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阿城，我先得給他道歉。前年我采訪過阿城，聽他聊汽車。後來我根據錄音整理了一篇記錄，就是《聽阿城聊那汽車的事情》。我的隨筆錄《像草一樣不能自拔》出版時，我把它收到了裏頭。其實這篇文章裏頭的話都是阿城說的，我不過是一個整理者，把它當成自己的文章收進書裏,顯然有一種奪阿城之美的意思。後來，我請阿城寫一篇《北京病人》的評論，於是阿城寫了~篇《檢閱北京病人》。當時我們家沒有傳真機，我請阿城傳給唐大年。唐大年打來電話，說文章寫得挺有意思的,著實把我表揚了一通，但好像沒有完。我趕緊跟阿城聯係，把唐大年的意思跟他說了。阿城於是又給唐大年發了一遍。這篇傳真比頭一篇多了一個字，就是結尾加了一個“完”字。這篇文章後來在《南方周末》發表了，是我在報攤上偶然看到的，於是我趕緊給阿城打了個電話，告他這件事情。想不到《南方周末》的責編向陽為此受到了批評,因為他沒能及時把消息通知給阿城，好像稿費也寄遲了。從這一點來看，阿城對待事情是一個嚴肅認真的人。這是上星期在一個酒局上，向陽跟我說的。我聽了心中一驚，覺得這其中也有自己的閃失。還是說回阿城這篇文章，我特別喜歡他題目裏的“檢閱”二字，並且想象著一堆北京病人歪七扭八地站在一個操場上，阿城坐著敞篷吉普,揮著手從我們的麵前經過。隻見他戴著呢子禮帽，穿著中式棉襖，樣子有點像外國人跑中國來說相聲。而且鼻頭紅紅的,嘴裏還含著一個煙鬥。煙鬥裏的煙和吉普車屁股裏的煙在天空中融為一體。必須說明的是，這輛敞篷吉普也必須是阿城本人攢的。
後來有幸跟阿城吃過兩次飯。一次是韓國料理，阿城沒怎麽說話，但撮得津津有味，隻簡單說了說為什麽管韓國人叫高麗棒子。還有一次是在瓦缸寨，這家餐館以標榜新派川菜在京城著稱。記得那天堵車，阿城來晚了，我幫他往衣服架子上掛呢禮帽,沒掛好,帽子掉在地±0阿城那天也沒太說話，甚至比吃韓國料理時的話還少。眼看飯局快結束了，我忍不住問阿城這兒的菜怎麽樣,阿城說,自己不花錢,不好說什麽。兩次吃飯,阿城都沒喝酒。據阿城自己講，他是年輕的時候喝傷了。當年插隊,阿城靠喝酒在村與村之間給人家鏟事兒。再後來很長時間都沒跟阿城聯係。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邊傳來一個老年人的聲音，問哪位找阿城。我這才發現，原來我是在吃飯的時候不小心把手機的按鍵碰了。因為我的手機用拚音儲存號碼，阿城被儲在了頭一個。我趕緊說沒事兒，是我不小心碰到了按鍵。阿城和藹地說，沒事就好。說完就掛了。此時，他正在江南小鎮拍《小城之春》。最近一次見到阿城是在水印酒吧,當時我們一幫人正在玩鋤大地,阿城進來了。我本想過去打招呼，但看到他後邊又陸陸續續進來很多人，他們看上去歲數都挺大，而且來這兒似乎有正經事，便沒有貿然打擾。倒是王朔後來到我們這邊坐了坐，我問他是不是在開會，他說他也弄不清楚。沒過多久，這幫人又轉到王朔自己的酒吧去了。
2002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