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草創，情況頗為可憐，史稱府庫所藏布帛，不過四千匹。石勒是消滅西晉王朝的元凶，當年宗室四十八王逃出洛陽，全部被石勒追上殺死，而東晉朝廷懸賞“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賞賜之吝，亦可折射當時財用何其困乏乃爾。《晉書·謝安傳》說：“司馬睿渡江之初，公私窘罄，每得一豕，以為珍膳。”換句話說，過慣錦衣玉食生活的晉朝皇室連吃頓豬肉都困難，其狼狽處境可以想見。就在這時，出現了“禁臠”一詞。宋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卷一說：“帝性簡儉……初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采。”皇帝沒有錢，妃嬪們也隻能黯然失色了。《六朝事跡編類》卷五還說，有段時期元帝喜歡飲酒，王導因而奏諫，於是元帝覆杯於池中以為誡。宋詩人楊修之詩雲“金杯覆處舊池枯，此後還曾一醉無。東晉中興股肱力，元皇亦學管夷吾。”就是歌詠此事。《建康實錄》卷七說，元帝登基後，想在建康營造宮室。為圖節儉，王導指著正對建康城南門的牛首山雙峰，對皇帝說：“姑且借用為現成的雙闕吧。”元帝竟也同意了，大有當年曹孟德“望梅止渴”的意味。北宋詩人楊修之有詩雲：“牛頭天際碧凝嵐，王導無稽起妄談。”根本沒有領會到王導的良苦用心。對比後來謝安掇唆孝武帝修造華麗宮室，王、謝優劣立判，當然這是後話了。可幸的是三吳（會稽、吳郡、吳興）物產豐富，未受戰亂破壞，經濟文化發達。更兼江南“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世說新語·文學》），佳山麗水以其特有的高妙內蘊撫慰著北來的驚弓之鳥，秦淮煙月風情萬種的媚笑化解了中原士族們在政治暴烈下變得僵硬的臉。終於，在王、謝、庾、桓四大士族勢力平衡下，東晉王朝在美麗富饒的江南延續著偏安的局麵。不斷有不願意屈服在非漢族統治之下的士族和民眾從北方逃來，他們或隻身渡江，或兄弟並肩，或父子相伴，或舉族而遷。於是，東晉王朝在北方移民比較集中的地方設立跟他們的北方家鄉同名的州、郡、縣，習慣上稱為“築巢引鳳”，設立了僑州、僑郡、僑縣，安置北方流民。比如豫州、徐州、兗州就是這種情況，這些州的轄區與西晉完全是兩碼事。無疑，這是一個聰明之舉。王導還建議司馬睿“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司馬睿從議，以渤海刁協、潁川庾亮等百餘人為掾屬，稱為“百六掾”，這批北來士族成為東晉政權依靠的主要力量。據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中原士族隨晉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東有《百家譜》。這些過江士族稱為僑姓，其中王、謝、袁、蕭是望族；而東南原有士族稱為吳姓，其中朱、張、顧、陸是望族。
一般認為，東晉政治是西晉政治的延續，劫後餘生的東晉政權繼承了西晉所有的腐朽。首先是用人，“舉賢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權貴”，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橫行不法。這當然是不爭的曆史事實。然而，人們往往忽視了士族本身的變化，忽視了江南文化士族的出現。當時的江南文化士族，鬱鬱乎文，真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是魏晉以來的士族傳統的變遷，又對以後江南地區的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中國曆史上一道奇特的風景線。
人所共知，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曆史上一個大動**、大分裂的時期，同時也是民間交流與融合最為頻繁的時期。我以為，也是南北士族交流、融合的時期。江南文化士族正是在南北士族交流、融合的基礎上產生的。西晉滅吳以後，“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江南的豪族士大夫被西晉統治者看作是“亡國之餘”，朝中無人，失去了過去擁有的政治特權。陸機薦賀循表裏說，揚州士人現在還沒有人做到郎官，荊州和江南士人做京官的一個也沒有。於是，他們曾屢次起兵反晉。當時江南流行的“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複”的童謠（見《晉書·五行誌》），正是江南豪族政治要求的反映。西晉末年北方大亂，江南豪族徘徊觀望，企圖待機而動。所以司馬睿進駐江南月餘，當地士人竟沒有一個去見這位新來的統治者。三十七年前吳亡的慘痛，孫皓出降的羞辱，使他們對“落難司馬”抱著不合作的態度。他們稱北人為“傖父”，就連北方人說話，他們也認為“語音亦楚”，是“傖楚”之音。如《世說新語·豪爽》雲：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
王敦為北人，“田舍”即今所說“鄉巴佬”，語意當然充滿鄙夷。當時，中原冠帶擅長用抑揚頓挫的純正北方話朗讀詩文，稱為“洛下書生詠”，風靡一時，甚至謝安因患鼻疾而略嫌沉悶的腔調也變得魅力十足，有人“掩鼻以學之”。後世遂有“此時高味共誰論，擁鼻吟詩空佇立”（韓偓《雨》）之類的詠歎。有些三吳子弟慕其風流，也競相模仿，北語於是成為官場和上層社會交際的通行語言。然而江南士族卻不買賬。顧愷之是無錫人，有人問他為何不作洛生詠，他卻說：“何至作老婢聲！”對北人的抵觸情緒溢於言表。
南人鄙視北人，北人對南人亦頗輕視。須知所謂東晉，是後人為了方便區分在洛陽的那個晉朝而稱，實則當年司馬氏政權從北到南都隻叫“晉”。這表示建康司馬始終認為自己是正統的北方政權，朝廷上下始終認為“籍貫”在北方，身份始終比南方蠻子高一等。《世說新語·簡傲》載陸機兄弟去謁見劉道真，劉道真“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劉道真見了陸機兄弟半天不理，後來實在不說不行，就問了句：東吳有長柄壺盧，你們哥倆會種嗎？這是諷刺人家隻配幹粗活。《三國誌·關羽傳》載北人關羽稱吳人為“貉子”，對吳語頗為厭惡。《世說新語·輕詆》雲：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頸鳥，但聞喚啞啞聲。”
王氏子弟多服烏衣白領，所謂“烏衣子弟”，因此被支道林比作“白頸鳥”。王子猷兄弟是在吳地生長的北方人，想必日常多操吳語，竟受到刻薄的嘲笑，則在北人眼中，地道的江南人地位更為低下了。正是外來統治者與當地士民的離心，成了南渡的司馬氏政權安身立足的最大危險。
這時，延續晉王朝“國祚”的使命曆史性地落在了王導的肩上。王導屬於中國曆史上那種心係家國、戮力勤王、意圖恢複、奮不顧身的人物。《晉書》記載，建業（即建鄴，因避司馬鄴諱，東晉改稱建業，亦稱建康）城南勞勞山上有臨滄觀，有亭七間，名曰新亭。麵臨長江，風景絕佳。王導每與群僚往遊，設宴共飲。有一次，周飲了數杯，不由得悲從中來，淒然歎息：“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意思是說現在雖然風景也很好，但以前麵對黃河，現在卻麵對長江了，景色相似，家園不同。眾人聽了，都相顧流淚。正所謂“滿目江山異洛陽，北人懷土淚千行”。唯獨王導慷慨激昂，舉杯說道：“我輩聚首一方，應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奈何頹然不振，徒作楚囚對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時被俘到晉國的楚人鍾儀，後來用以指處境窘迫的人。王導用自己堅定的態度，激勵大家，穩定江東人心，也表現出自己卓絕的領袖氣質。
王導清楚地意識到東晉政權麵臨局麵的嚴重性。他知道，南方強宗大族如吳郡顧氏、陸氏，義興周氏等，都是擁有部曲、極具實力的大地主，要使南遷的政權在江南生存下去，除非得到江南士族的支持。於是策劃，借秋季修禊之會，與部下皆跨駿馬，擁從司馬睿坐著人抬的“肩輿”招搖過市，浩浩****，整齊嚴肅，驚動江南的豪門大族。修禊是古代迷信習俗，即於陰曆三月上旬的巳日，或在秋季，至水邊嬉遊，以消除不祥。查《通鑒》所記“禊祭”正在本年秋，其時司馬睿剛剛過江。王導實際上是要向吳人展現那種龍旗儀仗雍容大氣的帝王風範。果然，吳人見了，相率稱讚。可巧江南名士顧榮、紀瞻等亦在江乘（縣城，在句容縣北六十裏）修禊，見到此等氣派，也覺傾心，不由得望塵下拜。司馬睿下車答禮，毫無驕容，益令顧榮、紀瞻等心悅誠服。回到府第，王導勸司馬睿說：“吳中物望，莫如顧榮、賀循，宜首先引用，維係人心。二人肯來，其他則無慮不至了。”司馬睿采納了王導的建議，就派遣王導前往禮聘賀循、顧榮，二人非常高興地應命，隨王導進見司馬睿。司馬睿起座相迎，殷勤款待，立即授予二人官職，所有軍府之事，無不與謀。顧榮與賀循轉相引薦，紀瞻、周圯、卞壺、張闓等江南名流接踵而至，英才濟濟，會聚一堂，吳中幕僚，從此強盛。
為聯絡南方士族，王導自己常常說吳語。前引《世說新語·輕詆》載支道林聽王子猷兄弟說吳語，譏為啞啞鳥喚，已可見王氏家族日常語言之變。《世說新語·排調》就記載：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劉注雲：“吳人以冷為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雲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渹，讀若轟，吳地方言。“何乃渹”就是“好涼喲”。劉尹是北人，聽到同樣是北人的丞相說吳語，大不以為然。《語林》說：“真長雲：‘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其實，王導不僅能作吳語，還學說蠻語。《世說新語·政事》說，建興三年，王導拜為揚州刺史，至任所，賓客數百人前來祝賀，熱鬧非常。這時，王導看見角落處站著幾個胡僧，跟別人都說不上話，就過去彈著響指招呼說：“蘭闍，蘭闍！”眾胡僧都高興地笑了。根據《世說新語箋疏》的解釋，“蘭闍”是胡語中的褒詞，即能於喧鬧中保持清靜之意。王導的言外之意是，諸位高僧正在這裏禪定修省，我怎敢貿然打擾呀！因此胡僧皆大歡喜。可見，王導學說各種語言，是為了更好地接近當地各階層士紳，做好團結工作。
王導還曾向南方士族陸玩請婚。陸玩辭謝說，小山上長不了大樹，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南方士族拒絕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麵上是謙遜，實際也是輕視北方士族。陸玩曾在王導家吃了北方食品酪而得病，寫信給王導說：“我雖然是吳人，卻差一點做了傖鬼！”這都說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進駐江南後，南方士族並不心服。王導決心打破南北士族的界限，他向晉元帝分析形勢，堅決主張擢用江南士族中的優秀人物，使之成為東晉政權的一個構成部分。在他的建議下，晉元帝任用了顧榮、賀循、紀瞻、周圯等人做官。對於那些原本對司馬氏政權充滿疑忌的江東人傑，王導以誠相待，或登門造訪，或邀來私邸談心，向他們剖析時局，解釋新政權欲與江南士人共處的願望。《世說新語·雅量》說，許璪、顧和在王丞相府中做從事的時候，與王導關係很融洽。一次談謔到深夜，王導邀二人在相府同眠。許璪上床後便鼾聲大作，而顧和輾轉不能入睡，直到天亮。第二天，有客人來訪，王導指著床帳對客人說：“此中亦難得眠處。”既調侃了顧和的拘謹，也說明了自己作為丞相欲以天下為己任的艱難，亦莊亦諧，體現了與南方士人的融洽。他還非常器重尚書左仆射、江東名士周。有一次，他躺在床榻上，頭枕著周的膝蓋，用手指著周的肚子問：“這裏麵有什麽東西呢？”
周回答說：“這裏麵空洞無物，不過，足以容納王卿這樣的人幾百個。”
王導聽了並不惱，反而快活地笑了。周又在王導的座位上高聲吟唱。王導問：“周卿要學嵇康、阮籍嗎？”
周笑著說：“顗怎敢近舍明公，遠學嵇、阮呢？”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王導的坦**、熱忱和耐心終於消釋了江南士人心中的芥蒂和鬱積已久的怨氣，使這些胸懷大誌腹有良謀的江南才俊盡釋前嫌，樂意與司馬氏政權合作。如羯人石勒兵臨淮潁，準備南犯時，江南士人紀瞻感於晉室的知遇之恩，挺身而出，率部拚死擊退了石勒，使東晉政權度過了南渡後的第一次劫難。學術界認為，江南士人歸心之日也正是晉室由危轉安之時，南渡士人與江南士族立即開始聯手對付江淮烽火。這無疑是不易之論。然而，我更認為，南人與北人關係的融合和和諧是產生江南文化士族的前提和基礎，而王導是促進這種融合和和諧的首功之臣。
要做南北名士的融合工作，自己本身必須是士族，是名士。西晉末年廬江陳敏曾乘中原之亂，據有江東，但基業未定，便告敗亡。原因正在於他是“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見《晉書·華譚傳》），不是士族。對於江東士族來說，他們寧可擁護與自己階級出身相同的司馬氏立國於孫吳舊境，而不願看到陳敏這種下吏在孫吳舊境稱王。琅琊王氏恰恰是中原的高等士族。王導具有一種嚴謹而瀟灑的政治家風度，他幽默隨和，善於待人接物，往往一個手勢，一句俏皮話，就能使整個氣氛活躍起來。即使一向關係疏淡的人，隻要與他一接觸，馬上就會被他的語言、風度所吸引，從而迅速拉攏距離。謝安小時候曾見過他，終生都留下了美好的回憶。王導既是日理萬機的政治家，又是衣冠磊落、風度翩翩的名士，他還是數一數二的清談名勝（作者按：“名勝”是當時對清談名人的尊稱）。《藝文類聚》卷六十九收有王導撰《麈尾銘》雲：“道無常貴，所適惟理。勿謂質，禦於君子。拂穢清暑，虛心以俟。”對於麈尾這一清談家的風流雅器大加禮讚。永嘉之亂後，京洛玄學、士族精英人物悉數南移，清談之風也隨之南渡江左。當時無論南遷的士族名士抑或吳地豪族，都崇尚談玄。王導作為僑人之精神領袖，常通過清談來增強南北士族的融合。《世說新語·文學》載：
王丞相過江來，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婉轉關生，無所不入。
又載：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返，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
這是兩條王導在江東提倡清談的材料，後一條尤其重要。“王丞相為之集”，說明王導是這次盛會的發起者和組織者。“自起解帳帶麈尾”等，說明作為主人，王導相當重視其事。殷浩是王導選定的清談對手，桓溫、王濛、王述、謝尚則是陪客，旁聽者當然還有南北名士。至於這次清談盛會的效果，王導用了“正始之音”來讚美，“正始之音”令人想到強盛的統一的中國的盛況，這當然是南北名士都熱切向往的。
南北士族的融合，特別是各自所擁有的文化的融合，曆史性地在江南土地上鑄成了一次文化能量集中釋放的機會！
魏晉六朝江南文化士族的出現，帶來了千年江南文人文化的繁富！
唐人劉禹錫詩雲：“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江南文化士族無疑是以王、謝家族為代表，而琅琊王氏是兩晉南朝時期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王氏自漢代登上曆史舞台，家族勢力日漸強大，特別是自西晉開始興盛，曆東晉南朝，經十數代人，三百餘年冠冕未絕，其流風餘韻還延續到隋唐之世，真不愧為中古第一豪門。其特點犖犖大者有三：其一，他們整個家族擁有較高的文化教養，政治家、詩人、書法家、學問家、藝術家代不乏人，即使政治軍事家，也是學者型的。王筠在《與諸兒書》中，不無自豪地說：“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侍中王僧虔曾自詡：“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者虎豹。”（《南史·王僧虔傳》）中原戰亂，迫使大批士人舉族遷居江南避難，於顛沛流離之中，他們卻把東漢魏晉養成的老莊玄風，悉數從北方移入江南。這就是文化思想史上所豔稱的“玄風南渡”。而江南有的是瀲灩清流空蒙山色，有的是淵博學者錦繡才子，南渡的玄風立即和佛學融合在一起，在“毫際起風流”的揮麈大戰中，文化能量集中釋放，變成了江南士林的新的“清談”主題和精神生活基礎。它在作為士階級文人的主導思想文化南移“重建”的同時，“催生”了江南文化士族。換言之，南渡以後，王氏家族吸取了江南士族的陰柔秀美文采風流，與自己原有的凜冽風骨英雄情懷結合，成了新興的文化士族。不是麽？大家都知道，擁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聖”，王家的書法在中國文化史上堪稱輝煌，但如果沒有永嘉恓恓惶惶的南渡，如果王氏仍然住在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那麽也就沒有以後的華麗家族、文采風流，沒有以鵝換書的佳話，沒有飄如遊龍、矯若驚鴻的遊絲草書，沒有後世詞人低吟淺唱的“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了。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五課指出：“江東以來，其文學之士，大抵出於士族。”陳寅恪《隋唐製度淵源論稿》也說過：“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教、地域兩點不可分離。”無論文化修養還是社會地位，都保證了江南文化士族子弟必定以“文化貴族”的形象出現。按之史實，劉說是不謬的。據台灣學者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的統計，自東晉肇始至陳亡期間一至五品官員數量，王氏共一百七十一人，謝氏共七十人。即以劉說“文學之士”來考察，琅琊王氏可稱為一個文學士族。王氏人物多擅文事，如王導孫王珣以“才學文章”為晉孝武帝所賞識，《晉書·王導傳》說：“（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雲：‘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諡議，皆珣所草。”王羲之也有文學才能，他在會稽與孫綽、李充、許珣等人交遊，“皆以文義冠世”，曾宴集蘭亭賦詩，他自己則揮筆寫下了一篇精妙絕倫的《蘭亭集序》。進入南朝，王氏尚文之風更盛，特別是齊代的王融，永明九年參與齊武帝芳林園遊宴，作《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並很快傳到北魏。後齊竟陵王蕭子良召融入幕，“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晉書·王弘傳》）。王籍，“為詩慕謝靈運，……時人鹹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晉書·王弘傳》）。王規，有文才，梁武帝命群臣賦詩，“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晉書·王曇首傳》）。王筠，七歲能作文，“年十六，為《芍藥賦》，其辭甚美”。當時的文壇領袖沈約“每見筠文谘嗟，嚐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仆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複逢於君。’”沈約又對梁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稱其“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則王氏家族文采風流，稱得上家風鼎盛、世代相傳。
其二，王導首創的江南文化士族，必然有一種文化精神感召後世，必然用“雅道相傳”的名士家風維係家族，與政治分庭抗禮。琅琊王氏興自漢代，具有深厚的儒學文化背景，是禮法世家。其代表人物大多既懷抱入世之心，積極進取，又能夠隨時順命，善於隨機應變，趨利避害，與時推移。如西晉時期王氏的主要代表人物王衍終日清談，博取大名。其女為湣懷太子妃，賈後廢太子，他立刻請求離婚。八王亂起，衍雖“居宰輔之重，而日思自全之計”。他看到異族內進，中原難保，於是以弟王澄為荊州刺史，族弟王敦為青州刺史，並說：“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他為家族計，確可謂不遺餘力。東晉前期，琅琊王氏宗族勢力達於極盛，王導、王敦輔助司馬睿團結南北士族，共建江東政權，從而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麵。在民族危亡的時代背景下，王導的殫精竭慮，承續華夏傳統文化，可稱為民族之大英雄。不過，就其與司馬氏皇權利害關係而言，在東晉政局基本穩定後，王氏代表人物仍然以家族利益為本位，並很快與晉朝發生衝突。當司馬睿有意地任用劉隗、刁協，以圖限製王導時，執掌軍政大權的王敦便先後兩次起兵，以“清君側”為名，一度還攻克建康，毋庸諱言，其目的在於代晉自立。在這一事變中，王導的態度雖較隱晦，還每天率子侄到殿前待罪，但其內心是偏袒王敦的。後來，盡管王敦兵敗被誅，但由於王導居中協調，王氏家族的勢頭雖被抑製，但根基未受到根本破壞，其地位也得以維持。以王氏為榜樣，江南文化士族子弟都極為珍視、竭力護持家族的勢力，將其視為高貴血統的象征和標記。他們認為，自己的名士家風、文采風流是世世代代形成的，而不是哪一個皇帝加封的。因此，對於兩晉南朝頻繁的改朝換代和帝王陵替，他們以老莊的超然心態漠然處之，認為不過是“將一家物與一家”，無動於衷。他們關心的是家族的延續，而不是朝廷的興衰。所以，後世有些人曾戲言，在江南文化士族子弟中，要找到三五個忠臣不易，要找到三五打孝子不難！國難當頭，需要披掛上馬到江淮鏖兵時，王謝的子孫不是考慮到國家的需要，而是想到家族的榮譽。如果仗打贏了，他們固然為家族增添了光彩；如果仗打輸了，江山易色，烏衣子弟一樣地可以吟風弄月，嘯傲東山，自然會有新主來致禮誠邀，文采風流一樣可以演繹下去。
其三，王導首創的江南文化士族一般強調文化傳家，重視子弟的文化教育，重文輕武。這一點與以前中原士族注重做官和土著的江南士族注重積財迥然不同。《南齊書·王僧虔傳》說王僧虔寫誡子書，比較係統地說明讀書的作用和王氏的治學傳統。他說，有的人貴為三公，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相反，布衣寒素之人，卿相倒很尊敬他。有的父子貴賤懸殊，兄弟名聲大相徑庭。何以會有貴而無聞，貧而名顯呢？何以父子兄弟地位迥異呢？原因就在於讀不讀書。《南史·王筠傳》說王筠要求弟子“仰觀堂構，思各努力”，認為有文化，代代有文章傳世，才是王氏的家風。江南文化士族大都重視家學教育，家族的學術傳授也很普遍。如王融的母親是臨川太守謝惠宣的女兒，性敦敏，從小教王融書學；何承天的母親是徐廣的姐姐，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顧越“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另外，從一些流傳的家誡、家訓類的文章，也可看到江南文化士族的特點，如徐勉的《誡子書》、王筠的《與諸兒書》、蕭綱的《誡當陽公大心書》、顏延之的《庭誥》、顏之推的《顏氏家訓》等，這些文章從不同的方麵對子女進行正麵的教育，被後人視為家教的規範，在人才的成長、培養中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導首創的江南文化士族，應該是曆史學、社會學、譜學和人類學十分重視的對象，可惜一直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從中國曆史看，可以相當肯定地說，還沒有哪一個時期像魏晉六朝那樣出現過文化士族；從中國現在任何一個區域看，可以相當肯定地說，還沒有哪一個區域能夠像江南那樣曾經生活過如此集中、悠久、龐大的文化士族群。永嘉年間中原大亂，江南呈偏安之勢，有了那麽一大批北來的士族，再加上江南原有的士族，那就蔚為大觀了。最著名的有王、謝、顧、陸、沈、張、袁、徐、何、江、庾等十幾個姓氏，他們子弟中思想學術、文化藝術人才薈萃，名家輩出，構成了魏晉六朝江南天宇上燦爛的星空。江南曆代人文之盛，是與這些強大的文化士族的存在分不開的。誠如杜佑在敘述江南地域文化時所說：“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通典》卷一百八十二）一千多年過去了，我們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文化士族的精神基因在發揮作用，江南文化士族也永遠是江南文人的光榮的夢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