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幸〕〔旦上〕薄妝凝態。試暖弄寒天色，是誰向殘燈淡月，仔細端詳無奈。憑墜釵飛燕徘徊，恨重簾，礙約何時再。〔浣〕似中酒心情，羞花意緒，誰人會。懨懨睡起，兀自梅梢月在。
同書第五三出《節鎮宣恩》雲：
〔催拍〕〔生〕是當年天街上元。絳籠紗燈前一麵，兩下留連。兩下留連。幸好淡月梅花，拾取釵鈿。將去納采牽紅，成就良緣。〔合〕今日紫誥皇宣。夫和婦永團圓。
《寒柳詞》之“憶從前，一點東風，幾隔著重簾，眉兒愁苦。待約個梅魂，黃昏月淡，與伊深憐低語”與玉茗之曲，其詞語有關尤為明顯。“還記得，舊時飛絮”者，用劉夢得《楊柳枝詞九首》之九“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之意（見《全唐詩》第六函劉禹錫一二），暗指崇禎八年首夏之離去臥子，實為高安人、張孺人所遣出，故臥子和少遊《滿庭芳》詞亦雲“念飄零何處，煙水相聞”也。“尚有燕台佳句”之語，用《李義山詩集（下）·柳枝五首（並序）》及《燕台四首》之古典。又，陸遊《放翁詞·釵頭鳳》上半闋雲：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或謂《寒柳詞》當與務觀此詞有關。“宮牆柳”之“柳”，借指己身之姓，亦即“寒柳”之“柳”。“東風惡，歡情薄”即《寒柳詞》“一點東風”及“眉兒愁苦”之出處。“東風”借指臥子之姓，“幾隔著重簾”，意謂臥子家中高安人以至張孺人之重重壓迫，環境甚惡，致令兩人歡情淡薄，所以“眉兒愁苦”也。“幾年離索”借指崇禎八年己身離去臥子，至十二年賦《寒柳詞》，已曆數年之時間也。斯說自亦可通，附記於此，以備一解。“約個梅魂，黃昏月淡”除用湯《曲》外，原出朱淑真《斷腸詞·生查子》：“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之典。（寅恪案：此詞見楊慎《詞品》二“朱淑真元夕詞”條。至其作者是否為幽棲居士，抑或歐陽永叔、秦少遊之問題，於此姑不置論。然就河東君身份言之，自宜認為“斷腸詞”也。）此固易解，不必多論。但別有可注意者，“東風”“梅魂”之語，則從《東坡集》一三《〔元豐〕六年正月二十日複出東門仍用前韻（七律）》“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兩句而來。（寅恪案：東坡此詩用意遣辭，實出韓致光《湖南梅花一冬再發，偶題於花援（七律）》，見馮應榴《蘇文忠詩合注》二二引何焯語。河東君詞固與冬郎詩無涉，但義門所論甚精，故附記於此，以供讀蘇詩者之一助。又關於用典之問題，可參第一章論錢遵王注牧齋詩條。）與臥子平生鄙薄宋詩者，大異其趣矣。意者河東君自兩遊嘉定，與程孟陽、唐叔達、李茂初輩往來以後，始知詩學別有意境，並間接得見牧齋論詩之文字，遂漸受錢、程一派之熏染，而脫去幾社深惡宋詩之成見耶？今就《東山酬和集》所錄河東君詩觀之，實足證明鄙說。由是言之，河東君學問嬗蛻，身世變遷之痕跡，即可於《金明池》一闋約略窺見。斯殆為昔人所未注意及之者，故附論之如此。至“約個梅魂”之語，“梅魂”雖本出東坡詩，而約個之“約”，則兼用世傳朱氏《元夕》詞原語。且元夕觀燈，與《紫釵記》之玉燕釵有關。可知河東君實以霍小玉自比也。寅恪更疑河東君詞中“約個梅魂”句之微旨，複由玉茗堂《還魂記》中“柳夢梅”之名啟悟而來。然則河東君之作品襲取昔人語句，皆能靈巧運用，絕無生吞活剝之病。其天才超越，學問淵博，於此益足證明矣。今讀《寒柳詞》者，但謂與玉谿生詩相幹涉，而不知與《紫釵記》關係最密切，特標出之，以告論文治史之君子。
又，“梅魂”之語，既出於蘇集《複出東門》詩，東坡此題後第四題為《二月三日點燈會客》詩。其結語雲：“冷煙濕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或者河東君讀蘇集時，連續披覽，因感《紫釵記》中“上元觀燈，小玉十郎相遇”之事，遂糅合蘇《詩》湯《曲》，削去“上元”之語，以符寒柳之節候。惟“梅花之魂”尚留痕跡耳。昔年箋證香山新樂府，詳言《七德舞》《二王後》《海漫漫》《捕蝗》諸詩之取材與《貞觀政要》中篇章次第之關係。今論河東君此詞，猶前旨也。
複次，昔時讀河東君此詞下闋“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諸句，深賞其語意之新，情感之摯。但尚未能確指其出處所在。近年見黃周星有“雲間宋徵輿、李雯共拈《春閨風雨》諸什”之說，（見前引沈雄、江尚質編輯《古今詞話·詞話類（下）》）及《陳忠裕全集》二十《菩薩蠻·春雨》詞（見前引），始恍然悟河東君之意，乃謂當昔年與幾社勝流交好之時，陳、宋、李諸人為己身所作《春閨風雨》之豔詞，遂成今日飄零秋柳之預兆。故“暗傷如許”也。必作如是解釋，然後語意方有著落，不致空泛。且“念疇昔風流”與上闋末句“尚有燕台佳句”之語，前後思想通貫。“釀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實悲劇中主人翁結局之原則。古代希臘亞力斯多德論悲劇，近年海寧王國維論《紅樓夢》，皆略同此旨。然自河東君本身言之，一為前不知之古人，一為後不見之來者，竟相符會，可謂奇矣！至若瀛海之遠，鄉裏之近，地域同異，又可不論矣。其餘可參前論宋讓木《秋塘曲》“雨雨風風能痛哭”句，茲不複贅。
綜合上述與河東君最有關係之周道登、李待問、宋徵輿及陳子龍四人言之，河東君之入周念西家，尚為幼小不自由之身，可置不論。李存我則以忠義藝術標名於一代，自是豪傑之士。宋轅文雖後來進仕新朝，人品不足取。然當崇禎中葉，與河東君交好之時，就其年少清才而論，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至於陳臥子，則以文雄烈士，結束明季東南吳越黨社之局，尤為曠世之奇才。後世論者，往往以此推河東君知人擇婿之卓識，而不知實由於河東君之風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有以致之也。語雲“物以類聚”，豈不誠然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