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在幾十年的南開教學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體係——
明確的教育方針
根據多年觀察，他認為中華民族有五大病端：“愚”“弱”“貧”“散”“私”。他曾說：“上述五病，實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見及此，深感國家缺乏積極奮發，振作有為之人才，故追隨嚴範孫先生，倡導教育救國，創辦南開學校。其消極目的，在矯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積極目的，為培養救國建國人才，以雪國恥，以圖自強。”
1934年，他在《南開的目的與南開精神》的演說中，明確提出辦學的總方針和目的：“要救國，救法是教育。救國須改造中國，改造中國先改造人。這是總方針。中國人道德壞、智識陋、身體弱，以這樣的民族，處這樣的時局，如何能存在？”
關於行動，他指出：“方法是以教育來改造中國，改造什麽？改造他的道德，改造他的知識，改造他的體魄。”從而“為社會謀進步，為公共謀幸福”。
他的教育方針，是隨著對教育的理解日臻成熟的。最初，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傳授科學知識、培養個人能力、學以致用；到三十年代初，提出教育要“土貨化”。他指出：“我以前終以為中國之弱，是隻在我們個人沒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與外人並駕齊驅，並且想以我們四百兆之眾，苟有一天能與外人一人抵一敵，則中國之強可翹首以待。故一向對於教育方式，都按此目標進行。怠至近來，因經多方觀察，覺中國至深之病，實不在個人之沒能力，而在個人缺乏合作精神。”
他認為：“我們現在一方麵是要使人民有組織的能力，合作的精神，負責任肯犧牲，沒有名利之思，不做意氣之事，什麽事都以國家為前提，如此人才，將來組織政府才能使政途清明，政治鞏固。這正是我們訓練的目標，也正是我們南開的新使命。”
按照這種理念，他認為南開教育的宗旨應“使學生‘自動’、‘自覺’，自負責任，以求上進”，他曾說：“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國現代化，使我中國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適當地位，不至受淘汰。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對症下藥，即：一是注重體育，鍛煉強健之國民；二是注重科學，培養豐富之現代化知識；三是注意精神的修養，向深處培，向厚處培，整理中國固有之文化，擇其適合於現代潮流者，闡揚廣大，奉為國魂，並推而廣之，以求貢獻於世界。”
“德、智、體、美”四育並重的教育方法
在教育實踐中，張伯苓提出了“德、智、體、美”四育並重的教育方法，並長期貫徹下去。
1.提倡科學：他在籌辦南開期間，從日本購置了實驗所需的全套儀器和設備，就是為了提倡科學，開發民智。
南開大學成立後，為了更好適應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在科學技術教育方麵，他采取了兩大方針：一是努力建設校園環境，多方籌集資金，完善各種設施。同時，聘請優良的師資。吳大猷(物理)、李繼侗(生物)、竺可楨(氣象、地理)、範文瀾(曆史)等人，或長或短，都曾在南開任過教；二是推進對社會經濟發展實用性強的學科以扶持。南開大學成立時，設文、理、商三科，確定重點發展經濟學和應用化學。1927年成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後改稱經濟研究所)和滿蒙研究會(後改稱東北研究會)，趨重實地調查和以物價指數為主的經濟統計工作。1931年成立經濟學院；又創辦化學工程係和電機工程係，附屬於理學院。
2.重視體育：在他的一生中，身體力行，參與了我國所有的重大體育賽事。
他強調“德智體三育之中，中國人所最缺乏者為體育”。他還把體育教育寫入教學大綱，作為學生必須考核過關的科目。而且他並不是單純強調體育，更注重“體育與品德”的密切關係，目的是通過體育運動，以鍛煉意誌與品格，培養和訓練體育精神。隻有在體育場上體現“團結合作”“公平競爭”“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風貌，才是現代文明社會所必需的公民素質。
3.道德教育：他認為，教育應重視人格培養和訓練，而不局限於書本。
鑒於社會風氣頹廢，個人習慣不良，他作出了十分嚴厲的校紀規定：“乃將飲酒、賭博、冶遊、吸煙、早婚等事，懸為厲禁。犯者推學，絕不寬假。”違紀“則予懸牌記過”，以示警示。
他還強調學生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是“誠信”。在南開學校第八屆畢業班的典禮講話時，他說：“是故誠之一字，為一切道德事業之本源，吾人前途進取應是為標準。事出於誠，既無不成，偶敗亦必有恢複之一日。”
他很注重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提倡“欲成事者須帶三分傻氣”“窮家子弟咬牙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鼓勵發揚南開精神——“硬幹精神”“不自私”“肯為公”“持之以恒”“繼之以勇”；認同“以此精神置之學校既發達，置國家亦必能富強也”；對“虛偽欺詐”“投機取巧”等不良品行深惡痛絕，嚴加斥責。
4.美育教育：南開是國內最早上演“校園話劇”的學校。
他曾自編自演《用非所學》，還排演了《一元錢》《新少年》《娜那》等，轟動一時。劇作家曹禺在南開上學時，從中獲益非淺。
“允公允能”思想
1934年，在南開建校三十周年紀念會上，張伯苓當眾宣布“公”和“能”作為南開的校訓，親書“允公允能”四個大字。這是他以後教育思想的精華。他說：“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國之人才。”
“公”，是指培養人的公共意識和公共道德，即“公德心”“愛國心”“國民之自覺心”。他說：“惟‘公’故能化私，化散，團結合作，有為公犧牲之精神。”
“能”，是指培養人為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之需要的各項能力，包括科學技術和方法、身體心理素質鍛煉、團隊組織協調能力等。他說：“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團結合作，有為公服務之能力。”
後來他在總結南開經驗時說：“四十年來，我南開學校之訓練，目標一貫，方法一致。根據教育理想，製定訓練方案，徹底實施，認真推行，深信必能實現預期自效果，收到良好之成績。”
“允公允能”教育思想中，他最重視“公”的教育。他認為，中國落後挨打不僅是經濟落後的原因，更應該注重如何麵對外部力量的嚴峻挑戰。他冷靜地思考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他認為全盤西化定然無所適從，應吸取精髓，如“社會公德”、“自覺心”等；而儒家思想也不可全盤否定，如“忠孝”。他指出，中國人最大的弊病在“私”字，“此為中華民族之最大病根。國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見所謀，短小淺近。隻顧眼前，忽視將來，知有個人，不知團體。流弊所及，繸至民族思想缺乏，國家觀念薄弱，良可慨也”。
“公”即“為公眾，摒除自私自利”，他強調，通過培養“愛國心”“自覺心”“合作”“誠信”“公平”“負責任”“有毅力”“專注”等精神氣質，把封建的“臣民”變成現代意識的“公民”。
“公”“能”教育可說是熔社會教育與個人教育為一爐，他說：“不為己用，而應該是為公為國，為人群服務。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責政治風氣貪汙腐化，如果我們稍加分析，就不難了解貪汙的由來，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無‘能’。如果我們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實注意到‘公’‘能’，並重觀念的培養，那麽，或許社會上貪汙腐化的風氣，將可日見肅清。”
美育教育思想
張伯苓雖不是文學家、藝術家、表演家，但卻深諳“寓教於樂”“寓德於樂”的道理。早在1901年，他就提倡“新劇”(也稱“文明戲”)，並和教職員學生一起創作演出話劇。當時周恩來、曹禺在天津南天中學讀書時，已經是南開新劇團的主要演員，曹禺後來成為中外著名的戲劇家。
他說：“戲園不隻是娛樂場，更是宣講所、教室，能改革社會風氣，提高國民道德。”
1916年，他在《舞台、學校和世界》文中，闡明了自己重視戲劇教育的觀點：“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間之君子、小人、與夫庸愚、英傑，即其劇中之角色也。欲為其優者、良者，須有預備。學校者其預備場也。”他說：“從戲劇裏麵可以得到做人的經驗。會演戲的人將來在社會上必能做事，戲劇中有小醜、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戲劇中能扮演什麽像什麽，將來在社會上也必能應付各種環境。”
當然，他還重視音樂和美術教育，雖然這兩者不及體育和戲劇教育那樣突出，不過對比其他中學和大學，成效卻是卓越的。他重視音樂教育，家教緣故首當其衝。其父擅吹拉彈打，尤擅琵琶，津人稱“琵琶張”。他耳濡目染，自然重視音樂。
他重視美育教育，不僅在藝術美方麵，更在環境美方麵。他非常重視建築的美育功能，他曾親自領導、參與設計、甚至親手拉線測查建築麵積，他認為建築除使用功能，還有美育心理功能。他把建築的藝術性和人工改造的自然美有機結合，注重建築美和環境美相結合，從而潛移默化影響學生的心靈美。
他還把美育措施具體化，實施“鏡箴”——在教學大樓和辦公樓，麵對正門，豎一大鏡，校門箴言：“麵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這是希望師生能夠自鑒，他實施“鏡箴自鑒”和“考美”。“考美”是對學生宿舍和教室的整潔、美觀、衛生等進行考核。
1934年，詩人柳亞子一進南開大學，穿行優美校園後，特賦詩讚美：
汽車飛駛抵南開，
水影林光互抱環。
此是桃源仙境界，
已同濁世隔塵埃。
參閱資料
《張伯苓教育言論選集》.王文俊等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
《張伯苓傳》.鄭致光楊光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百年家族：張伯苓》.侯傑泰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張伯苓在重慶》.宋璞.重慶出版社.2004年
《張伯苓孫女：爺爺是日本人眼中釘》.劉偉呂鬆清.《金陵晚報》.2005年
《張伯苓教育思想的現代啟示》.薛進文侯自新.《中國教育報》.2006年
《周總理吊唁張伯苓》.周利成.《今晚報》.2007年
《張伯苓圖傳》.梁吉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中國奧運第一人：張伯苓》.孫海麟.人民出版社.2008年
《南開大學因何從私立變國立》.劉宜慶.《人民政協報》.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