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印象中的美女加才女，仿佛都是多愁善感，吟詩填詞，彈琴吹簫。然而，這大概是個錯覺。宋代才女李清照就以自己的天賦和才能證明，她不僅僅會詩詞文賦，還精通金石之學；後來在南渡的顛沛流離中證明，她還是一個生活的強者，一個有著男兒豪放氣質、關心天下大事的偉大愛國女性。
林徽因也是如此。人們往往隻從關於林徽因的文學作品中，從她的社會交往中，從她的情感經曆中，感知她的美麗、才華和性情。常常將她想象成一個多愁善感、蒲柳弱質的小女人，或是至多會一點詩詞、懂一些外語的小資範兒。其實，林徽因一生的作為、建樹和命運表明，她不愧是一個學貫中西、視野開闊，對民族文化有著強烈責任感、使命感的非凡女性；不愧是林長民的女兒，梁啟超的兒媳。她無愧於家族的榮譽、時代的厚愛、曆史的眷顧。
林徽因不是眼界隻囿於家庭兒女的女性，盡管她非常看重家庭親情；也並非一個純粹的詩人，盡管她天性中有著浪漫情懷。在她早年選擇的人生理想—建築研究領域裏，她的建樹非常突出，堪稱中國現代建築學的奠基人之一。她是中國第一位建築學女教授，第一位女建築師，而建築領域通常是男人們縱橫馳騁的天下。
作為詩人、作家的林徽因有著浪漫詩意的想象力，有著細膩深刻的情感體驗。在“太太客廳”那樣高雅的藝術沙龍裏，她是那樣神思飛越，侃侃而談。在從事建築學考察研究的時候，她表現出來的卻是科學家嚴謹細致的務實作風，測繪、勘察一絲不苟。她常年和丈夫一起外出考察古建築，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到處尋訪那些古代遺存的樓台、石橋、寺廟、高塔，透過厚厚的歲月積塵，勘定年月，揣摩結構，計算尺寸，然後繪圖、照相、歸檔。
從1930年到1945年，她與梁思成共同走了中國的十五個省，兩百多個縣，考察測繪了兩百多處古建築物，獲得了許多遠溯唐宋的重要發現。很多古建築就是通過他們的考察得到了世人的認識並加以保護，如河北的趙州石橋、山西朔州市的應縣木塔、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等等。她坐在開往太原的列車上經過榆次時，從窗口無意地一瞥，便察覺到遠處的雨花宮非同尋常。後來的考察結果證實，它是一座建於公元1008年宋代初期的木結構建築，是古建築中簡潔結構的重要例證，體現了中國建築風格由唐到宋的過渡，在建築史上有著極其特殊的地位。1936年，為了實地測量古建築，林徽因與梁思成一起登上了寧靜肅穆的天壇祈年殿屋頂。她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敢於踏上皇帝祭天宮殿屋頂的女性。祈年殿在古代是皇帝祭天的場所，在祭祀時都不要女性在現場，而林徽因居然踏上其屋頂，足見其豪邁不羈的個性。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考察古建築工作中最重要、最輝煌的發現，就是山西五台山的唐代木結構建築佛光寺。正是林徽因首先敏銳地留意到佛光寺梁上的字跡，為確證寺廟的年代提供了有力依據。
中國古代建築多以磚木構建，易朽壞。當時已不知中國境內是否還有唐代木構建築的存在。日本人曾經斷言，中國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構建築。要看唐製木構建築，人們隻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相信，中國這麽大的地方，肯定會有唐代的木構建築存在。
他們到圖書館去翻閱了很多材料，結果有重大的發現。在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寫的《敦煌石窟圖錄》裏，有兩張唐代壁畫的研究引起他們的注意。這兩張壁畫描述了佛教聖地五台山的全景，並標明了每座寺的名字。梁思成又在北平圖書館見到一本《清涼山(山西五台山)誌》，裏麵有佛光寺的記載。梁思成和林徽因猜測這個地方由於交通不便，進香的人也不多，比較有利於古建築的保存。他們決定去碰碰運氣。
對林徽因來說，這是一次終生難忘的山西之行。
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紀玉堂一起乘火車到太原，再坐車到一百二十多公裏外的東治。到了東治，由於山路狹窄崎嶇，路沿著陡峻的山崖迂回前伸，一邊是絕壁，另一邊是深崖，有時候連毛驢、騾子都害怕得腿顫抖著不肯前行。他們隻好騎著馱騾慢慢前行，往五台山進軍，也不知沿路有沒有他們要找的建築。他們這樣走了兩天，終於在南台外圈找到了佛光寺大門，到達位於五台縣城東北三十公裏的佛光寺。
在1937年6月26日的黃昏時分，他們望見了夕陽下金光四射的宏偉殿宇。佛光寺矗立在高坡上，黃昏柔和的光影勾勒出了它蒼勁朦朧的輪廓，讓一行人不禁發出了驚喜的讚歎。隻見古木參天，山門幽閉，墓塔森森，特別是那碩大而簡潔的鬥拱和高挑遠翹的飛簷，還有柱頭、門窗，處處都像出自唐代工匠們的高超手藝。
佛光寺坐東朝西，南、北、東三麵群峰環抱，西麵地勢闊而豁朗，整座寺廟顯得氣勢不凡。進得山門，前後有兩個院落，兩個院落都很寬闊，殿、堂、樓、閣、窯、房、廄、舍井然有序。佛教以東為上，後院的東大殿是正殿。正殿麵寬七間，進深四間，柱、額、鬥拱、門窗、牆壁均未施油漆彩繪，而用土朱塗刷，看上去素潔古樸。正壇有如來佛陀和普賢菩薩、文殊菩薩，無數尊者和金剛侍立兩側。據史料記載，這座寺院始建於北魏時期，是五台山頗負盛名的大寺之一。唐武宗“會昌滅法”時，佛光寺被毀，十二年後，由逃亡在外的該寺僧人願誠法師募資重建。
第二天，林徽因和同事們就開始了仔細的調查。那裏的鬥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礎，以及寺內外的魏(或齊)唐墓塔、石雕，泥塑、石刻、壁畫、墨跡，薈萃一處，都顯示出了晚唐建築的特征。推開古老厚重的大殿門，大殿中有一尊身著便裝、麵目謙恭的女人坐像，據寺僧介紹說是武則天的塑像。
考察人員戴著厚厚的口罩掩蓋口鼻，在黑暗和塵土穢氣中進行測量、畫圖和拍照。大殿屋頂藻井是一間黑暗的閣樓，藻井上積滿了厚厚的塵土。屋檁上吊掛著成千上萬隻黑色蝙蝠，塵土中還堆積著許多蝙蝠的死屍。蝙蝠聚集在黑暗的角落，翅膀扇動著令人窒息的塵土和穢氣。不料照相時鎂光燈閃亮驚飛了蝙蝠，被驚擾的蝙蝠在他們身上飛來撞去。沒想到底下還擠滿了密密麻麻的臭蟲，它們以吸食蝙蝠血為生。他們身上和背包裏爬滿了臭蟲，渾身奇癢難耐。頭幾天，他們就這樣不停地爬上爬下與蝙蝠、臭蟲周旋，一待就是幾個小時。
他們細細看過了鬥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礎，無論是單個還是整體，都明白無誤地顯示了晚唐時期的特征。當他們爬進藻井上麵的黑暗空間時，在那裏看到了一種屋頂架構，使用雙“主椽”，其做法隻有在唐代繪畫中才有。他們還看到了古老的人字形“叉手”承脊棟—這種結構過去隻從《營造法式》上讀到過，也許這是國內僅存的孤例。這些發現頓時讓一行人興奮不已。正如梁思成後來寫道：“……但我追獵遺構多年，以此時刻最感快慰。”
不過，隻有找到明確無誤的文字記錄才能確證這是一座唐代建築。他們用了兩天時間搭起支架，洗去了大梁上積得厚厚的灰土。第三天，林徽因毅然第一個爬上高懸的大殿脊檁，尋找可能的文字依據。即使對男人來說，這都是件艱辛而又危險的事。隻見上麵一片漆黑，打亮手電就隻見檁條蓋滿了千百隻蝙蝠，竟然驅之不散。她把頭盡量往後仰，從各個不同角度盡力辨識梁上的文字。在一根梁的根部下麵，她注意到有很淡的墨寫字跡。這個發現對眾裏尋他千百度的人們來說猶如電擊一般，如果是明確的年代日期，他們將不虛此行。
經過一番艱苦努力，她費勁地辨認了半天，終於見到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其餘則依舊模糊一片。她想起在大殿外的經幢上好像看到過類似的名字，急忙跑出去核實。果然，經幢上刻著“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而且有“唐大中十一年”的刻字。這是明確的唐代紀年！假定石柱是大殿建成不久後立的，已基本可以肯定這是一個唐代建築。太高興了，他們把布單撕開浸上水不斷擦拭。梁上塗著土朱，一經水浸，字便顯了出來，水一幹馬上又消褪了。然後，林徽因邊清洗塵垢，邊仔細尋找辨認那些文字記錄，認出一些隱約的人名，還帶有長長的唐朝官職名稱。在最右邊兩丈高的那根梁上，林徽因隱約辨出了梁底有墨跡，費了足足三天時間，才讀完整個梁麵的題字，字體宛然是唐風，“功德主故軍中尉王”正是唐代宦官監軍時的職務。
原來寧公遇就是捐資建造佛殿的女施主，大殿建於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大殿中那尊身著便裝、麵目謙恭的女人坐像，並不是寺僧所說的“武後”塑像，而是女施主寧公遇夫人。這一切確證，林徽因和同伴們發現的佛光寺大殿，是當時國內已知的現存最古老的唐朝木結構建築！
日本學者此前的論斷被打破了，中國還保存有完整的唐代木構建築！大家的狂喜不言而喻，正是夕陽西下的時刻，殿前庭院裏一片燦爛。他們取出本來用作應急的餅幹、牛奶和沙丁魚罐頭，顧不得將來的斷餐之憂，先傾其所有地大大飽餐了一頓，以示慶賀。
林徽因還專門站在“女弟子寧公遇”塑像前，讓梁思成拍了張紀念照。也許，她是要感謝這位唐代虔誠禮佛的女子，在香霧嫋嫋中端坐千年，留下這輝煌的唐構佛光寺。
此後，他們一行人又看了附近的顯通寺、塔院寺、萬佛閣、羅候寺、圓照寺等二三十所廟宇，大都是明清時代的建築。這更讓他們對佛光寺的發現充滿了欣喜。林徽因和梁思成立即致信太原教育廳，詳細陳述了佛光寺的曆史價值，建議他們立即製定出一個永久性保護辦法。回到北平後，林徽因見到朱自清和蕭乾，還興致勃勃地向他們講述考察經曆。
這無疑是中國建築史上的偉大發現。梁思成稱它為“國內古建築的第一瑰寶”。直到今天，佛光寺東大殿仍是中國現存唐代木構建築中規模最大的一座。1961年，佛光寺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梁思成發表在英文版《亞洲雜誌》1941年7月號上的《中國最古老的木構建築》一文中這樣寫道：“佛殿是由一位婦女捐獻的！而我們這個年輕建築學家，一位婦女，將成為第一個發現中國最難得的古廟的人，這顯然不是一個巧合。”
這是梁思成在向自己的妻子致敬。
林徽因和梁思成三次到山西考察，發現了華嚴寺、雲岡石窟、應縣佛宮寺釋伽塔（木塔）、洪洞廣勝寺飛虹塔、晉祠聖母殿、魚沼飛梁等古建築，並因此破解了成書於宋代的古代建築學“天書”—《營造法式》。
他們的每一次野外考察其實都像是一次艱難探險。出外考察大多依靠畜力車和人力車，有時還要騎騾、驢，住的則是雞毛小店，衛生環境極差。他們曾徒步跋涉泥濘黃土路三百餘裏，住過肮髒得可怕的小店，睡過農家的大炕。一路上他們還常常擔心斷糧斷水。在交通極不發達的當年，行路也是一個考驗。到了不通公路和鐵路的地方，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車和毛驢，風塵撲麵，顛顛簸簸，而要去的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遠的深山荒野。梁思成在1932年第一次去河北薊縣獨樂寺考察中，住店後好不容易找了個電話，和北京的林徽因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沒有土匪！四個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學社某日考察筆記記載著：“下午五時暴雨驟至，所乘之馬顛蹶頻仍，乃下馬步行，不到五分鍾，**之幹。如是約行三裏，得小廟暫避。”又一日記載：“行三公裏驟雨至，避山旁小廟中，六時雨止，溝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進，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內。終日奔波，僅得饅頭三枚（人各一），晚間又為臭蟲蚊蟲所攻，不能安枕尤為痛苦。”可見有時能宿在大車店已經不算太倒黴，但大車店裏起床每人一身虱子。考察的艱辛還在於風險，途中他們要提防土匪的出沒；到考察點，測量舊寺古塔，爬上風蝕了數百上千年的頂端，隨時都有墜落的可能。
梁思成也有記述：“今天工作將完時，忽然來了一陣‘不測的風雲’，在天晴日美的下午五時前後狂風暴雨，雷電交作。我們正在最上層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險。不單是在二百八十多尺高將近千年的木架上，而且近在塔頂鐵質相輪之下，電母風伯不見得會講特別交情。”
這些困難對於尋常人來說已是殊屬不易，而林徽因，一個書香門第走出來的大家閨秀，一個曾經向往詩意浪漫生活的女子，一個體弱多病的女性，卻經受住了如此艱苦的野外考察生活。尤其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向優雅浪漫的她會和男子一樣餐風宿雨，爬梁上柱。
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出一種可貴的內在精神，一種堅忍與執著，一種自我奉獻和犧牲的精神，一種在艱苦環境中依然樂觀自信的情緒。這段《山西通信》中的文字就有如陽光般明朗燦爛：
我們因為探訪古跡走了許多路，在種種情形之下感慨古今興廢。在草叢裏讀碑碣，在磚堆中間偶然碰到菩薩的一隻手、一個微笑，都是可以激動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覺來的。鄉村的各種浪漫的位置，秀麗天真，中間人物維持著老老實實的鮮豔顏色，老的扶著拐杖，小的赤著胸背，沿路上點綴的，盡是他們明亮的眼睛和笑臉。由北平城裏來的我們，東看看，西走走，夕陽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個世界裏一樣！雲塊，天，和我們之間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礙。我樂時就高興的笑，笑聲一直散到對河對山，說不定哪一個林子，哪一個村落裏去！我感覺到一種平坦，竟許是遼闊，和地麵恰恰平行著舒展開來，感覺的最邊沿的邊沿，和大地的邊沿，永遠賽著向前伸……
富有詩人氣質的林徽因還認為，建築與人的精神世界存在著一種對應關係。麵對不同的建築，人會產生不同的情感：崇高的、愉悅的、寧靜的或錯亂的、憂傷的甚至荒誕的。她的建築學論文處處留下了自己的印記，那是人文的、審美的、情感的和價值判斷的印記。
正是在這裏，作為建築師的林徽因有著女性的感性視角與詩人的獨特感悟。
在大自然的懷抱裏考察古建築時，林徽因就常常發現堅硬冰冷的建築物中蘊涵著獨特的“詩意”和“畫意”。在她的眼裏，“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裏，無形中都在訴說，抑或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由溫雅的兒女佳話，到流血成河的殺戮”。於是她在《平郊建築雜錄》中創造出一個建築學的新概念“建築意”：“他們所給的‘意’，的確是‘詩’與‘畫’的。但是建築師要鄭重地聲明，那裏麵還有超出這詩畫以外的‘意’存在，即不叫他做‘建築意’，我們也得要臨時給他製造個同樣狂妄的名詞。”
確實，當我們麵對那些曆經戰亂烽火和風霜侵蝕有幸遺留下來的亭台樓閣時，一種與這種古建築相關的懷古幽情，一種曆史的記憶，一種歲月的滄桑感會在心頭油然生起。這種人文景觀與大自然原本存在的山川河流、風雨雷電並不同，它們保留著古代文化的某些信息，與古代人類的衣食住行和審美觀念密不可分，是人類曆史文化的實物見證。所以，這個“建築意”，很準確地把握了建築與人的主觀世界、與人類社會的曆史文化、與時間和空間的相互關係，將建築學研究注入了人文的色彩。“凝固的音樂”“無聲的史詩”就是“建築意”最好的說明。這個概念的提出屬於林徽因在建築學方麵獨特的、富有文化學內涵的重要建樹。中國古代諸子先賢，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巨人，大多能馳騁於藝術與科學兩個領域，甚至在某一成果中同時放射兩大領域的光輝。林徽因秉承的正是這種打通幾個領域並融會貫通的創造精神和氣質。
這樣的學識才情，這樣的堅忍精神，這樣的業績貢獻，誰還會把林徽因看成是那些八卦傳聞中隻會撒嬌賣萌、寫寫詩、調調情的小資女子？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學術地位也是不容小覷的。1923年，他們在剛剛成立的東北大學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建築學係。後來又共同創建了清華大學(營照社)建築係。20世紀30年代初，林徽因與丈夫梁思成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成為這個學術領域的開拓者，取得巨大的學術成就。
梁思成是中國最傑出的建築學家，清華大學建築係的創辦人。1947年，有個學生到清華大學建築係上學，老師告訴他，中國文化界有三個國寶級的人物：梁思成、陳寅恪、翁文灝。梁思成的建樹，若沒有林徽因的奉獻是不可想象的。他坦然地承認：“我不能不感謝徽因，她以偉大的自我犧牲來支持我。”有位詩人認為：林徽因“實際上卻是他（梁思成）靈感的源泉”。梁思成和林徽因常常為一個看法，乃至一個詞語表達爭論不休。
林徽因的學術著作常常顯得風格獨特。一位西方哲人說過，建築是凝固的音樂。林徽因把枯燥的學術論文當成美文來寫，這樣她筆下的木石結構便有了靈性，字裏行間流淌出詩樣的韻律。使得容易枯燥乏味的建築論文變得靈氣生動，富有文采。
她的建築靈感還常常在詩行中閃動：
是誰笑成這百層塔高聳，
讓不知名鳥雀來盤旋？是誰
笑成萬千個風鈴的轉動
從每一層琉璃的簷邊
搖上
雲天？
假如不是攀上古塔親手測繪，體驗了古塔每一層琉璃簷邊的美感，親耳聽到百層塔上鳥鳴聲的清脆和風鈴聲的宛轉，怕是難以寫出這樣如雲端飄來的美妙詩句。
梁思成有學者的穩重作風、嚴密思維和踏實精神。可是若論文筆和才情，他顯然遜於夫人。梁思成起草的文稿一般得經過夫人修改潤色才肯發表，他的文章裏那些閃光的句子很多是林徽因的點睛手筆。同行們不無誇張地說，林徽因去世後，梁思成再也沒能寫出先前那樣精彩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林徽因基於她廣博而深厚的中西學功底，“文藝複興色彩”般的藝術氣質，敏銳而準確的洞察力，為中國建築學術做出了基礎性的和發展方向性的重大貢獻。她在理論上的作用完全不應低於任何一位與她同時期的建築學者，她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先行者和思想者。
在中國現代建築學史上，素來“梁林”並稱，兩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們共同發表有關建築的論文主要有《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征》《平郊建築雜錄》（與梁思成合著）、《清式營造則例》第一章緒論、《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寧寺談到建築年代的鑒別問題》（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國建築史》（遼、宋部分）、《中國建築發展的曆史階段》（與梁思成、莫宗江合著）。
林徽因在自己年少時選定的人生道路上，步伐穩健，姿態優雅，走得很遠、很苦也很美好，很痛也很快樂。
她一路走來，風生水起，繁花開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