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壓百家,一枝獨秀——“最經典英語文庫”第六輯之《論語》導讀

薑 楠

戰爭從來不正義。

但是若把時間往前推兩千五百年,我們這些後世子孫卻著實要感謝那個混戰的時代。

戰爭總是伴隨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一邊冷漠地殺戮,一邊感性地思考。波斯百年戰爭啟發了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以及“悲劇之父”劇作家埃斯庫羅斯,而諸侯割據的中原亂世,則孕育了“百家爭鳴”的奇觀,誕生了一位名耀古今的思想者。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

孔子的地位和影響,實在不消細說。令人稱奇的是,這樣一位名耀古今、彪炳史冊的老祖宗,本人一生卻著作寥寥,也沒有係統地著書立說。好在弟子勤勞,後世整理總結者甚多,雖然免不了曲解祖師爺的本意,倒也把儒家扶為正統,力壓百家,一枝獨秀,根正苗紅地綿延千年,甚至紅到了萬裏霜天外的大西洋東岸。經過幾代來華探險者與傳教士的介紹,孔子在歐洲大陸的知名度水漲船高。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霍爾巴赫、狄德羅、魁奈,都力推孔子思想,伏爾泰甚至在房間懸掛孔子畫像。法國的近鄰——德國,也十分推崇孔子思想,哲學家和科學家萊布尼茨和沃爾夫都曾深入研習過孔子和儒家的思想。1687年,萊布尼茨41歲,即閱讀了由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編寫的《中國的哲學家孔子》一書,並進一步與身在中國的傳教士互通書信,拜訪回到歐洲的傳教士。

歐洲對孔子學說的需求如此旺盛,當世終於有人盡心竭智筆譯《論語》。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國著名漢學家,倫敦布道會傳教士,1842年擔任香港英華書院校長,是第一個係統研究並翻譯中國古代典籍的人。從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間,在友人王韜、助譯黃勝的協助下翻譯了《四書》《五經》《詩經》《道德經》《離騷》等中國主要典籍28卷。晚年在牛津大學執教,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國古代典籍的英譯上,雖久病纏身,仍日日連續工作十幾小時,筆耕不輟。

理雅各譯著等身,《論語》並不是其中最為出色的一部,但若要學會理解並試著欣賞由浸**中華文化幾十年的英國學者所英譯的中國古代典籍,語錄體散文不失為一個好的開始。在翻譯領域,雖然譯者大多規避“不可譯性”這一令譯者倍感無力的問題,卻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古代典籍的英譯從來都是“畫虎畫皮難畫骨”。一種語言,具備獨特的邏輯和魅力,綿延數千年尚能不斷發展豐富,本是奇跡,對於世界語言發展亦是件幸事,然而,在翻譯領域,譯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原語的“桎梏”,憑借自己的理解重新編碼。一種語言越是獨特,源語和目的語的差異越大,這種“桎梏”就越深,原文在翻譯過程中迷失的真味就越多。失去母語邏輯和魅力支撐的原意,免不了零落的厄運。這也是為何一些外國學者認為中國人打比方太過牽強,聯係不強的原因之一。如此,母語是英語的中國通所翻譯的中國古代典籍,其價值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大過原著本身;而二者的結合更遠非一加一等於二那般簡單堆砌,讀罷直教人瞥見天外天,悔自家無見識。

除了譯文,理雅各還編寫了注釋,或解詞釋義,或介紹典故,或說明出處,讀來有趣,能解子曰古譯的厚重出離之苦。但囿於時代與背景,理雅各的注釋亦有不盡不實之處。這也提醒我們,聖人也罷,名宿也好,著作不等於標準,可觀可賞,可歌可歎,但是,沒有經過時間檢驗的東西,不足以奉為圭臬。

翻譯亦是如此。翻譯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再好的譯文都隻是一家之言,不足為憑,理雅各也不例外。但理雅各的可貴之處在於,英譯《論語》的學者眾多,理雅各雖然隻是其中之一,卻是最早的一位,個中艱辛實難想象,所以他的譯文也最有代表性,顯示了第一位投筆譯百家的地道英國人的思維和古體英語的味道。後者尤為可貴。漢語不同於英語這種表音文字,漢字的表意象形性與單音節結構能很好地保留並延續意義,使得後世人即便不知其音,也能看懂其意。隨著眾多古文明淹沒在曆史長河中,漢語成為唯一一種從古沿用至今的文字,也成為唯一一種在向外國翻譯古代書籍時找不到對應文體的“活”語言。若用現代外語來翻譯中國古代典籍,免不了“大傷筋骨”。在語言結構和文體的對應方麵,理雅各是下了苦功的,所以他本人雖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他的譯文卻更能為中國讀者接受,朗朗上口,古樸自然,流動著不需文飾的雅致,既不會讓人感覺譯得用力過猛,也不會令人覺得功力不足。

從古到今,《論語》都是中國學子的啟蒙教材。先人總是一知半解搖頭晃腦背那平上去入,今人何幸,能讀百年譯文,解千年《論語》,交相輝映,方不負古時儒生“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自矜自誇。這一切,實應感佩在戰亂流離中仍時刻鑽研古籍,生命不息翻譯不止的“古籍英譯第一人”理雅各。如果說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稱得上勇敢,那這勇氣的來源也隻是生存的需要,而理雅各克服萬難首譯諸子百家的毅力與決心又是從何而來?

隻怕吾輩凡人終不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