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èbvre）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日常生活批判和社會空間理論的開創者。像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一樣，列斐伏爾一生的政治活動與理論活動相互交織，個人經曆與20世紀西方社會政治局勢一道跌宕起伏，他不僅曾是法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反法西斯主義的活動家，還被公認為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的“教父”。與列斐伏爾的91歲的傳奇生涯相應的是其異常高產的理論著述。他畢生完成著作六十餘部，論文三百餘篇，其中以《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間的生產》為代表作。
在列斐伏爾如此豐富的著述中，這本《馬克思的社會學》可以說是一本不起眼的小書，篇幅短小，且主要是對馬克思著作和諸多基本概念的解讀，因此不像《日常生活批判》這樣的皇皇巨著，正麵、係統地呈現列斐伏爾獨特的理論貢獻。在國內外列斐伏爾研究的二手文獻中，這本書也很少被正麵涉及。但就馬克思研究而言，此書卻具有特別的意義。可以說它呈現出了列斐伏爾解釋馬克思的獨特的社會學進路，盡管這一理論進路本身在這裏並沒有得到係統的展開，但我們已經可以從中窺見一種區別於盧卡奇、阿多諾等社會批判理論的可能性空間。如果說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乃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20世紀的一種創造性發展，那麽從邏輯上說，對馬克思的社會學解讀就應該是這一工作的必不可少的環節。正如列斐伏爾在本書中所主張的那樣，“對於理解當今世界來說，馬克思的思想不僅是充分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們看來，盡管其基本觀念在必要的地方不得不被其他觀念詳細地說明、完善和補充，但它是所有此類觀點的出發點” 。在列斐伏爾看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工作就是從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出發來分析“現代”社會。
當然，列斐伏爾主張馬克思思想為一種社會學，並不等於要將其與20世紀資產階級社會學混為一談，相反還要極力在二者之間劃清界限。他說：“我們不能將馬克思加工成一個社會學家。如果有人基於這本小書的標題堅持這樣一個命題，那他要麽是從未翻開它，要麽是用心不良。我們提及這個可能性，是因為在這種討論的背景中發生了更為糟糕的事情。馬克思不是一個社會學家，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種社會學。”應該說，社會學作為一個專門的科學還是當代學科劃分的產物，與曆史學、經濟學等一樣被界定為對世界的某個特定層麵或部分的研究。馬克思的思想的確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但卻不能被歸結為這樣一種作為特殊科學的社會學，正如我們不能將《資本論》簡單地歸結為經濟學一樣。在列斐伏爾看來，馬克思的社會學與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區別首先在於，它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總體性、綜合性的研究。隻有“總體”這個源於黑格爾的觀念能涵蓋馬克思思想的多重和複麵的特征，能夠克服當下科學研究中的碎片化趨勢和實證主義傾向。在列斐伏爾看來，實證的社會學家都傾向於保守和改良，因為其不能把握當下社會的本質和運動結構，隻能將有限的材料當作既定的事實來接受。所以，列斐伏爾闡釋出馬克思的社會學，不僅是對馬克思思想的重構，亦是對流行社會學的超越。
與總體性相關的是馬克思社會學的批判性。列斐伏爾是從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以及人類實踐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機製獲得這種批判性力量的。他說：“過程所產生的結構，內容所創造的形式，傾向於使它們（過程和內容）靜止化。因此，對結構和形式的徹底批判，是內在於知識的，並不是將一個價值判斷強加於社會學。”將社會批判的動力訴諸實踐與社會的矛盾機製本身，就避免了各種社會學中的膚淺的價值判斷，對社會本身的分析本身就包含著批判。就此而言，這種社會學與盧卡奇等人的黑格爾主義的社會理論是相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爾所揭示的這種社會機製，並不是一種精神運動。相對於盧卡奇的物化與階級意識的理論模型，列斐伏爾的社會內容與形式的模型更具有客觀性，因為具體的社會存在被置於第一性的地位，而不需要去尋求一個形而上的精神概念的支持。與黑格爾主義保持距離，使得列斐伏爾避免了青年盧卡奇那種對革命實踐樂觀態度和阿多諾等人的悲觀態度，讓革命的動力從對具體的、客觀的社會分析中釋放出來。正是在這個層麵上，列斐伏爾重構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階級和國家等概念。應該說，這些解釋處處包含著真知灼見，尤其是其清醒地與形而上學保持距離，試圖堅守在社會的層麵以實現馬克思思想最初的意圖。然而正是由於其有意地遠離形而上學，列斐伏爾卻沒有成功地為馬克思的社會學闡明哲學的前提，例如在探討實踐的時候，列斐伏爾涉及了對實踐主體以及現實個人的人類學描述，但對這些前提性的要素卻沒有深入追究。這在邏輯上就導致了列斐伏爾的總體性主張與哲學前提的模糊性之間的矛盾。按照黑格爾哲學的傳統，總體必須由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來保證，而一旦離開這樣的概念，列斐伏爾的總體性就成為一個含混的存在，被降低為多重性和複雜性。因此，在本書中我們更多地看到列斐伏爾依據實踐與社會結構、社會內容與形式之間的張力結構對馬克思思想的基本概念的重構，甚至對馬克思某些文本的重新發現，但同時也能體會到其方法論根基的晦暗不明。當然，這也許正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兩難處境，一方麵是碎片化的、實證的社會研究，一方麵是形而上學的宏大敘事，我們所能做的往往隻能是在二者之間謹慎前行。相信讀者也能在這本小書中體會到這一點。
最後還需要對本書的翻譯工作做一點交代。本書的翻譯自始至終是由我和毛林林合作完成的，但也有適當的分工，如引文的查對主要由毛林林負責，而譯文風格和關鍵術語的翻譯則主要由我掌握，最後由我審校定稿。由於水平有限，譯文難免存在錯訛和不妥之處，這些均由我負責，懇請讀者批評指正。在本書的翻譯和出版過程中，中國政法大學的張秀琴教授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祁傳華先生自始至終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和幫助，法國圖盧茲大學的安靖博士在法語方麵提供了幫助，南開大學哲學院的博士生侯振武和夏釗參與了部分審讀和校對工作，在此一並表示誠摯的謝意！
謝永康
2013年6月9日