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梯是那樣長，好像讓我順著一條小道爬上天頂。其實隻是三層樓，也實在無力了。手扶著樓欄，努力拔著兩條顫顫的，不屬於我似的腿，升上幾步，手也開始和腿一般顫。
等我走進那個房間的時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著臉。他——郎華，我的情人，那時候他還是我的情人，他問我了：
“你哭了嗎？”
“為什麽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淚呀！”
不知是幾分鍾過後，我才發現這個房間是如此的白，棚頂是斜坡的棚頂，除了一張床，地下有一張桌子，一圍藤椅。離開床沿用不到兩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開門時，那更方便，一張門扇躺在**可以打開。住在這白色的小室，我好像住在幔帳中一般。我口渴，我說：
“我應該喝一點水吧！”
他要為我倒水時，他非常著慌，兩條眉毛好像要連接起來，在鼻子的上端扭動了好幾下：
“怎樣喝呢？用什麽喝？”
桌子上除了一塊潔白的桌布，幹淨得連灰塵都不存在。
我有點昏迷，躺在**聽他和茶房在過道說了些話，又聽到門響，他來到床邊。我想他一定舉著杯子在床邊，卻不，他的手兩麵卻分張著：
“用什麽喝？用臉盆來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著才帶來的臉盆時，毛巾下麵刷牙缸被他發現，於是拿著刷牙缸走去。
旅館的過道是那樣寂靜，我聽他踏著地板來了。
正在喝著水，一隻手指抵在白床單上，我用發顫的手指撫來撫去。他說：
“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撫來撫去，床單有突起的花紋，並且白得有些閃我的眼睛，心想：不錯的，自己正是沒有床單。我心想的話他卻說出了！
“我想我們是要睡空床板的，現在連枕頭都有。”說著，他拍打我枕在頭下的枕頭。
“咯咯——”有人打門，進來一個高大的俄國女茶房，身後又進來一個中國茶房：
“也租鋪蓋嗎？”
“租的。”
“五角錢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說不租，郎華也說不租。
那女人動手去收拾：軟枕，床單，就連桌布她也從桌子扯下去。床單夾在她的腋下。一切都夾在她的腋下。一秒鍾，這潔白的小室跟隨她花色的包頭巾一同消失去。
我雖然是腿顫，雖然肚子餓得那樣空，我也要站起來，打開柳條箱去拿自己的被子。
小室被劫了一樣，**一張腫脹的草褥赤現在那裏，破木桌一些黑點和白圈顯露出來，大藤椅也好像跟著變了顏色。
晚飯以前，我們就在草褥上吻著抱著過的。
晚飯就在桌子上擺著，黑“列巴”和白鹽。
晚飯以後，事件就開始了：
開門進來三四個人，黑衣裳，掛著槍，掛著刀。進來先拿住郎華的兩臂，他正赤著胸膛在洗臉，兩手還是濕著。他們那些人，把箱子弄開，翻揚了一陣：
“旅館報告你帶槍，沒帶嗎？”那個掛刀的人問。隨後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個長紙卷，裏麵卷的是一支劍。他打開，抖著劍柄的紅穗頭：
“你那裏來的這個？”
停在門口那個去報告的俄國管事，揮著手，急得漲紅了臉。
警察要帶郎華到局子裏去，他也預備跟他們去，嘴裏不住說：“為什麽單獨用這種方式檢查我？防害我？”
最後警察溫和下來，他的兩臂被放開，可是他忘記了穿衣裳，他濕水的手也幹了。
原因日間那白俄[1]來取房錢，一日兩元，一月六十元。我們隻有五元錢。馬車錢來時去掉五角。那白俄說：
“你的房錢，給！”他好像知道我們沒有錢似的，他好像是很著忙，怕是我們跑走一樣。他拿到手中兩元票子又說：“六十元一月，明天給！”原來包租一月三十元，為了鬆花江漲水[2]才有這樣的房價。如此，他搖手瞪眼的說：“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華說：“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經理——”
郎華從床下取出劍來，指著白俄：
“你快給我走開，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張著跑出去了，去報告警察所，說我們帶著凶器，其實寶劍裹在紙裏，那人以為是大槍，而不知是一支劍。
結果警察帶劍走了，他說：“日本憲兵若是發現你有劍，那你非吃虧不可，了不得的，說你是大刀會[3]。我替你記存一夜，明天你來取。”
警察走了以後，閉了燈，鎖上門，街燈的光亮從小窗口跑下來，淒淒淡淡的，我們睡了。在睡中不住想：警察是中國人，倒比日本憲兵強得多啊！
天明了，是第二天，從朋友處被逐出來[4]是第二天了。
【注釋】
[1] 白俄：一般指在俄國革命後離開俄羅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俄羅斯舊貴族，人數在90萬~200萬之間。
[2] 注：指1932年發生在鬆花江上的大洪水，是自哈爾濱有水文記錄以來最大的洪水。現在的哈爾濱市道外區大部分受淹，受災難民人口數量在當時哈爾濱城市人口一半以上。
[3] 大刀會：民國時期，東北地區民眾自發組織起來抗拒軍閥、土匪的武裝組織。“九一八”事變後，成為抗日的一股重要力量。
[4] 注：鬆花江決堤事件以後，郎華（蕭軍）和悄吟（蕭紅）寄住在《國際協報》主編裴馨園家。蕭軍為了蕭紅和裴夫人（黃淑英）發生口角，之後發生了二蕭被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