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洛陽換了馬車。
車至函穀關，長安在望。
函穀關太重要了，關中太重要了，秦始皇、漢高祖、唐高祖都憑借這裏成就帝業。唐高祖李淵剪滅群雄，平定天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平定關中、收用巴蜀，以上流之勢，由關中以製中原，由巴蜀以製荊揚，取洛陽，收江南。正如顧祖禹認為的，關中據黃河上遊，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巴蜀據長江上遊，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是川陝二地常製南北之命也（《讀史方輿紀要》）。
路上，李商隱一路顛簸，病體不支，再也承受不起旅程。
幸好，天寶年間，在渭水之南開鑿一條漕渠，西起長安，東至華陰，於是江淮之米輸至永豐倉之後，又可用船運往長安。
於是，差役將李商隱的行李分開，在渡口又雇了一隻船，緩緩地拉著李商隱回洛陽、滎陽。
38．大中十年
大中十年（856年）春天，柳仲郢從東川回到長安，因為沒有拜謝當權者，改任鹽鐵推官。
當時，有一位自由行醫的人通過關係交接宦官，宣宗下敕任命他為鹽鐵補場官，負責管理鹽鐵轉運治所的錢糧。柳仲郢堅決頂了回去。
同時，柳仲郢卻起用李德裕的侄子李從質為推官，讓其負責蘇州方麵的鹽鐵轉運事宜，以便用俸祿維係李氏族人的生活。令狐綯對此頗為不悅，柳仲郢專門寫信給令狐綯予以解釋：“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
西漢滎陽人任安講信義，不趨炎附勢，曾為大將軍衛青舍人，衛青抗擊匈奴侵擾屢立戰功。後驃騎將軍霍去病抗擊匈奴有功，衛青地位下降，霍去病日益得寵。衛青的門客多離去，投到霍去病那裏，隻有任安不肯背離衛青。
東漢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掾屬，龐參、馬賢相互誣告，罪應處死，兩人都指引吳詠為自己作證。吳詠麵對馬賢、龐參兩位恩主彼此爭鬥的局麵，為剖白自己的心境，最終自刎而死。龐參、馬賢非常慚悔，自相和釋。
柳仲郢用這兩個典故，希望對李黨不要斬盡殺絕。令狐綯閱信後大為釋懷，對柳仲郢的行為表示理解，並將李從質升為正員官。
李商隱隨柳仲郢一起去揚州治所。途經長安昭國坊南園時，李商隱想起當年和王晏悅成婚沒有房子，暫時借住這裏，一年又到了盡頭，歲盡雪飛，自己又將出關奔波。本來隻能在夢中與王晏悅相見，可是重過舊地，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連夢中相見也不可得。
回思往事，李商隱寫下了《過招國李家南園二首》：
其一
潘嶽無妻客為愁，新人來坐舊妝樓。
春風猶自疑聯句，雪絮相和飛不休。
其二
長亭歲盡雪如波，此去秦關路幾多。
惟有夢中相近分，臥來無睡欲如何。
當初，自己就是從這裏出關，為弘農尉。後來又從這裏出關，赴徐州盧弘止幕府。
出函穀關，宿盤豆館，這裏背靠荊山，麵向黃河，是崤函古道上的驛站。李商隱想起當年任弘農尉，出潼關四十裏，也是夜宿盤豆館。當時正是意氣風發之時，突遭打擊，非常傷感：“蘆葉梢梢夏景深，郵亭暫欲灑塵襟。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為關外心。思子台邊風自急，玉娘湖上月應沉。清聲不遠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如今，荒野寒砧，驛亭回首，思子台邊，玉娘湖上，風月依舊，而母親和妻子都已經故去了。
還是在這裏，當年出關赴盧弘止幕府：“路繞函關東複東，身騎征馬逐驚蓬。天池遼闊誰相待，日日虛乘九萬風。”（《東下三旬苦於風土馬上戲作》）
這首詩用了莊子《逍遙遊》的典故：“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裏，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去以六月息者也。”
柳仲郢、李商隱一路上風雪兼程，風塵仆仆，到了洛陽。從洛陽到揚州，本來可以走水路，可是此時大河冰封，隻能擇日從陸路前行。柳仲郢要順道拜訪故交，他們就在洛陽小住。李商隱回到崇讓坊王茂元舊居小住。
在崇讓坊，李商隱和王晏悅曾經度過多少晨昏，那些多災多難多病的日子。李商隱的母親、王晏悅的父親接踵去世，前後不到一年。
那是會昌五年暮春，李商隱應從叔鄭州刺史李褒之招，回到鄭州。李褒在會昌元年五月拜中書舍人，四至五年在鄭州刺史任，精通道術。李商隱曾作《鄭州獻從叔舍人褒》：“蓬島煙霞閬苑鍾，三官箋奏附金龍。茅君奕世仙曹貴，許掾全家道氣濃。絳簡尚參黃紙案，丹爐猶用紫泥封。不知他日華陽洞，許上經樓第幾重？”李褒招待他麥粥餅啖飲酒等，李商隱為李褒作了啟及禱雨文。
初夏，李商隱由鄭州抵洛陽。自會昌四年移家永樂，“淹留他縣”“方還洛下”。回到洛陽，這是回家的感覺。
夏秋之際，他與家人居洛陽崇讓宅，骨肉之間，病恙相繼。“某淹滯洛下，貧病相仍，去冬專使家僮起居，今春亦憑令狐郎中附狀”（《上韋舍人狀》）。
在崇讓坊舊宅，李商隱從白天到夜晚，由門外到室內，整日徘徊。人的一生，不是一種境遇，而是多種疊加。父親去世，母親去世，嶽父去世，妻子去世，子女幼小無依。崔戎、蕭澣、令狐楚、王茂元、李德裕、盧弘止相繼去世，人生抱負不能施展。
夜深了，李商隱還不能入睡。他忽然聽到老鼠觸碰窗外簷下防鳥雀入室的絲網，還以為是妻子回來了。房間裏的器具，還散發著亡妻所遺之餘香，仿佛聽到妻子在輕唱著樂府曲《起夜來》。夜不能寐，他寫下了《正月崇讓宅》：
密鎖重關掩綠苔，廊深閣迥此徘徊。
先知風起月含暈，尚自露寒花未開。
蝙拂簾旌終展轉，鼠翻窗網小驚猜。
背燈獨共餘香語，不覺猶歌起夜來。
或可譯為：
重門緊鎖鏽跡斑斑小徑長滿青苔，
回廊樓閣冷落深迥獨自寂寞徘徊。
早知月色含暈迷蒙預示大風將至，
依然夜寒露重花兒何時才能綻開。
蝙蝠碰到簾子惹人通宵輾轉難眠，
老鼠觸動窗網引我陣陣吃驚疑猜。
背著燈光聞著香味似與亡妻共語，
禁不住低聲唱起你喜歡的起夜來。
39．白居易
白居易在洛陽居住了十六年，75歲時在洛陽溘然長逝。他死後，朝廷贈右仆射，葬於龍門。
宣宗親自寫詩悼念：“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係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吊白居易》）
時任首輔白敏中遵照從兄白居易的遺願，請李商隱為白居易撰寫了墓誌銘。
當年，杜甫去世後，遺願歸葬首陽山。但迫於貧困，數十年後，才由其孫杜嗣業扶柩歸葬於河南洛陽偃師首陽山下。歸葬之時，由正被貶謫的元稹為杜甫撰寫了《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
白居易、元稹同時登當年書判拔萃科，並入秘書省任校書郎。元白二人倡導詩壇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新樂府運動，後來屢遭貶謫。白居易獨善其身，在洛陽過著閑適生活。一同被貶的元稹在武昌去世後，白居易撰寫了《故武昌軍節度處生中四度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禦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仆射河南元公墓誌銘（並序）》。
如今，李商隱又為白居易撰寫了《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銘（並序）》。李商隱回想起大和初年（827年）拜訪白居易的情形：“伏思大和之初，便獲通刺。升堂辱顧，前席交談。陳、蔡及門，功稱文學；江、黃預會，尋列《春秋》。”（《與白秀才狀》）“刺”，相當於現在的名片。江國、黃國都是春秋時期河南境內的小國，後為楚所滅。
李商隱在序中回顧了白居易的一生：“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盩厔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為第一，事畢，帖集賢校理。”
白居易最初也是秘書省校書郎，後任周至縣尉，這都是李商隱擔任過的職務。
當“甘露事變”發生後，李商隱寫了《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詩猛烈抨擊時政，正似年輕時的白居易。而白居易寫下了“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獨遊香山寺）》）。這也許是他們兩人處於不同的人生階段，遭遇不同，不同時期詩作風格也不同。
白居易的《長恨歌》把安史之亂的責任歸結到楊貴妃身上，為玄宗開脫。陳鴻《長恨歌傳》、杜牧《過華清宮》也是如此。《新唐書》也說，玄宗之敗是因為楊貴妃，“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而李商隱認為玄宗才應該負這個責任。
早年在往來涇原與長安的路上，李商隱時常經過馬嵬坡。這裏距長安興平縣二十五裏。玄宗天寶十五年（756年），安史叛軍攻破潼關，玄宗倉皇逃往西蜀，走到這兒，禁軍嘩變不肯上路，殺死了楊國忠，並迫使玄宗賜死楊貴妃。李商隱寫下了《馬嵬坡》：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聞虎旅傳宵柝，無複雞人報曉籌。
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
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或可譯為：
空自聽說海外神州這樣大的地方還有九個，
來世如何尚不可知此生夫妻關係已經完結。
隻聽到隨玄宗入蜀禁軍敲打夜間巡邏梆子，
再不能像宮中那樣有人擊籌報曉安然高臥。
長生殿上當日譏笑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見，
如今夜宿馬嵬六軍嘩變不肯上路轉眼永訣。
為什麽當了四十多年皇帝連愛妃不能保全，
還不如普通人家盧氏和妻子過著快樂生活。
這裏用了典故。戰國時齊人鄒衍說中國名赤縣神州，中國之外這樣大的地方還有九個。白居易說，楊貴妃死後居住在海外仙山上，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雖然她聽到了恢複九州的消息，但人神相隔，已經不能再與玄宗團聚了。陳鴻說，玄宗賜死楊貴妃之後，日夜思念，就派方士到處尋找楊貴妃的魂魄，最終在海外蓬萊仙山上找到了。楊玉環授以鈿合金釵，還記著長生殿七夕夜半“願世世為夫婦”的誓言。當初他們認為天上的牛郎織女隻能一年一次聚會，而他們自己卻可以永世相守，曾經嘲笑牽牛。但神仙傳說畢竟渺茫，這輩子還保不住呢，奢談什麽下輩子為夫妻的事情！
玄宗在位四十五年，在位時間秦漢以來僅次於漢武帝，卻不能保全楊貴妃。比比盧家少婦莫愁，玄宗貴為天子，為何連普通百姓都不如？這裏可見出李商隱的史識。
魯迅也是這個觀點，他甚至想以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來作長篇小說。他在《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中說：“譬如罷，關於楊妃，祿山之亂以後的文人就都扯著大謊，玄宗逍遙事外，倒說是許多壞事都由她。”“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裏，女人是絕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
再比如，白居易的《長恨歌》對唐玄宗霸占兒媳——壽王李瑁的妃子楊玉環時，采取了為尊者諱的態度：“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中晚唐以後，詩人對玄宗霸占兒媳的穢行大都諱莫如深。李商隱卻偏偏把諷刺的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龍池》）
玄宗的侄兒薛王在宴會上酩酊大醉，而兒子壽王卻夜不成寐，因為父皇霸占了自己的媳婦。
李商隱不是忠於某一個皇帝，而是王朝，而是文化。
李商隱和白居易在佛教的見解上也不同。李商隱從小喜歡大乘佛教經典，特別是入川後由小乘境界趨向大乘佛法。正如鄭燮所說：“李義山，小乘也，而歸於大乘。”（《與江賓穀江禹九書》）
李商隱的老朋友楚公在深山裏修行。李商隱寫了《題白石蓮花寄楚公》：“白石蓮花誰所共，六時長捧佛前燈。空庭苔蘚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僧。大海龍官無限地，諸天雁塔幾多層。漫誇鹙子真羅漢，不會牛車是上乘。”指出楚公雖然達到自我解脫的小乘境界，但它好比龍宮的廣大和諸天雁塔的高崇，並非是真正的無限。
李商隱在詩中提出自己的見解。他說，以舍利弗為代表的阿羅漢，不會最上乘義，直到法華會上，聽佛說大乘法，方才回小向大，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究竟佛果。釋迦牟尼在說《法華經》時告訴舍利弗：“汝已殷勤三請，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退。這些人為什麽拂席而退呢，因為他們還在小乘境界，聽不懂大乘佛法，強聽世尊說法反而會不信甚至毀謗。
佛家用三乘，也就是三輛車做比喻：羊車喻聲聞，鹿車喻緣覺，牛車喻菩薩，白牛之車喻一佛乘。選擇哪輛車是個人的因緣。
有的人追求世間法，如同人天乘堅定不移地相信轉世輪回和善惡因果；有的人追求解脫，如同小乘佛教的出離心和人無我的智慧，脫離輪回，擺脫所有的痛苦；有的人追求利益眾生，如同大乘佛教證悟空性，同時還要發菩提心，最終成佛。白居易堅信自己可以托生為李商隱的兒子，這是人天乘相信輪回。他還把詩集存放在寺廟：“安知我他生不複遊是寺，複睹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洛中集》）
40．李賀本家
李賀本家和李商隱都是皇室宗親。李賀自稱“唐諸王孫李長吉”（《金銅仙人辭漢歌》），是鄭王李亮的後裔，其遠祖是李淵的叔父。李商隱的祖籍是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本族係漢代名將李廣、西涼武昭王李暠之後。唐朝開國皇帝高祖李淵是李暠的七世孫，而李商隱是李暠的十五世孫。
李賀和李商隱有太多相似之處。他們在少年時，父親都去世了，都從小過著艱辛的生活。他們年齡相差不過二十來歲，均出生於東都洛陽近畿，地域相連，風俗相同。
李賀自幼能詩，七歲就寫出好的辭章。韓愈、皇甫湜不相信，就去造訪，讓他寫詩，李賀提筆一揮而就，十四五歲便名震兩京。李商隱16歲時，寫出《才論》《聖論》兩文，獲得讚賞。令狐楚資助李商隱考試，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遊。這與韓愈對待李賀也十分相似。
李賀從17歲開始，往來奔走於洛陽和昌穀之間，21歲在洛陽應府試通過，隨後到長安應進士試不諧。他曾經在長安擔任奉禮郎。這個小官的職責是為宗廟、皇陵、王郊社稷祭禮作讚導和禮相，工作對象是幽鬼、神祇。這使李賀常常感到人生的短促和死亡的恐懼——“王母桃花千遍紅，彭祖巫鹹幾回死”，“幾回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絕”。
李賀早歲得罪過元稹，參加進士考試時正趕上元稹作禮部郎中。元稹說，李賀的父親名晉肅，“進士”與“晉肅”同音，李賀應避父諱，不能考進士。韓愈打抱不平，專門寫了一篇《諱辨》，但最終沒能改變輿論，李賀也因此未能中進士。
李商隱之喜歡李賀的詩，因為李賀是繼莊子、屈原和李白之後，中國曆史上最富幻想的文學家。同時，也有感於李賀受父親的影響沒有中進士，如同自己“商山隱者”般的咒語。李賀鬱鬱不得誌，死時才27歲，當時李商隱6歲。
在李賀的姐姐那裏，李商隱得到了關於李賀的第一手資料。他為李賀作了《李長吉小傳》：“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
李商隱在傳記裏說，李賀每天騎著一頭瘦弱的驢出門，帶著一個小童仆，背著破爛不堪的錦囊，碰到有心得的詩句，就寫下來投入錦囊中。等到晚上回來，再把詩句整合成一首詩。李賀的母親取出錦囊裏的草稿，心疼地嗔怪道：“這個孩子要嘔出了心肝才算完啊！”
李商隱給了李賀一個浪漫的結局：“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雲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下榻叩頭，言阿母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李長吉小傳》）
李賀善於將無情之物化為有情：“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鹹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銅仙人辭漢歌》）；“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殺人”（李賀《十二月樂詞並閏月》）。
李賀特別擅長憑借神話典故展開大膽的藝術想象：“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李憑箜篌引》）；“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開”（《雁門太守行》）；“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夢天》）；等等。
李賀的詩，頗有鬼氣，如《蘇小小墓》，就像一座墓碑：
幽蘭露，如啼眼。
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
草如茵，鬆如蓋。
風為裳，水為佩。
油壁車，夕相待。
冷翠燭，勞光彩。
西陵下，風吹雨。
或可譯為：
蘭花上的露珠，像是含淚的眼。
淒迷如煙的野草花，無法編織成同心結。
綠草猶如席墊，青鬆宛若車蓋。
輕風飄似衣衫，流水響如玉佩。
生前乘坐的車，黃昏準時等待。
幽冷暗淡磷火，殷勤閃爍光彩。
墳上一片肅殺，隻有狂風吹雨。
蘇小小是南齊錢塘人，容貌出眾，詩才橫溢。幼年父母雙亡，移居杭州西湖西泠橋畔，淪為歌妓。不到19歲去世，留下遺願：“生於西泠，死於西泠，埋骨於西泠，庶不負小小山水之癖。”蘇小小生前救助一個窮困書生上京趕考。後來書生將蘇小小葬於西泠，並豎碑：“錢塘蘇小小之墓。”古樂府有《蘇小小歌》：“他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鬆柏下。”
李商隱在回贈李郢《汴上送李郢之蘇州》中說：“人高詩苦滯夷門，萬裏梁王有舊園。煙幌自應憐白紵，月樓誰伴詠黃昏。露桃塗頰依苔井，風柳誇腰住水村。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用了《列仙傳》所載水仙琴高乘赤鯉的神話，寓自己將一去不返之意。
李賀的詩沒有一點人間煙火之氣。李商隱模仿李賀的詩頗多，比如《海上謠》：“桂水寒於江，玉兔秋冷咽。海底覓仙人，香桃如瘦骨。紫鸞不肯舞，滿翅蓬山雪。借得龍堂寬，曉出揲雲發。劉郎舊香炷，立見茂陵樹。雲孫帖帖臥秋煙，上元細字如蠶眠。”這首詩是會昌六年為武宗迷信神仙之道服食丹藥中毒而死所寫。再比如《代贈》：“楊柳路盡處，芙蓉湖上頭。雖同錦步障，獨映鈿箜篌。鴛鴦可羨頭俱白，飛去飛來煙雨秋。”
再比如，《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初夢龍宮寶焰然，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萊樹，有個仙人拍他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煙。逡巡又過瀟湘雨，雨打湘靈五十弦。瞥見馮夷殊悵望，鮫綃休賣海為田。亦逢毛女無憀極，龍伯擎將華嶽蓮。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覺來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枕手眠。”李商隱借夢境之變幻，比喻身世之遭逢。夢是生活的影子，影子的背後有他自己真實的生活。這是現實的政治壓抑在夢中的體現。朱彝尊第一個注意到是一篇頗具開創性的作品，他明確指出這首詩體裁上的特點：“律詩而無對偶，古詩而葉今調，此格僅見。”
白居易、元稹等人提倡的新樂府是一種“直而徑”的淺近平易之體，而李賀、李商隱則是在詩體、意境上力求深刻新異。
李商隱模仿李賀所作的《燕台四首》，曾經受到洛陽姑娘柳枝的極度喜愛。柳枝多才多藝，鄰居們斷定她嫁不出去。有一天，他的堂弟讓山吟誦《燕台四首》，柳枝聽見非常讚賞，約他相見。可是本來和他約好一起進京趕考的朋友等不及，帶著李商隱的行李先走了，李商隱沒有辦法就追趕朋友去了。從此天各一方，再也沒有相見。李商隱以小說家言，寫了《柳枝詩序》：
“柳枝，洛中裏娘也。父饒好賈，風波死於湖上。其母不念他兒子，獨念柳枝。生十七年，塗裝綰髻，未嚐竟，已複起去，吹葉嚼蕊，調絲擫管，作天海風濤之曲，幽憶怨斷之音。居其旁，與其家接故往來者，聞十年尚相與，疑其醉眠夢物斷不娉。與從昆讓山，比柳枝居為近。他日春曾陰，讓山下馬柳枝南柳下，詠餘燕台詩，柳枝驚問：‘誰人有此？誰人為是？’讓山謂曰：‘此吾裏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斷長帶，結讓山為贈叔乞詩。明日，餘比馬出其巷，柳枝丫環畢妝，抱立扇下，風鄣一袖，指曰：‘若叔是？後三日，鄰當去濺裙水上，以博山香待，與郎俱過。’餘諾之。會所友偕當詣京師者，戲盜餘臥裝以先，不果留。雪中讓山至，且曰：‘為東諸侯娶去矣。’明年，讓山複東，相背於戲上，因寓詩以墨其故處雲。”
柳枝姑娘喜歡的《燕台四首》，是向張衡的“四愁詩”致敬之作。春夏秋冬，寫一年四季不斷追尋的過程。石城、南京，蜀魂、四川，雲夢、湘川、楚地，木棉、海南，濟河、黃河、燕台、北方。詩中忽南忽北，不將謎底示人。
燕台，也稱黃金台，招賢台，為戰國時燕昭王所築。據傳，燕昭王曾置千金於台上以招納天下賢士，故唐人常用它來稱代使府。李商隱在詩中經常提到“燕台”。比如，他在詩中說“鄭驛來雖及，燕台哭不聞”（《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指的是令狐楚去世的興元幕；“長吟遠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銷”（《梓州罷吟寄同舍》），指的是柳仲郢的東川幕。
這首燕台詩太像李商隱的一生回顧了，他的追尋、失落和迷惘，不一定限於哪個幕府，他的一生就是過的這樣幕府生活。如果按照一般認為的這首詩是李商隱的早期作品，並且是《柳枝五首》和柳枝故事的引子和媒介。我們可以推測，李商隱當時雖然沒去過詩裏描寫的許多地方，但是他自幼博覽群書，又是天才，想象力自然豐富。
第一首詩寫的是春天，正當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可是不見之子於歸、宜其室家。恍惚中見佳人立於桃樹之下，午睡醒後，夕陽映簾，才知道是春夢一場，而夢語不複全記。想要再去尋找夢境，已經茫茫不知覓處：
風光冉冉東西陌，幾日嬌魂尋不得。
蜜房羽客類芳心，冶葉倡條遍相識。
暖藹輝遲桃樹西，高鬟立共桃鬟齊。
雄龍雌鳳杳何許？絮亂絲繁天亦迷。
醉起微陽若初曙，映簾夢斷聞殘語。
愁將鐵網罥珊瑚，海闊天寬迷處所。
衣帶無情有寬窄，春煙自碧秋霜白。
研丹擘石天不知，願得天牢鎖冤魄。
夾羅委篋單綃起，香肌冷襯琤琤佩。
今日東風自不勝，化作幽光入西海。
或可譯為：
春光和煦生機盎然彌漫郊野田地，
到處尋找那種美麗情意無處可覓。
就像蜜蜂鑽進花蕊孜孜以求花蜜，
嫻熟找遍枝丫嫩葉終究未能如意。
遲遲日光暖暖春暉移到桃樹之西，
滿樹桃花好似姑娘梳著高聳發髻。
雄龍雌鳳相隔如在天涯魂牽夢係，
柳絮遊絲紛飛天宇為之迷惘無依。
午醉初醒斜陽斑駁恍若清晨初熹，
光影掛在簾闈耳畔話語繾綣旖旎。
想用千絲鐵網找尋珊瑚辨出行跡，
哪裏能夠找到海闊浪高衣衫浸濕。
衣帶漸寬身體瘦損為伊哀感迷離，
春色籠碧秋霜皓白景色如此淒迷。
我心赤誠如同丹紅石堅上天不知，
希望天牢鎖住佳人迷失精神靈氣。
玉骨香肌貼著玉佩可曾感到涼意，
天氣和暖脫去夾衣換上貼體單衣。
東風微弱再也無力留住美好春日，
化作幽微光影永遠沉入西方海底。
41．漫成五章
《漫成五章》是李商隱詩文創作的總結，其中隱含著自己的身世，這一點是古來詩論中所沒有的。比如其一：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沈佺期與宋之問總結並繼承了自六朝以來律詩方麵的創作經驗，建立了完整的律詩形式，是律詩體製定型的代表詩人。
律詩即近體詩，也稱今體詩，是一種講究平仄、對仗和押韻的新的詩歌體裁，到沈宋時期迎來了格律詩的定調和發展，所謂“變律”。近體詩是相對於古體詩而言的。廣義上的古體詩則是近體詩產生之前的四言詩、楚辭、樂府詩、五古、七古、雜言古等。
王楊就是王勃、楊炯，他們工於佳對，互為援引。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曾高度評價：“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龍文虎脊皆君馭，曆塊過都見爾曹。”
當年，李商隱從令狐楚幕府，學習今體駢文，以為自己會成為沈宋、王楊那樣的開風氣的文壇領袖，沒想到如今卻隻有在詩文中對仗工巧罷了。這裏李商隱是借沈宋王楊自喻。
李商隱22歲的時候，令狐楚檢校右仆射兼吏部尚書，無權自行辟用幕僚。李商隱也就辭別令狐楚回到鄭州。
臨行前，李商隱寫信向令狐楚借閱歌詩：“伏蒙仁恩，賜借太原日所著歌詩等。”（《上令狐相公狀》）
令狐楚的詩清朗可誦，與李逢吉、裴度、劉禹錫、白居易、張籍等人都有唱和往來。其中，與李逢吉唱和之作合編為《斷金集》，與劉禹錫則有《彭陽唱和集》，又曾奉敕編選《禦覽詩》一卷。
令狐楚本人的詩，李商隱大多讀過。比如《年少行》：“弓背霞明劍照霜，秋風走馬出鹹陽。未收天下河湟地，不擬回頭望故鄉。”
李商隱借用《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又引《水經注》“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來比喻令狐楚詩的風標氣度和高絕不可攀登：“峻標格而山聯太華，鼓洪濤而河到三門。”（《上令狐相公狀》）
他反複學習揣摩令狐楚詩的內涵、風標、氣勢、辭藻，表示一定要把它當作秘寶，用最好的書箱珍藏起來：“謹當附於經史，置彼縑緗，永觀大匠之宏規，長作私門之秘寶。”（《上令狐相公狀》）
早年間，令狐楚曾奉敕編選《禦覽詩》，選了劉方平、皇甫冉、盧綸等三十家詩三百多首。這些詩他都讀過。閑暇之餘，李商隱又從《詩經》順流而下，把曆來的詩通讀了一遍，大致梳理了詩的源流和演變脈絡。
從《詩經》開始，詩就作為公共語言，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如同孔子所說，“不學詩，無以言”。詩是功能性語言，需要迎合公共風尚，這也是李商隱當初改棄古體詩學寫今體詩的重要原因。
朱鶴齡說：“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早已為解說李商隱的詩指明了方向。朱彝尊也指出李商隱在諷諫中體現出的風人之旨。
《詩經》古稱“詩”或“詩三百”，包括風雅頌三部分。“風”是以音樂名稱用到文學，就是曲式、曲調。“雅”，是正，當時的官話，稱“雅言”。周初文、武、成、康四王時代的作品，是“正經”，之後的作品是“變經”。周南、召南是“正風”，其他十三國風是“變風”。
李商隱本來就生活於中原地區，《詩經》的詩篇多數發生在這裏。“王”，指東周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裏之地。據朱熹解釋，東周王室已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稱“雅”，而稱“風”，但因仍保持王號，所以不稱“周風”，而稱“王風”。
中國傳統文化信奉“天人合一”，人與天是“通”的。我們和《詩經》時代的先民，在情感體驗上是相通的。
“興”，是直覺的聯想，是推己及人。人與鳥獸草木不同，可是有生命這一點，是共同的，有生命的共感。草木通神。這是孔子“詩可以興”的哲學基礎，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無窮的感動。全息生物學認為，生物體的整體由部分組成，含有整體的全部信息。這是孔子“詩可以興”的物理基礎。
《詩經》多用比興手法。其中，“興”的創作手法，是中國詩歌所獨有的，鑿通了上天的階梯。賀裳說：“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載酒園詩話又編》）
我們來看李商隱的《蟬》。夏夜，蟬聲不斷鳴叫，仿佛是李商隱的影子。他對蟬抱有深刻的同情，所以就責怪起綠樹，作了：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
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
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或可譯為：
棲身高枝飲露難以飽腹，
終夜不倦徒然含恨哀鳴。
天亮叫聲稀疏幾近斷絕，
滿樹枝葉碧綠無動於衷。
幕僚生涯木偶漂流不定，
家鄉田園荒草埋沒腳脛。
煩勞蟬鳴最能令我警醒，
家境清寒操守高潔不佞。
對於這首詩，曆代評價頗高。譬如，朱彝尊說它神韻悠揚；錢良擇說它神句非複思議可通，所謂不宜釋者是也；黃周星說它有品有操，竟似蟲中夷齊；陸鳴皋說它規摹少陵促織作，而俊尤過之。李因培說它追魂之筆，對句更可思而不可言；李佳說它遺貌取神，益見其品格之高。
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評價：《三百篇》比興為多，唐人猶得此意。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按：集作“非是”）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
朱鶴齡在《箋注李義山詩集序》中說：“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國風》之螓首蛾眉，雲發瓠齒，其辭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托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為漢魏六朝樂府之祖。”
以上是說李商隱詩有《詩經》的比興手法。我們再來考察“屈宋之遺響”。從文學繼承的角度看，《楚辭》的起源主要是江淮流域的楚歌。這種歌謠在先秦及漢的典籍中可見一鱗半爪，公元前六世紀中葉，楚國就出現了從越人土語翻譯成楚辭形式的《越人歌》。李商隱詩裏屢屢引用這個典故。
春秋時代，楚王弟弟鄂君子皙乘舟遊河，鍾鼓齊鳴。有位歌女是越人，抱雙槳用吳語唱了一支歌，歌聲悠揚纏綿，委婉動聽：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越女說，即使是山上的樹木，也知道了我愛慕您（“枝”諧“知”），而您卻不知道我的心意。
《越人歌》是中國文學史上較早的明確歌頌戀情的詩歌，它和已失傳的楚國高雅歌曲《涉江》《陽春》《白雪》及通俗歌曲《下裏》《巴人》，共同成為《楚辭》的藝術源頭。
《詩經》是黃河流域北方原野的仙花，《楚辭》則是南方江漢流域的奇葩。從詩的格局看，《詩經》是“二二”的結構，兩個字的音節。大約到戰國後期，南方的楚人歌唱四言詩的時候，在句中或句尾加上一個襯字“兮”，於是開始出現了五言句，如“吉日兮良辰”“廣開兮天門”。到《楚辭》演變成“三三”的結構，三個字的音節，中間加一個襯字“兮”，如“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楚辭》中的“騷”體，逐漸從詩歌中脫離出來，發展為“賦”的先聲。“楚歌體”則以其“四三”的節奏，成為後世七言詩的濫觴。秦漢之交流行楚歌體。荊軻《易水歌》和項羽《垓下歌》，都是脫口而出的楚歌體。
魏裔介雲：“元和而後，得騷人之深者，莫過義山。”（《李義山無題詩新注序》）
秦漢之後，《楚辭》中的騷體，逐漸從詩歌中脫離出來，發展為賦的先聲。在民間，五言句中的“兮”字被換上一個有意義的實字，變成了“二三”的關係，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秦朝中央政府已經專門設立掌管音樂的官府機構，名字叫樂府。西域胡樂傳入中土，中土傳統音樂受到影響，在民間的俚歌俗曲中流行著新的音樂。
李延年負責的樂府，采集趙、秦、楚各地的歌謠，配上音樂來歌唱；創作和填寫歌詞，改編曲調，進行演唱及演奏等。這些樂章、歌詞後來統稱為樂府詩或樂府。
當時流行賦體，五言是難得一見的新聲，多在民間。李延年將其引入上層宮廷，配以美妙動人的新聲變曲，配合這種新聲變曲的就是最初的五言詩。五言體逐漸進步，就產生了《上山采蘼蕪》這樣比較整齊的五言體詩歌。再進一步發展，就有了《古詩十九首》的產生。這時已不再叫“樂府”，而稱之為“古詩”。
《古詩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詩的奠基之作。《詩經》和漢樂府裏的詩其實是民歌，紮根在民間。《詩經》裏還沒有引用，《楚辭》裏也隻是借用神話傳說，而《古詩十九首》引用《詩經》《楚辭》，可見作者是文人。
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土，一下來了很多新的聲音，重新出現“二二三”的關係，就是七言。此前的文學體式是大眾化的，是在民間不知不覺形成的。而張衡天才地把楚歌體化成了七言詩。他把楚歌體七個字和五言詩的“二三”節奏結合起來，每首的第一句都是楚歌體，後麵的句子隱然含有五言詩“二三”的節奏。
李商隱經常吟誦模仿的《四愁詩》，就是從楚歌體過渡到七言詩的一個橋梁，是第一篇典範化的七言詩。它早在曹丕《燕歌行》半個世紀之前達到了它的水準，在中國詩歌史上非常值得注意。
南北朝樂府民歌是繼先秦民歌和漢樂府民歌之後又一新的發展。南北朝樂府民歌雖是同一時代的產物，卻因地域特色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調，所謂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
此時詩律屢有變化，到南朝沈約、庾信作詩，音韻婉轉相附，對偶精密。到唐朝沈佺期、宋之問作詩，更加靡麗，講究回忌聲病，約句準篇，猶如錦繡成文。
沈宋和王楊盧駱奠定今體詩地位之後，陳子昂又橫空出世，倡導用《詩經》中比興的傳統、《楚辭》中美人香草的傳統、《古詩十九首》中疊字的傳統等，以掃除綺靡的六朝餘音。
主張古文運動的韓愈對陳子昂推崇備至：“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李白稱陳子昂為“麟鳳”，並承陳子昂餘緒，一掃六朝浮靡習氣。
杜甫則使詩的題材和體裁空前擴大，達到了無事不可言、無意不可入的程度。杜詩眾體皆有，諸法俱備。今體詩在杜甫手裏達到了高峰，基本定型成為流行詩體，屬於公共語言，但之後發展不大。
李賀為詩開拓了新的藝術境界，他的詩是漢魏樂府與南朝宮體詩融合起來的複活，與韓愈的古文，有精神上的共通之處。
馮班雲：“李玉溪全學杜，文字血脈卻與齊、梁相接。”（《鈍吟雜錄》）
程夢星雲：“義山師承蓋亦不一。集中有學漢魏者，有學齊梁者，有學韓者，有學李長吉者。此格調之詭譎善幻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凡例》）
張采田雲：“晚唐之有玉溪生詩也，拓宇於《騷》《辡》，接響於漢魏樂府，與昌穀錦囊、溫尉《金筌》，同為詞苑之巨宗，文藝之極軌，非李、杜後詩家所能逮也。顧長吉、飛卿二集，賦體尚多於比興；而玉溪則隱辭詭寄，哀感綿眇，往往假閨襜瑣言，以寓其憂生念亂之痌，苟非細審行年，潛探心曲，有未易解其為何語者。”（《玉溪生年譜會箋》）
杜甫的句法、韓愈的文法、李賀的辭藻，三者融合起來，對李商隱的詩歌創作影響特別大。當然，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李賀的詩。
42．李杜操持
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
集仙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惑曙雞。
這是《漫成五章》的第二章。
當年，玄宗於金鑾殿接見李白，在集賢院召見杜甫。李、杜當日齊名四海，寫詩的才能和成就不相上下。“三才萬象”，指包括天、地、人在內的芸芸萬物和宇宙萬態，到了李、杜筆下，窮本溯源，纖毫畢現。韓愈對他倆評價甚高：“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雖然李白和杜甫都曾受到皇帝的賞識，但他們後來的遭遇卻是很不幸的。李商隱在詩裏以蒼蠅喻皇帝左右的讒諛之徒，以曙雞喻李、杜，意思是李杜未被重用，就如同蒼蠅的喧囂惑亂了晨雞的啼鳴。
李商隱的文學藝術，繼承了李白（也包括屈原、李賀）的浪漫主義精神，融合了齊梁詩作的絢麗濃豔色彩。葉燮雲：“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原詩》）
李商隱同時也吸收了杜甫嚴謹、深沉和雄渾的風格，以自己的創作實踐開創了一種嶄新的風格。如《重有感》《曲江》等詩，無不充滿了繼杜甫、元白而傳承來的諷喻和對國家命運的擔憂。李商隱作了“他年錦裏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他一定是想到了杜甫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李白推崇老子的“道法自然”“見素抱樸”“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他的詩作正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李白和李商隱也是本家，都是李廣之後。李商隱也推崇道教，可是兩人又有不同。我們僅以月亮為例，來觀察一下。
李白的父親李客，這個名字就像是沒有故鄉的人。可是在李白眼裏，月亮折射著故鄉與他鄉。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思鄉是人類的絕對本性。“月出皎兮”，三千年前，《詩經》首次揭示出望月和思念的關係，見月懷人和望月思鄉幾乎成了一條創作的規律。
據考證，月亮曾是地球的一部分，所以能為故鄉地球所吸引，又反作用於地球上的潮起潮落。與明月這種張力結構相連的是詩人的思鄉情結。
李白“明月直入，無心可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千餘首詩詞中融入明月意象的就有三百餘首。“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明月是時間的賦形，流水是時間的賦形，都是生命飛逝的表征，這種生命意識又與時間意識相聯結。
明月是時間的賦形，是曆史的見證，“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隻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明月是生命成長的見證，是有生命的朋友：“月行卻與人相隨”“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明月是李白的人生知己，有他的情感寄托，有他的理想抱負。
的確，李白不是常人，不是凡人，而是仙人：“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他可以藐視皇權，可以不遵循人間的遊戲規則，也隻有他才可以邀明月共飲：“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正如明月跨越了時空的隔絕，李白也超越了塵世的羈絆。明月是李白的情感寄托，是他的理想抱負，是他的人生知己。
盛唐照見李白的那輪明月，依舊照在晚唐李商隱的窗前，但是李商隱給了它不同的解讀。在李商隱的眼裏，月亮是嫦娥，是人格化了的月亮。
一夜未眠，在天色將曉未曉之際，驛館裏燭光投映在雲母屏風上的光影漸暗，看著銀河逐漸向西傾斜曉星行將隱沒，李商隱記起《十洲記》所載：“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裏，東複有碧海，海闊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作了《嫦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或可譯為：
鑲嵌雲母石的屏風映著幽暗燭影，
銀河漸漸斜落啟明星沉沒在黎明。
嫦娥會不會懊悔當初偷吃下靈藥，
每天夜裏麵對碧海藍天寂寞清冷。
天才往往都是自私的。李白對杜甫很淡漠，相比杜甫對他的熱愛，李白對自己之外的世界沒有真切的關心，他不諳人情也不通世故。
管世銘雲：“善學少陵七言律者，終唐之世，惟李義山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間，不在形貌。《蜀中離席》一篇，轉非其至也。義山當朋黨傾危之際，獨能乃心王室，便是作詩根源。其《哭劉蕡》《重有感》《曲江》等作，不減老杜憂時之作。”（《讀雪山房唐詩序例》）
楊倫雲：“（杜甫）以麗句寫其哀思，尤玉溪所心摹手追者。”（《杜詩鏡銓》）
張肇辰雲：“杜陵感時諸作皆明目張膽而言，玉溪生則必迂曲晦隱以出之。由其時世變益亟，不複可以杜陵之言為言也。”（《意苕山館詩稿序》）
楊壽柟雲：“義山《籌筆驛》《重有感》《杜工部蜀中離席》《安定城樓》《隋師東》等作，氣脈直接少陵。後人撏撦義山，但學其隸事精切，摛詞藻麗，不免買櫝還珠矣。”（《雲薖詩話》）
與沈德潛同時代的薛雪《一瓢詩話》說：“李玉溪無疵可議，要知前有少陵，後有玉溪，更無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
《漫成五章》顯然是受到杜甫《戲為六絕句》的影響。杜甫的《戲為六絕句》開創了以詩論詩、品評作家這種文論的新形式。李商隱則在品評作家和文學現象的同時，滲透著強烈的思想情感與深切的生活體驗，同時暗述自己的文學道路，他不僅是詩人，還是評論家。
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認為，李商隱的詩穠麗中見沉鬱，“少陵七律，無才不有，無法不備。義山學之，得其濃厚”。何焯說：“義山五言出於庾開府，七言出於杜工部，不探究本源，未易領其佳處也。”（《義門讀書記》）
顧隨指出，李商隱學杜甫最有功夫。但是杜甫的自我中心是放射的、動的、壯美的，李商隱的自我中心是吸納的、靜的、優美的。
《唐詩三百首》中蘅塘退士所選七律共二十三家，四十九首。杜甫一人占九首，其次是李商隱八首。李商隱的七律在晚唐光彩奪目，其句法、章法、結構上是杜甫七律最優秀的繼承者，並把用典的水平提高到爐火純青的程度。
田雯說：“義山七律，逐首擅場，特須鄭箋耳。蓋義山諸體之工，唐人實無出其右者，不獨七律也，又不獨香奩也。”（《古歡堂雜著》）
杜甫是初唐詩人杜審言之孫。杜甫將自己與稷契兩位賢臣比肩，認為自己和他們一樣胸懷百姓天下，擁有崇高的政治抱負。杜甫晚年受世交劍南節度使嚴武相助，入了幕府任檢校工部員外郎，世遂有杜工部之稱。在杜甫的詩篇裏，忠君、報國、憂民，這三種儒家思想感情水乳交融，渾然一體。他的這種三位一體的儒家意識，鮮明而集中地體現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首長篇抒情敘事詩裏。
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追溯唐王朝百餘年間治亂興衰曆史，集中表述其政治見解，“又聞理與亂，係人不係天”，為全詩綱領，為全詩結穴，詩中所有議論、敘述均圍繞這個中心觀點展開。而《杜工部蜀中離席》等詩不僅發展了杜甫以七律感懷時事的傳統，更將時事引入到傳統的應酬之作中，契合了時代精神。
杜甫下意識地把自己同國家聯係在一起，感歎時事看見落花也要掉淚，這是不折不扣的以天下為己任。李商隱也正是如此，所以在西川席上，《杜工部蜀中離席》，他們在根本上還是儒生，還是官本位。
李商隱在西川事畢準備回梓州。西川節度使幕府為他送行。窗外，矗立著吐蕃邊境的大雪山主峰貢嘎山，朝廷派遣處理吐蕃、黨項邊境事宜的使臣往來穿梭，戍守西南邊陲的軍隊長年饑餐風雪。室內，溫暖如春，座上渾渾噩噩、不關心國事的醉客，將國事全拋在腦外，不禁想起屈原的“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又想起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從益州到了臨邛，把車馬賣了置辦酒舍，司馬相如酤酒，而令卓文君當壚賣酒。
杜甫最早把時事引入傳統酬贈之作，李商隱恢複並發展了這種感時傷世的憂國憂民情懷，同時融入了更多的個人身世之感，從而使七律重新煥發出光彩。於是仿杜甫作了一首《杜工部蜀中離席》：
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幹戈惜暫分。
雪嶺未歸天外使，鬆州猶駐殿前軍。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
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或可譯為：
人生幾多悲歡什麽地方沒有離別，
戰亂年代讓人倍加珍惜短暫聚分。
雪嶺那邊朝廷使臣稽留天外未歸，
鬆州一帶駐守西南邊陲朝廷大軍。
座中醉客頻頻向我這清醒人勸酒，
局勢變幻如江上晴雲夾雜著雨雲。
成都的美酒真可以用來安度晚年，
何況賣酒女子個個長得像卓文君。
43．小李杜
“小李杜”是後世對李商隱和杜牧的合稱，以區別“李杜”即李白和杜甫。二人雖風格不同，但功力相匹，在晚唐詩壇乃至後世評價都是相提並論的。
李商隱早年喪父，家境貧寒。杜牧卻是名相杜佑的孫子，從小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
杜牧於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三月入朝為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故稱杜司勳。
李商隱曾作“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傷春複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杜司勳》），稱讚杜牧的詩歌具有高超的藝術水平，也寄托了作者自己對時代和身世的深沉感慨，暗含著詩壇寂寞、知音稀少的弦外之音。
高樓風雨，正是昏暗時局的象征，詩文多憂國傷時之感，這就是“傷春”。自慨不遇，也是李商隱整個生涯裏的一條主線。
杜牧曾幾次上書李德裕，提出用兵策略，有的也得到李德裕的采納。李商隱不徒以詩人視杜牧，可謂知己。李商隱在仕途上比杜牧更不如，甚至沒有給李德裕出謀劃策的機會，更有高樓風雨、短翼差池的感歎，欲回天地旋轉乾坤的抱負更難實現，也隻好刻意傷春複傷別。
匡地（今河南長垣）曾受到魯國陽虎的掠奪，孔子的相貌與陽虎相像。當他被匡人誤認為是陽虎圍困時說：“周文王死了以後，周代的禮樂文化不都體現在我的身上嗎？上天如果想要消滅這種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這種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滅這種文化，那麽匡人又能把我怎麽樣呢？”
宇宙中存在萬有引力，地球亦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有離心力和向心力。這種尋覓知音的寂寞，源自人的本性。
人的內心常有一種向往和追尋的感情，渴望到彼岸，追求完美，實現理想。孔子“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心仍在此也。佛陀舍身飼虎，蘇格拉底飲鴆而死，耶穌被釘十字架，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如同月球對地球、地球對太陽的逃脫，也是人的一種宿命。
人是二元的，是可能的動物。生命雖然可貴，卻可以舍棄生命。荊軻西渡易水，慷慨赴死；項羽不肯過江，自刎而亡，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都是失敗的英雄。金亡後，元好問決心以一己之力修金史，為著理想奔走，全然不顧世俗的道德評判：“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
人的內心還有一種回歸本體的向心力。人出生離開母體，成人告別童年，遊子離開故鄉，個體離開群體，在哲學意義上都是人離開本體，而渴求回到本體。
人與人，作為個體，千差萬異，其間相通的是心靈，是生命的共感。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蘇格拉底說，認識你自己。佛教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禪宗說，佛性莫向外求。真如佛性不生不滅，在綠草細雨之中，在千山，在萬水。儒釋道和西哲皆認為自身具備佛性，此心一也。
中國傳統文化主張，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對始源的追尋，可以使人回歸內心，“此心安處是吾鄉”。人的離心力與向心力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種創造的力量。
李商隱“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範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朱彝尊“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都體現出張力，體現出詩人內心的道德與情感的張力。
從《詩經》到《紅樓夢》，中國文人的傳統是體現著這種張力結構的中庸文化：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中國傳統文化，正如《詩經》所謂“溫柔敦厚”“樂而不**，哀而不傷”“發乎情，止乎禮”，最好地體現出了這樣的一種張力。
他不是到今天才有這樣的感慨，就是在當時已不勝悵惘了！
嶽飛百戰百勝，欲迎回二帝，收複中原，雪靖康恥，卻一日連接十二道金牌班師：“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辛棄疾“壯歲旌旗擁萬夫”，南渡後，渴盼重上戰場，機會卻“望來終不來，煙雨卻低回”“有時思到難思處，拍碎欄杆人不知”。
英雄，本是可以回天地創事業的，卻往往壯誌難酬。
“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的對聯，《紅樓夢曲》所謂“趁著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是曹雪芹心情的寫照。
當曹雪芹晚年窮極時，“日望西山餐暮霞”，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寫出了尚未完成的八十回稿子。“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曹雪芹豈不寂寞？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律的決定和支配；同時也是一種精神存在，受道德律的決定和支配。人因此成為宇宙中唯一沒有對等物的存在者，從而在天地間是寂寞的。
寂寞，就渴盼知音。正如《詩經》所說：“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史記》所說：“同明相照，同類相求。”
春秋時，俞伯牙擅長彈琴，鍾子期善於欣賞。俞伯牙彈琴的時候，心裏想到高山，鍾子期說：“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心裏想到流水，鍾子期說：“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鍾子期去世後，俞伯牙認為世上再也找不到知音了，於是終生不再彈琴。
《詩經》描述無可奈何、可望不可即的寂寞心，展現渴求知音、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感情，也為後代寫作開無限法門。比如：“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洵有情兮，而無望兮。”“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春秋時，越女送王子過江時唱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九歌·湘夫人》也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當秦嬴政統一中國的前夜，荊軻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西渡易水刺秦：“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當楚漢之爭即將落下帷幕之時，西楚霸王項羽聽“四麵楚歌”，禁不住問天：“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古詩十九首》裏的織女星和牽牛星，“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初唐陳子昂登幽州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中唐柳宗元貶謫柳州：“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花不自由。”
南宋辛棄疾：“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劉克莊詠海棠：“片片蝶衣輕，點點猩紅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種千般巧。朝見樹頭繁，暮見枝頭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風吹了。”
金末元初元好問：“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時寂寞心。”明末清初朱彝尊：“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
清曹雪芹：“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紅樓夢》裏，賈寶玉第一次看見林黛玉時就說：“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人生能夠遇見一個知音，怎麽能不喜歡？當林黛玉淚盡而逝，賈寶玉“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像伯牙子期、寶玉黛玉，是可遇不可求的。知音難逢，懷才不遇，是古代文人、英雄共有的千古之痛。所以南朝劉勰感歎：“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
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可是在魯國是不遇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他帶著學生四處奔波，時時吟誦：“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司馬遷撰《史記》，上起軒轅黃帝，下至漢武帝，蘊藏著自己的不得意，在當時是沒有知音的。他已經知道要到後世才能獲得共鳴：“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何焯在《義門讀書記》裏評點了李商隱的二百五十二首詩，並認為晚唐詩家中李商隱高於杜牧。劉熙載在《藝概》中也做了比較：“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綿邈。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較無窠臼與？”劉熙載這兩段話揭示出義山詩在藝術創作上的兩大特點，一是絢中有素，一是深情綿邈，這兩個特點正是李商隱詩作有別於其他詩人的最大的特色。
杜牧家族顯赫，李商隱家族寒微。劉禹錫與杜家三世交誼。杜牧是宰相杜佑之孫，而劉禹錫早年曾四次在杜佑的部下任職。
文學史上最早的詠史詩體是由東漢的班固開創。後來，劉禹錫創作了大量的七絕、七律詠史懷古詩。到了晚唐，杜牧作了大量詠史詩，李商隱詠史之作多達六十多首，而且各體俱有佳作。
顧隨說，李商隱各體皆有好詩，杜牧則長於七言而短於五言，長於近體短於古體，律詩又比絕句好。在技術上，李商隱最成功的，取各家之長，絕不隻學杜。李白杜甫互有詩贈送，而杜甫送李白的詩多於李白送杜甫的詩。可見杜甫之情深。小李杜也是如此，義山情深。不過詩人交往絕非世俗往來，半斤八兩，其情誼固不在此。
已知的二人見麵的次數也僅有一次。不過李商隱對杜牧極為推崇，還未曾見麵，便為杜牧寫了兩首詩，杜牧卻沒有任何回應。如同李白和杜甫。
李書磊指出，關於李杜的區別，有的說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之別，有的說是青春與成年之別，有的說是儒道之別，都各執一端而未見根本。實際上杜甫和李白本質的差別乃是官僚與布衣的差別。這大概就是李白和杜甫詩相區別的根源。（《重讀古典》）
憂國憂民是古代詩人正常的職業情緒，通過宦遊來認識世界。所以杜甫長使英雄淚滿襟，李商隱梁父吟成恨有餘。這大概是當官的思維定勢。杜牧的爺爺杜佑是宰相，杜甫的爺爺杜審言是小官。顯赫之家的子孫不太看重官位，能保持相當的精神自由；而寒微之士的子孫往往陷入官本位，因為來之不易，李商隱也是如此。
李商隱作七夕詩有十數首之多。曹丕《燕歌行》：“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杜牧也有：“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七夕》）農曆七月七日，夜已深沉，寒意襲人，該進屋去睡了。可是宮女依舊坐在石階上，仰視著天河兩旁的牽牛星和織女星，滿懷心事，都在這舉首仰望之中。
杜牧一直致力於反對藩鎮割據，寫了很多著名社論，但是從來不去碰宦官的事情。畢竟藩鎮問題再怎麽批評，是為朝廷分憂，觸怒宦官則是要掉腦袋的。李商隱長期在幕府，他的詩批評幕府的少，批評宦官的多，如《哭劉蕡》。
同是蠟燭，杜牧說：“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李商隱則說：“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李商隱的蠟燭就是自己，春蠶就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