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南渡以後，因西晉在中原，故稱西晉為中朝。不過，筆者所說的“中朝名士”，包括泰始之後以迄梁、陳的大多數六朝名士。餘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第七章中說，經過一二百年的努力加上佛教的大力量，到了南朝後期士風已從絢爛而複歸於平淡。“中朝名士”正是一代平淡之輩。用現代時髦的話說，是“山寨版”名士。
中朝名士在氣質上，在精神上，較之正始名士和竹林諸賢，確隻是末流了。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說得好：“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沒有了正始和竹林的精神，有的隻是他們的病態的形跡。西子已逝，捫心效顰，情何以堪！加之東晉以後儒學受挫，玄風益煽。眾所周知，儒學實際上是窮人學問，是入世學問，講修身守法，而玄學是富貴哲學，講驚世駭俗。葛洪在《抱樸子·疾謬》中將這些病態的形跡一一列舉如下：
蓬頭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其相見也，不複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淼折，無複廉恥。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劣。
也就是說，朋友們相聚見麵，既不敘舊問安，也不切磋學問，砥礪道德，而是以無理取鬧為樂，放浪胡來，醜態百出。《宋書·五行誌》載：“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為散發**之飲，對弄婢妾。”均屬此類。《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也提出了同樣的佐證：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據此可知他們的所謂“祖述於籍”隻是形似阮籍罷了。例如中朝名士之首阮瞻，字千裏，他的父親阮鹹及叔祖父阮籍同為竹林名士。阮籍惡惡善善，能為“青白眼”，阮鹹狂放不羈，阮瞻卻與乃祖乃父大相徑庭，沒有什麽不羈形跡。他清虛寡欲，與世無爭。一次，阮瞻與眾人同行，當時烈日當空，口渴難耐，忽見路邊有一口小井，眾人爭先恐後地跑去飲水，唯獨阮瞻逡巡在後，等眾人飲完之後才去，其與人無競如此。竹林名士那種敢於反抗潮流的棱角是完全沒有了。著名的“三語掾”典故就反映了阮瞻的思想傾向。一次，司徒王戎問他：“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阮瞻答曰：“將無同。”王戎谘嗟良久，以為他說得太精辟了，即命辟之為掾，時人稱之為“三語掾”。其實“將無同”三字，既可解釋為“得無同”，也可解釋為“也許同”，也可解釋為“也許並無不同”，是典型的和稀泥的回答！
竹林名士不論是飲酒服藥、奇癖怪好，或是著高屐、戴鬥笠、懸紫羅香囊等，皆凸顯真我，皆有“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殷浩語）的精神追求，皆有一種哲學體驗和美學探求的意義。而中朝名士的盲目模仿就完全是兩回事了。他們大多原本是北方的“高門放誕之士”，來到素樸明淨的江南後，世稱“貴遊子弟”，穿著上講究“熏衣剃麵，敷粉施朱”，著高底鞋，乘長簷車。靠的是錦花坐墊，鋪的是絲綢枕褥，左右陳設的是種種名貴的古董和器玩，“從容出入，望若神仙”。（見《顏氏家訓·勉學》）精神上，他們則打出了“達”的旗號。於是，就產生了“八達”。《晉書·卞喜傳》就有“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的記載。
中朝名士的這種“達”，他們以為源頭可以上溯到“三玄”中《莊子》的任情放達。據《莊子》一書介紹，莊周及同道齊萬物，等生死，故有一些諸如妻死鼓盆而歌、援髑髏而眠的詭異行為。莊子任情放達，特立獨行，而阮瞻、謝鯤等“八達”恰恰隻有“放達”而丟掉了“任情”。他們片麵理解並奉行《莊子·達生》“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認為通達人生的人不應當有所作為，去改變現實。這當然是種參透人生的消極處世態度。“達”之甚者，當然首推謝鯤為首的“八達”。所謂“八達”，也就是當時玄學界的八大天王。“八達”之所為，《晉書·光逸傳》倒是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尋以世難，（逸）避亂渡江，複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發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於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這段文字活靈活現，如在眼前。從狗洞中鑽進頭來，並大叫，竟至受到主人的熱烈歡迎，這種作客方式古今中外似屬罕見。所以章太炎先生在講到東晉、南朝的曆史時評價說：“蓋**之至，竟似習與性成矣。”（《太炎文錄》卷一，72頁）他們的酣暢任達，必然既沒有痛苦的回味，也缺乏對光明的追求，而隻留下空虛輕浮、縱情享樂。《世說新語·簡傲》載，王澄離開京都去任荊州刺史，他的哥哥王衍及當時名士都前來送行。當時院子裏有棵大樹，樹上有個喜鵲窩。王澄竟不管客人，脫掉長袍，取下頭巾，徑直上樹掏小喜鵲。下來後又繼續把玩手中的小喜鵲，旁若無人。作為一個官吏，竟有如此荒唐之舉，實在叫人啼笑皆非。還有謝鯤，字幼輿，號“八達”之首，名重一時，鄰家高氏有女貌極佳麗，謝鯤曾經輕薄地挑逗她，高女不堪謝鯤性騷擾，奮力向他投擲織梭，打折了他的兩顆牙。旁人譏刺道：“任達不已，幼輿折齒。”謝鯤聽說後，不以為羞，反而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對於這樣的無賴，同族謝安還拍手叫好：“若遇七賢，必把臂入林。”《世說新語·任誕》載，周素來德高望重，有一次他與朝中名士到尚書紀瞻家觀賞歌舞。紀瞻愛妾聲色俱佳，楚楚動人。周不能自已，當眾脫掉褲子，欲奸其妾。有人嘲笑他，而周卻辯解說：“吾若萬裏長江，何能不千裏一曲？”當眾露出自己的**還毫無羞慚，其放任無忌已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晉書·王忱傳》載，王忱嶽父的親人死了，王忱乘著酒興去吊喪。嶽父正在傷心痛哭，王忱和十幾個朋友卻手牽著手，散發**而入，圍著哭泣的親友繞了三圈，揚長而去。
他們的任達不僅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對於政治生活也到了無家無國的麻木程度。在天下分崩、朝野危懼的時日，山簡卻優遊卒歲，常常醉臥池上。（《晉書·山簡傳》）王衍累居顯職，但遇事推脫責任，以“不予世事”自釋。（《晉書·王衍傳》）周嗜酒成性，雖職任仆射，卻“隻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大損資望”，於是時人送給他一個“三日仆射”的雅號。（《晉書·周傳》）王澄為荊州刺史，“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晉書·王戎傳附王澄傳》）王恭不打自招地說：“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對於他們來說，清談隻是語言遊戲，飲酒隻是高尚點綴。無怪乎戴安道分析說：“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晉書·戴逵傳》）這裏引用了兩個典故，一方麵是說，竹林名士的放達，乃椎心泣血的心結所致，就像美女西施因心痛經常在人麵前捂捫著心口，皺著眉頭，自有風情，惹人憐惜。另一方麵是說，中朝名士的放達，徒慕其形式，是為了趕時髦，就好像人們模仿郭泰遇雨折頭巾那樣可笑。無疑，戴逵所言，是極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