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興陸 圖/（清）王鑒
王國維曾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學家。”這話不免過於絕對。秦皇漢武等政治家的曆史偉業，非一般文學家所可比擬。但從後世的名聲來看，五代十國短短五十餘年，政權像走馬燈似的輪流換，出了三十餘位皇帝，除了李璟、李煜父子，有多少短祚帝王的名字為後人所熟知呢？“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丘山。”（李白《江上吟》）人間富貴，終究不能長久；而絕世華章，可贏得千秋萬歲名。李煜雖失去了江山社稷，卻贏得了“詞中之帝”（王鵬運語）的盛譽，千餘年來，一直活在讀者的心中，其跌宕的人生和參透生命本質的詞作，引起曆代讀者的心靈震撼和情感共鳴。
一、做個才子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
南唐立國是來路不正的僭越。
公元907年，朱溫滅唐，結束了長達二百九十年並曾一度達到盛世頂峰的大唐國運，開啟了“五代十國”時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政權交替，統治中心在黃河流域，雖然後唐一度疆域遼闊，但都失去了對長江以南的有效控製，於是在北方的五代政權之外，出現了南吳、南唐、吳越、南楚、前蜀、後蜀、南漢、南平（荊南）、閩國等南方政權，加上北方契丹支持的北漢，共為十國。各個勢力之間戰爭連年，相互吞並，天下喪亂，中國進入了曆史上最為混亂的時期。
南唐的政權是從南吳繼承下來的。南吳是唐昭宗時的藩鎮之一弘農郡王楊行密打敗了吳越王錢鏐，在江錢一帶立足，割據一方，兩代經營，而形成的一個王國，建都廣陵（今揚州，稱東都），後增設西都金陵（今南京），與北方中原政權並存對峙。但是南吳楊氏的大權實際上為大臣徐溫和養子徐知誥所操縱。937年，南吳睿帝楊溥被迫禪位於徐知誥，南吳滅亡。徐知誥，本姓李，名昪，因為是徐溫養子，從徐姓。李昪就是李煜的爺爺。竊取南吳政權後，他恢複本姓，改國號為唐，成為南唐的開國君主。所以南唐的政權是來路不正的，先是楊行密竊取自大唐，繼是徐溫竊取自南吳，最後是李昪竊取自徐氏，可謂是三次僭越。
南唐雖然隻是偏安江南，但強盛時疆域跨據江淮三十餘州，包括淮河以南的安徽、江蘇、江西和湖北東北、福建西部，比吳越和南漢大得多，是南方勢力最強的王國。江南本是魚米之鄉，物產豐富，加之南唐烈祖李昪建國後，與民休養生息，開墾土地，以農桑為本，即山鑄錢，因此南唐經濟富庶，社會安定。烈祖李昪臨崩前，囑其子李璟：“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南唐沒有恢複中原一統天下的宏願，隻想偏安於江南富庶之地，與四周其他王國相安無事。元宗李璟在位十九年，就以恩信交結鄰壤，不用兵革。不過，采取偏安守成的政策，自然就不會有多大作為，一味地避敵退讓，致使南唐的國土日益縮小，國勢日益衰弱，想偏安自守也不可得了。
北方的後周一直在覬覦著南唐。周世宗柴榮時刻準備揮鞭南下，收複江南。後周挑撥吳越、荊南、楚國不斷侵擾南唐，使李璟疲於應付。顯德三至五年（956—958年），後周三度南侵，奪取了南唐的江北十四州，南唐揚州以北的大部分地區皆為後周所占領，迫使南唐屈服，對後周奉表稱臣，削去帝號，奉周正朔，且不得不放棄東都廣陵，遷都到長江中遊的洪州南昌府，這樣西都金陵便成了前線，**在後周的鋒鏑前麵。李璟躲到後方南昌後，立吳王李煜為太子，監國。李璟於961年去世，把國家已衰敗至無法收拾的爛攤子推給了李煜。
但是，李煜既無雄心負此重任，也無能力挑起這副重擔。
李煜（937—978年），初名從嘉，字重光，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上麵有多位兄長，似乎與皇位無緣。但是，李煜生得相貌奇特，額頭寬廣，臉頰豐滿，牙齒重疊，有一隻眼睛還是雙瞳孔。這是帝王之相，因此遭到母兄李弘冀的猜忌和防範。李弘冀擔心皇權旁落，曾鴆殺了當時被立為“皇太弟”的叔父李景遂。李煜為了避禍，一心埋頭讀書，不管世事。他起初被封為安定郡公，後又被封為鄭王，但似乎都沒有建立過什麽實際的功勳。從小生活在權力傾軋的皇室中，李煜養成了靜默退守的性格，從不幹預時政，避免豆萁相煎。早年一首七律《秋鶯》就是托物寓意：
殘鶯何事不知秋，橫過幽林尚獨遊。
老舌百般傾耳聽，深黃一點入煙流。
棲遲背世同悲魯，瀏亮如笙碎在緱。
莫更留連好歸去，露華淒冷蓼花愁。
在露華淒冷的深秋裏，殘鶯最好還是南歸吧，不要在此流連，更不必再賣弄嘹亮的歌喉了！言外之意，麵對衰退的時局，唯有獨善其身靜默退守，才是唯一的出路。“背世”，鄙棄世俗，是李煜早年的人生態度。《九月十日偶書》曰：“背世返能厭俗態。”不僅李煜自己對皇權沒有非分之想，就是在別人看來，他也是“器輕誌放，無人君之度”（《南唐書·鍾謨傳》），沒有幹才，心思**，沒個皇帝的樣兒。
但是，造化弄人，老天似乎是有意要磨煉李煜，讓他承受常人不可承受的苦痛，從而造就出一位絕世詞人。959年九月，太子弘冀卒。其他四兄皆已早亡，於是李煜被立為吳王。次年（961年）春二月，李璟遷至南都豫章（今江西南昌），立吳王李煜為太子，留金陵監國。六月李璟病逝，李煜嗣位於金陵。在一年之內，李煜毫無準備地就登上了南唐的王位，這完全不是他的主觀意願，簡直是被命運強行安排的。李煜一即位，就給宋太祖趙匡胤上了一道表，意思是：本想做一名隱士，根本就沒有想當國主的念頭。這個態度已多次向先父表白過了。沒料到哥哥們接連去世，國主的位子自然就傳給了我。據《畫史》載，李煜曾自題號曰鍾峰白蓮居士、鍾山隱居、鍾峰隱者，都是隱居鍾山的意思。他還有兩首《漁父》詞，抒寫一壺酒，一竿身，**漾於萬頃波濤中的自由快活。李煜本來的人生設計，隻是要做個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隱者而已。但身不由己，被推上了南麵之君的位置。“天教心願與身違”（《浣溪沙》），這不是命運的捉弄嗎！
李煜沒有政治野心，也缺乏遊刃於眾多敵國之間的政治才能。登基後，他向宋太祖上表說：“惟堅臣節，上奉天朝。”隻是圖安於現狀，安安穩穩地做趙宋的一個附屬國。這道表還直白地對宋太祖說自己與吳越國“似有深仇”。後來吳越王錢俶奉宋朝之詔圍攻金陵時，李煜又遺吳越王書說：“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意思是：趙宋收拾完我之後，就要滅你了，別這麽起勁為虎作倀。看似說得在理，實則暴露出他性子直，城府淺，沒有機心，缺乏政治謀略。錢俶沒有回複李煜，而是將這信交給了趙匡胤。亂世外交，不忌虞詐譎誑，怎麽可以如此輕易地透露出底牌呢？
李煜可稱得上是一位仁愛親民的國君。嗣位之初，南唐剛遭受了多年的戰爭，國勢削弱，財政空虛，李煜愛惜百姓，減少賦稅和勞役，讓老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南唐國內一直是比較安定的。但李煜並沒有什麽治國的才能和方略，也不能采納群臣的忠諫。即位後不久，監察禦史張泌上書，言辭激切地提出治國的措施，王崇文上疏曆陳朝政，汪煥死諫後主之佞佛，後主都不采納，隻是優遊待之。廖居素多次激切地諫議，希望後主領悟，都不被采納，於是閉門絕食而死。臨死前手書大字“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藏在箱籠裏。潘佑上書議論時政，後主發怒問罪，逼迫潘佑自殺。後來趙宋下詔曆數李煜的罪名，有一條為“殺忠臣”，指的就是逼迫潘佑、廖居素等忠臣自裁。這是怎麽都不能為李煜回護的！史書說“後主孱昏”，軟弱而昏聵，目光短淺，不夠英明，於是群臣都屍位素餐，苟保富貴，國家因此日益削弱。
孱昏退讓的性格使後主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發生了誤判。李煜對南漢後主說：“仆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之，怒人不賓而已。”他以為宋朝不是貪戀江南的土地，隻要江南諸國臣服於趙宋，就可以相安無事了。這是天真幼稚的想法。正是基於這種錯誤的想法，導致他聽不進當時潘佑、廖居素等忠臣提出的強國之策。其實，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在那樣的亂世裏，文修武備，缺一不可。武備方麵，他考慮得少。後主九弟李從謙《觀棋》詩有二句：“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這不隻是詠圍棋，簡直就是吟詠南唐的政治方針。可惜這是失敗的臭棋！
李煜臣事宋太祖，忠心耿耿，自言如有異誌，天誅地滅！但宋太祖趙匡胤可不這樣想！開寶七年（974年）下詔令李煜上開封來朝見。李煜怎敢去開封啊，那肯定是有去無回呀，於是就裝病推辭。這就給了趙宋出兵的借口。大兵壓境，李煜隻好派堂弟李從鎰北上開封，進貢大量匹絹、茶葉、金銀器物等，並上表乞求退兵，希望通過傾忠乞憐，博得趙宋的同情，能苟延時日。但結果則是李從鎰被趙宋扣押為人質，軍隊繼續在進攻。李煜又派徐鉉入宋。徐鉉在宋朝的便殿上慷慨陳詞，謂江南效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李煜無罪，宋朝出師無名。宋太祖回答說：“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一句話讓徐鉉啞口無言。人家是老子，就拿你當兒子對待。宋太祖手按利劍，憤怒斥責徐鉉說：“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可容他人鼾睡乎？！”趙宋之用心，昭然若揭，就是天下一統，絕不允許江南小朝廷的存在。趙匡胤的話已經成了中國曆史的一則信條。
趙宋軍隊從開寶七年（974年）十一月圍城，至八年（975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年有餘，金陵城破。李煜正應了自己《落花》詩“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的讖言，想自殺殉國，左右泣涕固諫，乃止。在圍城中作《臨江仙》：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畫簾珠箔，惆悵卷金泥。
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閑嫋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據說詞未寫完，城就破了。淒涼怨慕，真可謂亡國之音哀以思。
金陵城破時，李煜與其宰相湯悅（又名殷崇義）等四十五人肉袒，在軍門外向宋師投降。臨別時作了一闋《破陣子》：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幹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祖孫三代四十年建立起來的基業，毀於一旦；三千裏江南繁華富庶之邦，歸於他人：一切都悔之晚矣！一個“幾曾識幹戈”的風流孱昏的皇帝，怎麽能守得住這份祖業呢？蘇軾就斥責他在倉皇辭別祖廟的那一刻，還竟然“垂淚對宮娥”，置江山社稷於不顧，一心念想的隻是宮娥，太不像話！但是就作詞來說，風格是要眇宜修，不好一個勁地說些冠冕堂皇的話。如果改為“垂淚對山河”，那就是詩而不是詞了，也乏味得多了。
李煜北上，渡長江至中流，回望石頭城，淚下漣漣。作詩：
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
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台殿已荒涼。
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
三十年人生的虛幻，恍如一場大夢。九五之尊，竟然子弟不保！李煜一行穿著白色衣服，戴著紗帽，俯伏在汴京明德門樓前，服罪待譴。宋太祖給他麵子，先後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這是帶有嘲諷意味的封號。宋太宗繼位後，加特進，改封隴西公。作為失國的階下囚，他膽戰心驚地過活挨日子。
李煜在汴京，鬱鬱不自聊，沉浸在悔恨之中，“此中日夕，隻以眼淚洗麵”，常常作詞，排遣鬱悶。在賜第命隨身帶來的歌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七夕薨，年四十二歲，以王禮葬在洛陽北邙山。李煜生於七夕，死於七夕，似乎不是偶然的。據王銍《默記》載，是宋太宗授意四弟秦王趙廷美賜“牽機藥”毒殺的。牽機藥，據說就是馬錢子，劇毒，服之脊椎前凸後彎，頭向後仰，與足相就，如牽機狀，抽搐**而死，想必是非常痛苦的。徐鉉為後主作墓誌銘，諱言“構疾”而薨。他奉旨撰銘，不敢直書其事。後主崩殂的噩耗傳至江南，江南父老皆聚集於裏巷哭泣，設齋祭奠。
天下大勢，久分必合。五代十國的混亂必然要為趙宋的一統所代替，這是曆史的必然。因此南唐的割據，並不值得稱道；南唐的滅亡，也不值得惋惜。就李煜自身來說，他性格怯懦孱弱，缺乏剛毅英勇之氣，沒有雄才大略，不理政事，不修武備，佞於佛教，耽於安樂，與六朝時期昏庸荒**之君相比，沒有多少差別。在天下紛爭的亂世中，連一個守成主也做不得。所以陸遊評價他“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李煜之仁，隻算得上司馬遷所謂“婦人之仁”。明人徐士俊雲：“天何不使後主現文士身，而必予以天子位。位不配才，殊為恨恨！”清人郭麐詠李後主雲：“做個才子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似乎蒼天開了個玩笑，讓李煜投錯了胎，他本來就該是個絕代才子，不該去做運數已盡的南唐的君王。的確，李煜是絕代才子，是帝王中的才子，是才子中的帝王。他的才氣，稟賦自天，養成於學。當然，若沒經曆過從一國之君到階下囚的巨大人生落差，李煜也成不了“千古詞帝”。
二、南朝天子愛風流
金陵為六朝帝王之都，自古風流豔冶，綺麗繁華。建都於此的帝王，多銷磨於金粉氣，沉酣於溫柔鄉，筋弱骨疏，少有作為。陳後主、李後主，前仆後繼，演繹出一幕幕風流天子的悲喜劇。
李後主在當時給人的印象是不夠威嚴，器輕誌放。當國時，曾微行娼家，是一個風流皇帝。其四十年的一生，與幾個女性關係密切，而與大、小周後的愛情，更是為後人津津樂道。
保儀黃氏是第一個來到李煜身邊的女人。黃氏為江夏（今屬湖北武漢）人，其父黃守忠為割據湖南的南楚國馬希萼政權的裨將。951年，南唐著名將領、信州刺史兼湖南安撫史邊鎬，率軍平定了馬氏政權，得到黃氏，納諸後宮。才數歲，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後主喜愛，選為保儀（嬪妃的一種）。因為黃氏天性聰明，擅長書劄，就讓她專門掌管宮中書籍。李璟、李煜父子都喜愛書畫，精於鑒賞，愛好收藏，當時的金陵是天下圖書典籍的淵藪，購得鍾繇、王羲之以來的墨帖極多，這些都由黃保儀專門掌管。後主雖然對黃氏有情意，但是二周後相繼得專寵，不允許其他人靠近後主，當時宮中有許多美女，都遭到小周後的毒手。黃氏服勤降體，小心地侍奉小周後，雖然沒有遇到不測，但沒有“進禦”的機會，品秩也上不去。
李後主非常珍惜父子二代精心收藏的圖書，曾題《金樓子》後曰：
牙簽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
不於祖龍留麵目，遺篇那得到今朝。
每當戰火紛飛時，圖書文物也跟著遭殃，祖龍一炬，灰飛煙滅。三國和六朝當年的亂世，都是天下圖書的浩劫。麵對劫後複存的這部《金樓子》，李煜頗多感慨，或許有幾分欣慰和自喜。沒想到，金陵城將陷時，麵對自己的藏書，他卻束手無策，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哪裏管得了藏書！他對保儀說：“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得。”黃氏真的焚燒掉大量圖籍，火光衝天，乃至附近有些寺廟僧人見到火光跟著自焚殉國。燼餘之物，全部運到汴京，還有六萬餘卷，可以想見李煜藏書之豐富，黃氏燒毀的，又不知有多少！
南唐滅國時，黃保儀跟隨著李後主一起北遷，卒於汴京。
昭惠周後，小字娥皇，936年生，比李煜長一歲，司徒周宗之女。周宗對南唐建國立有大功，深得烈祖李昪的信任，官至大司徒。昭惠周後和小周後是周宗的繼室所生。元宗李璟以周宗為社稷元老，故聘其長女為吳王李煜妃。954年，李煜十八歲，立為後妃。李煜即位後，稱為皇後。夫婦感情甚篤。周後賢淑柔順，通書史，善歌舞，尤擅彈琵琶。元宗李璟曾將自己用過的“燒槽”琵琶賜給她。唐玄宗時著名的宮廷舞曲《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亂後失傳了。至南唐時，後主得到此曲的殘譜，讓樂工曹生按譜演奏，僅僅粗得其聲，昭惠周後糾正其訛謬，加以改進，去其窪**，以琵琶奏之，繁手新音，清趣可聽，時稱開寶遺音，複傳於世。李煜的《玉樓春》詞敘寫宮廷中排演《霓裳羽衣舞》的情形：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幹情味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笙簫與琵琶合奏，裝束華麗的嬪娥魚貫而出，邊歌邊舞。詞人邊飲酒，邊合著節拍，至夜深了才踏月而歸。李煜與周後沉湎於音樂，荒廢了政事。當時中書舍人徐鉉聽了大周後新譜的《霓裳羽衣曲》就說：“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回答說：“其本實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征也。”曹生所謂“宮中有人”，就是指昭惠周後。徐鉉詩《又聽〈霓裳羽衣曲〉送陳君》曰：“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看來徐鉉和曹生都不滿意周後的擅改。宮廷燕樂應該舒緩清雅，如《禮記·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方才合格。周後新譜之曲，急管繁弦，噍殺嘽緩。結果才一年多，周後子母相繼去世，國步寖微。有人說，周後新譜的曲調就已透露出不祥的征兆。國家音樂，還是要謹慎的。
李後主與昭惠周後可謂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對兒。一個風流倜儻，一個軟玉溫香，在宮廷中歌舞升平，過著浮華博浪的生活。李煜早年的一些詞，就是這位貴介公子的生活寫照，如《浣溪沙》詞雲：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
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
夜以繼日地載歌載舞，真可謂花天酒地，窮奢至極。宋人筆記中記載南唐後宮的奢華，說後主常於宮中製銷金羅幕壁，以白金釘瑇瑁押之。周後喜愛梅花，以綠鈿刷隔眼中，障以朱綃，植梅花於其外。想必此詞中“紅錦地衣”和《清平樂》“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都是實寫宮中情景。周後曾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妝，人皆效之。舞到**，佳人的金釵滑溜下來，可能是因為這個高髻發型的關係。又《子夜歌》雲：
尋春須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縹色玉柔擎，醅浮盞麵清。
何妨頻笑粲，禁院春歸晚。同醉與閑評，詩隨羯鼓成。
賞花、醉酒、歌舞、品評詩畫，大約就是李煜和大周後早年在禁院中的日常生活。
可惜，人間好景不常有，恩愛夫妻難到頭。昭惠周後自打生下三個孩子後，落下一身病，身子虛弱。964年十月，次子仲宣夭折。仲宣早慧，李煜夫婦非常疼愛這個聰明的孩子。一天，仲宣在佛台前嬉戲，一盞大琉璃燈被貓觸碰摔落地上，嘩然一聲，把他嚇驚厥，竟然夭折了。遭此劇變，“珠碎眼前珍”，李煜傷心欲絕，又擔心尚在病中的昭惠周後經不起此打擊，不敢在她麵前流露出悲傷，隻能強忍悲痛，逾越禮製，追贈仲宣為岐王。周後受此打擊，過於傷心，不久也香消玉殞了，卒年三十歲，諡昭惠。二人共同廝守了十年，相親相愛，沒料到中途拋撇。“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挽辭二首》之一），李煜還沒有從喪子之痛中緩過來，又遭遇斷弦之悲，哀苦骨立，連作了幾首挽悼的詩詞，還親自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誄文，發出“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的撕心裂肺的哀鳴，極為酸楚。居喪期間，李煜書靈筵（供亡靈的幾筵）手巾曰：
浮生共憔悴，壯歲失嬋娟。
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煙。
手巾上似乎還留下愛妃的香漬眉痕，手巾的主人卻永遠不可再見了。中年喪偶，乃人生之至痛。大周後臨終前將元宗所賜琵琶和常臂玉環親手留贈給後主，李煜睹物思人，格外傷心，《書琵琶背》曰：“侁自肩如削，難勝數縷絛。天香留鳳尾，餘暖在檀槽。”似乎琵琶上還留著夫人的餘香和體溫。大周後曾移植梅花於瑤光殿之西。“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梅花二首》其一、其二）。初春梅花開放時，主人卻沒了，真是人不如花！花落還有再開時，人死卻永遠不複生！李後主是重情之人，陷於對大周後的哀悼和思念之中，久久不能自拔。
繼室周後是昭惠後一母所生的妹妹。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靜。或言，大周後臥床不起時，妹妹已經進入後宮。有一次，大周後揭起帷幔見到妹妹在宮中，吃驚地問她什麽時候來的，妹妹年齡小，不知道避嫌，說已經來幾天了。大周後非常生氣，至死臉麵都不向外看。
在大周後病重期間，妹妹來探望，綽約風姿，嬌嗔可愛，給姐夫李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煜《一斛珠》詞曰：
曉妝初過，沉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裛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
詞中的女孩兒向人微露丁香舌，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意態實在輕浮，乃至清初李漁批評說：“此娼婦倚門腔，梨園獻醜態也。”李煜漸漸地便與小周後有染。有幾首《菩薩蠻》詞記載了他們從暗中勾引到私自約會的過程：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暗相鉤，秋波橫欲流。
雨雲深繡戶，未便諧衷素。宴罷又成空，夢迷春雨中！
這時隻是以眼神相勾引，還未能相通款曲，故曰“未便諧衷素”。稍後，二人開始偷偷約會了，《菩薩蠻》詞曰：
蓬萊院閉天台女，畫堂晝寢人無語。拋枕翠雲光，繡衣聞異香。
潛來珠鎖動，驚覺銀屏夢。臉慢笑盈盈，相看無限情！
李後主曾用沉香加鵝梨汁蒸幹，自製成一種“帳中香”，芬鬱滿室，就是這首詞裏的“異香”。“潛來珠鎖動”，二人已暗度陳倉了。又一首《菩薩蠻》詞曰：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剗襪出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這是以小周後的口吻，記錄他們一場偷偷的約會，較為直露。這時還擔驚受怕，因此珍惜每一次見麵的機會。陸遊《南唐書》記載，後主於群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李煜常常與小周後酣飲其中。或許此亭就在畫堂南畔。後世有人作《小周後提鞋圖》，就是基於這首詞。
大周後病逝後，小周後還未成年，但李煜母親聖尊後鍾夫人非常憐愛她，就讓小周後一直待在宮裏麵。965年，鍾夫人去世了，李煜守孝，不能迎娶。直到968年，才正式立為繼室，得寵超過昭惠。當時南唐小朝廷還為婚禮發生激烈的爭論，婚禮辦得很草率。今天的讀者不能依據現代的愛情婚姻觀念批評李後主移情別戀，或者懷疑李後主對大周後的感情。但不管怎麽說，李煜與小周後之間是一場不倫之戀。直言敢諫的韓熙載就曾作詩諷刺他們。當時江南流傳一首童謠：
索得娘來忘卻家，後園桃李不生花。
豬兒狗兒都死盡，養得貓兒患赤瘕。
就是諷刺李後主再娶小周後。豬狗死，謂國祚盡於戌、亥年。赤瘕，目病，貓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南唐滅亡於974年、975年，為甲戌、乙亥年。丙子976年，南唐徹底不複存在了。
南唐滅國後，小周後與後主一道被擄至汴京，被封為鄭國夫人，照例隨命婦入趙宋的皇宮裏去朝謁、進禦。每一入宮，就待上好幾天；每次出宮，必大哭，罵後主，後主多方宛轉避之，說：“此非汝家！”想必在宮中遭到了非人的虐待。元人繪畫有《宋太宗強幸小周後》，**之狀，不堪入目。後主薨後不久，小周後也去世了。
宮人慶奴、喬氏和流珠，還有幾位女性因曾是後主宮人而傳名於後世。相傳李後主曾於黃羅扇上書一首詠柳詩賜給宮人慶奴，詩雲：
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
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穗拂人頭。
寓春光流逝之感，詠物而有意趣。古代有些女性的命運就像柳條一樣，這人折來那人攀，沒有獨立的人格尊嚴。這位宮人慶奴也是如此，可能是因為她用心專一，不忘舊情，所以李後主賜此詞以寄意。
李後主篤信佛教，曾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被擄至宋，入太宗禁中。聽聞李後主薨，自內庭取出這卷《心經》，施舍祭獻於相國寺西塔院，並在經後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雲雲，字極整潔，詞甚淒婉，可見也是一位篤於舊情的女性。她隻能用這一個小小的舉動以表達對故主的忠愛和悼念之情。這部《心經》後來被一個江南僧人帶回到南京，安放在南京天禧寺塔相輪中，不久遺失了。
還有一位宮人，名叫流珠，性通慧，工琵琶。昭惠周後活著的時候，曾作《邀醉舞破》《恨來遲破》二曲；當時樂曲有《念家山》，後主親自演作《念家山破》，後來都忘記了。昭惠後去世了，後主追念她，問左右，都不知道這幾支曲子，隻有這位流珠，能追憶起來，無所遺忘，後主大喜。南唐滅後，流珠不知所終。《念家山破》其音噍殺，取名也不吉祥，結果成了挽悼南唐的一曲哀歌。
晚唐詩人李山甫《上元懷古》曰：
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
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
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
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煙草石城秋。
南唐宮廷藝人王感化對元宗李璟就反複唱歎“南朝天子愛風流”，但風流之成性，非幾次諷諫就改變得了的，南朝的悲劇被南唐中主、後主又演了一遍。
三、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
清人沈謙說：“李後主拙於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為南麵王。”（《填詞雜說》）作為一國之君，李煜是失敗的；但是失敗的政治人生造就了他在詞史上“南麵王”的地位。
詞是繼詩之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文學體製，詞樂相配合，句式長短不一，體式比格律詩更為自由。五代時，後蜀和南唐成為詞體興盛的兩個中心。後蜀詞人以溫庭筠、韋莊為代表，其作品由趙崇祚編撰為《花間詞》；南唐詞人主要有馮延巳和李璟、李煜父子。早期的文人詞，多敘寫閨閣相思、男女情事，題材狹窄，風格清豔綺靡。陳世修為馮延巳《陽春集》作序曰：
公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
娛賓遣興，是馮延巳在南唐小朝廷作詞的主要目的。至李煜，才將家國變故之感寄於詞中，借詞抒寫亡國之恨，並由亡國之恨上升至對人生悲劇性的叩問。
李煜的詞，以南唐亡國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後兩期。
前期詞是他在宮廷中的笙歌曼舞、花酒綺豔的貴族生活的反映，是富貴人的富貴語。場景多是畫堂、宮廷、禁苑、春殿、深院。物色多是落紅、綠窗、金爐、熏籠、酒筵、笙簫、繡床、銀屏、秋千、花鳥、雲雨、風月。內容或寫歌舞酒宴之盛：“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浣溪沙》），這裏歌舞還沒結束，又趕赴另一場盛宴。歡樂宴會過後，則感到空虛寂寞，如《謝新恩》上片：“庭空客散人歸後，畫堂半掩珠簾。林風淅淅夜厭厭。小樓新月，回首自纖纖。”或寫男女相聚之歡，如上引與小周後約會的兩首《菩薩蠻》。或寫男女相思之苦，“徹曉紗窗下，待來君不知”（《謝新恩》）；“斜托香腮春筍嫩，為誰和淚倚闌幹”（《搗練子》），主人公多托為閨婦美人。多抒寫傷春怨秋的閑情，“留連光景惜朱顏”（《阮郎歸》），“乍過清明，早覺傷春暮”（《蝶戀花》），“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清平樂》）。即使寫夢，也隻是相思之夢：“何處相思苦，紗窗醉夢中”（《謝新恩》）；“暫時相見，如夢懶思量”（《謝新恩》）。
李煜亡國前的這些詞作，與《花間集》中的作品沒有明顯的差別。他隻是不像溫庭筠一些詞作那麽多富麗精工的刻畫靜物，而是采用簡筆作白描勾勒，融情於景，清便婉轉，與馮延巳詞的風格基本一致，乃至二人詞時有相混。王國維說：“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說詞人不失赤子之心，心靈敏銳，善於直觀，這沒有錯；但說後主作為詞人所長之處在於“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便沒能揭示出李煜詞作取得至高成就的真正原因。如果李煜僅僅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沒有經曆過家國滅亡的劇變，僅僅憑他亡國前的那些以婦人醇酒為主要內容的詞作，其成就怎麽也超不過溫庭筠、馮延巳、韋莊之流。
經曆了家國淪亡的驟變後，李煜的詞風發生了深刻的質變。在亡國之前，李煜的詞與詩表現內容是界限分明的，詩歌抒寫個人的現實遭際和情懷，詞則不外乎敘寫美人醇酒、歌舞狹邪之類宮廷生活，綺羅香澤，綢繆宛轉，而缺少個人的生活和性情，因為這個時候他寫的詞隻是佐酒增歡之具，是供歌兒舞女演唱的。經曆了亡國之後，在倉皇辭廟時，他震驚於“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山河”頓然失守淪喪，於是把詞當作抒寫亡國之痛的載體，詞在他手裏轉變成為一種真正的抒情文學，抒寫他個人獨特的生命情懷。王國維《人間詞話》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伶工之詞”多是一種代言體，以多愁善感的女性口吻咿呀低唱，格調軟媚婉豔。李煜前期的詞還多是“伶工之詞”，亡國之後的詞，才真正變為眼界大、感慨深的“士大夫之詞”。在痛定思痛之後，他由亡國之悲上升到對人生意義的拷問。王國維批《詞辨》時曾說：“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李煜詞中對人生悲劇性的徹悟，就是因為經曆了“百凶”之後的猛醒。王國維《人間詞話》借用尼采的話稱譽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又把李後主與宋徽宗比較，“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推崇備至，幾乎無可複加。
但宋徽宗同樣遭遇了亡國之厄，為什麽他“不過自道身世之戚”，李後主就能“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呢？這可能要歸因於李煜的佛教信仰。
金陵自六朝以來就是佛教聖地，杜牧《江南春》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雖不免誇張，但也可見晚唐時南京香火之盛。南唐李昪、李璟、李煜三代都信奉佛教。李煜天賦慧性，好生戒殺，寬仁靜退，本身性格與佛教教義就多有契合。加之他在外敵侵淩、皇室爭權奪利的鬥爭中長大，叔父、兄長在鬥爭中相繼謝世，父親李璟四十六歲在憂憤中死去。即位後，幼子仲宣、昭惠周後、聖尊太後先後隕殂，他看到了太多的人間苦難，親曆了生、老、病、死、別離、怨憎等佛教所謂的種種“苦諦”，尋求遁入空門，卻又無法擺脫塵世的羈絆。這種人生的矛盾和焦慮，在他早期的詩詞中就已有所表現。李煜體弱多病，病痛迫使他去追問：“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病中感懷》）空王，就是釋迦牟尼佛。隻有佛教的空門可以讓他暫時忘卻肉體的病痛和一切的煩惱：“賴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途侵。”他躲避現實中的權力鬥爭，不願意為虛名在塵世中奔走辛勞，病軀有所好轉，擬將皈依佛門，學“無生”之理。《病起題山舍壁》後兩聯雲：“暫約彭涓安朽質，終期宗遠問無生。誰能役役塵中累，貪合魚龍構強名。”幼子仲宣夭折，李煜極度悲傷，搶天呼地，“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悼詩》）。李煜的性格是比較柔弱的，遭到厄運接二連三的打擊後，他就像一隻迷途的羔羊在曠野裏踽踽獨行，找不到回家的路。這個時候，唯一可以給他心靈安慰的，就是佛教的空無觀念。
李清照《詞論》謂李煜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實際上，李煜詞感慨之深沉、思想之深刻，是“亡國之音哀以思”所解釋不了的。如果說溫庭筠等人的詞還是以音樂娛樂性為主，以文學抒情性為輔的話，那麽，李煜的詞則是真正的抒情文學，將自己的悲愁憂思真實感慨，甚至大徹大悟都傾訴於詞中，詞是李煜精神世界的敞開。當然，溫庭筠、韋莊等詞人也不乏抒情的詞作，但是他們抒情，往往局限於抒寫個人一己的窮通得失，李煜是“以人類感情為其一己之感情”（王國維《苕華詞又序》）的真正大詩人。“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山河”一旦化為烏有，尊貴帝王頓然成了階下囚虜，巨大的人生落差，迫使他質疑眼前的一切，並從質疑眼前的一切，上升到對人生的叩問。李煜後期詞的句式多用問句，如“幾曾識幹戈”（《破陣子》）；“多少恨，昨夜夢魂中”，“多少淚，斷臉複橫頤”（《憶江南》）；“人生愁恨何能免？……高樓誰與上”（《子夜歌》）“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烏夜啼》）；“一任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浪淘沙》）。最著名的叩問則是《虞美人》的“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和“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由九五之尊到階下囚虜的身世劇變，使他懷疑眼前的一切，叩問這到底是為什麽。他守不住江山，也掌控不了人間世，更參不透人生悲劇的宿命。人生沒有定數，人世不堪回首，人間沒有著落，一切繁華喜樂到頭來都成了空，化為無，生命沒有意義，隻有無窮無盡、沉重的哀愁和煩惱裹挾著人，一刻不曾離開。你看他的詞：
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
——（《蝶戀花》）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烏夜啼》）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烏夜啼》）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
——（《子夜歌》）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浪淘沙》）
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剛：偏偏。佚句）
李煜詞對人生無意義、對生命悲劇性本質的體悟，是他的佛教空無觀和巨大的身世之變相綜合作用的結果，就像當年的迦毗羅衛國王子，閱盡世間煩惱後，在菩提樹下靜修悟道，獲得解脫。所以王國維說：“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王國維受康德、叔本華影響，早年在詩詞中也反複叩問人生，揭示生命的悲劇性本質，如：
我身即我敵，外物非所虞。人生免繈褓，役物固有餘。
——（《偶成二首》其一）
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隻益疑。
——（《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
人生地獄真無間，死後泥洹枉自豪。
終古眾生無度日，世尊隻合老塵囂。
——（《平生》）
這些詩句的人生意識都浸透著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的內涵，參透了生命的本質，揭示人生悲劇性的本相。潘知常先生借用雅斯貝斯的“邊緣處境”來解釋李煜亡國後的詞作，頗有啟發意義：
所謂“邊緣處境”是指人麵對死亡、苦難、鬥爭、罪過等處境。就像一堵牆，我們必然要撞到它，並必然要失敗。在邊緣狀態中，現實的全部可疑性會突然閃現出來，在那裏，任何固定的東西、不容置疑的絕對、支撐每個經驗和每個思維的支柱，都消失了。在那裏，我們的理想徹底崩潰。它使人震撼，並發現自己被置於絕對孤獨的處境之中。人隻有在邊緣狀態中，才能認識自己，返歸本源，真正成為人自身。（馮契《哲學大辭典》）
李煜在理性崩潰之後，終於發現了“人間沒個安排處”，現實的一切都虛幻無憑，都像夢一樣。麵對給他巨大痛苦、無法忍受的現實，他的思緒躲避到夢中，安頓在醉鄉裏。李煜詞多寫夢境，前期詞的夢境，稀鬆平常，不過寫男女相思之苦，是詩詞中的常境。後期的夢境，如兩首《望江南》是家國之夢，夢中的江南“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望江南》），但美夢一醒，則恨海無邊。“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浪淘沙》），一旦回到現實，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一切都化為虛無了。李煜進而產生了人生如夢的虛幻感：“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又有《子夜歌》《烏夜啼》：“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乃至臨終悟出“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的人生無常、生命無意義的悲劇性本質。
往中國傳統詩詞裏去看，正如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所言：“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古代詩歌多言誌抒情。其誌其情，一般都是在具體境遇中的真切感觸，往往還囿於現實功利和倫理關係，很少能超脫具體的生活事件而上升為對人生本質、生命意義的超越性的探尋，進入一種哲學的、純美的層麵。在漢末亂世中，一些詩人發出“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的感慨，標誌著國人的生命意識的覺醒，但很快就被淹沒在“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的氛圍中，甚至以詩歌寫宮廷和脂粉。初盛唐詩人的理想是“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高適《塞下曲》），不畏懼死亡，也不太思考生命的意義。至李煜詞，“人生”才成了問題，“人間”才受到質疑。李煜和王國維的一些詩詞在審美境界上對傳統詩詞做了進一步的提升，進入了哲學的、純美的層麵。這就是王國維能成為李煜千載知音的原因。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二卷《誦讀與寫作》中說：“一切寫作之物，我隻喜愛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寫成的。”後麵尼采接著說：“用你的心血寫作罷：你將知道心血便是精神。”最高貴的文學，是作家的泣血之嘔，是源於作家靈魂深處的呐喊。王國維認為李煜是稱得上“血書”的詞人，並拿宋徽宗來陪襯。宋徽宗趙佶被金人擄去，身死敵國。他們兩人的命運非常相似：九五之尊，享盡人間繁華；國亡身滅，受盡常人無法體驗的屈辱；又具有超凡的感知力，觀物彌深，感慨彌深。他們是帝王中的失敗者，但他們又是帝王中屈指可數的藝術家。你見過比瘦金體更為筋骨畢露，華麗而感傷的字體嗎？那可是中國文化高度發達時代的皇帝的字體。李煜和宋徽宗遭遇之“百凶”，是芸芸眾生所無法體會的，因此他們詞中的感慨比常人要深刻得多。但是兩人的境界又是有差異的。宋徽宗亡國以後在北地的詞，隻有兩首，廣為傳唱的就是王國維提到的《燕山亭》。宋徽宗在《燕山亭》裏吟道：“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淒婉可憐，但還隻是一己的“身世之戚”，不過他的身世遭際比普通人更為悲慘，感慨也更為沉痛而已。而李煜則不同。李煜透過切身遭際的世變，對於人生的悲劇有了更為深刻的體味；或者說，他將自己的不幸升華了，揭示出人類的普遍性悲劇，將被浮華遮掩的宇宙人生的悲劇本質敞亮出來。他對“人間”悲劇性本質的審視和叩問，已經超越了一己之悲，直透生命的本源。所以王國維說：“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宋徽宗的詞會引起讀者的同情；而李煜的詞，讀後則讓人猛然警醒，將人從渾渾噩噩的世俗享樂和貪念中解救出來。李煜詞直麵人生的悲哀，對於生命悲劇本質的揭示，與宋徽宗僅道一己之悲戚，在境界層次上顯然是有高低大小之異的。這是李煜詞的魅力之所在。
王國維在《人間嗜好之研究》裏說：
若夫真正之大詩人，則又以人類之感情為其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實為人類全體之喉舌，而讀者於此得聞其悲歡啼笑之聲，遂覺自己之勢力亦為之發揚而不能自已。
李煜後期詞中所寫，就是“人類之感情”；其著作，就是“人類全體之喉舌”。而宋徽宗尚不足以當此。近人張伯駒《叢碧詞話》說：
後主與道君詞，都是由亡國換來。李唐、趙宋江山，今日何在？唯其詞真能使征馬踟躕，寒鳥不飛，千載而後，讀者猶哽咽憐歎，雖亡國終是值得！
劍盦《李煜的詞》也曾說：“無疑的，他的不幸而亡國，正是他的幸運，使他成為中國第一流的詞人。”這個評論，實在不敢苟同。李煜和宋徽宗二人情況不同，不可一概而論。李煜生活在一切不可為的世代，南唐氣運已盡，天下大勢久分必合，南唐之亡，他須承擔一定的責任。宋徽宗則不同，他玩物喪誌，受到蔡京、童貫的愚弄，把好好的一個江山給玩完了。《宋史·徽宗本紀》批評他“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又警戒說：“自古人君，玩物而喪誌，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中國古人強調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本有先後高下之分。如果帝王沉溺於一己之娛樂導致國勢不競，家國淪喪，那既是國家不幸，更使人民遭殃。
擱筆之際，感慨萬千，聊賦四絕以殿其末：
一
初心不願做君王，天教柔肩續晚唐。
千裏江南魚米地，換來詞帝在文場。
二
百凶成就一詞人，萬劫經過始至真。
弘冀享年如得久，從嘉弱質是庸臣。
三
不妒不爭善保身，此生緗帙願為鄰。
金陵城外鐵騎疾，萬軸牙簽燒作薪。
四
藥發牽機體不伸，端王百載又蒙塵。
莫非玩物真喪誌，天道循環有果因。
摘要
天下大勢，久分必合。五代十國的混亂必然要為趙宋的一統所代替，這是曆史的必然。蒼天似乎開了個玩笑，讓李煜投錯了胎，他本來就該是個絕代才子，不該去做運數已盡的南唐的君王。李煜雖失去了江山社稷，卻贏得了“詞中之帝”的桂冠。的確，李煜是絕代才子，是帝王中的才子，是才子中的帝王。
李煜的詞，以南唐亡國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詞是他在宮廷中笙歌曼舞、花酒綺豔的貴族生活的反映，是富貴人的富貴語。經曆了亡國之後，在倉皇辭廟時，他震驚於“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山河”一旦化為烏有，尊貴帝王頓然成了階下囚虜的巨大人生落差，感覺人生恍如夢中，於是質疑眼前的一切，並從質疑上升到對人生本質的探尋。借詞抒寫亡國之恨，並由亡國之恨上升至對人生悲劇性的叩問。他守不住江山，也掌控不了人間世，更參不透人生悲劇的宿命。
人生沒有定數，人世不堪回首，人間沒有著落，一切繁華喜樂到頭來都成了空，化為無，生命沒有意義，隻有無窮無盡、沉重的哀愁和煩惱裹挾著，一刻不曾離開。這種對人生無意義、對生命悲劇性本質的體悟，正是李煜詞的思想魅力所在。王國維說：“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李煜詞直麵人生的悲哀，揭示生命的悲劇本質，讀後則讓人猛然警醒，將人從渾渾噩噩的世俗享樂和貪念中解救出來。在審美境界上，李煜對傳統詩詞做了進一步的提升，從一般的感物興情上升提純，進入了哲學的、純美的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