣熱鬧地更替，人類演化出多少繽紛的思想，上帝卻隻用一塊石頭，就將這一切靜靜地收藏。
三
前麵說過，沒有哪一個人願意懷抱一塊冰冷的石頭。但是，這石頭確確實實每時每刻都在人類的懷抱裏溫暖著，一代代傳遞著。於是“入石三分”，那石麵石紋裏就都浸透著人文的痕跡。人們不知不覺中，除了將石頭用作生產生活的工具外，還將它用作記錄文明、傳承文化的載體。就文化的本意來說，它是社會曆史活動的積累。為了使辛苦積累的東西不至失去，石頭是最好的載體。一來因其堅硬，耐磨損，不像紙書本那樣怕水怕火；二來因其本就處在露天，體勢宏大，有較好的宣示功能。所以以石記史，以石為文就代代不絕。
人以文化心理刻石大概有這樣幾種類型：
一是為了表達崇拜，宣揚精神。最典型的是佛教的石窟、石刻和摩崖造像。敦煌、麥積山、雲岡、龍門、大足，佛教一路西來，站站都留下巨型石窟。這都要積數代人的力量才能成。像樂山大佛那樣，將一座山刻成一個大佛，用了九十年的時間，這需要何等驚人的毅力，而且必須有社會的氛圍，這隻有宗教的信仰力才能辦到。泰山後麵有一道溝，竟將一部《金剛經》全刻在流水的石麵上，每個字有桌麵之大，這溝就因此名“經石峪”。但也有的是為了宣揚其他。馮玉祥好讀書，他住廬山時心有所悟，就將《孟子》的一整段話，叫人刻在對麵的石壁上。經石峪和廬山我都去過，身臨文化的山穀之中，俯讀經文，佛心澄靜；仰觀聖言，壯心不已，你會感到一股這石頭文化特有的磅礴之力。
古人鑿山為佛的場景我無法親曆，但現代人一件借石表忠的事我倒是親自體味過。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山西當記者，一天沁水縣（作家趙樹理的家鄉）的書記來找我，說我這裏出了一件奇事，也不知該不該宣揚。我到現場一看，原來是一位老村幹部為毛主席修了一座紀念堂。堂不足奇，奇的是他硬在一塊巨石上用手摳出了這座“堂”。當時，毛主席去世不久，這位深感其恩的老村幹部，決心以個人之力為偉人建一座堂，而且暗發宏願，必須整石為屋。他遍尋附近的山頭，終於在村對麵山上找見一塊巨石，就背一卷行李、一口小鍋住在山上。他一錘一鏨，每天打石不止，積年餘之力，居然挖出一座有四米直徑之大的圓房子。老人將毛主席的像端掛正中。他又覺得山太禿，想引來奇花異草，依稀知道有一本記載植物的書叫《本草綱目》，就向衛生部寫信，衛生部居然還寄來了許多種子，我去時山上已一片青翠。當時正好農村推行改革政策，村裏就將這山承包給了老人。當初，人們都說這老人是瘋子，現在則羨慕不已。這種借堅石而表誠心的方式中外同一。上個月我從泰國歸來，那裏有一座佛城，巨大的佛殿裏，八百多塊花崗石碑全部刻滿經文。這則全靠國家的力量。
第二種是為了給後人積累知識、傳遞信息。那一年我到鎮江，在焦山寺碑林裏見到一方石頭，上麵刻有一幅地圖，名《禹跡圖》，是大禹治水、天下初定後的版圖。這幅石地圖用橫豎線組成5831個方格，每格合百裏，比例為1：420萬，上麵有山川河流及551個地理名稱。這是我見到的最久遠的地圖，它刻於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英國人李約瑟說這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古地圖。現在河北保定原清直隸總督的大院內保存著十六幅《禦題棉花圖》刻石。乾隆三十年（1765年），時任總督的方觀承考察北方的棉花種植生產流程後，親手繪製了十六幅工筆絹畫，圖後配有說明文字，呈送乾隆皇上禦覽。乾隆仔細研究過後，於每幅圖上題詩一首。這回皇上寫的詩也還文風淳樸，有親農愛民之情，比如第二幅的《灌溉》：“土厚由來產物良，卻艱治水異南方。轆轤汲井分畦溉，嗟我農民總是忙。”皇帝親自題詩勒石承認農民的辛苦，恐怕在中國曆史上也僅此一例。這圖文並茂的十六幅石刻永遠留在了直隸總督衙門，成為我們中國農業科技史的重要資料。人們考證，最早的木版連環畫大約可以追溯到明萬曆年間，而這《棉花圖》很可能就是第一本刻在石頭上的連環畫。
最近我到甘肅麥積山又有新的發現，這裏存有一塊刻於北魏時期的釋迦牟尼成佛過程的浮雕碑，應該是更古老的石刻連環畫。現在長江大壩已經蓄水，有誰能想到百米水下將要永遠淹沒一段石上的文化？原來在涪陵城的江麵上有一道石梁，水枯時現，水豐時沒，古人就用它刻記水文的變化。石長一千六百米，一千一百年來竟刻存了一百六十三段，三萬餘字的記錄，還有飛魚圖案。考古學家習慣將地表數米厚的土壤稱為文化層。人們一代一代，耕作於斯，歇息於斯，自然就於這土層中沉澱了許多文化。那麽，突出於地表的石頭呢，自然就更要首當其衝地記錄文化，它不僅是文化層，更是文化之碑，曆史之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