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怪圈
上世紀80年代，英國農田開始出現奇怪的對稱幾何圖案。這些圖案中有的是人為製造，有的至今仍不清楚其產生的原因980年夏，英國索爾茲伯裏平原上出現了一個奇怪的圓圈。《威爾特郡時代》的一名記者稱，圓圈的形狀過於規則，不像是大雨、疾風或者直升機旋風造成的。在媒體的密切關注下，英國出現越來越多的麥田怪圈，尤以那些神秘地帶為主。多年來麥田怪圈現象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甚至還出現了複雜的不規則圖形。
工程師科林·安德魯斯曾宣稱，麥田怪圈是人類意識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1999年他承認美國中央情報局曾表示願意雇用他，雙方的約定是中情局支持他的研究活動並讓他在媒體中露麵。作為交換，安德魯斯要在幾年之後召開新聞發布會，說明麥田怪圈是一場騙局。
然而事實卻令人泄氣。大部分麥田怪圈現象都被證實是愚弄大眾的蓄意行為。例如，英國兩位退休的老人道格·鮑爾和戴夫·喬利在某個夏天的下午玩性大起，決定在英國南部的某處麥田裏弄幾個圈形符號。他們的繪畫技巧如此高超，以至於農場主像博物館一樣向前來觀看“怪圈”的人們收取門票。
貝爾梅斯麵孔
這是西班牙流傳最廣的超常事件。1971年11月，家住西班牙南部某村莊貝爾梅斯大街(如今的瑪麗亞·戈麥斯大街)5號的瑪麗亞·戈麥斯·卡馬拉稱，自家廚房的地板上出現了奇怪的圖案，看起來像一張人臉，刮掉圖案後沒幾天麵孔又再次出現。
6個月後，《理想報》刊登了這一事件的分析結果，證實這些麵孔是有人用硝酸銀和氯化銀畫上去的。西班牙超心理學協會會長拉莫斯·佩雷拉稱，他們利用紅外線檢查發現，這些麵孔圖案都含有顏料成分。政府部門組成的調查委員會裁定這是一場騙局。
然而麵孔事件遠未到此結束。2003年伊克爾·希門尼斯和路易斯·馬裏亞諾·費爾蘭德斯在其合作的作品《無名墳墓》中稱，戈麥斯家出現的麵孔屬於她在內戰中死去的親屬。要證實這一點，需要對麵孔進行一定的處理。然而相關部門的所有分析都證實在這些圖案中發現了繪畫顏料中的鋅、鉛和鉻等成分，由此證明這是一場騙局。
事實上，這一切都是為了賺錢而人為製造的騙局。麵孔事件流傳開以後，人們紛紛來卡馬拉家裏參觀。在旅遊高峰期，人們隻能從村裏的照相師手中購買麵孔照片。2004年瑪麗亞·戈麥斯去世後，很多超心理學愛好者稱，他們在戈麥斯出生的那間屋子裏發現了更多的麵孔。實際上，這些麵孔都是用十分普通的手法繪製的：首先浸潤地板，在水跡幹掉之前找好圖像，然後用水、油和醋重新勾勒一遍。
據記者哈維爾·卡瓦尼列斯報道，貝爾梅斯·德拉莫拉萊達市政府曾想買下這座神秘的房屋，並將其改造成研究中心。戈麥斯一家提出了60萬歐元的天價數字，而房屋的實際價值僅為8.4萬歐元。卡瓦尼列斯和馬涅斯在《貝爾梅斯麵孔》一書中對麵孔事件的評價分別是“荒謬、可笑、令人好奇卻低劣的神秘現象”和“幼稚十足的謊言”。
百慕大三角之謎
1974年卡瓦尼列斯·貝利茨在其《百慕大之謎》一書中提到，在大西洋的百慕大三角地帶已經失蹤了成百架飛機和船隻，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線索。最為著名的幾架失蹤飛機代號“第19飛行隊”。1945年，5架飛行訓練機起飛後不久就發出“我們迷失了方向”的緊急信號。1963年，“硫磺女王”號貨船在百慕大三角失蹤，隻留下了兩個救生圈。
真實的情況正如1974年拉裏·庫舍說的那樣，“一切都是不細致的調查被追求轟動效應的作家添油加醋，充斥著錯誤和不正確的推理”。“第19飛行隊”事件的起因是領頭機機長的指南針被損壞，而且他沒有戴表，其他飛機又缺乏工具。在海水翻滾的海洋上空飛機無法降落，燃料耗盡後就墜毀了。“硫磺女王”號的情況則更簡單，貨船當時航行在百米高的海浪之間，還遭遇颶風般強勁的大風。
此外，還有一些失蹤事件是人為製造的。1974年美國海岸警衛隊的一位發言人說：“惡劣的氣候條件和人類潛在的本性能夠解釋任何誇張的科幻故事。”
法老的詛咒
圖坦卡蒙法老的墓穴被打開後沒幾個月，就傳來參與挖掘的卡那封爵士去世的消息。於是坊間開始流傳他的死亡是法老詛咒的應驗。
此後，一份報刊刊登了法老墓穴入口處的一段象形文字，意思是“誰擾亂了法老的安眠，死神將張開翅膀降臨在他頭上”。卡那封去世一年後，他的一個同父異母的兄弟、一名護士、一名對法老木乃伊做X射線照相的醫生和當時在挖掘現場的一個百萬富翁相繼死亡。就連墓穴的發現者霍華德·卡特的金絲雀都在墓穴被打開的那天被一隻眼鏡蛇吞食。
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咒文”。當年直接參與墓穴挖掘活動的26人中共有6人死亡。看起來“法老的詛咒”隻針對特定的人———墓穴1922年11月29日正式開放之前卡特和卡那封早已秘密地進入過墓穴。最令人費解的是，作為墓穴挖掘的總負責人，霍華德·卡特本人卻安然無恙。
有人指出，卡那封等人死於一種由曲黴屬真菌引起的肺病。夏威夷大學流行病學專家德米勒認為，卡那封的死因是其臉上處理不當的一道傷口引起的敗血症。
印度有座中國軍隊公墓千名抗戰將士長眠
在印度東部加爾克漢德省境內，有一處神秘的中國軍隊公墓，長眠著近千名抗戰官兵。
據“中央社”報道，這座位於加爾克漢德省首府蘭齊近郊的蘭伽公墓，原名“印度蘭伽中國抗日遠征軍烈士公墓”，是在上世紀80年代由當地華僑募款修建。曆經一年時間，將原本堙滅在荒草荊棘中，碑殘塋頹的中國軍人墳墓集中遷葬一處，修建成一座莊嚴肅穆而環境清幽的公墓。
占地約600平方米的公墓園區，包括有墓碑及無名墳墓共200餘座，安葬者軍階最高為少將，最低為上等兵。
有關人士表示，蘭伽公墓由來至今僅少數老華僑知情，由於亡者多為孤軍，在印度無任何家眷，加爾各答地區不存在任何中國軍人遺孤，且時隔數十年，當年未亡老兵不是轉赴印度其它地方，就是返回中國大陸或台灣，難以查訪。
為協同英軍抵抗日軍及保障後勤補給通路順暢，中國在二次大戰期間組成遠征軍，前往緬甸作戰。後來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撤至印度蘭伽，整訓新軍，奠下反攻緬北基礎。
1942年4月孫立人將軍率新38師於抵達緬甸，參加曼德勒會戰。4月17日，西線英軍步兵第一師及裝甲第7旅被日軍包圍於仁安羌，糧盡彈缺，水源斷絕，陷於絕境。孫立人奉命率部隊星夜馳援，解除了7000英軍之圍，並救出被日軍俘虜的英軍官兵、傳教士和新聞記者五百餘人，史稱“仁安羌大捷”。
仁安羌一役是中國遠征軍入緬後第一個勝仗，孫立人以不滿一千的兵力，擊退數倍於己的敵人，救出近十倍於己的友軍，轟動全球。美國總統羅斯福授予孫立人“豐功”勳章。英王喬治六世也授予孫立人“帝國司令”勳章，孫立人是第一個獲得此勳章的外籍將領。
不過，英軍在仁安羌戰役後，決定撤守緬甸，孫立人奉命掩護盟軍撤退。由於日軍強力反攻，遠征軍決定從緬甸撤退，杜聿明執行命令，從野人山撤回雲南，但孫立人認為不可行，決定轉往印度。
遠征軍也自此後分成兩路，前往印度的孫立人部隊，改稱為“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簡稱“駐印軍”或“中國駐印軍”；另一部分軍隊退至中國境內怒江東岸，連同以後新增部隊，到1943年春重新成立“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司令部”。
1943年10月，駐印軍再次展開中印緬作戰，此次反攻最重要戰役就是1944年攻克密支那，成功拔除日軍在緬甸的重要據點，但也造成中國軍隊死傷慘重，損失數個師的兵力。
駐印軍攻克密支那後，整編成新一軍與新六軍，孫立人擔任新一軍中將軍長，率部連續攻取八莫、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一軍與滇西中國遠征軍聯合攻克中國境內的芒友，打通了滇緬公路。隨後，孫立人在3月指揮新一軍各師團繼續猛進，連續攻占臘戍等地，消滅日軍在緬甸主力部隊，結束中印緬作戰。
世界相鄰國家之間是如何互相挖苦的？
語言上的障礙使兩個西方人都會產生文化隔閡，更不用說一個東方人和一個西方人之間的隔閡。本文作者翟華通曉英、法、日三國外語，在海外25年間積累了大量跨語言文化間的交流經驗，他說：“語言更像是一扇扇窗戶，掌握不同的語言就會推開不同的窗戶。如果再對流一下，一定會有很多意外的收獲。”讓我們跟隨他，打開世界一扇扇窗……
唐朝詩人王勃有詩雲：“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是說好朋友即使遠在天邊，也感覺像鄰居一樣親近。但是要講國家或民族間的關係，咱老祖宗早在戰國時就發明了“遠交近攻”的策略，似乎專跟鄰居過不去。且不說古今中外鄰國之間兵戎相見大動幹戈的例子，就說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談笑風生，也可見一斑。我在國際組織工作，有來自五大洲的同事、朋友，似乎誰都覺得自己的民族比別的民族風趣幽默，尤其是喜歡調侃相鄰的民族。
印度VS巴基斯坦
長途電話&本埠電話
有一次，我的印度朋友一本正經地問我：“知道嗎？我們印度總理去巴基斯坦訪問去了。”沒錯，我是好像在報紙上看見這個消息了，本想問問他的看法，卻不料他滔滔不絕地自己講起來了：
我們總理去了以後，巴基斯坦總理非讓他參觀巴基斯坦的高科技通訊中心，說是能與陰曹地府打電話，建議他與那邊的已故總理尼赫魯聯係一下。印度總理半信半疑，結果一試還真行！通話效果特好，而且收費僅一個盧比。我們總理回去以後，命令科研部門立即研究同樣的通訊設備，絕不能落在巴基斯坦人後麵。
結果等巴基斯坦總理回訪時，印度總理同樣請客人參觀高科技通訊中心，與在陰間的已故總理布托聯係一下。結果發現美中不足的是通話費用高得驚人。等貴賓離去以後，印度總理生氣地問：“怎麽搞的，這不是丟我們印度人的麵子嗎！”一位印度科學家小心翼翼地解釋說：“報告總理先生，從我們這裏往地獄打是長途電話，而從巴基斯坦往那邊打可屬於本埠電話。”
美國VS加拿大
自己行動&依賴國家
印度和巴基斯坦曆史上積怨甚深，宗教又不同，互相之間冷嘲熱諷本是免不了的。令我奇怪的是美國人和加拿大人曆史文化相近，也互相擠兌。我們的朋友中就有這樣一對美國和加拿大的年輕人，碰到一起就拿對方開涮。據加拿大人說，美國人都怕死，倒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到了陰曹地府怕付不起房租和水電費。那美國人則講了一個故事反唇相譏：
有一次，一個美國人、一個加拿大人和一個猶太人因為卷入一起車禍，受了重傷。送到醫院以後，搶救無效，三人一同見了閻王。那閻王爺見到美國人說：“這麽年輕就到這裏來了？你給我500美元，我就送你回去。”那美國人二話不說就付了錢。閻王爺也說話算數，當時就把美國人打發回人間。美國人在手術台上一睜眼，倒把醫生嚇壞了：“你怎麽活過來了？”
美國人於是一五一十把見閻王的事說了一遍。那醫生接著問：“那另外兩個人呢？你們不是一起上去的嗎？”美國人說：“沒錯，我們一起上去的。我聽見那閻王爺也向他們要500美元。我離開的時候，那猶太人正在跟閻王討價還價，而那加拿大人還躺在那裏等政府替他付款呢！”
短短一個故事把美國人的實際、猶太人的狡黠和加拿大人對福利製度的依賴都反映出來了。
法國VS比利時
城裏人&鄉巴佬
在歐洲，法國民間創作了許多有關鄰居比利時人的故事，處處透著高貴聰明的法國城裏人對卑微愚蠢的比利時鄉巴佬的嘲弄。這裏信手拈來一則：
有一位比利時人去巴黎看望在這裏念書的表兄，臨走時想買一架手風琴帶回去。那表兄自告奮勇地說：“我在巴黎時間長了，說話已經是純粹的巴黎口音。我替你去砍價，省得法國店主欺生。”
在商店裏，那表兄問：“這手風琴多少錢？”老板盯著買主看了看，反問道：“你是比利時人吧？”那兩個比利時人大惑不解：“你怎麽知道？”老板說：“我其實很想把這東西賣給你們，隻可惜這不是手風琴，而是暖氣片。”
麵對層出不窮的法國版“比利時笑話”，比利時人是怎麽想的呢？我的一位比利時朋友聳聳肩膀說：要是法國人沒有別的樂趣，那就讓他們說去吧！不過他馬上告訴我一個關於法國人的比利時笑話：
比利時人發現了一個發財致富的妙方：你去市場上買一個法國人，然後再按這法國人自己對自己的估價把他倒賣出去即可。
一次周末聚會，一位法國人又興高采烈地給我講了個法國版比利時笑話：
說是有兩個比利時人租了條船去河邊釣魚。其中一個比利時人說：“哇，這裏的魚真多，咱們在船上做個記號，下次還來這裏釣魚。”另外一個比利時人聽罷不解地問：“你以為下次我們還一定會租到這隻船嗎？”
哄笑之間，這法國人突然問我：“你們中國人喜歡取笑哪國人呢？”我想了半天，把中國的鄰國想了個遍，實在沒有答案，於是老老實實地說：“中國人隻喜歡開自己的玩笑。”然後給他講了“刻舟求劍”的典故。那可是我們中國人說自己的事，沒拿哪個鄰國當笑料。
案例
一個美國小夥子在法國的“悲劇”
我工作的法國實驗室裏來了一個實習的美國小夥子，名叫“鮑伯”。一個月下來，我問鮑伯對法國印象怎麽樣，他摸著腮幫子說：“法國人見麵規矩太多，這30天在法國與人貼臉問安的次數比我在美國25年總數還多！”
一個周末，法國同事們張羅到一家新開的餐館撮一頓。席間，坐在對麵的一位法國小姐點燃了一根香煙，指了指麵前的水杯對鮑伯說：“請給我倒點兒水。”鮑伯一看礦泉水瓶離小姐比自己還近，就脫口問道：“怎麽，你不舒服嗎？”小姐吐著煙圈兒，瞪著眼睛回答說：“沒有啊！”我知道鮑伯還沒有習慣法國人特有的“galanterie（對女子獻殷勤術）”，趕緊拿過水瓶替小姐倒水。小姐麵帶慍色，八成心裏在想：“這個美國佬怎麽這麽mufle（沒有教養）呢？”
吃完了主菜，就該上甜點了。已經開始打嗬欠的鮑伯很想在吃甜點的同時飲咖啡。那個堂館耐心地告訴鮑伯按規矩應該先吃甜點，然後才能上咖啡。鮑伯心生一計，稱甜點不吃了，請上咖啡。堂倌聽罷，轉回去端上一杯咖啡奉上。鮑伯正竊喜間，不料堂倌已將甜點悄然撤下……
鮑伯是個聰明的美國小夥兒，六個月後，當他實習結束離開法國時,不僅已經完全掌握了法國大餐的“吃”道尊嚴，更是學會了討好女人的 “galanterie”，儼然成了翩翩法國君子。
過了幾天，我收到鮑伯從美國發來的郵件，講述了他回美國後的一次“不幸遭遇”。那是在一所大學校園裏，鮑伯看見對麵一個女生手裏的書不小心掉在地下，鮑伯習慣成自然，趕忙搶先把書拾起來，遞給女孩。沒想到，美國女孩冷冷地說：“我沒有手嗎？我最討厭這種自作多情的男人了。”
在華盛頓間諜博物館體驗中國
那一年，經過四次搜身，三次脫鞋，換了兩個航班，我這才抵達了處於“桔黃色”（意即“麵臨相當大恐怖襲擊危險”）警報之下的華盛頓。
在第九大街一家酒店住下，從窗戶望出去，左麵就是戒備森嚴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大樓。而FBI斜對麵的一幢暗紅色建築外麵卻顯得熙熙攘攘，排隊的人群形成了長蛇大陣。定睛一看，原來這些人是在等著參觀“國際間諜博物館”。
當我掛著照相機，排到等待參觀的隊伍中以後，馬上感覺到是犯了一個錯。在這麽多參觀者中，我是唯一的黃種人，第六感官告訴我，在其他人的眼角餘光裏我其實就是一個間諜嫌疑人。
邁進展覽廳就好像走進了間諜世界。牆壁上花花綠綠滿是英文字母，字母中隱藏著一隻隻眼睛，盯得人渾身不自在。一位別著手槍的黑人胖警官，用誇張的語氣歡迎參觀者，間諜是世界上第二種古老職業，而華盛頓則是世界間諜之都，因為這裏的間諜數目超過地球上其他任何城市。
好像是為了印證這個說法，他還指著展廳中央的一個立柱上貼著的字條說：“間諜都是以偽裝的身份出現，大家看：這是一些間諜進入美國的時候使用的假身份。”
在間諜展覽館的陳設中，有一捆中國古代竹簡，上麵刻的是《孫子兵法》。這件展品的英文說明是這樣寫的：《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間諜教科書，因為這本2500年前的書裏說了這樣兩句話：“No matter is more secret than espionage（沒有比間諜更機密的事情了）”，還有“There is nowhere you cannot put spies in good use（沒有哪個地方你用不著間諜）”。我想來想去，大概應該是《孫子兵法》“用間第十三”裏麵的“事莫密於間”和“無所不用間也”這兩句吧。
縱觀整個間諜展覽館七個展廳，從美國內戰、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前後一直到“9·11”恐怖襲擊，大大小小的間諜案例有數百件之多，涉案的有德國人、俄羅斯人、日本人還有更多的是美國人，但就是擺不出一件像樣的“中國間諜”案。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一度在美國主流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的“李文和間諜案”，居然在整個展覽中沒有一點兒痕跡，說明美國人實際上已經承認那是一起錯案。
我走出間諜博物館的最後一個展廳，卻沒想到進了與之館相連的一家間諜商店。這裏有關於間諜的書籍、工具、玩具琳琅滿目、應有盡有。最後，我花一塊美金買了一個間諜博物館的紅色紀念章。
紀念章上有一個大拇指的手印，旁邊還用黑體字寫有這樣一句話：“我從來沒有來過這裏——間諜博物館”，都留下手印了，還自稱沒有來過間諜博物館，這是典型的美式幽默。
但是對我這個中國人來說，最大的幽默是在這紀念章的背麵。因為這上麵還印有這樣一行小字：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納粹曾建南極基地試驗飛碟
神秘的南極大陸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人們都在等待南極會有奇跡出現。據俄羅斯媒體報道，他們的發現很有可能揭開一個多年待解的謎團———德國納粹分子當年遷居南極大陸的計劃。
計劃將南極變成“新施瓦本”
1938-1939年，德國人曾往南極大陸派出兩支強大的探險隊，德國空軍參與其中。負責此次行動的裏特舍爾大尉親自向當時的航空部長和空軍頭子戈林元帥報告，稱德國飛機每隔25公裏就投下帶有納粹標誌的通信筒，還說他們飛遍了幾乎860萬平方公裏的地域，並對其中35萬平方公裏進行拍照。德國人把這片仔細考察過的土地稱為新施瓦本，並宣布為未來千年帝國的一個部分。施瓦本曾是中世紀的一個公國，後來曾合並到統一日耳曼國家。
納粹分子在這方麵的積極活動沒能逃過蘇聯情報機關的耳目。1939年1月10日，一份標有“絕密”字樣的文獻擺放在時任蘇聯國家安全總局局長弗謝沃洛德·梅爾庫洛夫的案頭。有情報人員在這份文獻裏報告說：“……現今有一隊德國研究人員正在西藏考察，其中一個小組的考察結果使得他們於1938年12月往南極洲派出了一支科考隊，德國人這次考察的目的是想發現隱藏在南極洲毛德皇後地一帶冰層下麵的所謂聖城。”至於為什麽西藏“考察”無果促使德國人把目光轉向南極洲，就不得而知了。
有直接的文字材料證明，納粹分子曾於1940-1943年在南極洲的毛德皇後地建成一些秘密的建築物。蘇聯情報人員所了解到的情況是：德國一些科學家讚同“地球中空學”的觀點。據此理論，地球的表層下麵存在著廣袤的氣候溫和的綠洲曠地。在德國專家看來，南極洲就存在類似的空曠之地。檔案表明，對冰上大陸曾做過考察的德國潛水專家好像1938年在冰層下找到了什麽東西。曆史學家在研究黨衛軍的檔案文獻時，也找到了一些可以說明問題的具體資料。時任德國潛水艇部隊司令的海軍元帥鄧尼茨曾說過一句令人難以捉摸的話：“德國潛水艦隊引以為豪的是，它在世界的另一端為元首建造了難以攻克的要塞。”希特勒本人在慶祝新帝國總統府竣工的那次活動中曾說：“好呀！如果幾天內在這個瓜分得差不多的歐洲還能將一兩個國家並入帝國，那南極洲就更不在話下了……”
從這些絕密文獻中還能看出，1940年希特勒曾親自下令在南極洲建兩個針對性很強的地下基地，它們既是可靠的避難地，也是研發超先進技術的試驗場。有軍事曆史學家斷言，戰爭最後階段有不少潛艇曾在德國的基爾港口卸下魚雷裝置，並裝上載滿各種貨物的集裝箱，這些潛艇無疑都是在為基地服務。除此之外，潛艇還負責運載成百上千的旅客，他們理所當然成了新施瓦本的居民。
廣泛招聘誌願者
從蘇聯特工組織鋤奸部所保存的檔案中可以看出，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總司令和黨衛軍最高元首希特勒曾下令在海陸空三軍和黨衛軍部隊中選拔派往南極大陸的人選。從1942年起，德國開始往新施瓦本派遣未來的居民，首先是黨衛軍綜合科學中心的科學家和專家們，再就是納粹黨員中的“純血統雅利安人”。然而這個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一些誌願者不願離開帝國和親人。所以到後來手續大大簡化，幹脆就在親人已經亡故的那些人中間去招收，也不解釋原因便將他們編入派往新施瓦本的後備部隊。
除了培育新一代純血統雅利安人外，德國科學家在南極洲還有些什麽打算呢？有一種說法是，希特勒及其分析研究專家不排除第三帝國有垮台的一天，他們事先得找到連世界司法機關也鞭長莫及的一塊地，由純血統的雅利安人種來奠定第四帝國的基礎。
此外，希特勒還計劃在南極研發超先進技術。在第三帝國的科學檔案中，人們發現了一些研究草圖，據說通過這些草圖能夠生產出一些“魔幻裝置”，比如後來納粹分子研製的所謂飛碟。從事可供選擇能源研究的專家們都知道，有一種能把重力能變成電能的變流器。據可靠情報，德國1942-1945年間由“西門子” 和“AEG”工廠生產的這種變流器都用在電磁重力發動機裏。這些變流器據說不僅在“飛碟”上，也在一些大型潛艇和地下基地用作能源。美軍退伍上校史蒂文斯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的情報部門已經知道德國人在建造8艘非常大的載貨潛艇，它們都下了水，設備相當齊全，可以後就無影無蹤地消失了。直到現在我們也說不清楚它們去了何方。它們既不在大洋底部，也沒停靠在我們所知道的哪個港口。”美國海軍上將理查德·伯德也說過一起1946年發生的奇事。當時美國人往南極派去一支考察隊，但據說考察隊被一支來曆不明的海軍擊沉，更確切地說，是遭到一些突然冒出水麵的“飛碟”襲擊。最後的避難地？
最近這些年來，世界各國都在熱衷收集有關新施瓦本的文獻。幾年前，聖地亞哥的智利國家軍事曆史檔案館特藏庫失竊，著名外交家米格爾·塞拉諾所搜集到的部分文獻被盜。這位智利前外交官曾在他1950-1960年間所出版的一係列圖書中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希特勒並未死掉，而是在毛德皇後地的新施瓦本地區的一個大城市裏找到了避難地。
與此同時，蘇軍鋤奸部則掌握希特勒已死的不可辯駁的證據，其主要一點是在帝國總統府院子裏找到的那具燒焦屍體上的幾顆假牙。納粹元首的私人牙醫指認，那些就是元首的假牙。但是也不能排除，德國強有力的情報機關完全可以上演一出“鬧劇”，事先就做好了假牙。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希特勒撤出柏林的可能。他藏身南極洲之後，中斷了與外界的所有聯係。而且，還有證據證明希特勒有不少近臣已經在阿根廷、秘魯和智利出現，他們都成功地逃過了紐倫堡的審判，躲在南美洲不再以納粹分子的身份受到追捕。
塞拉諾還推算，在納粹德國的實驗室裏已研製出新一代的飛行器。他最後幾封在媒體上公開發表的寫給皮諾切特的信中，還列舉了諸多很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納粹德國的秘密基地不僅戰後能保存下來，而且還有所發展。不過更主要的恐怕還是，有不少研究工作者都認為，德國的基地可能保存至今。
日本混浴的曆史與複興
日本在大力振興旅遊，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一招是混浴。不錯，拿我們中國人來說，特別是男士，聽了較為動容而神往的，無非藝伎和混浴，肥碩相撲沒人看。
130年前(1879年)，時當清末，王韜遊日本混浴過溫泉，寫道：“往浴於溫泉，一室中方池如鑒，縱橫約二丈許，男女並**而入，真如入無遮大會中。”比王韜早二十幾年(1853年)，水師提督佩理率美國艦隊敲開了日本國門，也目睹混浴：一個公共澡堂裏，男女滿不在乎地赤身**，混雜共浴，那光景使美國人對當地的道德心抱有不太好的印象。他不僅把這個東洋景用文字記述在《日本遠征記》中，而且有寫生畫為證。男女混浴，通俗文學的猥褻插圖，讓他認為日本人****。但見仁見智，似乎普魯士人比較說好話，例如艾林波伯爵，在美國人之後出使日本，說：男女老少共浴一池，起碼不發生醜事；不，可以說，入浴的人絲毫不注意男女性別。這好話卻說得有點過頭，事實上1871年以後幕府屢頒禁令，理由就是“於風俗不宜”。有一位藩主留下了筆記，說澡堂裏黑燈瞎火，時有男女行苟且之事。陋習改也難，明治以降各地也反複發布禁止混浴令。當今東京都規定10歲以上男女不得混浴，其他地方也有限製12歲以上的，但沒有罰則，混也就混了。
日本多溫泉，在偏僻簡陋的環境裏自然形成了混浴的習慣。後來城市裏出現“錢湯”，花錢泡湯，就是澡堂子，沿襲舊習，江戶時代澡堂子男女混浴。到了三島由紀夫小時候，溫泉鄉男女混浴也不罕見；他生於1925年。而生於1907年的井上靖寫傳記小說，說小時候寄居在伊豆半島上的曾祖母家，經常跟讓他叫姐姐的年輕姑母在全村公用的溫泉混浴，他十來歲，在水花中看見姑母“白皙豐滿的**很耀眼”。過了四五年，幾個女學生在溫泉裏洗浴，看見他過來，一齊發出驚叫，慌忙爬上來，趕快用衣物把**包起來。其中一個穿好了衣服，走出去時掉頭衝他說：“色鬼！”那臉孔惡狠狠，口氣顯然滿含了責怪。他從此厭惡這女生，但也知道了，自己已經到了不能像過去那樣對女性隨隨便便的年齡。三島由紀夫說過，“羞恥心不是文明的問題，羞恥心的多樣性隻不過是地理學上的多樣性”，看來這種話頂多有一半的真理。羞恥心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年齡或時代，遠遠比地理更易於變化。
什麽事物過去了，就可以名之為傳統，也就有了複興的大義名分，況且像三島由紀夫說的：“從西洋人看來無聊的東西統統廢止，從西洋人看來蒙昧的、怪誕的、不好看的、不道德的全部要廢止，這就是文明開化主義。從西洋人看來，浪花曲低級，特攻隊愚蠢，剖腹野蠻，神道無知簡單，要是全部否定了這些東西，日本還剩下什麽呢?什麽都不剩。日本文化不是從西洋人眼睛看來能判斷進步或落後的。因此，我們必須知道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文化並沒有進步，已經到了該明白以為追在西洋後頭就是文化的荒謬的時候了。”
閑來翻閱兩本關於混浴的書，作者皆女性，或許這類書不宜由男人來寫。她們寫第一次混浴的心情：深深吸了一口氣，打開從脫衣處通往露天混浴池的門，像錐子一樣的視線盯住我全身，這種羞恥是女性了解混浴世界的洗禮。把怕被人看變成看人，心態一變，其樂也泄泄。然而，青森縣山裏有一處曆時三百多年的溫泉，混浴愛好者成立“保衛混浴會”，開展不要盯著女浴客看運動。據說還有人潛伏在池子裏，專等女性下湯來養眼，被稱作“鱷男”。其實江戶時代女孩家去錢湯，也有用兩個老太婆前呼後擁，以防性騷擾。混浴的全部意義在於混，與其設大防，分開來泡豈不更痛快?恐怕看總是要看的，但盯著看，在任何場所都是不禮貌。有意思的是這個“保衛混浴會”成員上萬人，全部是男士，莫非擔心把女性看跑了，他們也混不成。
某中國男士隨團旅遊，要求去混浴溫泉，見識一下日本文化，導遊笑盈盈說：那你們這一團男女混不混呢?
法國大革命是如何爆發的？
一場巨大革命的爆發，一定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曆史原因，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大都是事後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後來的認識。在當時，甚至許多身處各種矛盾中心的人物也往往沒有意識到這種“不可避免”的即將來臨。以孫中山、列寧的洞察力之強，對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發尚都有“突然”之感，遑論他人。法國大革命無疑是人類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過，當1789年5月5日三級會議開幕時，恐怕沒有一個人意識到這將是一場偉大而殘酷的革命的開端。第三等級沒有意識到，國王路易十六更不會想到。
此時的法國，經過路易十四高度專製、王權無限擴大和路易十五的荒**揮霍之後，像一個長期用力過度的發條，已經鬆弛下來，疲憊不堪。“舊製度”的法國社會分為三個等級，教士和貴族分屬第一和第二等級，他們人數不足全國人口的1％，卻占有30％以上的全國土地，而且享有種種免稅特權。資產階級、城市平民、工人和農民統稱為第三等級，占人口的99％，人均財產極少卻負擔著全國的納稅義務，政治權利則最少。
當路易十六於1774年即位時，國家麵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從這時起，他就為克服財政危機進行一係列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放棄前任國王們某些過分專製、揮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想擴大稅源，對特權階層也開始征稅。但皇室的揮霍並未得到有效控製，而對特權階層征稅又嚴重觸犯其利益，引起他們強烈反對，最後，路易十六不得不將力主改革的財政總監杜爾果解職了事。繼任財政總監內克爾吸取杜爾果改革的教訓，將解決財政危機的重點從“開源”轉向“節流”，想縮減皇室和內臣的巨大開支，結果遭到皇室眾多成員和實權在握的內臣們強烈反對，其結局與杜爾果一樣，也被路易十六解職。幾年後，路易十六又不得不接受新財政總監卡隆的建議，召開“顯貴會議”，還是想命令特權等級也負擔土地稅和印花稅。結果，仍是卡隆在特權等級的反對下倒台。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巨大壓力之下，路易十六長達十數年的幾次財政改革完全失敗。
嚴重的財政危機而又無法解決必定是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反映，需要進行較大的社會變革。對此，路易十六卻毫無認識，一直將其看作是“財政危機”而不是“社會危機”，隻想在財政體製上作些小修小補。實際上，僅有一些財經製度的修補，所謂改革根本無濟於事。法國革命史專家米涅在其經典之作《法國革命史》中寫道：對一架已經破敗的機器來說，“改行仁政和繼行暴政同樣都是困難的，因為進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權階層服從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時弊，路易十六既不是個革新家，也不是個專橫暴戾的君王”。這就注定了路易十六的朝代，從他登基到革命爆發，一直是一個長期進行改革而並無結果的朝代。長期改革而鮮有成效，反過來又加重財政危機。恰恰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擴大稅收，朝廷決定召開三級會議。或許，路易十六事後為這一決定而悔恨終身。
在專製達到頂點的路易十四時代，國王路易十四被稱為“太陽王”，他公開聲稱“朕即國家”，可以任意強征新稅，國王有處置臣民財產的絕對權力，因此所有的捐稅、關稅全部進入國庫，是否征稅、如何征稅、怎樣使用這些錢財，完全由他決定，不受任何監督、製約。但路易十六時代，國王已完全沒有當年“太陽王”的權威，而且，“第三等級”已有極大的發展，力量空前強大，且其“納稅人”意識經過啟蒙已空前覺醒。此時的“納稅人”明確意識到，政府的財政全是來自納稅人的“奉獻”，進一步說，“政府”其實是納稅人供養的。稅收的本質是納稅人將原本自己擁有的一部分私人財產上繳政府，以換取政府的服務。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國家的收入是每個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財產的一部分，以確保他所餘的財產的安全或快樂的享用這些財產”。納稅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財產讓渡給政府，就有權限製政府的征稅權，有權了解政府是如何花自己的錢的，有權監督政府，有權參政議政，有權要求政府保證自己公民權的落實和不受侵犯。現在，第三等級早就不滿足於納稅最多、權利最少的地位，隻要有合適的機遇，它就要將自己的意願表達出來，要重新“改寫”社會結構，重新分配權力。
此次國王要召開的三級會議，恰為已經覺醒的第三等級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曆史機會。所以，此次三級會議注定不會是一個僅與財政有關的會議，而必然是一個重新劃分社會權利與權力的會議。第三等級的代表將不僅僅是作為納稅人，而也是作為立法者來參加這次會議的。對此，國王和居於統治階級地位的第一、第二等級（僧侶、貴族）竟沒有絲毫察覺，在三級會議召開時，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沒有任何防止糾紛的準備，更沒有任何社會改革的方案和事先對第三等級可能提出的社會要求的因應謀劃。
在會議中，第三等級代表不但不同意增稅，並且宣布增稅非法，更重要的是還提出了政治權利問題。路易十六要求按傳統方法，三個等級分別開會，以等級為單位表決。這樣，兩個特權等級的票數將壓倒第三等級。但經過啟蒙的第三等級則一反傳統，要求取消等級區分，三個等級一起開會，按代表人數表決。由於第三等級代表人數多，這種方法自然有利於第三等級。然而，第三等級的要求卻被國王和特權等級拒絕，於是他們自行召開國民議會。在革命的導火索已在冒煙的關鍵時刻，路易十六仍未意識到局勢的危險，悍然封閉國民議會會場。革命，最終爆發。
事後看來，這次會議對國王非常重要，為他提供了社會改革的一絲機會。米涅分析道：“他本可以因此而恢複他的權威，並因親自行使職權而避免釀成一場革命”。如果他對時勢有清醒的認識，確定公民權利、三級會議的權限和王權的限度，放棄給貴族的許多特權，將此次會議變成一個真正的社會改革的會議……”但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級對這些迫在眉睫的社會要求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不變革，終於錯過這稍縱即逝的一絲機會。要放棄眼前的權益，的確是難而又難，實際取決於統治者的眼光和審時度勢的能力。路易十六的悲劇在於，他看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危害，多次想對既得利益集團作出某種限製，但在其強烈反對之下不僅戛然而止，反而“犧牲”幾位力主改革的財政總監以重獲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無論他是不願還是無力，總歸未對既得利益集團作任何限製。當既得利益集團拚命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願稍稍讓步，國家又不願或無力進行根本性製度變革的時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團甚至國家的革命就 “不可避免”了。
最終，特權等級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斷頭台。對革命的後果，是讚成還是反對，是歌頌還是批判，當可見仁見智。但就革命爆發的原因來說，法國革命再次說明，與其說是“革命黨”的“激進”造就了革命，不如說是統治者的頑愚引發了革命。因此，革命往往也不是 “革命黨”主觀可以“告別”的。所以，與其責備革命黨“過激”，不如指謫統治者“頑愚”。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這就是曆史，後人的一切“如果”全都枉然。
革命一旦爆發，便有它自己的邏輯，必將充滿血腥地一浪高過一浪，在法國大革命中，此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鬥中，破壞性最強的最激進者往往最易為人接受、最易取得勝利，而理性平和者更富建設性的綱領意見，總是被早已激憤萬分、狂熱暴躁的“革命群眾”拒絕和拋棄。但正如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決於第一個拒絕和第一場鬥爭！”革命的爆發與其後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確是由統治者對改革的“第一個拒絕”及其引發的“第一場鬥爭”所決定的。
西班牙與荷蘭誰發明了望遠鏡？
通常的望遠鏡發明史是這樣寫的：一個荷蘭眼鏡商人偶然發現用兩塊鏡片可以看清遠處的景物，受此啟發，他製造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架望遠鏡。然後此事傳入伽利略耳中，他製造了更精確的望遠鏡，這一發明開始為科學服務。
而新的曆史證據表明，望遠鏡很可能是在西班牙，而不是荷蘭或者意大利被發明的。這一發明很快北傳到荷蘭，在1608年，很多荷蘭眼鏡商都聲稱這一發明屬於自己。一
四個世紀以前，流傳於荷蘭的故事講述著一種用於望遠的雙透鏡裝置的發明——也就是早期的望遠鏡。盡管開始它的放大能力比不過如今一個低倍望遠鏡，但是它很快發展成為一種能夠高倍放大的光學儀器，使用它人們甚至可以看到木星的衛星。
而望遠鏡發明的靈感並不是突然產生的，關於能夠看到遠方的“望遠眼鏡”的傳聞，在1608年前就已經流傳了幾個世紀，並且經常有些亦魔亦幻的神奇內容。比如，約翰內斯·坎比霍1608年的《耶穌會士的隱秘活動》，描述了埋藏的寶藏、武器庫以及一個“用來占星的望遠眼鏡”，這個眼鏡具有魔力，屬於法國的天主教國王所有，他常常用其看天上的事情。
盡管如此，在所有文藝複興早期的關於望遠鏡的謠傳、神話和想象之下，潛藏著一個真正有創造性的觀點：如果可以製造出有放大能力的眼鏡，那麽一定能製造出能解決其他社會需要的光學儀器。
用磨製鏡片製作的眼鏡1289年出現於意大利的佛羅倫薩，1450年左右，凹透鏡和凸透鏡已經廣泛使用，但最靈巧的匠人都沒有嚐試將它們組合在一起，來製造一架簡單的望遠鏡。也許當時關於視覺的錯誤理論是障礙之一：當時人們認為視覺不是產生於視網膜，而是在眼睛前部的某處。
盡管如此，1608年，有人最終發現了如何將透鏡組合起來，做成一架真正的望遠鏡。早期的曆史學家認為是一個荷蘭人作出此發現；而近代的曆史學家則認為是幾個不同的意大利人完成的。本文卻將矛頭指向最令人驚訝的一方：新教荷蘭當時最大的敵人——西班牙。
二
在1608年，荷蘭已經曆戰爭將近40年，北方7個信奉新教的省份聯合起來反抗西班牙信奉天主教的君主：菲利普二世。這年秋天，休戰和約最終達成，雙方準備坐下來談判。這時，荷蘭貴族聚居地、皇家行宮所在處海牙擠滿了等待結果的外國大使和觀察人員。
1608年9月25日，一個“謙卑、虔誠、敬畏上帝的男人”走進這塊流言紛飛之地，他是米德爾堡的眼鏡製造商漢斯·利普荷，米德爾堡是荷蘭一個海邊城市，有許多眼鏡製造作坊。
他此行是為了向荷蘭的慕黎斯王子報告自己的秘密發明：一架能遠望的設備。王子隨後將這一發明向其他國家的大使展示，而他的老對手、西班牙的斯皮諾拉侯爵大為驚訝，評論道：“從此我再不得安寧，因為你能從遠處看到我。”
關於此設備的消息很快傳入在海牙的其他人耳中，敏銳的法國代表皮埃爾·尚南讓利普荷給他製作幾個望遠鏡，但這個眼鏡商已經接到命令，不可為任何人製造望遠鏡。他的發明很快被登在小報上，年底傳到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人們讚美這個設備，認為可以通過它“看到天上”，“即使那些光線微弱的星星，借助這一器械，也能夠看到”。
1608年10月2日，利普荷為他的發明申請了專利。4天後他就接到了一個慷慨的訂單——有人願意以900荷蘭盾的價格購買3架雙筒望遠鏡。然而10 月14日，荷蘭議會接見了一個“不知名的年輕人”，他展示了一個類似的設備。同時10月17日，另一個望遠鏡製造商雅各布·梅提斯因為申請到望遠鏡的專利而獲得100荷蘭盾的獎金。
看起來，這三人中應有一位是望遠鏡的真正發明者，而其他兩人則是仿造者。但是更多的荷蘭眼鏡製造商開始聲稱，他們早就曾製造相似設備。1634年，約翰森·紮卡賴亞斯聲稱他的父親查卡裏亞斯·詹森1590年就製造了一架望遠鏡和一架顯微鏡，他的說法並不怎麽可靠，因為後來他又說，他父親在1604年曾經研究過一個意大利人的望遠鏡“Anno190”並仿製了一架。
很快荷蘭到處都開始售賣仿製望遠鏡了，由於沒有辦法阻止這一熱潮的發展，荷蘭當局取消了利普荷和梅提斯兩人的專利。與此同時，望遠鏡在歐洲迅速蔓延，1609年4月，巴黎可以買到望遠鏡了；5月，米蘭可以見到此種器械；而在意大利的帕多瓦，伽利略開始製造小望遠鏡賣給附近港口的商人。同時，意識到望遠鏡對於觀察天體的作用，他不斷改善此發明。將望遠鏡指向天空，使得伽利略發現很多新奇的東西，比如金星的圓缺——這正是哥白尼冒天下之大不韙所提出的 “日心說”中所預見過的，還有月亮上的環形山，以及木星的衛星，他甚至觀察到了二百年後才正式被發現的海王星，隻是沒有意識到這是一顆行星。
望遠鏡的到來使得整個歐洲對科學刮目相看。不久顯微鏡也出現了——伽利略在1624年製造了一架。它擴大了人眼在微觀世界的可見度。這兩種儀器催生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科學氛圍：一個每個人都可以探索、觀察、思考、猜測和實驗的科學世界。
由於望遠鏡對天空的重新發現導致了這整個變革，因此荷蘭以外的發明家都在努力證明自己才是望遠鏡的發明者，其中最積極的就是意大利人。為了那不勒斯，波爾塔號稱自己曾在1593年的書《論折射》（DeRefractione）中描述過望遠鏡。佛羅倫薩的納夫爾·瓜爾特洛帝則說他在1590年就製造了自己的小望遠鏡。斯托瑞也在書中寫道，他曾遇到一個老邁的眼鏡製造商，他是真正的望遠鏡發明人，曾經從荷蘭眼鏡製造商利普荷那裏定做各種透鏡，然後將它們組合成望遠鏡。正是這一訂單讓利普荷意識到有什麽新東西發明了，並很快追尋這一線索製造出了望遠鏡。三
到底這些人中，哪一位發明了望遠鏡？在當時這是非常有爭議的一個話題，民族情緒的羼雜、資料的消失以及曆史的久遠，使得各種爭執在幾個世紀中都沒有塵埃落定。即使當時，荷蘭究竟發生了些什麽，都很難講清楚。我們需要一位荷蘭曆史學家，有耐心地閱讀各種荷蘭文的檔案和蒙塵的資料，來找到故事背後的真相。
1906年，沃阿德就做了這件事，他發現德國的西門·馬裏烏斯在1614年出版的《木星世界》（Mundus Iovialis）中描述，1608年，一個荷蘭人在法蘭克福的市場上，聲稱自己是望遠鏡的發明人，希望賣一個望遠鏡給德國貴族福克斯。考慮到那脆弱的玻璃片已經有裂紋，而且價格又極高，福克斯沒有買，卻將這個發明告訴自己的朋友西門·馬裏烏斯，讓他試著做一個。翻檢了所有可得資料之後，沃阿德總結道：盡管望遠鏡1608年出現在荷蘭，它也許在意大利北部，由納夫爾·瓜爾特洛帝設計的，也許有波爾塔《論折射》的一些啟發。
然而，很少有人讀過沃阿德用荷蘭文寫的書，關於望遠鏡的早期發明史直到1977年都還是不完全的，或者根本就是錯的。1977年阿爾伯特·範·赫爾登翻譯並擴充了沃阿德的書，並名為《望遠鏡的發明》（The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赫爾登認為更可能是瓜爾特洛帝發明了望遠鏡，隻是當時並未意識到，因為當時的鏡片太易碎了，因此這些東西隻是做出來玩玩，是一種能夠望遠的玩具而已。
盡管如此，沃阿德和赫爾登的書都不完全令人滿意，因為他們沒有給出望遠鏡從意大利到荷蘭的傳播途徑。
2008年，在《伽利略的玻璃製品》（Galileo’sGlassworks）中，赫爾登的同事裏維斯指出，盡管波爾塔描述了一種像望遠鏡的東西，但是它並不像荷蘭的望遠鏡使用兩個透鏡，而是使用一個表麵有弧度的鏡子和一個透鏡，這讓波爾塔的發明者身份站不住腳。她同樣也置疑瓜爾特洛帝的話，因為他盡管使用了中空的“管子”以及一個透鏡來看天空，但他並沒有將它們組合成現在望遠鏡的樣子。
這意味著，盡管意大利人幾世紀來一直鍾情於望遠鏡，也作出了不少貢獻，但是他們和荷蘭的望遠鏡沒什麽關係。
四
在“望遠鏡發明權爭奪戰”一劇中，大部分演員都認為榮譽屬於自己。隻有一個人的證詞——斯托瑞是稱讚其他人的，這個人至今不為人所熟知：“一個枯瘦的老人”，住在西班牙東北部的赫羅納，名字是羅根（Roget），和法國一個眼鏡商一樣。
羅根和他的家族是斯托瑞自己編造出來，還是真的存在過？我們需要一位對眼鏡製造和西班牙曆史特別有興趣的曆史學家，能夠耐心翻檢相關檔案，慢慢建立起關於羅根和他的家族的故事。
望遠鏡的曆史研究者曾認為羅根和他的家族在浩瀚的曆史中過於微小，很難找到關於他們的記述，但巴塞羅那的驗光師及業餘曆史學家格裏瑪，在法國阿韋龍的羅德茲大教堂的死亡記錄中，發現胡安娜·羅根（JuanaRoget）的死亡記錄，她是胡安·羅根（JuanRoget）的夫人，1614年8月7日去世，盡管其他的死亡記錄找不到，他認為胡安·羅根本人死於1617年到1624年間，也許在1618年，斯托瑞的書出版之後。
進一步，他發現胡安·羅根的父母雷蒙·羅根以及他本人，都是從法國昂古萊姆搬到西班牙，而他的哥哥佩德羅·羅根也在巴塞羅那廣場工作，他們有5個孩子，一個女孩和四個男孩。幾個兒子中，佩德羅是一個學生，米格爾加入了多米尼克會，胡安和梅根則繼承他們家族的事業，成為優秀的眼鏡製造商。
簡而言之，斯托瑞描述的製作眼鏡的家族確實存在，時間和地點也一致。但是格裏瑪並沒有到此為止，他猜測胡安·羅根可能確實賣出了幾架望遠鏡，他將自己的搜索範圍從巴塞羅那的死亡名冊擴大到貨品的目錄，尋找其中所有提到過的“anullera”，這個詞在西班牙文中意味著眼鏡，後來則也用於望遠鏡。
最早的來自1593年4月10日，卡羅萊納送給了他夫人一個“望遠鏡”（當時還沒有望遠鏡一詞，其說明的意思則是“長的眼鏡”、“裝飾以黃銅”)。而她1596年12月13日去世後，他們的兒子繼承了這一物品，從當時公證的記錄看，它很可能鎖在一個匣子裏，與一些信件一起，因此它可能不超過20厘米長。
再進一步，格裏瑪發現加泰羅尼亞商人噶爾萬的財物，1608年9月5日在一個拍賣會上售賣，在其清單上記錄有“一個眼鏡/望遠鏡，用於望遠”。同樣，在1613年8月6日，在生於馬賽的商人格拉納死亡後公布的財產名錄上，有“一個金屬的眼鏡/望遠鏡，用於望遠”。
令人遺憾的是，格裏瑪就此停止，沒有再追索下去——他已經73歲高齡了。他1959年公布了他的發現，在收音機的午夜節目中，毫不奇怪很少有曆史學家聽到了這一發現。
當然，很多疑問仍然存在，1593年到1596年間的“長柄眼鏡/黃銅裝飾的遠望鏡”可能隻是一個帶有一個長長的把手的眼鏡。但是1608年的巴塞羅那“眼鏡/望遠用的遠鏡”聽起來就像羅根的望遠鏡了。五
四個世紀之後，讓分歧已久的曆史學家們都同意曆史事件的某一版本是很難的。但是，我相信，如果加上格裏瑪的發現和斯托瑞的記錄，整個故事就會完全不同。一個新的關於望遠鏡如何誕生的故事出現了，它可以將以前所有說法沒有解釋清楚的地方都連接上。
斯托瑞1609年書中寫到胡安·羅根的望遠鏡已經生鏽，他們製造望遠鏡的時代也已經一去不返，格裏瑪相信這應該與卡羅萊納1593年送給夫人的“望遠鏡”是羅根的早期產品之一相協調。但是1608年9月噶爾萬的商品拍賣則讓人連接起更多的線索，建立起幾個關鍵因素之間的聯係。
1608年，法蘭克福秋季集會在每年8月初到8月底，這是歐洲商人以高價賣掉稀罕玩意的最好機會，我們可以設想，這年一個商人把羅根的望遠鏡帶到了法蘭克福，但是不小心弄碎了一個鏡片。
當商人到達那裏時，他發現沒有人注意他和他的望遠鏡，於是他跑去找20歲的荷蘭人詹森，一個眼鏡商人，詹森同意嚐試出售這個望遠鏡，然後兩個人分成。
詹森在店外掛出廣告牌，說他有不同尋常東西要出售，並且聯係了富商福克斯。詹森自稱是望遠鏡的發明人，向福克斯要了不可思議的高價。這個小夥子和他的爛望遠鏡有點貨不符實，因此福克斯拒絕了他。但這次交往可以解釋《木星世界》一書中關於望遠鏡記錄的誕生。
詹森帶著望遠鏡回到了市場上，仍沒有人願意以他出的高價購買，於是兩個人結束合作，分道揚鑣，而這個年輕商人，也許是馬賽的格拉納——他在1613年留下了相似的望遠鏡的記錄，而馬賽口音很容易讓沒有經驗的人誤認為是意大利人。
而荷蘭人詹森決定自己複製商人的望遠鏡，所以他馬上去了米德爾堡，盡管他不知道他需要多少個透鏡，如何組合，但他準備向透鏡製造商利普荷訂一大批透鏡，然後來組合實驗——在發大財的熱切盼望下，望遠鏡終於出爐了。
同時利普荷從這份訂單及詹森的隻言片語中嗅知一二，也開始進行嚐試製造望遠鏡，他和利普荷都有“最基本的秘密”——必須將不同透鏡組合起來。但是身為眼鏡商的利普荷處於更有利地位。因此利普荷在9月25日就給慕黎斯王子展示了自己的發明。而詹森10月14日才公之於眾，這時“荷蘭人詹森發明望遠鏡”的曆史已經形成。
如果這一順序是正確的，就幾乎在每一個細節都證明了斯托瑞的記錄。但盡管如此，斯托瑞記錄並不是完全的，如果曆史學家撿起所有的丟失的線頭，包括羅根家族在巴塞羅那、赫羅納和阿韋龍的檔案，關於望遠鏡的發明史的最終圖景就會出現：不是由於在荷蘭的一係列巧合導致這個偉大的發明的產生，而是在西班牙誕生的。而此後的400年中，天文學家們用新的曆史證據表明，望遠鏡很可能是在西班牙，而不是荷蘭或者意大利被發明的。這一發明很快傳到荷蘭，在1608年，很多荷蘭眼鏡商都聲稱這一發明屬於自己。
通常的望遠鏡發明史是這樣寫的：一個荷蘭眼鏡商人偶然發現用兩塊鏡片可以看清遠處的景物，受此啟發，他製造了人類曆史第一架望遠鏡。如果曆史學家撿起所有的丟失的線頭，包括羅根家族在巴塞羅那、赫羅納和阿韋龍的檔案，關於望遠鏡的發明史的最終圖景就會出現：不是由於在荷蘭的一係列巧合導致這個偉大的發明的產生，而是在西班牙誕生的。而此後的400年中，天文學家們，其實都在通過西班牙人的眼睛看世界呢。
台灣的三次土改是如何進行的？
自國民黨敗退台灣至今，台灣經曆了三次土地改革，其土地製度是世界公認的學習典範。20世紀50年代台灣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主要是改革農村中的生產關係，解放農村生產力，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70~80年代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主要是為了擺脫以小土地私有製為基礎的小農經營，實現農業專業化、企業化和機械化；90年代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主要是為了解決島內農地市場化問題，以因應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要。這三次土改的經驗教訓，對正在推行土地流轉的中國大陸而言，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和平土改
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慘痛的失敗教訓，使之清醒地認識到，為了在台灣能夠真正站穩腳跟，就有必要對台灣的社會經濟關係，尤其是農村中的土地關係，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建立一個支持其統治的社會基礎。
蔣介石到台灣後，認真總結了在大陸失敗的經驗教訓。在研究了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製度》和大陸的土改政策後得出結論：太平天國以絕對平均主義均田，是農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實現。大陸廢除封建土地所有製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沒收地主土地財產”，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決定在台灣實行溫和的社會改良。
當時台灣的土地製度極為不合理，土地分配嚴重不均，56.01%的耕地為隻占農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剝削也極其殘酷，其苛重程度一般達到農民收獲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70%～80%。為維持其在孤島的政治統治，在當時“中美農村複興聯合委員會”的策動下，國民黨當局從1949年起，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進行了一場較為徹底的土地改革。
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統治時期一直無法進行的土地改革，之所以願意並且能夠在台灣推動，主要是由於他們是從大陸逃到台灣島的“新客”，與當地的封建地主階級沒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土地改革不僅不會損害到統治者的經濟利益，反而有利於其加強和維護統治的社會基礎。
這次台灣土改分三步依次推進。第一步是“三七五減租”。從法律條例限定租額，地租不得超過全年主產品收獲量的37．5%，減輕農民的負擔。條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農按時納租，欠繳兩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階段的“公地放領”，將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公地”出售給農民，地價為耕地主要農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獲量的2.5倍，由承領農民分10年20期平均攤還，不必負擔利息。
第三階段是“耕者有其田”，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數額，超過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購轉賣給尚未獲得土地的農民，地價按耕地正產品的2.5倍計算，以實物土地債券（占70%）和公營企業股票(30%)作為補償。實物土地債券由台灣當局委托台灣土地銀行發放，年利率為4%，在10年內分20期償清本息；公營企業股票是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四大公司（水泥、造紙、農林、工礦）的股票。
在本次土地改革中，農村地主的損益情況各有不同，其中大地主收益最大。他們從水泥、造紙、農林、工礦四大公司中，獲取大量的股票，搖身一變，成為新的工商巨頭，如台灣原來的四大封建地主——辜振甫、林伯壽、林猶龍和陳啟清，就是依靠土地改革起家而成為台灣地主財團的實力派。辜振甫控製的“台灣水泥公司”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步成為壟斷島內水泥市場的集團企業。同時，也有部分中小地主，在應征土地取得資金或股票後，轉營工商業，其中不少因經營不善而被兼並，或趨於破產，甚至一部分地主將所獲土地征購款揮霍一空，最後淪為普通農民。
在土地改革後，自耕農成為台灣農村中農戶的主體，台灣農業從以佃農為主的生產體係，轉變為以自耕農為主的生產體係。土地改革後，佃農因獲得一定數量的土地而成為自耕農，耕作興趣和投資意願明顯增加，對於農業知識和技術的需求更加迫切，因而積極參與農業推廣組織舉辦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經營管理改善活動，增加對土地的改良，從而有利於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台灣的“總統府資政”李國鼎先生指出：“如果沒有土地改革，台灣的農業發展將要缺乏推動力，在那時這種推動力是非常重要的”。
農業的集約化
然而，小農經濟對於農業生產的推動作用是相對有限的，到了一定時期，反而成為農業生產發展的主要障礙。“小塊土地所有製按其性質來說，就是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累、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
隨著6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重心轉向工業生產，台灣當局大力發展勞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相對忽視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並在某種程度上采取犧牲農業的政策，實行“田賦征實”、“隨賦征購”和“肥料換穀”製度，壓低農產品價格，從而抑製了農業的發展，使農工發展不相適應。在工業以雙位數增長的同時，農業卻出現了負增長。
農民收入偏低，導致其務農意願淡薄，大批農村青壯年勞力湧入城市，更多的農民則以兼業的方式維持生計。在專業農戶中，絕大部分仍然采取個體家庭經營的方式，隻有一小部分是經營規模不等的資本主義農場。兼業農基本上“離農不離村”，為增加收入而就地受雇於加工製造業部門，是半農半工的勞動者。兼業農的大量增加，一方麵，使廣大農民的生活來源越來越依賴於非農業收入；另一方麵，又使農村勞動力趨於老化和女性化，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減少。
另外，隨著工商業的迅猛發展，60~70年代每年都有1000公頃以上的耕地被用於開辟道路、興建工廠、商店、住宅以及公共基礎設施，有的年份甚至高達5000公頃以上，致使島內可耕地日趨減少，地價急劇上升。由於土地增值迅速，許多靠近城市的農村小土地所有者認為，將土地投入農業生產不合算，寧願讓土地廢棄而不進行耕作，有的在土地投機交易的吸引下，把土地高價賣給土地投機商，以致耕地荒廢和被占用的現象十分嚴重。據調查，僅1975年，被廢棄的農地就有1.2萬公頃。
鑒於小土地私有製限製農田經營麵積擴大的情況，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推行農地重劃，就是耕地的轉移與合並，農民之間以互換耕地的形式，把分散在多處的小塊土地集中在一起，以利於農事耕作和管理；或者以自願結合的形式，將不規則的耕地聯成一片，辦成標準農場或綜合利用。
另外就是輔導小農轉業。它要求將島內90萬公頃的土地，從分屬90萬農戶轉變為分屬30萬農戶，即將每戶平均擁有耕地從1公頃擴大至3公頃，安排60萬農戶、約370萬農民轉業。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方麵，台灣當局鼓勵無耕種能力的自耕農出售土地，輔導其轉業；另一方麵，提供貸款，輔助有能力的小農戶購買棄耕或厭耕的土地，以擴大耕地麵積，達成適當的經營規模。為此，台灣專門設立了“農地購置基金”，合計約新台幣25億元，以低息貸給耕地麵積較小的農戶，協助其購買新的耕地。每個農民可從中借錢購買3公頃的土地，每公頃耕地的貸款額度從以往新台幣10萬元增至30萬元，凡增購的土地免納5年的農業土地稅。這一措施有助於土地所有權的轉移和合並，在一定程度上擴大自耕農的耕地麵積。
在台灣，10年農地重劃期間(1962~1971)，農業生產指數上升19.6個百分點，同期農作物生產總值增長約40%，僅在1966~1971年的6年期間，農戶所得增長21%左右，扭轉了農業下滑的局麵。
為配合第二次土地改革，台灣製訂了農業機械化計劃，至1985年，水稻整地機械化程度已達98%，插秧、收割及幹燥機械化程度分別為97%、95%、65%，每公頃使用馬力數約1.68馬力，各項指標均超過原計劃。
從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背景和內容可以看出，它與第一次土地改革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第一次主要解決地權分配不均的問題，將土地化整為零，摧毀農村中的地主經濟，打破“大地主、小佃農”的局麵；而第二次土地改革則是在以工商業為主體的社會經濟形態下進行的，將土地化零為整，擴大農業經營規模，造成“小地主、大佃農”的局麵。
放寬土地流轉限製
長期以來，台灣農地政策的核心是“耕者有其田”。但是，隨著台灣經濟轉入後工業化時代，繼續沿用這一政策，將嚴重製約土地流轉製度的改革，導致農地製度的僵化。不少農戶以私有土地利益為唯一依歸，不願配合對社區公共建設有利的農地重劃，拒絕負擔農地重劃後地塊的整地費用，嚴重影響農地重劃的總體效益。
台灣的第三次土地改革，重點在於解決農地的市場化問題，滿足經濟建設和非農業部門的用地需求，改善投資環境，提高農民收入，構築適合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土地規模經營”新模式。90年代以前，台灣《土地法》第30條規定：“私有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並不得轉移共有，但因繼承而轉移者，得為共有。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所有權轉移無效。”1990年台灣當局對此條款進行修訂，調整私有農地所有權轉移受讓人必須為自耕農的限定，從而為土地流轉製度的改革掃清法律上的障礙。
其中的突破在於：一是放棄全麵保護農場的立場，不再堅持優良農地不得變更為非農業用地的原則；二是同意農地變更使用從以往的供給引導，轉為需求引導，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嚴格監控農地農用，落實農地管理。
但在放寬農地農用但又不能確切落實的情況下，將來台灣的土地資源是否會大量消失，農村綠色環境是否會遭受破壞，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經驗教訓
縱觀台灣的三次土改，第一階段的土地產權分配非常成功；第二階段，在土地私有的現狀下，因為農民不願主動出售其狹小的耕地，擴大土地規模的目標沒有實現，1990年與1955年相比，耕種0.5公頃耕地以下的農戶占總農戶的比例反從34.4%增加到46.8%，而同期耕種2~3公頃土地的農戶則從7.8%減到4.3%；第三階段，開放農地自由買賣，某種程度上為黑金政治打開大門。一些財團與民意代表結合，很多先買下農地，再去影響地方政府或議會，變更土地使用，這是黑金政治最典型的手段。大家都把農地當房地產來做，結果農產品都要從國外進口了。
在筆者看來，台灣土改的重要經驗教訓在於：
土地產權的不同形式不是農業生產發展的絕對決定因素，關鍵要看是否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在台北最高的世貿中心附近的黃金地段，有一塊號稱台北最貴的農田，主人不賣這塊農田，每天在地裏種菜，旁邊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台北政府不能隻給幾千塊錢就強行拆遷，但歸根到底，土地所有製的私有或公有隻是提高農業生產力的眾多手段之一，公有產權容易滋生短期行為，但私有土地製度也會造成土地規模狹小和土地投機的盛行。
另外，規範產權的變遷，需要真正的法治，需要實行憲政，土地私有權要在政治權利的保護下才能真正實現。在台灣，法律規定了結社自由與農民成立農會的權利。因此有強大的農會組織，99%的農戶都加入了農會，農會機構完善、自治性強，實行的是民主選舉和管理，總幹事由理事會聘任。農會以農民為主體，強調農民素質的提高和技能的增強，還包括農民政治地位和權益的保護等。
台灣地區的農會是組織農民的核心，同時也是政府實施農村、農業政策的重要助手，在協調、溝通政府和農民的關係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接受政府的委托，宣傳推廣政府的政策計劃,辦理各項教育和生產培訓，及時收集建議與意見，向政府反映農民的願望為政府決策作參考；同時經常進行農民間的調解、溝通，以減少相互間的分歧與誤會，增進組織的團結和理解。
如果沒有台灣的農會，台灣農民的地位不會像今天這般重要，農民的權利不會和社會其他階層那樣平等。正是因為台灣的農會製度，鞏固了台灣的土改成果，打造了台灣特色的現代化“小農”農業模式。
中國約120萬平方公裏領海與別國爭議
環球網3月13日報道 從此次菲律賓妄圖通過立法吞並我國南海島嶼一事可以看出，中國海洋領土已經進入主權糾紛的“多發期”。
規範各國領海主權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今年進入了新一輪修訂期，各國都要在今年5月13日前提交“領海基線聲明”，用以重新審議島嶼主權。正是這次大規模修訂，致使各國紛紛對自己的海洋邊界進行重新勘定，並提出有利於自己的主張，新舊主權爭議也頻頻發生。在這種情勢下，擁有大麵積領海以及爭議海域的中國不能不增強緊迫感。
近些年來，我國海洋領土糾紛不斷。據海洋研究機構的權威數據，我國共有大約120萬平方公裏的海洋國土處於爭議中。在東海海域與日本的釣魚島紛爭，在黃海海域與韓國的蘇岩礁糾紛，已經讓國人感到不解與憤慨，此番菲律賓想通過立法吞並我南海島礁，又是意在何為？
在筆者看來，有如下三個原因。第一，由經濟引發的爭奪。南沙海域的石油資源量約為351億噸，天然氣資源量為8萬億到10萬億立方米，整個南沙海域所蘊藏的油氣資源至少值1萬億美元，如此龐大的經濟利益，菲律賓當然也想要“分一杯羹”。第二，為應對國內危機而挑發外交爭端。自去年以來，菲律賓受到國際經濟局勢的影響，出口下跌，失業率激增，社會問題增多，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度也急速上升。在這種背景下，菲律賓政府通過在南海問題上采取強硬政策，正好可以轉移國內矛盾，安撫民族情緒。第三，由不安導致的對抗。中國迅速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使海上鄰國菲律賓感到了強大的壓力，正是這種壓力和不安，使其急於通過立法來侵吞中國領土。
針對海域周邊各國的動向，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目前已有不少相關方麵的專家提出了建議，現綜合如下：
首先，應當進一步加強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宣示。菲律賓違反了中國與東盟各國關於南海問題達成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府間協議，中方首先應通過外交途徑來進行交涉，譴責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除了外交上的宣示以外，還要在軍事巡航、海洋漁業、石油勘探等方麵加強我們的主權意識，積極進行宣示。
其次，進一步加快海洋立法，為南海爭議島礁確立法律地位。長期以來，中國的海洋權益保護存在大量空白。我們雖然有足夠的曆史依據和法理依據，但在國內立法方麵卻一直有所欠缺。這導致了我們不能有效遏製侵犯中國海洋權益的各類行為，對許多突發事件難以應對。因此，加強和完善海島保護，通過法律程序向國際社會充分表明立場已經刻不容緩。
除此之外，我國應加快領海基線的確定，盡快研究並向聯合國提交自己的領海基線主張，加強對南海島嶼的管轄管理等，都是應對南海島嶼爭端的有效措施。
我國對黃岩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擁有充分的曆史和法理依據。菲方不顧曆史事實，將無可爭辯的中國島礁單方麵劃歸己方，本身就很難獲得聯合國的審核通過。如果菲方一意孤行，勢必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支持。不僅不能達到目的，相反更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令其陷入外交尷尬。
菲律賓圖謀侵占黃岩島的曆史
20世紀90年代前，菲律賓出版的地圖均未將黃岩島列入其領土；其間，菲政府雖將黃岩島劃入其200海裏專屬經濟區，但並未提出主權要求。
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專屬經濟區的法規頒布實施，菲政府以黃岩島位於其200海裏專屬經濟區為理由，宣稱對該島擁有海洋管轄權，隨後改稱擁有主權。
1997年，菲律賓多次出動軍艦、軍機在黃岩島及附近海域對中國民間組織的無線電探險活動進行跟蹤、監視和幹擾。
1997年4月30日，菲兩位眾議員搭乘海軍艦艇登上黃岩島，並在島上豎旗立碑，對中國漁民進行攔堵和恫嚇。
1998年1月起，中國海南省四艘漁船在兩個月內，相繼在黃岩島海域被菲海軍攔截，51位漁民遭“非法入境”指控，被菲拘押近半年。
1999年5月23日，中國一艘漁船在黃岩島遭菲軍艦追擊並被撞沉，致11名漁民落水。據報道，菲海軍曾使用機槍掃射。中國外交部就此向菲提出嚴正抗議和交涉。
1999年6月，菲教育部在新版地圖中，將黃岩島連同整個南沙群島列入其版圖。
1999年8月，菲政府將“南沙群島是菲領土”列為修憲內容。
1999年11月3日，菲海軍一艘艦艇在黃岩島巡邏時故意“擱淺”，中方曾多次交涉，但菲方拒不將艦艇拖走。
2000年，菲海軍在黃岩島海域開槍射殺一名中國漁船船長。
目前，黃岩島為中國實際控製。
美國天使島上的華裔移民夢魘
隨著美國天使島移民拘留所的重新開放一段17萬華人移民的血淚史再次引發關注
封麵故事
經過近四年的整修，天使島移民拘留所在2月15日舉行了盛大的剪彩儀式，重新接待遊客。這座見證了華裔移民屈辱血淚史的島嶼又將繼續向世人昭示不該被遺忘和忽視的塵封曆史。本報記者越洋采訪了與天使島移民拘留所遺址修繕重建相關的人士，試圖還原這段寫滿悲情的曆史。
沒有天使的天使島
83歲的朱麗瓊曾是天使島移民站的“拘民”，幸運的是，當時隻有7歲的她和親人們隻在天使島上滯留了一個星期就獲得了入境資格。但對於朱麗瓊來說，那一個星期卻是一段難以抹去的“黑暗和恐怖”。
三姐妹同時被關押
1933年，7歲的她和11歲的姐姐及3歲的妹妹隨母親一起來美國投靠父親。在當時的《排華法案》下，除了外交官、商人、教師和學生，其他華人不能申請妻子來美，於是母親隻能謊稱是父親的妹妹，而朱麗瓊三姐妹也隻能稱呼母親為“姨媽”。她們在天使島移民拘留所被關押了一周，每天，一家四口都要被分開輪流審問，誰要是稍一疏忽回答錯誤，泄露了假冒的身份，一家人就將被遣返回國。
和許多在天使島上被羈押數月乃至數年的華人相比，朱麗瓊一家幸運地通過了移民官的盤查，於一周後獲準入境。但是，那一個禮拜在朱麗瓊的印象中，卻是痛苦和難忘的。戒備森嚴的營房、荷槍實彈的警衛、隨時可能被遣返的擔心，這些都深深印在朱麗瓊幼小的心靈裏。
從朱麗瓊的經曆可以窺見當時經由太平洋入境美國的華裔移民在天使島遭受的不公待遇。華人遭受的無端歧視並非空穴來風。19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開始陷入低潮，在加州淘金潮中湧入美國以及以勞工身份前往美國修築鐵路的千萬華人成為經濟低迷的替罪羊，被指責為與白人爭搶飯碗。在排華情緒高漲的背景下，美國國會於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嚴格控製華人移民，隻有外交官、商人、教師和學生等幾類人的親屬或美國公民的子女，才能移民。為了限製華人人口增長，法案甚至禁止華人妻子移民美國。
“1882年的《排華法案》改變了美國的移民模式，種族主義和嚴格限製的移民政策取代了自由和不受限製的移民模式。在美國的曆史上，特定的某一種族被限製入境還是頭一次。”最早著書研究天使島移民曆史的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人類學教授楊月芳如此評價《排華法案》。
-一絲不掛示眾
乃奇恥大辱
天使島移民拘留所就是在《排華法案》出台後應運而生的。1910年，天使島被移民局選中以羈押和審查經由太平洋進入美國的大部分亞裔移民，其中華人占大多數。這個位於舊金山海灣的小島，距海岸有一段距離，可以防止被羈押的人逃跑，島上有分開的營房，便於隔離可能帶有傳染病的移民。
通常的程序的是：每個乘船抵達舊金山的乘客都會被移民檢查人員分為不同級別，文件齊全的少數幸運者得以順利入境，剩下的人則被帶往天使島，等候檢查和審訊。被帶走的人雖然也有少數白人和其他亞裔移民，但是以華人居多。他們並不知道，也許需要在天使島上等待數日、數月，乃至數年。
來到島上的移民首先被分為幾撥兒，白人單獨隔離，華人則與其他亞裔移民分開。男性和女性分別被羈押，夫妻或異性親人都不能見麵交流，直到最後獲準入境。
第一關是檢查身體。一個親曆者用文字記錄了當時的遭遇：“初到時，我們來到拘留所大樓接受身體檢查，醫生要我們脫光所有衣服。一絲不掛示眾乃奇恥大辱，中國人從不這樣在大庭廣眾中**。他們檢查了一遍又一遍。我們從未遇到過這樣的事情——在白人的麵前**身體。”
隻有身體檢查合格的人才被分配到一張鋪位。在麵積有限的營房裏，擺滿了雙層或三層的折疊床，除了床和放衣服的架子，沒有別的家具。根據楊月芳教授的研究，天使島移民拘留所一般同時能容納200到300個男性移民和30到50個女性移民。在狹小局促的空間裏，毫無個人隱私可言，連廁所都是開放式的，沒有門牆隔離。營房的門終日緊鎖，窗戶外麵布滿鐵絲網，每天隻有有限的時間可以到院子裏呼吸新鮮空氣，而院子外牆也圍著鐵絲網，並且有荷槍實彈的警衛站崗監視，以防止移民外逃。
天使島生活條件的簡陋困苦在一些華裔曆史學家的著作裏其實早已有所描述。劉伯驥所著並於1918年出版的《美國華僑史》稱：“島名天使雖美，但華僑視之有如閻羅殿，談來多有懼色。”拘留所“在該島東北角，木料建築，設備簡陋，缺點至多。華人分男女宿舍，每間有一個大廳，布滿兩層或三層之木床。通常拘押在此單調生活中，有坐困至一二年者，狀如老囚”。
-最折磨人的是
漫長而苛刻的審問
在這形同監獄的營房裏，最折磨人的還並非物質條件的匱乏，而是漫長而苛刻的移民審問。每個人單獨接受訊問，麵對著兩名移民檢查官和一名翻譯，問答被速記員當場記錄下來。為了防止串通作弊，盤問同一個家庭的不同成員時，移民局多使用不同的翻譯。
審訊一般進行兩三天，移民官提出的問題非常細致，包括家庭曆史、住宅結構、鄰居以及個人的具體情況。同樣的問題被用來盤問家庭的其他成員，以印證他們是否說謊，一旦發現不吻合的地方，就可能導致長期扣留或遣送回國，甚至殃及到與移民申請者相關的親戚。典型的審訊問題是：
你家的大門朝向哪個方向？
你家的房子有多少扇窗戶？
你在房間的哪一邊睡覺？
臥室地板是什麽材料做的？
你父親每年給你寫多少封信？
你父親是如何匯錢給你到美國來的？
移民官的問題如此“刁鑽”，是由於當時許多華人為了應對嚴格的移民限製，被迫花錢購買假文件，以假冒身份申請移民。1904年舊金山地震引發的大火燒毀了所有官方的移民檔案，這也使許多舊金山的華人得以謊稱自己在美國出生，從而能為遠在中國的家屬申請移民。有的人甚至謊報自己在中國有好幾個子女，從移民局獲得移民名額之後再把多餘的名額賣給別人。冒名頂替的人，文件上的身份是假的，因此被稱為“紙人”，像“紙兒子”、“紙女兒”、“紙姐妹”等等。由於《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妻子申請移民，不少妻子是以丈夫姐妹的身份入境的。
這種後來才被美國政府發現的地下交易催生了一批以“紙人”身份進入美國的華裔移民，但也讓移民官們以更苛刻的方式百般拷問移民申請者。而為了應對這些無所不包的盤問，不管是以合法身份入境還是冒名頂替的華人移民都必須預先準備好答案並牢牢記住。很多人把問題和答案寫在紙上，在漫長的旅途中一遍遍背誦。不過這些長達幾十頁的筆記必須在輪船抵達美國之前被銷毀，否則一旦被搜查出來，將被視為作弊的證據。
朱麗瓊和母親以及姐妹們當年在啟程前的幾個月就已開始背誦精心準備好的“證詞”。她們成功了。可是還有一些不那麽幸運的人，由於過於緊張或疲憊，在反複的盤問中一不小心答錯了問題，導致全盤皆失，麵臨被遣返的命運或是不得不在天使島上等候漫長的上訴程序。
按照通常的程序，即使能順利通過第一次審問而且所有的移民材料都沒有問題，華人一般也需要在天使島上滯留兩到三周時間才能入境，這還是在天使島移民拘留所建立之初不堪忍受等待數月的華裔移民不斷向美國移民當局抗議才爭取來的。相比之下，其他亞裔移民隻需在天使島上呆兩三天時間就可離開，而東海岸以接受歐洲移民為主的埃麗斯島更是隻需兩三個小時就能處理完一件移民申請。那些被移民當局駁回申請的華裔移民也可以選擇向華盛頓當局進行申訴，但是通常整個申訴程序走下來多半要耗上幾個月甚至一兩年時間。
無名詩 無聲淚
心懷擺脫貧困、開創新生的憧憬，卻在遠涉重洋之後被羈押在異國他鄉的孤島，等候漫長的審查。於是，彷徨孤寂之中，詩歌成為了華人移民們抒憤明誌的最大寄托。刻在營房牆壁上的上百首詩作，黑暗中發出救贖般的靈光。
這些被歲月侵蝕險遭湮沒的詩歌，卻因為天使島州立公園一名巡警的偶然發現而得以重見天日，並激發起一場對天使島移民拘留所遺址重新保護和發掘的行動。
當地時間2月15日，經過4年整修後的天使島移民拘留所舉行剪彩儀式，重新接待遊客。從1910-1940年間，大約有17.5萬名來美的中國移民，曾先後被關押在這裏，接受訊問和調查。圖為整修後的美國舊金山天使島移民拘留所外景。 中新社發 陳鋼 攝
-大火吞噬了拘留所行政大樓
1940年，一場大火吞噬了天使島移民拘留所的行政大樓，從而也使這座使用了30年的移民拘留所壽終正寢。幸運的是，當年用於羈押移民的營房幸免於火災。二戰期間，這座營房繼續被美國軍方用做囚禁戰俘的監獄，直至戰爭結束。此後的25年間，破舊的營房一直處於荒廢狀態而無人問津。
直到1970年，已被辟為州立公園的天使島被列入整修規劃，公園管理方計劃將原移民拘留所拆除並改造為露營地點。恰巧在這時，天使島州立公園巡警亞曆山大·威斯有一天持手電筒巡視營房時，無意中發現了刻在營房殘破內牆上的漢字。他意識到這些文字後麵一定有不同尋常的曆史故事，遂馬上報告公園並聯係他的朋友——舊金山州立大學教授喬治·阿拉齊，從而確認牆壁上鐫刻的文字為詩歌。
一批彌足珍貴的史料因此得以保存下來，一段幾近被遺忘和忽視的曆史真相也隨之被重新發掘和關注。
-借詩文將經曆透露給後人
最早進行研究的是楊月芳教授，她與其他兩位學者一起整理、翻譯和闡釋了這次被發現的詩文並采訪了39位曾在天使島被羈押的華裔移民，試圖根據他們的口述曆史來還原華裔移民當年在天使島的境遇。1980年，《島嶼：天使島華人移民的詩歌和曆史，1910—1940》出版，這也是關於天使島華人移民曆史最早的一本書。
“我們三位研究者的父輩都曾經在天使島滯留過。我的父親1921年來到美國，在天使島被羈押了兩個月，但是後來他從未對我提及這段經曆，多半因為他是以‘紙兒子’的身份獲準入境，而且那段記憶對他來說並不愉快。我父親也成為了我們最早的采訪對象之一。”楊月芳說。
同時被采訪的還有Smiley·Jann 和 Tet·Yee ，被囚禁在天使島的日子裏，他們發現了營房牆壁上鐫刻的詩文並將這些詩都抄寫在自己的筆記本裏。《島嶼》一書裏收錄的135首詩歌，絕大部分也都曾被他們抄錄下來。
根據楊月芳的研究，天使島上的“詩人”多來自中國南方珠三角地區的廣東省，他們在形同牢獄的營房裏苦苦等待自己的移民申請被批準，苦悶之餘希望借助自己創作的詩文將天使島上的羈押經曆透露給後來者。憤怒、沮喪、彷徨、希望和絕望、自憐、思鄉、孤寂，所有這些糾纏在一起的情緒，寫滿了營房斑駁的牆壁。
-希望祖國有朝一日強大起來
被發現的135首詩文都是古體詩的形式，約一半左右是七絕，五分之一左右為七律，其餘的詩文則包含六行或八行以上，每行五到七字，甚至還有一首是駢文。雖然少數詩文用典精深，但絕大多數都隻是業餘水平，因為當時的華人移民多為小學教育程度。顯然，由於環境限製，很多創作者沒有韻書或字典可供查閱，不少詩文也因而無法嚴格遵守古體詩的平仄和押韻規則，有的還有不少錯字。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作者相互借用彼此的典故和隱喻，一些身處逆境而頑強麵對的中國曆史人物也屢被提及。比如：
木屋拘留幾十天，所因墨例致牽連，
可惜英雄無用武，隻聽音來策祖鞭。
從今遠別此樓中，各位鄉親眾歡同，
莫道其間皆西式，設成玉砌變如籠。
20世紀初的中國，愛國意識高漲，這也在天使島詩文的主題中得以體現。至少一半的詩句表達了作者囚居異鄉的憤恨之情以及對羸弱祖國無法襄助自己的苦悶。不少被羈押的作者借詩句表達了希望中國有朝一日強大起來的願望。
揭秘美國的“晨鳥族”
早睡早起是養生學家經常提倡的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但令人驚奇的是，如果早睡早起超過了一定的度，那就可能是一種病了。
美國猶他州有這麽一戶奇怪的家庭，全家三代人中有五名成員的睡眠規律與常人有極大異常，他們總是在傍晚五六點鍾就爬上床開始睡覺，然後在淩晨時分就醒來，幾十年來一直如此。為什麽有人會出現如此異常的生活習性呢？這種現象引起了南京一位學者的極大興趣……
美國的晨鳥族
美國猶他州的這家人是一個大家族，大多數人的生活規律都與常人無異，可剩下的那五個人就非常“另類”了。這五人多年來一直是早睡早起，總在淩晨兩三點鍾時自然醒來，再也睡不著了，隻好起床開始一天的生活與工作。南京大學模式動物研究所的徐瓔教授，曾在美國對他們做過專門的研究，“這五人的作息規律與家庭其他成員完全不同，著實是一件奇怪滑稽的事情。”
淩晨三點，正是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的時候，可是這五個人卻早已起身，有的在院子裏練健身操，有的給花兒澆水。還有的人覺得在家裏太無聊了，幹脆到馬路上轉悠，昏黃的路燈下，猶如幽靈一般在長街上晃**，走著走著，他幹脆進了24小時便利店去購物了。
這五個人的睡眠簡直太異常了，長年下來，周圍的鄰居甚至懷疑他們家具有反社會傾向，平時都躲他們遠遠的。“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何會這樣，可他們並沒覺得身體有什麽不適，他們認為早睡早起很正常。”徐瓔介紹說。直到後來，他們發現親友鄰居都為此逐漸與他們疏遠了，有時候和鄰居打招呼，人家也會忙不迭地躲開，這讓他們苦惱不已。最後，他們認為，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還是應該像正常人那樣作息，於是他們選擇了走進醫院。
醫生對他們進行多日連續的觀察後，確認這是一種罕見的病症，並將這種病命名為“早睡早起綜合征”，經由當地媒體報道後，也有人叫它“晨鳥症”。醫生用精密儀器對這五個人的血液、心髒、腦電波等做了全麵嚴密的檢查，可收獲不大，檢查得出的數據基本與常人無異，還是未能弄清病症的準確原因，更無法為他們調整睡眠規律。
“晨鳥症”患者的基因有點古怪
“晨鳥症”家族早起早睡，顯然是因為生物鍾規律與常人有異。所謂生物鍾，徐瓔用通俗的語言概括道，“是生物從低等細胞進化成高級動物過程中，逐漸形成可以預知外界環境並提示做好準備的一套係統。”
科學家早已研究證實，人體內存在一種決定人們睡眠和覺醒的生物鍾，生物鍾根據大腦的指令，調節全身各種器官以大約24小時為周期發揮作用。每個人從他誕生之日直至生命終結，體內都存在著多種自然節律，如體力、智力、情緒、血壓、經期等，人們將這些自然節律稱作生物節律或生命節奏等。生物鍾具有廣泛性，從高等動物到小鼠、果蠅、細菌，再到海底終日不見陽光的生物，都有自己的生物鍾。海底生物之所以也有生物鍾，是因為其在進化史上也曾感受過光線的強弱與地球磁場的變化，因此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節律。
“晨鳥症”家族的生物鍾比常人要提前四五個小時，這引起了各領域科學家的關注，大家紛紛著手參與研究，試圖解開早睡早起的謎團。徐瓔和她的同事們也輾轉與主治醫生取得了聯係，並成功獲得了五人的血液樣本與各項檢測數據。
通過對五人血液樣本的分析，徐瓔驚異地發現，他們五人都有某種異於常人的基因。這是否就是導致他們生物鍾異常的原因呢？
隨後，徐瓔將這種基因植入小鼠體內，結果發現，小鼠的生物鍾也出現了變化，正常的小鼠是在關燈後半個小時開始活動，可現在卻在關燈前四個小時，小鼠就開始表示出煩躁不安，生物鍾明顯是提前了。
這種基因裏麵果然有古怪！
生物鍾秘密原來是正負元素的循環
想了解“晨鳥症”是怎麽回事，那先要破解生物鍾的秘密。那麽，生物鍾是如何發揮調節人體活動的作用呢？
科學研究發現，生物鍾主要是由人體基因的相對穩定的活動規律來決定的，目前可以肯定，至少有16種基因參與了這種活動。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研究者將16種基因分為正元素與負元素。對於正常人來說，在一定的外界環境的刺激下，正元素可以激活負元素，使負元素在細胞中的數量不斷積累，當負元素達到一定的閾值後，又會反過來抑製正元素發揮作用，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循環，也叫做反饋環。這種機製表現出來也就是人體的穩定的活動周期。
正常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進，正負元素的循環是波浪狀的正弦曲線，曲線的幅度與相位都是穩定不變的。但是如果生物鍾出現異常，則曲線的幅度或相位就會出現變化。
“我們發現人體中有一種per2負元素，在調節晝夜節律上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一般情況下，per2負元素需經由正元素的激活才能逐漸積累起來，可有時候外界環境，比如光線，有可能提前激活per2負元素，順延下去，per2便會提前抑製正元素發揮作用，那麽這種反饋環的相位就提前了，表現出來也就是作息規律相對提前了。”徐瓔向記者解釋道。還有的時候，負元素也能起到激活其他元素的作用，其中的情況非常複雜。
“我們的工作就是想要弄清，到底有多少種基因參與了這種活動。”徐瓔介紹說。目前，日本有一個研究小組成功建立了一個實驗模型，隻需要使用三種基因，就能夠模擬實現這種反饋環，能夠方便快捷地進行研究。
老年人易醒是因為生物鍾規律減弱
“晨鳥症”患者基因裏的奧秘，終於被徐瓔和她的同事們解開了，原來他們的生物鍾基因出現了突變，結果在其體內正負元素相互作用的過程中，負元素per2始終積累不起來，那麽反饋環也就無法形成，這最終導致了他們異乎尋常的生活規律。
這幾個人迫切希望能有和常人相同的作息規律，他們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嗎？
“他們體內的基因發生了改變，想要恢複常人的狀態很難，即使通過外界環境的調整，也隻是臨時的，長遠來看還是要早睡早起。”那能否通過改變他們的基因來對生物鍾進行調節呢？“沒有辦法改變。並且，生物鍾基因也是可以遺傳的，所以才會形成家族性特征。”
在這個世界上，會有多少因基因突變而導致生物鍾混亂的人呢？又是哪些人容易患上“早睡早起綜合征”？
專家分析說，隻有極少數人或家庭會因基因突變而導致生物鍾混亂，所以才會成為研究的重點。不過，研究這一特定病例，對於研究常人的生物鍾規律有很大的價值。比如有些老年人容易起得很早，睡得也很早，但有時和人談著話也能睡著，睡眠規律之混亂，在生活中也屢見不鮮，這是因為生物鍾的表達與人的年齡有關，隨著年齡不斷增加，人對外界環境相同刺激的敏感程度減弱了，基因表達也就減弱了。“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目前我們隻是觀察到，年老後生物鍾反饋環的振**曲線會出現變化，振幅會逐漸縮小，相位也會移動，表現出來就是生物鍾規律減弱了。”徐瓔說。
黑白顛倒隻要睡足就對身體無害？
許小姐是南京的一名自由撰稿人，她最喜歡在夜深人靜時趴在電腦前寫作，這時她文思泉湧，思路最為活躍。到了白天則關好門窗呼呼大睡，多年來一直如此。可是最近，她覺得經常頭暈、心慌、乏力，有時會莫名其妙地出汗。
許多人認為，隻要能保證充足的睡眠時間，而且形成規律，那麽黑白顛倒也沒多大關係。實際上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因為長期這樣，人體對光線的接受是不一樣的，早上、中午、晚上的陽光波長都不同，對人體的刺激也不同。如果長期黑白顛倒，那人體根本就感受不到陽光了，各器官的活動周期都可能會有異常，身體自然要出問題。
一般認為，人的生物鍾周期是24個小時，其實這種認識也不準確，“人體生物鍾大概是在24.6小時，稍微長過一個晝夜的時間，這給人留下了一定的調節能力和空間。研究發現，小鼠的生物鍾一般在23.6小時。”徐瓔說。
美國西部球隊到東部比賽為何易輸
人體生物鍾還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波動，曾有人對此做過試驗，將10名誌願者的晝夜時長人為地調整為28個小時，這樣一段時間下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些人的生物鍾節律竟然真的變成了大約28個小時。“人體生物鍾在一定時間範圍內是可以調節設置的，因為正負元素構成的反饋環的周期可以微量調節。但是這種調節對人體是有害的，因為人體各器官未必都能適應新周期。另外，這種調節必須要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如果越出了界，那就沒有節律了，生物鍾也就完全混亂了。”徐瓔說，經研究發現，小鼠的生物鍾一般可以在19個小時到27個小時之間波動。
另外，人的生物鍾周期有易於拉長的傾向。如果將一個循環周期的時間加長一些，人體的感覺不會太大，但如果將周期縮短一些，人體則會立即有明顯的不適感覺。談到此處，徐瓔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果美國東部的球隊到西部參加比賽，成績就會比較穩定，如果西部的球隊到東部參加比賽，因為球員覺得白天的時間被縮短了，所以就有可能會在比賽中發揮失常。
影響生物鍾變化的因素有哪些
由於外界因素的變化，生物鍾節律也有可能會出現變化，這可能有三種情況，分別是周期變短、變長和變得無節律，每種情況都會對人體形成危害，其中混亂無節律對人體傷害非常大，容易引起人體代謝的紊亂、容易患腫瘤、免疫功能下降、容易衰老等。那麽，有哪些外界因素會牽引生物鍾發生變化呢？
能對生物鍾形成牽引的主要有光照與食物。光照的時間和強度能影響生物鍾規律，這已為大多數人所共識。天亮之前，大腦裏的相關物質已經開始提前積累做準備，當早上太陽升起的時候，因為光線明亮，大多數人的生物鍾到了“起床”“工作”的點上了，於是大家也就起床了。“去年10月到12月，加拿大連續三個月連綿陰雨，許多人為此患上了抑鬱症。為什麽？這就是因為光照的時間縮短了。”徐瓔介紹說。中國醫學研究院生理係主任曹濟民補充說，“有一些盲人雖然看不見光，但是他卻同樣有相對穩定的作息節律，這說明生物鍾對光的感受並不是完全通過眼睛，其他一些細胞也能感受到光線的明暗變化。”
除了光線之外，科學家研究發現，食物也能對生物鍾起到牽引作用。科學家把老鼠分成兩組，放在晝夜顛倒的環境裏，一組可以吃東西，另一組什麽也不喂，然後觀測其生物鍾的變化。結果發現，吃食物的老鼠經過3至4天會適應新的晝夜顛倒的節奏，什麽都不吃的老鼠則沒有變化。
多種生物鍾規律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人們研究最多的是晝夜節律，除此以外，其他的還有近月節律、近年節律，目前還有許多空白有待研究。因為這類研究時間跨度較大，研究成本很高，所以研究起來也有難度。一般認為，近月節律和近年節律跟地球磁場與潮汐變化有關。另有一些特殊的節律也與生命和健康息息相關，比如人的呼吸和心跳，一分鍾就有很多次，還有人的生和死，每人一生隻能有一次，這其實也是一種節律。
與人類相類似，動植物也都有自己的節律，比如公雞每到天亮之前就會鳴叫，蝴蝶在每年特定的季節都要大規模遷移，再比如曇花，隻選擇在夜裏開放。瑞典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花鍾”，就是植物學家林奈依據不同種鮮花的不同開花時間設定的。他將這些鮮花種植成一個圓圈，通過這些鮮花有節律的開放凋落，以充當時鍾，人們可以依據不同鮮花的開放節律來判定時間。
丘吉爾毀滅蘇聯的“超越想像”計劃
1998年，英國政府解密丘吉爾個人檔案，這其中，一分日期為1945年5月22日的文件讓世人最為震撼，這是由英國軍事辦公廳聯合規劃參謀部製定的一份名為“超越想像”的對蘇戰役計劃。人類戰爭史上，大約隻有希特勒的“巴巴羅薩計劃”可與之媲美。
計劃中有對形勢的評估、戰役的目標、可使用的力量、西方盟國打擊的方向以及可能的結果。計劃附件包括紅軍和西方盟軍的布防資料、地圖資料。
丘吉爾對計劃的指令：
——進行這場戰役的條件是英美社會輿論的完全支持；從而保證英、美軍隊的士氣；
——英、美軍隊要得到波蘭武裝力量的全力支持，並考慮利用德國的人力資源和殘存的工業力量；
——要考慮到俄、日結盟的可能性；
——戰爭行動於1945年7月1日開始。
丘吉爾說戰爭的目的就是“迫使俄國服從英、美的意誌”。具體地說就是把“紅軍擠出波蘭”。為此必須：
A、占領蘇聯國內的戰略區域，使其在失掉這些地區後無法提供進行戰爭和抵抗所需的物資；
B、重創蘇軍的有生力量，使其無力繼續這場戰爭。
計劃指出，“我們得出的結論是：
A、為了可靠地實現我們的政治目標，必須在一場全麵的戰爭中擊潰俄國。
B、對俄的全麵戰爭的結局不可預料，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為了戰勝俄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計劃的製定者們把取勝的希望寄托於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從這一立場出發，對戰略局勢進行分析後認為，紅軍的陸軍是西方盟國最可怕也是唯一的對手；轟炸蘇聯交通線以及充分利用戰術空軍，是盟軍勝算的重要保障。
計劃考慮了蘇聯可能采取的各種對策，其中指出：在遠東俄國可能和日本結盟，以讓日本騰出手來加強對中國的進攻和鞏固在英聯邦成員國的防線。
出於計劃需要，英國（包括美國）沒有完全執行對德國的占領條件，如對駐紮挪威的40萬德國沒有解除武裝。丘吉爾還下令英國空軍停止複員。
為實施“超越想像”計劃，1946年，英國政府委派參加過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的陸軍元帥威爾遜去華盛頓進行談判。參加討論“超越想像”計劃的有杜魯門總統、當時任盟軍歐洲統帥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和加拿大總統金。後者將承擔戰爭期間英、美盟軍的主要糧食供應。
英、美和加拿大政治領導人最後達成這樣的基本意向：蘇聯的威脅已經代替了納粹德國的威脅，“自由世界”與“邪惡帝國”遲早必有一戰。
俟後，“超越想像”計劃被交給軍隊統帥作最後定奪。1946秋天，艾森豪威爾將軍和蒙哥馬利元帥在美國近海的一艘快艇上進行了極其秘密的會談，這兩位軍事將領得出的結論是，如果紅軍在歐洲發動進攻，西方盟軍將沒有能力阻止。這一結論可能比較符合事實，今天的蘇聯解密資料顯示，至1945年6 月，蘇軍達到1100萬，其中85%以上為陸軍。
最後，“超越想像”計劃被暫時擱置。
丘吉爾為什麽下令製訂這一計劃？丘吉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作過公開的陳述：
“第一，蘇俄成了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脅；
第二，立即建立起遏製蘇俄快速挺進的新防線；
第三，歐洲的這條防線應該盡可能靠近東方；
第四，英、美軍隊的主要和真正目的是柏林；
第五，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美軍進駐布拉格具有重要意義；
第六、維也納以及整個奧地利應該由西方國家來控製，至少要和蘇聯平分秋色；
第七，必須在意大利建立對鐵托元帥侵略的牽製措施……。”
戴安娜王妃生前曾想來中國
昨(12)日，參加在蓉召開的“中英中藥現代化和產業化研討會”英方代表團成員抵達成都。代表團成員中有這樣一位“牛人”：
他是一名香港人，大學期間在英國學習醫學物理。1972年起在英國從事中西醫結合研究，致力將中醫學引入英國主流社會。他的頭銜眾多：英國總裁學院院士、英中醫藥合作聯盟主席，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副主席、倫敦中醫學院院長……但更讓他聞名世界的是，他曾為已故英國王妃戴安娜把脈配藥，他所在的亞美迪醫藥集團，為英國過千名皇室醫生教授過中醫課程。此次來蓉，他將在研討會上作主題演講。
很惋惜
戴妃遇難前找他看過病
1997年8月31日淩晨，戴安娜在法國巴黎發生車禍身亡。梅萬方說，就在戴安娜遇難前10天，還曾經到亞美迪就診：“說不定她遇難的時候，口袋裏還裝著我們的中藥呢。”
梅萬方與戴安娜如何結緣？梅萬方說，隨著中醫在英國的發展，很多名人、明星逐漸對中醫有了認可。戴安娜於1995年開始來亞美迪就診，梅萬方與一名擅長婦科的女同事玉華，就此成為戴妃“禦醫”，一直持續到1997年8月21日，即戴安娜遇難前10天。
戴妃究竟因何病要看中醫？梅萬方不願意透露細節，他說在亞美迪看中醫的名人、明星並不止戴安娜一人，“很多人都因為壓力過大，飲食方麵出現問題。”
很自豪
戴妃看病房間病人爭著訂
戴安娜看中醫被英國一家媒體曝光後，醫院裏10部電話一直占線。在院中邂逅戴安娜的其他病人，爭著要指定戴安娜看過病的房間就診。
在梅萬方的印象中，戴安娜是名素質極高、平易近人的美麗女子。有時候，會有保鏢陪著她來就診；有時候，戴安娜會獨自來到亞美迪：“她會自己開著她的寶馬來。”
在媒體曝光之後，很多病人慕名來看中醫，“名人效應對中醫的推動效果太驚人了。”
很遺憾
戴妃想來中國未能實現
戴安娜去世之後，梅萬方和玉華受邀參加她的葬禮。梅萬方最為遺憾的是，戴安娜希望來中國的意願，因其突然離世未能完成。
為戴安娜做“禦醫”的近兩年時間裏，梅萬方與戴安娜也有過一些醫生和病人之外的交流。為了幫助戴安娜更多地了解中醫，梅萬方曾介紹過一本英文版的中醫書給戴安娜看。這本書，不僅讓戴安娜對中醫的興趣增大；也讓戴安娜萌生了來中國看看的念頭。“可惜，她突然去世，這個願望沒能夠實現。”梅萬方不無遺憾地說。
很著急
歐盟草藥法大限想對策
中藥以食品身份出口歐盟的“好日子”，將以2011年4月作為“大限”。昨日，梅萬方談及此事時焦急萬分：“據我們了解，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家中藥公司去申請審批、注冊。”
按照《歐盟傳統草藥法》規定，出口藥品質量必須符合歐盟藥典標準，隻有通過歐盟GMP審查的中藥廠，才可能取得出口歐盟的通行證。如果不通過審批、注冊，中藥在歐盟國家將無法再進行銷售。
英方代表團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推動中醫藥日後在歐盟國家的發展。梅萬方說：“中醫代表著中國文化，我們很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