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蕭衍“雅好儒術”，利用儒家教義來鞏固他的統治，而他又迷信佛法，曾三次舍身於寺，“與眾為奴”，還規定佛教為“國教”。在這樣亦儒亦佛的世風熏染下，劉勰的出入寺廟就不足為奇了。
劉勰出家的定林寺在建康風景幽美的鍾山。定林寺分上、下兩刹，下定林始建於劉宋元嘉元年（442），齊時已毀。元嘉十六年（439），禪師竺法秀又在下定林寺的後麵，建了一座上定林寺。劉勰出家就在上定林寺。此處綠樹遮掩，鳥鳴聲聲，適宜修行，也適宜讀書。劉勰之後千年，住在鍾山半山園的王安石時常騎著毛驢，來此休息、讀書，曾作詩雲：
定林自有主，我為林下客。
客主各有心，還能共岑寂。
有幸的是，當年劉勰投靠定林寺僧佑時，此寺堪稱南朝之佛教中心，藏書宏富，而且不限佛典，藏有大量的經史子集書籍。僧佑俗姓俞，不僅是精通佛理的佛學大師，而且留意文史，其《弘明集》中就有許多文史論著。齊永明年間，僧佑奉命到江南宣講佛學，並修建廟宇，收藏佛經。劉勰依僧佑生活十多年，除學問精進外，應該還培養了向佛之心，而且將佛學邏輯引入了學術研究，並最終成為一個佛教徒。我的認識是基於以下四點：
其一，十幾年的寺院生活異常清苦，除解決溫飽外，支撐他的當有信仰追求。果然，幾十年後，僧佑死去，其晚期收藏的經卷很多，需要整理，而在當時對於這些佛經最熟悉的莫過於劉勰了。於是武帝命令劉勰又回到定林寺和慧震和尚一塊整理經卷。在整理佛經的過程中，劉勰信佛益篤，編輯完工之後，他便申請出家做和尚，並且先燒掉自己的鬢發，立誓非出家不可。經武帝準許，劉勰遂在定林寺脫去官服，換上僧袍，改名慧地，做了和尚。
其二，劉勰終生未婚娶。亞聖孟軻曾說過：“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雖反對“棄孝廢仁”，自己卻“不婚娶”，說明他很早就有出家念頭，而且這種念頭在從仕生涯中也沒有放棄。早年的未婚娶，可能是因為貧困，而從仕歲月的不婚娶，就應該涉及信仰了。
其三，劉勰精通佛理。在他成名以後，南京的很多寺院都請他做碑誌，有名的佛教大師死後，眾僧也請他撰寫碑文。可惜劉勰的文集已經散佚，現存的除《文心雕龍》一書外，隻剩下後期的兩篇文章：一篇是《滅惑論》，顯示他信奉佛教，還利用儒家學說來宣傳佛教教義；另一篇是《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
其四，《文心雕龍》一書體大慮精，取精用宏，與以前文論迥然不同的一個主要特征即是邏輯推理，這顯然是受了佛學特別是般若學的影響。支持我的觀點的材料是“上有所好”“引領有時尚”。按《六朝事跡編類》卷九載，梁武帝皇後郗氏亡故後，武帝常追憶她，以致晝夜鬱鬱。有一天夜晚，有一條大蟒盤踞於寢殿，武帝與之對語，知道是郗氏現身。郗氏說：“托醜形陳露於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也。”次日天明，梁武帝谘詢沙門，於是“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抒睿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采摭佛語，削去閑詞，為其懺禮。”不久，果然郗氏又現身美人，殷勤致謝。以上內容見於梁武帝的懺序，雖十卷懺文已佚，但可以想見其宏構中佛理之運用。劉勰與武帝同時，搦翰構思，當亦受其啟迪，當亦受般若學的影響。般若學是魏晉時期與禪學並行的佛學兩大流別之一。禪學偏重宗家修持，主要流行於南方，劉勰所師從的僧佑雖嚴持戒律，但畢竟鑽研學術，當屬於般若係統。這種學說以支讖、支謙最先介紹的《般若經》為根據。此經認為整個宇宙世界都是假名，無有實體，和當時盛行的玄學“貴無”有許多類似之處。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說：
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係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
劉勰認為“貴無”與“滯有”都具片麵性，其中“貴無”神乎其玄，其實就是般若學的絕境。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還采用了“圓照”“圓通”等佛典用語。雖然他將這些詞語都賦予了文學理論上的新義，但受到了佛家影響則是確然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