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知道，“為”與“不為”是一對矛盾，而“有所為”與“有所不為”是辯證統一的。孟子說過：“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明朝呂坤在《呻吟語·人品》中說：“有所不為，為必成。”一個領導者，麵對著紛繁複雜的形勢，麵對著不同層次的複雜矛盾，要做好領導工作，就必須諳於謀劃，自覺地把“有所為，有所不為”作為重要的工作原則，管好該管的事情，放開該放活的事情，時刻注意集中必要的時間和精力去解決主要矛盾，牢牢掌握工作主動權。
漢宣帝時有一位宰相名叫丙吉。有一年春天，丙吉乘車經過繁華的都城街市，碰見有人群鬥，死傷極多，但是他若無其事地通過現場，什麽話都沒說，繼續往前走。不久又看到一頭拉車的牛吐出舌頭氣喘籲籲，丙吉馬上派人去問牛的主人到底怎麽回事。旁邊的隨從看見這一切覺得很奇怪，為什麽宰相對群毆事件不聞不問，卻擔心牛的氣喘，如此豈不是輕重不分，人畜顛倒了嗎？於是有人鼓起勇氣請教丙吉。丙吉回答說：“取締群毆事件是長安令或京兆尹的職責，身為宰相隻要每年一次評定他們的勤務，再將其賞罰上奏給皇上就行了。宰相對於所有瑣碎小事不必——參與，在路上取締群眾圍鬥更不需要。而我之所以看見牛氣喘籲籲要停車問明原因，是因為現在正值初春時節，而牛卻吐著舌頭氣喘不停，我擔心是不是陰陽不調。宰相的職責之一就是要順調陰陽，因此我才特地停下來詢問原因何在。”眾隨從聽後恍然大悟，紛紛稱讚宰相英明。
從丙吉的話中，可以看出作為領導者對大局的判斷和掌握，以及注重抓綱舉目是何等的重要。
可在現實生活中，分不清主次，弄不清重點，“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現象多的是。有些領導幹部事必躬親，越俎代庖，開沒完沒了的會議，應付沒完沒了的迎來送往，研究處理許多可管可不管的事情，往往是忙得不可開交，結果卻是碌碌無為、事倍功半。之所以會造成這種狀況，與他們不懂得或不善於“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工作藝術是很有關聯的，工作中不分主次、輕重、緩急，什麽事都“為”，勢必“無為”又“無成”。
大有可為，不是大包大攬，什麽都管。這就需要處理好“有所為”與“有所不為”的辯證關係。“為”與“不為”是一對矛盾，“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什麽都“為”就有可能什麽都“為”不成。而要做到“有所不為”，就必須端正工作指導思想，改進工作方法。從思想方法看，有的同誌“為”的過程缺少辯證法。工作千頭萬緒，如果貪多求全，四麵出擊，就很難集中精力抓關鍵、攻重點；如果不顧工作基礎和條件，缺乏量力而行的態度，勢必好心辦壞事；如果越權去管那些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既耗費時間和精力，又影響部屬的積極性和責任心。領導者能夠“有所不為”，才能為“有所為”提供更寬廣的舞台。
由於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力等多方麵的限製，任何領導者隻有在某些方麵有所不為，才能在另一些方麵有所作為；同理，要想在某些方麵有所作為，就應當在另一些方麵有所不為。我國古代的老子崇尚“無為而治”；而荀子則提倡“有為”，主張“製天命而用之”。老子和荀子的觀點互為補充，正好揭示了“無為”與“有為”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宏偉事業，是億萬群眾參與的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一個地區或部門的領導者，麵對著不同層次的複雜矛盾，實際工作千頭萬緒。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做好各項工作，就必須努力避免或防止四麵出擊、八方應付這一被動局麵的出現。
要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領導者就須集中時間和精力去解決主要矛盾。領導者應當對工作對象和工作環境做係統的辯證的分析，理出工作的關鍵環節，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提出解決主要矛盾的思路和辦法，在抓主要矛盾、做中心工作方麵有所動作、有突破，而在解決非主要矛盾、做一般性工作方麵有所不為。這樣，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還要求領導者要敢於“有所不為”，不可一味把“為”與“權”連到一起，把“為與不為”看成“權大權小”、“有權無權”的問題，而要正確對待掌權用權，合理地分權放權，理性地處理“為與不為”的問題。當然，集中力量抓中心工作，並不意味著對其他工作可以放任不管，而應該像“彈鋼琴”一樣，讓十個指頭全都動起來，把“有所為”與“有所不為”有機地結合起來，努力完成“有所為”的工作任務，通過抓好中心工作來帶動其他工作。
此外，由於伴隨著事物矛盾運動的不斷變化，“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之間的界限也是相對的。因而領導幹部應當在領導工作中注意把握好“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之間的轉化過程，善於根據客觀形勢發展變化的要求適時調整工作重心，使本來“有所不為”的事情變成“有所為”的事情，從而不斷打開領導工作的新局麵。也就是說，“有所為，有所不為”是一條重要的工作原則，同時還是一種領導藝術，運用之妙，存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之中。領導幹部隻有用辯證的思想和健康的心態去實踐、去感悟、去體驗，處理好“為”與“不為”的關係，才能夠真正做到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