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要求我們承擔一定的責任,這些責任不僅會影響我們生活的準則和形式,還會影響我們心智的發展。社會具有一個有機的基礎。在人具有雙性戀傾向這一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個體與社會的相切點。生命衝動的滿足、安全感的獲得以及幸福的保證,並不存在於相互隔離開來的男女中,而是存在於夫妻的共同生活之中。如果我們去觀察一下兒童緩慢的發展過程,就可以確信:沒有社會的保護,人類生命就不可能進化。生活中的種種責任使得勞動分工成為必須,勞動分工不僅不會將人與人隔離開來,反而會加強人們之間的聯係。

每一個人都必定會幫助他的鄰居。每一個人都必定會感覺到自己與同伴相依相連。人與人之間至關重要的關係就是這樣產生的。下麵,我們就更為詳盡地討論一下兒童出生後所麵臨的這樣一些關係。

一、嬰兒的處境

盡管每一個兒童都要依賴於社會的幫助,但他仍會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個既給予又索取、既期望你去適應又會滿足你的生活的世界。他的本能因為遭遇障礙而無法得到滿足,無法克服這些障礙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有那麽一些人,他們能夠更為徹底地滿足他們自己的衝動欲望,並對生活有更為充分的準備。我們可以說,由於童年時期的這些境遇,他需要有一個整合器官(organ of integration)來讓他有可能過上一種正常的生活,於是,他的靈魂就誕生了。它通過評估每一種境遇,然後指引有機體以本能的最大滿足和最少的衝突邁向下一個境遇。於是,他學會了過高地估計打開一扇門所需的力氣、搬動重物所需的力量,或者他人對他發號施令、讓他俯首聽命的權力。在他的靈魂中產生了要成長,要長得跟他人一樣強壯,甚至比他人更強壯的願望。支配那些聚集在他周圍的人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目的,因為他的長輩們由於他的軟弱而覺得對他負有義務,盡管他們的行為表現得好像他低人一等一樣。於是,有兩種可能的行動擺在了他的麵前。一方麵,他可以繼續那些他覺得成人都在使用的活動和方法;另一方麵,他可以表現出自己的軟弱,同時讓那些成人感覺到他的軟弱,並覺得非幫助他不可。在兒童身上,我們會不斷地發現這種精神傾向的分支。

在生命的早期,不同的性格類型開始形成。一些兒童的發展方向是獲得權力和選擇一種勇敢的技術,其結果是獲得承認;另一些兒童則利用自己的軟弱來投機,並力圖用最多樣的方式來表現這種軟弱。我們隻要回想一下某個兒童的態度、表情和舉止,就可以發現他屬於哪種性格類型。隻有當我們理解了每種性格類型與環境的關係,才能說每種類型都有其意義。我們在任何一個兒童的行為中,通常都可以發現對環境的反映。

可教育性(educability)的基礎是兒童努力地想補償自己的軟弱。成千上萬的天才和能人的產生都是源於欠缺感的刺激。現在兒童的處境則截然不同。我們現在討論的情況是:環境讓兒童感到了敵對,這樣的環境給他的印象是整個世界都是敵人的地盤。兒童之所以會有這種印象,是因為兒童思維過程的視角還不夠完善。如果他所接受的教育不能預先阻斷這一謬見,那麽,這個兒童的靈魂就可能畸形發展,以至於他在以後歲月中的行為表現得好像整個世界真的都是敵人的地盤一樣。一旦他在生活中遭遇更大的困難,這種敵對的印象就會日漸強烈。在有器官缺陷的兒童身上,這種情況常常發生。與那些出生時擁有相對正常的器官的兒童相比,有器官缺陷的兒童對待其環境的態度完全不同。器官缺陷可能表現為運動困難、單個器官的機能不全,或者整個機體的抵抗力很弱(其結果是常常生病)。

難以正視世界並不一定僅由兒童機體上的缺陷所引起。糟糕的環境對兒童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提出這些要求時所采用的不恰當的方式所導致的後果類似於環境中的實際困難。一個渴望能夠適應環境的兒童突然發現自己麵臨著重重的困難,尤其是當他成長在一個對自己已經失去了勇氣的環境(這個環境充滿了悲觀主義的色彩並迅速地對兒童產生影響)中時,更是如此。

二、困難的影響

由於障礙常常從四麵八方逼近兒童,因此,他不能總是做出恰當的反應也就不足為奇了。他的精神習性隻有很短暫的發展時間,同時,他發現自己必須去適應一些不可改變的現實條件,而此時他的適應技能卻尚未成熟。每當我們考慮自己對環境所做出的任何錯誤反應時,都會發現自己的靈魂在不斷地做著發展的嚐試,以求做出正確的反應,並且一生中都像做連續實驗一樣不斷地取得進步。兒童的行為模式表現中引起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他在成熟過程中麵對某一確定情境所做出的那種反應。他的反應態度使我們得以洞察他的靈魂。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就像社會的反應一樣,任何一個個體的反應都不能依據一種模式來評判。

兒童在其靈魂發展的過程中所遇到的障礙常常會阻礙或歪曲他的社會感。這些障礙有的來自於其物質環境方麵的缺陷,如源於他在經濟、社會、種族或家庭狀況方麵的不正常關係;有的則來自於其身體器官的缺陷。我們的文明是一種建立在健康體魄和器官健全發育的基礎之上的文化。因此,重要身體器官有缺陷的兒童在解決生活問題時就會處於不利地位。很晚才學會走路的兒童、運動有困難的兒童、很晚才學會講話的兒童,或者那些因大腦活動發育緩於正常兒童而顯得笨拙的兒童,都屬於這個類型。我們知道,這類兒童總是東碰西撞、手腳笨拙、動作緩慢,身體和心理上的痛苦成了他們的沉重負擔。顯然,這個世界並沒有溫柔地對待他們,這並不是一個為適應他們才形成的世界。因為發展方麵存在的這些機能不全而導致的困難有很多。當然,如果在此期間,精神需要方麵所遭遇的痛苦沒有讓兒童在日後的生活中感覺到失望的話,那麽,隨著時光的流逝,他們總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補償,且不會留下任何傷痕;此外,經濟上的拮據可能會使事情變得複雜起來。有缺陷的兒童很難理解人類社會的既定法則,這一點很容易理解。他們總是用懷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身邊出現的機會,並傾向於將自己隔離起來,逃避自己該完成的任務。對於生活中的敵意,他們尤其敏感,並且,他們會無意識地誇大這種敵意。他們對於生活中痛苦的一麵的興趣要遠遠地大於光明的一麵。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對這兩麵的估計都過高,因此,他們一生中都采取一種好戰的態度。他們要求得到別人的特別關注,當然,他們考慮自己遠多於考慮別人。他們更多地將生活中的必要責任視為困難,而不是刺激。由於他們對同伴心懷敵意,因此,他們與環境之間的鴻溝不斷拓寬。現在,他們在對待每一次經曆時都異常得小心謹慎,而每一次與真理和事實的接觸都隻能讓自己離它們越來越遠,結果,他們隻是不斷地給自己增添新的困難。

如果父母沒有以恰當的方式表現出對子女應有的溫情,那麽,這些子女也會麵臨相似的困難。不管什麽時候,隻要出現這種情況,就會給兒童的發展帶來嚴重的後果。這個兒童的態度就會變得非常固執,以至於不能識別愛,也不能恰當地表達愛,因為他的溫柔本能一直沒有得到發展。對於一個在溫柔感從未得到恰當發展的家庭中長大的兒童,我們很難激發出任何溫柔的表示。他的整個生活態度是一種逃避的姿態,是一種對所有的愛和溫柔的逃避。如果考慮欠周的父母、教育者或其他成人在教育兒童時,告訴他們愛和溫柔不足取、太荒唐或缺乏男子漢氣概,並給他們灌輸一些有害的格言,也可能導致類似的結果。我們經常看到有人在教兒童時說:溫柔是一種荒唐可笑的東西。在那些經常遭人取笑的兒童當中,這種情況更為常見。這些兒童非常害怕表現出情緒或情感,因為他們覺得,對別人示愛的傾向是荒唐的,是缺乏男子漢氣概的表現。他們抵製正常的溫柔,就好像這溫柔會奴役他們或讓他們丟臉一樣。於是,在兒童早期,將愛的生活隔離開來的界限就設定好了。在接受了阻止並壓抑所有溫柔表現的野蠻教育之後,兒童便會從其周圍的環境中退縮出來,並一點一點地喪失與周圍環境的接觸,而這種接觸對他的靈魂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有時,身邊某個人為他提供了一個和睦相處(concord)的機會;當發生這種情況,這個兒童就會與這個朋友建立極為深厚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麽有的人長大後,其社會關係僅指向於某一個人,其社會傾向始終不能擴展開來以包括更多的人的原因所在。我們前麵提到過的那個男孩便是這樣一個例子,當他注意到母親僅對弟弟表現出溫柔,便覺得自己被忽視了,從而在往後的生活中始終四處徘徊、八方尋找,試圖找到自己在童年早期未能得到的溫暖和情感。這個例子恰當地說明了這種人在生活中可能會遇到的種種困難。不用說,這類兒童所接受的教育隻能在強製狀態下進行。

伴有太多溫柔的教育與全無溫柔的教育同樣有害。嬌生慣養的兒童和管教嚴格的兒童都會在艱難前行中遭遇重重困難。從產生開始,對溫柔的需要就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其結果是這個備受寵愛的兒童會固執地依戀於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並拒絕與他們分離。溫柔的價值常常會因為種種錯誤的體驗而得到過分強調,以至於兒童得出結論:自己的愛可以迫使周圍的成人為他承擔某些絕對的責任。這個目的很容易達到:兒童隻要對他的父母說,“因為我愛你們,所以你們必須這樣做或那樣做”。這種社會教條(social dogma)常常在家庭這個圈子內滋長。兒童一旦發現別人身上有這種傾向,就會表現出更多的溫柔,從而使別人更加依賴他。對家庭中某一特定成員的溫柔感的爆發,必定會一直留在心中。毫無疑問,這種教育將會對兒童的未來產生有害的影響。他在以後的生活中將不擇手段地為獲得他人的溫柔而努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敢於使用一切現成的方法;他可能會試圖征服他的對手(如他的兄弟或姐妹),或者靠著搬弄是非來打擊他們。這樣的兒童實際上可能會慫恿他的兄弟去做壞事,好讓自己顯得相對光彩、正直,從而得到父母的寵愛。他常常會給父母施加一定的社會壓力,從而讓他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會挖空心思,不遺餘力地成為眾人注意的焦點,直到顯得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為止。有時候他會表現得很懶惰,專幹壞事,而唯一的目的是想讓他的父母圍著他轉,為他的事而忙碌;有時候他又會成為一個模範兒童,因為他認為得到別人的關注是一種獎賞。

在對這些手法進行了討論之後,我們便可以得出結論:精神活動的模式一旦確定,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達到目的的手段。為了達到他的目的,兒童可能會朝著邪惡的方向發展;而為了同一個目的,他也可能成為一個模範兒童。我們常常可以觀察到,有些兒童通過一些特定的無法無天的行為吸引他人的注意,而另一些更精於算計的兒童則往往通過一些美德善行來達到相同的目的。

我們也可以把備受寵愛的兒童歸為這樣的兒童:他們生活道路上的一切困難都被掃**一空,他們的能力被他人以一種友好的方式貶低。他們從來都沒有機會去麵對責任。這些兒童被剝奪了一切為未來生活做必需的準備的機會。對於那些願意與其交往的人,他們尚沒有做好與之建立聯係的準備;當然更不可能與其他一些人(這些人由於自己在童年時代所遭遇的困境和錯誤而有意給人際關係的建立設置障礙)建立聯係了。這些兒童對生活全無準備,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機會練習如何克服困難。他們一旦離開家庭這個小小王國的溫室氛圍,幾乎注定要遭遇失敗,因為他們找不到像寵愛他們的教育者那樣願意承擔義務責任的人,也找不到他們已經習慣的那種程度的寵愛了。

所有這類現象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或多或少地傾向於使兒童與社會隔離。腸胃係統有缺陷的兒童對於這種影響往往會采取一種特別的態度,結果,他們就會經曆一個與腸胃係統正常的兒童完全不同的發展過程。有器官缺陷的兒童有著獨特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可能最終會迫使他們陷入孤立狀態。還有一些兒童,他們不太清楚自己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從而在現實中竭力回避這種關係。他們找不到忠實的夥伴,所玩的遊戲與其他同伴也不相同,他們要麽嫉妒其同伴,要麽看不上同伴所玩的遊戲,而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專心致誌地玩自己的遊戲。在極其嚴格的教育壓力之下長大的兒童,也會麵臨與社會隔離的威脅。生活在他們看來並非陽光普照、令人愉悅,因為他們預期生活中的一切都隻會給他們不好的印象。他們要麽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即他們必須忍受一切困難並低三下四地承受生活的悲苦;要麽覺得自己像一名戰士,隨時準備投入與環境的戰鬥,而這個環境始終讓他們覺得充滿了敵意。這種兒童覺得生活及其任務太過艱難。不難理解,這種兒童大多會忙於捍衛自己的個人邊界,以免自己的人格遭遇失敗。我們可以預期,在他眼中,外部世界總是不友好。誇大了的警惕性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為他總是傾向於回避所有更大的困難,而不是讓自己勇敢地麵對可能失敗的危險。

這些備受寵愛的兒童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也是他們社會感發展不完全的標誌),那就是他們事實上為自己考慮得多,而為別人考慮得少。從這樣一個特征,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他們朝向一種悲觀主義世界哲學發展的全過程。除非他們能找到一種方法來糾正他們錯誤的行為模式,否則,他們便不可能獲得幸福。

三、作為社會存在的人

在前麵,我們已相當詳盡地表明:隻有把個體放到世界的特定情境中去看待他、評價他,我們才能理解他的人格。我們所說的情境,指的是他在宇宙中的位置、他對環境的態度,以及他對生活中的一些問題的態度,如職業的挑戰、人際關係、與同伴的團結等在他的存在中所固有的東西。這樣,我們便能斷定,那些在嬰兒早期以暴風雨般的衝擊力給個體留下的印象,通常會影響他一生的態度。在兒童出生後幾個月,我們就能斷定他將與生活保持怎樣的關聯。在出生幾個月後,我們就不可能混淆兩個嬰兒的行為,因為他們已經表現出了相當確定的行為模式,而且,這種行為模式會隨著兒童的成長而日漸清晰。這種模式通常也不會再發生變化。兒童的精神活動會越來越多地受到其社會關係的滲透和影響。生而有之的社會感的最初跡象表現在他生命之初對於溫柔的尋求,這種尋求使他竭力與成人親近。兒童的戀愛生活(love life)總是指向他人,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說的總是指向自己的身體。這些對性欲的追求在其強度和表現形式上因人而異。在兩歲以上的兒童身上,這些區別可能表現在其語言上。隻有在最為嚴重的精神病理性退化(psychopathological degeneration)的壓力之下,這種在此時已經牢牢植根於每個兒童靈魂深處的社會感才會離他而去。這種社會感通常會伴隨他一生,在有些情況下它會發生改變、歪曲和受到限製,而在其他一些情況下,它則會擴大、拓寬,直至它不僅會涉及自己的家庭成員,而且還會涉及自己的家族、國家,最終還會涉及整個人類。它還可能跨越這些界線,朝著動物、植物、無生命的物體乃至整個宇宙表現出來。我們研究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必須把人理解為一種社會存在。一旦掌握了這一點,我們就獲得了理解人類行為的重要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