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最具魅力的性格就是清貧而有傲骨。
唐代的韓愈寫過《送窮文》，沒有幾年，貧窮果然離他而去，換來官運亨通。但陶淵明的窮困是著名的，與生俱來，身死而去，陪伴一生。據他在《五柳先生傳》中自述，他平時身上穿的是破舊的短衣，還打著補丁。他喜歡喝酒，但常常買不起。因為他為人直爽樸實，朋友很多，親朋好友知道他喜歡喝酒，又愛慕他的才學，就常買酒請他喝。陶淵明為人很實在，別人請他喝酒，從不客氣，有請必到，到了就喝，喝醉了告辭回家。
關於生活的貧困，陶淵明是不諱言的。他在著名的《歸去來兮辭》的序中一開頭，就坦誠地說：“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這是他對於自己從宦動機的解釋，沒有“修齊治平”的說教，沒有慷慨激昂的壯懷，隻是老老實實地承認“家貧”。許多古代作家常常為“士不遇”而嗟歎，他卻從來沒有這種表示。這就是陶淵明。
這種清貧的生活，他覺得很愜意，因為遠離了齷齪的官場，靠近了淳樸的鄉親，更因為有時間閱讀自己愛好的書籍。他在《讀山海經》第一首中說：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複何如？
細玩“吾亦愛吾廬”“時還讀我書”“摘我園中蔬”諸句，作者的自豪感明顯可感。此詩通過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直率自然地抒寫了自己的情懷，同時也描繪了那種耕讀自樂的生活，其中兀然自樹的就是知識分子的傲骨。
貧困而不乞食討恩，固已難得，不怨天尤人更難得，保持傲骨則尤為難得。高傲於達官是官氣，於富人是財氣，而於無官無勢且清貧之人則是骨氣。人不可有傲氣，但一定要有傲骨。
陶淵明妙就妙在處貧困而有傲骨。
義熙元年（405）冬天，當時陶淵明任彭澤縣（今江西湖口縣）縣令，這時郡守派督郵到彭澤縣來視察。督郵雖然職位低，卻很有權勢，是上司的爪牙，在太守麵前說好說歹全憑他的那張嘴了。《三國演義》寫劉備擔任安喜縣尉時，適逢督郵來視察，劉備在道旁鞠躬行禮，督郵隻在馬上用鞭梢點答。到縣衙後，又向劉備逼索賄賂。於是惹惱了張飛，燕人圓睜雙眼，怒喝一聲：“害民賊，認得我麽？”將督郵綁在馬椿上，用柳條鞭打。可見漢末以來，督郵仗勢欺人者當不在少數。而義熙元年派到彭澤的督郵正是那種粗俗傲慢而又無知的人，他剛到彭澤，就命人叫縣令來見。
陶淵明在此以前曾做過幾任參軍之類的小官，都因不肯趨炎附勢而告退回鄉，上任彭澤縣令才八十餘天。以淵明的高才潔行，對這個無德無才仗勢欺人的督郵當然是不齒的。但是，因上下級關係，他又不得不去見官。在他動身要走時，縣吏拉住他說：“大人，且慢。按常禮，參見督郵要穿戴整齊，著官服，束大帶，恭恭敬敬地去參見。不然，對您會不利啊！”陶淵明聽了，長長歎了口氣道：“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
說完，他索性回衙取出官印，並且寫了辭職信，隨即棄官回家。
“五鬥米”，代表縣令微薄的俸祿。“折腰”，即鞠躬下拜。陶淵明雖窮，但不慕榮華；雖職位低，但不巴結上司。“不為‘五鬥米’折腰”也為後世垂示了一種高潔的不屈服於權勢的維護自我尊嚴的品格。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辭官彭澤以後，陶淵明從此結束了仕隱不定的生活，堅決走上了歸田的道路。此時是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冬。
自行解印去官，這在當時應該還是有些“轟動效應”的。江州刺史王弘慕名往見，淵明卻托病不見。後來，王弘打聽到陶淵明要上廬山，就請他的老朋友龐通之等備了酒菜，在半路迎候。淵明見了酒，便在野亭上開懷暢飲。在他興致正高的時候，王弘出來相見，就一同盤桓了一整天。王弘邀他同回州衙，他也不推辭。王弘便叫一個門生和自己的兩個兒子（不是用差役）抬起他乘坐的籃輿便走。這種自自然然的處世態度，這種真淳的氣質，又豈是一般文士所能企及的呢？
這以後的二十多年，陶淵明寧可老死戶牖，也不願出山為官。我以為，這是大可探究的。因為在這一段時期內，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鎮壓孫恩起義和桓玄叛亂而起家的劉裕獨攬了東晉的軍政大權，又在北伐南燕、後秦中壯大了聲勢，終於在420年代晉稱帝，國號為宋。偏安江南一個多世紀的東晉王朝終於滅亡了，東晉105年“君弱臣強”的局麵終於結束了，出身低等士族的劉裕橫空出世，“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劉裕是當時人人景仰的大英雄。
劉裕不僅有武功，而且文治亦頗傑出。雖然這位南朝第一帝隻當了兩年皇帝，就得重病駕崩了，但是，在這兩年中，他下令減免賦稅，裁減各地冗餘的地方官員，改革苛刻的刑法，恢複學校與考試製度，采取了一係列對於整個社會的安定起到積極作用的措施。這以後到文帝，形成了人所稱道的“元嘉之治”。
而陶淵明卻不為劉裕所動。劉宋建立後，二十多年來，他一直息影家園。後來在元嘉時，他“偃臥瘠餒有日”，江州刺史檀道濟勸他出仕，他也拒絕了。檀道濟贈給他粱肉，他“麾而去之”。
檀道濟何許人也？劉裕是大英雄，而檀道濟則是劉裕手下的一員猛將，文帝的托孤大臣。宋文帝即位以後，戰事較多。檀道濟統帥兵馬，經常跟北魏作戰。此人善於以寡敵眾，連戰連勝，有“萬裏長城”之美譽。然而，無論是劉裕，還是檀道濟，五柳先生都心如古井，根本不理睬。因為陶淵明認識到門閥士族的勢力依然存在，黑暗腐敗的社會並未改變，戰亂、篡奪、陰謀、危機，仍在一幕接一幕地上演。在他眼裏，劉裕與檀道濟都不過是唯利是圖的小人，不可能實現自己“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他寧可襤褸，寧可凍餓，寧可乞食，寧可在敗廬破屋中編織那美麗的桃花源之夢。
這是一種垂示萬代的品德！這是可令李白、杜甫汗顏的真正傲骨！“李杜詩篇萬古傳”，然而其中又有多少幹謁詩、“奉陪”詩、逢迎詩呢？李白以高傲稱世，但就《古文觀止》中所選的《上韓荊州書》慷慨激昂地說什麽“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還不是瞄上了“識荊”背後的“萬戶侯”。杜甫在《奉贈韋左丞文二十二韻》中說：“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當是他旅居京華生活的真實敘述。諸如這樣內容的詩，陶淵明一首也沒有作過！南宋詩人陸遊對陶淵明非常讚賞和佩服，曾題詩曰：
寄奴談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晉鼎遷。
獨為桃源人作傳，固應不仕義熙年。
末兩句是說，陶淵明隻對桃花源山民向往、讚歎，由此可知他不會理睬劉宋王朝了。“梅花難寫是精神”，陸遊就寫出了陶淵明的錚錚傲骨。
陶淵明另一垂示萬代的品德是做一個勞力者。
按東晉政府的規定，每個地方官都可以領得一定的公田，以補充俸祿的不足。陶淵明擔任彭澤令時，也分得一點公田。他說：“我能有酒喝便滿足了！”要將分得的公田全部種上稻米，收獲後便用來釀酒。他的夫人由於考慮到生活，主張分出一部分田來種高粱。這樣，陶淵明才決定將公田分種高粱和粳稻。
陶淵明與手下人一起下田幹活，辛勤耕耘，然而，種下隻有八十多天，還沒有等到莊稼收獲，陶淵明就辭職了。這樣，他花了很大的氣力種植的糧食連一粒也沒有嚐到，就連田地帶莊稼被官府收回。
歸田初期，陶淵明家中生活還較富裕，他的心情也是輕快的，他寫作了《歸園田居》之一以抒其快：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
有八九間草屋和十餘畝田地，又種植了桃李果蔬，喂養了雞狗家禽，展望未來，應可得溫飽。他寫了大量的田園詩，著重地細致地描寫了淳樸、幽美的田園風光，字裏行間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愛。在這裏，淳樸、寧靜的田園生活與虛偽、欺詐、互相傾軋的上層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
但是好景不長，幾年後，陶淵明家遭遇火災，貧困的日子降臨了。這就迫使陶淵明從此切實地整日參加勞動，以維持其生活。也就從這時，他更貼近了勞動人民，提高了他對勞動人民的理解和認識。於是，有關農事生活的敘寫，就自然地成了他的抒情詩的重要內容了。如《歸園田居五首》之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首詩寫的是詩人親身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實際情況，表現了一個披著月色、從草木叢生的小徑上荷鋤歸來的勞動者的形象。他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中說：“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他對農務這樣喜歡，自己拿著工具出發時，還要鼓勵農民努力生產，尤其當在廣闊田野看到農作物欣欣向榮時，他內心的喜悅和農作物充沛的生機融成了一片。又如《歸園田居》之二雲：“桑麻日已長，我土日以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表現了他對農作物收成的密切關懷。《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詩雲：“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不僅體現了鮮明的依靠勞動生活的思想，還有不辭辛苦、堅持躬耕的態度。在這些詩中，仿佛農業生產支配了他的整個精神世界，而農村生活中那種淳樸氣氛也反映得非常真切。
此外，在陶淵明看來，從事農業勞動還有著特殊的意義，那就是可以避開人世禍患。他在《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詩中描述了田家耕作之苦後說：“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這裏所謂的“異患”，即是不測的殺身之禍。魏晉六朝是典型的亂世，在陶淵明以前許多著名的文人如嵇康、陸機、潘嶽、郭璞等都慘遭屠殺，即是慘痛的教訓。所以在陶淵明看來，從事農業勞動確是辛苦，卻是最安全的道路。
總之，作為一個農業勞動的親身參與者，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把農村生活包括自己的耕作計劃如實大量地寫入詩中，這是陶淵明在我國詩歌史上的創舉。
從另一方麵來說，能寫出這樣的農事詩，是因為陶淵明親身參加了農業勞動。這對於士大夫文人來說，真是一件石破天驚的了不起的大事。封建社會和儒家思想多是鄙視農業勞動的，兩晉南北朝士族尤其如此。顏之推《顏氏家訓》就說：“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務。”《南史·到溉傳》載，到溉先祖曾經擔糞灌園，一直到到溉時，別人還罵他“尚有餘臭”。
之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也有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寫過一些描寫農業勞動、同情農民疾苦的詩篇，也就是所謂“憫農”詩。這類詩杜甫、李白、陸遊、蘇軾都寫過，李紳、聶夷中還以此名家，其實他們本身都是封建官僚文人，並不曾親自擔糞扶犁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寫作了《觀刈麥》《村居苦寒》《杜陵叟》等人們耳熟能詳的詩篇，將諸多農民問題敘述得非常到位。然而，寫作這些悲天憫人的詩歌的白居易先是當杭州刺史，後又當蘇州刺史，錦衣玉食肥馬輕裘固不消說，“偉大詩人”的一大嗜好是縱情酒色，他蓄妓與嗜酒無厭，直到暮年。白居易家裏蓄的妓不少，最出名的美女有小蠻和樊素，所謂“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他還有首詩，叫作《小庭亦有月》，雲：
小庭亦有月，小院亦有花。可憐好風景，不解嫌貧家。菱角報笙簧，穀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左顧短紅袖，右命小青娥……
自注曰：“菱、穀、紅、紫，皆小臧獲名。”臧獲，即家姬。詩中的菱角、穀兒、紅綃、紫綃等女子都是他的侍妾，可見其生活之奢侈。我總覺得，處於軟玉溫香的懷抱中的白居易寫憫農詩，多少有點滑稽。
在饑寒中奮鬥，自胼胝以生存的唯有陶淵明。因為他走的是躬耕自給的道路，這樣他的思想就起了一係列的變化。他減弱了剝削階級鄙視勞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勞動的價值；也在與農民共同勞動、平等交往的生活中，對農民產生了親切的感情，培植了平等的思想。他本來認為勞動可以自養，所謂“力耕不吾欺”，但是，自己辛勞終歲，生活卻和一般農民一樣，不斷地走著下坡路，經常受到饑寒的威脅，有時甚至不得不乞食以延續生命，這也促使他不能不從別的方麵去尋求貧困的原因，不能不沉潛到思想的更深處。於是，在饑寒中也就產生了桃花般絢爛的夢幻。
最後，耕讀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也是陶淵明垂示萬代的優秀品德。
耕讀，又叫耕學，即一邊耕作一邊讀書。耕讀這種生活方式應該是由來已久的了。大約古人多是聚族而居，家族因繁衍越來越大，家族傳代本身是一種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而一切有曆史跨度的文化事業（首先是讀書）最適合家族傳代，因此隻有讓子孫讀書，知恥明禮，才能使龐大的家族人群產生奇妙的凝聚。於是，不少古人選擇了耕讀這種生活方式。《後漢書·袁閎傳》就記載“閎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據說諸葛亮青年時在南陽隱居讀書，“躬耕壟畝”。一直到清末民初，還有一些鄉村大屋門聯標榜：“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耕田讀書。”誠如清季一位耕讀者詩雲：
卓午鋤茴壟，炎蒸汗不幹。
有時休樹下，猶自帶書看。
耕讀充滿了汗水和艱辛，又洋溢著芝蘭之室的香遠益清。
然而，在漫漫封建社會中，有些人的耕讀卻是另有目的的。唐代流傳的“終南捷徑”“此中自有佳處”當然暴露了某些耕讀者的市儈心機，就是高明如諸葛亮，在劉皇叔的“三顧之恩”下，也翩然出山，客觀上也就永遠背離了耕讀生涯。
隻有陶淵明，自己樹桑養蠶，種秫釀酒，而又研經讀史，且“讀書不求甚解”，就連讀書也沒有功利目的。他在去世前兩個月，寫了篇《自祭文》，這是他的絕筆。俗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文章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其中第二段說：
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餘得為人。自餘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穀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
這一段文章是說，茫茫宇宙，悠悠蒼天，萬物從這裏生長，我得以成為萬物之靈。自從我來到人世，正交上貧困的命運。食具飲具經常空空如洗，冬天還穿戴著麻布做成的衣巾。但是我仍然愉快地到山穀裏取水，背著柴火樂嗬嗬地邊唱邊行。在陰暗無光的陋室裏，度過了無數個夜晚和清晨。春去秋來，園林中有幹不完的事情。我一邊除草一邊培土，隻望菜蔬生長得更加繁盛。興致勃勃地飽覽群書，優雅和諧地彈奏古琴。冬天裏在陽光下取暖，夏日裏在山泉中濯洗身心。勤勞而不過度，心中閑適而安靜。樂於順從天意，聽其自然，就以這種達觀的方式度過一生。
文章真切地再現了陶淵明的純而又純的耕讀生活，令人肅然起敬。我以為，漫漫千年的封建社會中，陶淵明完全稱得上是耕讀第一人！
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以後，中國人就往往把“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作為衡量古往今來成功人士的標尺。然而，我總是不滿足在“立言”這把標尺下，將陶淵明和李白、杜甫、蘇軾們比較，甚至還和白居易比較。我要說的是，在文人的傲骨和文人親身參加農業勞動這兩方麵，陶淵明實在高出於李杜儕輩，實在屬於“立德”的範疇。他的傲骨、勞動及耕讀作為三大品德確實是前無古人、後乏來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