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國文那裏,“文”字所代表的,不隻是文品,首要在人格。而要論及人格,首先該把作家群中兩類人物區分出去。一是非文學因素或撞大運機遇而躍上文壇的袞袞諸公,一是“不比小市民好到哪裏去,甚至更下作、更無聊、更淺薄”的“衣冠楚楚之輩”。前者徒有虛名而無實績,後者早被《如此這般》嗤之以鼻。彼等人格,不在此議。而就在那清名人望的作家群裏,李國文也該算德高望重、人如其文的“老大哥”,被尊為文壇之“活佛”與“俠客”的。

四十年前初見一麵,他給我的印象是老實憨厚,二十年後再次相會,他給我的感覺依然是仁者與忍者的融合。歲月風霜在他臉上,沒有留下愁苦痕跡。他那碩大圓潤的臉盤上,永遠綻放著長者與智者相交織的祥和笑容。這在當今文壇老中青三代人心目中,都是可以親近,能夠信賴,值得敬重的。

因我疏於交往,我和他的聯係,會議見時多於家訪,電話交談多於麵晤,所以我對他的了解,遠不如作家評論家對他的認知。我聽說他的家,時不時就成為作家特別是外地來人聚會的場所。人們願意到他家去,在他麵前坦露心跡。他會給任何人,尤其是心路文路都還正而又有才智有潛力的年輕人,盡其所能的熱情幫助。

將來總會有人給他寫評傳的,我僅作為編輯為其人格作證。1985年他應邀撰寫《編輯與我》,“念念不忘”我對他的“發現”,稱我是使他“走上文學道路的第一個擺渡人”。而當年正因我之選出《改選》,使他“才一登岸,便跌進深淵裏去了”。我對他的命運曾起負麵作用,他卻隻從正麵領會,“決無半點嗟怨,從來也不曾埋怨過。”他記著的是:“希望別人成功,幫助別人成功,這是一個真正的編輯無與倫比的美德,崔道怡是這樣的人。”但我知道,任何人,隻要稟賦作家基因,總會走上文學道路,至於這一過河者遇到那一擺渡人,確實隻是一種緣分。然而我更清楚,具體到李國文這一位作家,對待我這一名編輯,“經曆了漫長的甚至慘淡的歲月之後”仍不忘卻,這種感情又不隻是緣分二字所能概括的。

《緣分》發表之時,我曾借題發揮為那一期《人民文學》寫了一則“編者的話”。後因增補重要稿件,“編者的話”也另寫過,原“卷首語”便放棄了。而今倒是一個發表的機會,可以用來為緣分作注釋了——

李國文與《人民文學》有著特殊的緣分。四十年前的春天,他將其處女作寄給了本刊……他的諸多獲獎篇章和重點作品,都發表於本刊。他實際上早已成為《人民文學》的特約撰稿人,凡有所求,必得應允。這不僅是與編輯多年的親切友誼,而且更是對刊物一貫的熱忱支持。那麽,與其說這是緣分,毋寧說這是情分。特殊的緣分,總有深厚的情分在的。

而這一次,李國文的《緣分》,為我們展示的,卻是另一樣世相。作品收束時說:“你做成什麽,或者做不成什麽,大概有個緣分在的。”似乎確實存在一種或然幾率,對人的命運將產生相當影響。然而,構成作品內容的現實人際關係,主宰人命運的究竟是什麽呢?概言之:錢與權!老首長的一幅字,隻靠緣分很難要到,若用“一把”(五萬元)打通關節,則輕易可得。而關節中之關鍵環節,在於首長的貼身秘書,那是背靠權勢常能左右權勢的人物,因此往往成為權與錢交易的樞紐。《緣分》寫的,其實就是這麽一場交易。“這是個金錢萬能的時代”,管你什麽友誼、愛情、人情,“還有用錢都擺不平的事情嘛”!“牛年就在這一把一把的錢中開始了……”於是作家看到,有那麽一批天之驕子,“這世界的確是他們的”。他們用錢一把一把地創造緣分。那種緣分,絕對無情。

最珍貴的是情分,永難忘的是情分。人世間有一種情,純淨高潔如水雲,平日裏淡泊澄明,追憶時思緒翻騰。流年似水心似雲,水流雲在情無盡……

四十年前,“反右”之後,《人民文學》奉命遷出那一座幽雅的四合院,編輯部搬進了鬧市區灰色的辦公樓。

八十年代初,那一座四合院被拆除,蓋起了一幢看似雄偉實則猥瑣的居民樓。隻有一棵樹,被當作文物,保留了下來。

每年春天,我都去看那一棵樹,那一棵高大粗壯而古老遒勁的大槐樹。它還是那樣子,枝葉茂密,濃蔭匝地,整條街都飄散著淡淡的甜甜的槐花香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